潘漢年案件的幾個疑點   （上）

余不潔

潘漢年一生中最富傳奇色彩、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歷史，無疑發生在抗戰期間：首先和國民黨接洽、開啟國共合作抗日，此後又周旋於汪精衛政權和日本人的情報機關之間。這些獨特的經歷成就了潘漢年，也為他帶來了滅頂之災，而會見汪精衛似乎成為潘漢年個人難以言說的污點。曾任社會部部長的羅青長在一九九五年三月發表的《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一文，無疑是關於潘漢年一案最權威的定論。該文說，“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見汪精衛是在李士群、胡均鶴突然挾持下發生的，當時已無法請示。”

目前，介紹潘漢年最重要的著作應該是尹騏的《潘漢年傳》，除此之外，還有彭樹華的《潘漢年案審判前後》、尹騏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等。遺憾的是，上述著作都沒有給出資料的來源，旁人自然也無法查證。彭樹華是當年參與審判潘漢年一案的法官，看到過大量內部資料，其著作應當有相當的權威性；尹騏在寫作《潘漢年傳》過程中得到了公安部領導的支持，由於引用了部分保密資料，其著作最初只得由政法系統於一九九一年內部發行，刪改修訂後才由公安大學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公開出版發行，可靠性亦無需多言。儘管抗日戰爭已經結束70年、潘漢年平反也已30多年，不過，從尹騏所著《潘漢年傳》的出版過程可以看出，潘漢年一案依然還有大量的秘密尚不可以為百姓所知。正如彭樹華所說，“潘漢年案的背景非常複雜，牽扯到的面也非常廣。而直到現在，很多材料還沒有完全解密”。正是由於此案的敏感程度依然很高，那些官樣的文章和著作所提供的內容難免有所掩飾和迴避，因而其真實性亦大打折扣，特別是關於潘漢年會見汪精衛前後的情況，相關說法更值得懷疑。

首先，潘漢年究竟是在什麼時間會見了汪精衛，目前國內公開發表的資料對此就明顯存在一些含糊，比如《潘漢年案審判前後》、《潘漢年傳修訂本》、《潘漢年的情報生涯》，認為潘漢年會見汪精衛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間或者一九四三年春天。另外，網上一篇作者為淳于雁的文章，則說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潘漢年會見了汪精衛，這些文章都沒有提供任何依據。

然而從國民黨一方的資料看，根據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林蔚(待從室第一處主任，蔣介石軍事方面的大管家)給蔣中正的調查報告《呈復奸偽潘漢年與敵偽勾結情形》：“潘漢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團(軍)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仍潛伏於上海活動，據江蘇調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報稱，南京偽方高級人員傳出消息，謂中共曾派潘漢年未寧洽談一次，內容結果汪精衛密不宣布”1(亦可參看維基百科 潘漢年條目)。由此可推斷，潘漢年到南京會見汪精衛的時間一定不遲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準確的時間大約在此前一、兩天左右，其判定基於如下一則史料：潘漢年作為中共的名人早為各方面的情報人員所熟識，就在他會見汪精衛的時候，奉戴笠密令潛伏在汪偽軍政部內的特工鮑文沛(黃埔軍校十期生，重慶軍統局副處長)與其當場打了個照面。當晚鮑文沛即迫不及待地將電報發往重慶，使蔣介石和戴笠知道了這次汪、潘會見。2

國民黨方面對於潘漢年和汪精衛見面的情況和他們會談的目的極為關注，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毛慶祥(侍從室機要組中將組長，統管黨、政、軍、特機要工作)呈給蔣中正的報告：“敵方(日本)極力獻媚蘇俄，企圖完成聯俄聯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國聯絡共產軍牽制國軍作戰之兵力，現汪精衛正替日本拉攏八路軍毛澤東代表，而潘漢年早與汪偽正式談判妥協，且由汪偽介紹潘漢年與日軍領袖見面，東條認為此舉是與東軍聯俄互相配合之行動，但駐南京之日軍總司令長官畑俊六大將則堅持反對聯合。3 國民黨高層及情報機構對時局和各方的上述判斷可能包含極大的主觀因素甚至懷有偏見，但是，作為情報機構給最高統帥的綜合報告，其基本情況應該不會面壁虛構，“由汪偽介紹潘漢年與日軍領袖見面”之事或許不全是捕風捉影。此後，國民黨對中共的公開指責大概圍繞此論調的口徑。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潘漢年和汪精衛的會面不僅讓國民黨特工吃驚，大概也讓中共方面的地下人員吃驚不小。就在國民黨特工發現潘漢年與汪精衛見面的同時，中共安插在汪偽政權中的內線也獲知了這個消息，繼而立即通報給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長勝(曾任華中局城工部部長)。劉長勝感覺茲事體大，遂電告華中局。當時的華中局負責人饒漱石得知消息，未等潘漢年返回核實情況，即與曾山(華中局組織部長，曾授權代表新四軍與日軍秘密接觸)連署致電延安的中共中央，說得到潘漢年在南京與汪精衛會面消息。4 也就是說，中共中央在國民黨方面公開潘漢年和汪精衛見面的消息之前，便從中共自己的情報網及時知道了這個情況。

令人好奇的是，如此重大事件饒漱石為什麼不向潘漢年核實而直接報告中央？不過是一封電報而已，完全不必等潘漢年返回根據地再面談。饒漱石和潘漢年之間到底有何瓜葛？或許其中還有許多未知因素。就在這件事情之外，饒漱石還曾經向中央匯報過潘漢年“違反紀律”，這顯然是對潘漢年在與日、汪方面的交往中某些方式方法表示不解和不滿。據此推測，潘漢年或許有部分情況對華中局負責人饒漱石、大約還有陳毅等人有所保留。從另一角度看，作為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的潘漢年，某些特殊情報越過饒漱石、陳毅等領導人而直接向中央請示和匯報的事情也未嘗不合情合理。拋開這些複雜關係，無論如何，饒漱石給中央關於潘漢年會見汪精衛的情報是準確的，饒漱石對於潘漢年和日本情報機關交往的疑惑也是正常的。饒漱石為人刻板，律己甚嚴，頗有些書生意氣，他向中央匯報潘漢年的情況是其職責所在，若以心胸狹窄等原因來解釋似有不妥。如果為了突出潘漢年而對饒漱石過於嚴苛、甚至詆毀，則有失公允。

潘漢年除了和汪政權有所交往外，還“打入日寇內部”，其中的玄機至今恐怕還有很多人都無法參透，這其中就涉及到了一文一武兩個著名的日本人岩井英一和影佐禎昭。岩井英一是日軍占領下的上海日本總領館的副總領事(後升任總領事)，負責搜集政治、文化方面的情報。此人戰前便長期在中國從事情報活動，尤其關注文化和輿論宣傳，是個中國通。影佐禎昭曾任日軍參謀本部中國課的大佐課長，更是汪精衛政權的助產士、在汪精衛政權的成立過程中起了關鍵性作用，並因此成為汪精衛政權的最高軍事顧問(少將軍階)。由於當初參與汪精衛和日本方面談判的汪方要人陶希聖、高宗武中途懸崖勒馬、並將汪日談判過程和協議在媒體上公開，代表日本主導這次談判的影佐禎昭在國人中早就成為著名人物了。

潘漢年此前作為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中共在香港的統戰領袖，需要經常參加各種公開活動，而上海和香港都是各國情報機構最活躍的地方，不被他們注意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潘漢年以這樣的身份、地位以及在社會上的知名度“滲透”或者“打入”日本在上海的情報機關，而又不被日方例如岩井英一這樣的中國通察覺，這種可能性實在是微乎其微。況且，一些為日本人效勞的汪精衛系統的特工人員此前就是中共情報系統出身，他們就對潘漢年的身份一清二楚。說到底，潘漢年本人恐怕也不會天真到這個程度——幻想日本人會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交託潘漢年如此使命的中央領導更不會這樣爛漫天真。

既然潘漢年敢於如此大義凜然地和日本情報首腦長期交往，如何會在見汪精衛時那麼膽怯彷徨，潘漢年會見汪精衛果真是在李士群、胡均鶴突然挾持下發生的？在討論這個話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些當時的歷史背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美國在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區的日軍亦四處出擊，美、英與日本互相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兵鋒指處，所向披靡。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12余萬英軍在新加坡向日軍投降。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美菲聯軍7萬餘人在巴丹投降，菲律賓淪陷。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緬北重鎮密支那失守，中國遠征軍、英軍敗走，緬甸落入日軍之手。中國海外援助面臨中斷，有可能陷入被隔絕的境地。

在國內，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番號被取消，國共兩黨的關係再次發生逆轉，國民政府中斷了給八路軍、新四軍的軍費以及對延安邊區政府的財政資助。此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軍隊為了保障後方的安全，對華北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掃蕩，中共根據地受到了很多破壞，其困難程度，今人很難想象。如一九四三年三月，彭德懷在左權縣一個村莊召集一個地方幹部會議，與會者餓得連坐都坐不穩，彭德懷只好請大家躺在炕上開會。5

如果從九一八事變算起，到一九四三年初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12年，勝利依然遙遙無期，時局似乎還正在按照汪精衛等人的估計發展，戰爭究竟要持續多久更是無法預料。截至到這年八月，投奔汪精衛政權的重慶政府官員共有國民黨中央委員 20 人、高級將領58 人，這些人大多都是不滿蔣介石的政客和軍人，也有一些是與日軍苦戰失敗後不得已接受汪精衛政權節制的將領。新四軍通海自衛團700餘人一九四三年四月在日汪的軍事壓力下，不得已玩了一次中共歷史上罕見的詐降計，部隊後來被改編為汪精衛政權蘇北地區清鄉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導大隊，此事被稱作“湯糰行動”。

讓我們還回到潘漢年和汪精衛會面的問題上，此事主要涉及到三個人物。除潘、汪二人外，另一個是促成這次見面的關鍵人物李士群，此人是中共的早期黨員，曾在蘇聯受訓，被國民黨逮捕後受刑折磨但始終未出賣同仁，脫黨後還曾想重回組織，而被中共拒絕。儘管後來出任汪精衛政權特工總部主任、警政部部長、江蘇省主席，但仍以“娘家人”看待與其交往的中共人員。李士群對中共內部的組織規則和運作方式並不陌生，情知潘漢年僅僅是中共情報方面的負責人，並無權力決定中共的方針、路線，如果沒有最高層授權，潘漢年並不能代表中共中央。李士群如果想在汪精衛面前提高自己的身價，而拿潘漢年敷衍、愚弄汪精衛，此事若被汪精衛察覺，以李汪之間聲望和地位之懸殊，他豈不是自毀前程、自取其辱？無論如何，李士群“挾持”潘漢年去見汪精衛，既有悖於交好潘漢年的初衷，也得不到汪精衛欣賞的結果，以李士群之機敏練達他會做這種里外不是人的事情？

至於潘漢年本人更是多次代表中共與各方高層談判和協商，有過經驗也有過教訓。早在一九三六年，正當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謀求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時，蔣介石主動伸出了橄欖枝，指令國民政府駐蘇聯武官鄧文儀與莫斯科的中共代表聯絡，潘漢年受命與鄧接洽晤談。雙方商定於這年七月在南京舉行國共正式會談，國民黨方面將由陳果夫、陳立夫出面。隨後，潘漢年從蘇聯歸來，未經過延安，便直接到南京和國民黨高層接觸。當二陳得知潘漢年並未與陝北聯繫、是在沒有獲得陝北中央和紅軍授權的情形下來到南京時，便拒絕與潘漢年見面，只派鐵道部次長曾養甫與潘漢年敷衍了一番，並勸潘漢年儘快到陝北。這樣，潘漢年才有些灰溜溜地離開了南京。6

當年，潘漢年犯這樣的錯誤尚有情可原，因為，他以為陝北的中央只是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下屬，只要有代表團的指示他便可代表中共。豈不知，國民黨最關注的實際上是中共的武裝力量，他們需要直接和延安紅軍的統帥部接觸。缺少延安的授權，潘漢年的代表性也就大打了折扣，二陳自然不會和他談判。有過這次教訓，難道潘漢年還會在幾年後再次犯這樣的常識性錯誤？

最後，汪精衛既然想要和中共合作，自然須要得到中共領袖的回應，僅僅通過潘漢年一個情報首腦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汪精衛只是想向中共表達自己的態度和政治意願，或者想了解一下中共對國家前途的考慮，委託李士群和潘漢年交談或者傳遞一封書信也就足夠了，完全不必和潘漢年見面。雖然汪精衛僅僅是一個傀儡政權的領袖，但每天也是日理萬機，即便是一次象徵性的會面，恐怕事前也得有所安排，絕不可能臨時倉促決定。再者，汪精衛不會不知道，領袖人物們見面本身就是一種重大政治行動。假如潘漢年沒有高層授權，汪精衛為什麼要屈尊會見對方一個並沒有高層職務的情報首腦？

按照目前李士群挾持潘漢年和汪精衛見面的說法，那就等於說，汪精衛、李士群和潘漢年三個人在這件事情上同時犯下了常識性錯誤，才有了這次不同尋常的會面。那麼，即便不考慮這些人物的精明和判斷力，單單從概率上看，三個人同時犯錯誤也是一個可能性極小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