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去年年初寫的文章，借萬維讀者網發表一下。

道路自信嗎？

2014-02-12

對於中華民族復興， 共產黨說他們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自信嗎？自信到什麼程度？ 就拿反腐敗來說， 改革三十年反腐也反了三十年。 可是腐敗卻越演越烈，貪污的款項也越來越大。 然而腐敗只是目前中國社會問題的冰山一角。可見道路問題並非那麼容易解決。 本文將以腐敗為線索努力去分析一下中國將面臨着那些挑戰，有那些可選擇的道路， 以及那一條路應該是最好的復興之路。同時也想努力說明一下今天的成功之路明天並不一定能走得通。

一． 貪官殺得盡嗎？

眾所周知， 明朝朱元璋對貪官採用了最嚴厲的監督和懲罰手段。清朝早期的皇帝們也力圖嚴明治國。這些統治者對貪官採用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殺。可惜貪官是殺不盡的，明清兩朝最後都沒有逃過被腐敗淹沒的命運。以史為鑑，這兩個王朝各自延續了近三百年，如今中共政權面對腐敗能夠堅持三百年嗎？新中國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是近代大革命錘鍊出來的優秀政治家，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是毛澤東時代培養出來的接班人。他們具有反腐敗的品質和能力。而第五代和第六代領導人將是在改革開放向錢看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再往後就更不相同了。在這些共產黨後代身上那種一心為公的精神還會保留多少呢？他們還有多少能力去和腐敗作鬥爭呢？更甚者，他們當中會不會有人與腐敗同流合污呢？這些問題不能不令人深思。

為什麼貪官殺不盡呢？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很有意義。主要原因有四個。第一是社會存在着滋生腐敗的土壤。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中，錢是財富的象徵。它可以給人衣食溫飽，它可以使人榮華富貴，它還可以讓人呼風喚雨。人們千方百計地追求金錢。除了正常地以勞動或一技之長換錢，以經商賺錢，以俸祿領錢之外，還有人以奸詐虛偽騙錢， 以明火執杖搶錢，以溜門撬鎖偷錢，以黑社會控制錢，以行賄受賄分錢等等，構成了社會的陰暗面。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素描。要生活就離不開錢，但錢並非總是乾淨的。這一點古今都一樣。第二個原因是封建專制制度。從皇帝到各級官員，一個人手握轄區內的所有大權。然而官員也想發財。他們手中有權，弄點外快還不容易嗎。真所謂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靠官的也就吃官了。而吃多吃少是另外一回事。不吃的極少，吃不了兜着走的也不多，大多數還是隨大流，大家吃多少我也吃多少，這樣很安全。皇帝要懲治貪官，用的手段總是以官治官。治得了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不過是輪流坐莊而已。這就是官文化。更何況皇親國戚那個不貪，皇帝管得了嗎？第三個原因是缺少法制。封建的法和權是合一的。官即是法，所以法治不了官。第四個原因是普通老百姓受教育甚少，而且小農經濟封鎖閉塞，再加上統治階級長期分而治之，一盤散沙。不到饑荒千里，橫屍遍野，百姓決不輕易造反。這也是貪官橫行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中國比明清時期進步多了，但還不能說已經擺脫了幾千年的歷史留下的烙印。改革開放以後出現的嚴重腐敗現象難道不是在提醒我們現在的中國患有與明清王朝相似的疾病嗎？

二． 中共政權的致命弱點

中共是執政黨。中共政權的金字塔是建立在黨的民主集中制之上的，這是問題的關鍵。黨的民主制的關鍵在於黨的領袖是由為數不多的上層領導人推選產生的。在黨的中央領導班子形成之後，全黨必須服從中央。這就是黨的集中制。黨的下層領導由上級委任。而黨的各級領導人又兼任同級政府或軍隊的領導職務。這樣黨政軍三位一體從上到下形成嚴密的組織並統治着中國。這就是中共政權的硬件。而黨的方針政策等則是中共政權的軟件。就象計算機可以執行不同的軟件一樣，黨的方針政策也是可變的。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明確指出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改變。這正是鄧的高明之處。中共強大的政權保證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保證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得以貫徹執行，為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創作了條件。然而當個人發財致富的洪流席捲全國的時候，腐敗也到處蔓延，並嚴重腐蝕了中共政權和中共組織。想一想多少中共高級領導人的親朋好友掌控着關係國家經濟命運的大公司，並成了千萬或億萬富翁。數一數全國上下有多少比例的黨政幹部和家屬賺取比一般老百姓高出多少倍的收入。再看一看軍隊幹部的腐敗現象。等等，真是觸目精心。一個即得利益階層已經形成。他們上下連通，關係成網。他們將會在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舞台上頑強地表現自己。

為什麼中共政權面對腐敗會如此脆弱呢？根本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在人人都爭先恐後地賺錢時，中共的黨員和幹部也不例外。如果改革的設計師沒有為這些人按排合理的生財之道，他們就要自找出路。結果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如果中共領導對這些人再網開一面，那腐敗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面對腐敗，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比皇權的世襲制當然要強得多，但還是有致命的弱點。其一，各級黨的領導人大權在握，為貪污腐敗提供了方便。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無論你如何禁如何罰，官員們發財致富的欲望是關不住的。禁得了一時，禁不了長久，按下了葫蘆，浮起了瓢。在崇拜金錢的社會裡，這是改變不了的。不剷除腐敗的根子，單靠禁和罰最終是沒有多大作用的。其二，黨的最高領導人是由少數人推選產生的。當腐敗滲透到黨的高層，權力的易手就是早晚的事。其三，中央集權制使得壞人篡權以後很難再加以阻擋。此事一旦發生，黨的方針政策就會向即得利益階層傾斜。任人唯親就會讓那些無能但善長鑽營的人占據領導崗位。他們帶給中國社會的將不再是成功，而是失敗。歷史的悲劇就會重演。物質的繁榮不等於歷史的進步，沒有後者，前者可以得而復失。中國的改革現在需要一個更成熟，更深刻，更長效的方案。當年孔夫子倡導君臣父子的社會秩序，為兩千年封建社會文明奠定了基礎。今天中國也需要找到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為未來數百年上千年的持續繁榮打下基礎。在這個新的秩序中，社會各階層都有恰當的致富渠道，整個社會運行暢通，阻力甚小。而腐敗等社會弊病能自然得到遏制。這才是治國的上策。這才是道路，理論，和制度問題最終的答案所在。

三． 嬰兒和洗澡水

新的社會秩序不是憑空產生的。新中國六十餘年的經歷就是我們要尋找的新社會秩序的基礎。在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黨的一些領導人看到農村人民公社社員自留地里的蔬菜比生產隊田裡的莊稼要長得好。於是認定個人致富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好辦法。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啟動了以包產到戶為起點的社會改革，對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覆蓋城鄉的公有制經濟進行了全面的更改。人民公社被廢除，大多數中小國營企業或者被關閉，或者被廉價出售。倖存的國營企業也實行了股分制和廠長責任制。這些企業的老總也由此成為中國先富起來的人之一了。原來的計劃經濟被市場經濟所代替。巨大的中國市場實行了對內對外全面開放。這是一片處女地，商機無限。萬元戶，百萬元戶，千萬元戶，萬萬元戶象雨後春筍競相出現。社會財富象原子彈爆炸一樣急劇增長。可是個人發財致富是一把雙刃劍。它推動了生產力發展，也腐蝕了中國社會。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內到黨外，從官員到民眾，腐敗現象到處泛濫。弄虛作假，巧取豪奪，弱肉強食，五毒具全，喪盡天良的事件層出不盡。真是物極必反，無限度的個人致富象惡性腫瘤一樣開始危及中國社會的安危。現在有一個反腐敗的口號，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去。其實金錢也要關進籠子裡去。不把金錢關進籠子，權力在籠子裡也是關不牢的。什麼籠子可以關住金錢呢？是權力嗎，是行政命令嗎，是法律嗎，是軍隊嗎，是批評和自我批評嗎？都不是。因為金錢可以讓所有這一切都改變滋味。生產關係的問題必須由生產關係的手段來解決。能關住金錢的只有公有制生產關係。

新中國前三十年，毛澤東領導人民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大實驗。其中心就是公有制。這段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是絕無僅有極其寶貴的。它打破了私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神話，向人們顯示了實行公有制的可能性和優越性。同時也暴露了公有制可能出現的弊病，比如說吃大鍋飯。歷史是螺旋形上升的。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重提公有制好象是倒退，其實是在更高歷史水平上的進步。公有制在中國的出現就象哺乳動物在生物進化過程中的出現一樣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它可以幫助遏制腐敗並同時推動生產力繼續高速發展（本文下一小節將具體分析）。然而中國的改革幾乎把公有制掃地出門。就好象寓言中所說的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人們丟掉的不僅是過去的錯誤，而且還有一個看起來不完善但卻非常寶貴的新生命。中國人民為了尋找這一新的社會制度探索了一百多年，付出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這是西方社會沒有而只有我們才具有的經歷。這是中國人民的財富。有了它，中國就能構造一個比西方文明更先進的社會制度。有了它，中國就能對社會進行土壤改良，挖掉腐敗的根基。

新中國六十餘年所走過的路是成功的。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經歷都是無與倫比的。當然其中有許多坎坷不平以及痛苦和創傷。當人們經常回顧前三十年的教訓時，千萬不要忽視後三十年的教訓。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找到正確的前行之路。

四． 一人富富一點，集體富富一片

歷史已經證明市場經濟和發財致富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正能量。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關鍵是如何設計好社會各階層的生財之道。即讓財富涌流，又不讓腐敗滋生。假想鄧小平當年說讓一部分集體先富起來，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呢？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打開一個新的思路。這就是實現以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如果集體與集體之間富裕水平的差別不加以限制。那個集體有好的領導，好的班子，好的政策，好的團隊，好的技術，好的機遇，那個集體就可以富裕起來。相反地，那個集體就貧困下去。這和個人發財致富相似，同樣可以推動生產力高速發展。然而在一個集體內部，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的比例（暫且叫作內貧富比）則加以限制。如果內貧富比是一比一，那就成了大鍋飯，人們努力進取的積極性就會被抑制。如果內貧富比是一比一百，或者更高，那就和私有企業沒有區別，普通職工的利益就會受到嚴重損壞。通過調整內貧富比值即可以鼓勵能人帶領大家致富，鼓勵巧手為生產創新，又可以有效地調整企業內人與人的關係。對於集體來說，可採取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的政策。但對於個人來說，則必須上要封頂下要保底。封頂是相對的，是在一個企業內實現的。國家可以考慮設置統一的內貧富比最高上限。各企業可以在這個上限之內設置自己的內貧富比的值。而下要保底則主要指對失業和困難群眾的扶貧工作。

集體所有制為在企業內實現民主創造了條件。由於企業的職工都是企業的主人，地位都相對平等，這才讓企業內的民主成為可能。在企業內，經營權由廠長及其班子掌握，但分配權則由工會和黨委掌握。廠長和工會主席都由全體員工，或者員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廠長是帶領大家致富的英雄，同時也受到群眾，工會和黨委的監督。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樣的集體所有制企業中，產生腐敗的可能比私營企業就要小得多。如果中國社會主要由這樣的集體企業組成，那麼滋生腐敗的土壤就可以從根本上得到改造。由於集體企業之間自由競爭的存在，而且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不變，生產力的發展並不會因此受到阻礙。目前對腐敗所採取的懲治辦法使社會矛盾加劇，上面壓力越大，即得利益階層的反抗也越強烈。其實反腐敗是為了醫治社會的疾病，而不是要整人。除了少數之外，絕大數受牽連的還是要給出路的。 這個出路就是加入集體致富的隊伍。可見集體經濟還可以起到化解社會矛盾的作用。在實行集體經濟之後，大多數基層黨員和幹部都將是集體企業的成員。他們的致富要求在集體致富的過程中得到實現。當然經過三十年的個人致富，許多黨員和幹部或者他們的家屬都開上了小汽車，住進了小洋房，在銀行里還有大筆的存款。現在要加入集體致富的隊伍，他們很可能會覺得委屈。可以考慮讓他們保留汽車，房產，和存款，但必須到此為止，畫上句號。從今往後，如果他們還有一點共產黨員的精神，願意並有能力帶領群眾集體致富，或者作為普通成員與大家一同努力，那麼他們將受到歡迎。也可能他們更願意用已經獲得的資本辦私營企業，這樣也行，但是必須遵紀守法，善待員工，而且應該退出共產黨。或許還有人想從此吃老本，不勞而活，這也請便，但不許作威作福，橫行霸道。社會改革的目的是社會進步，甩下幾個遺老遺少不足為奇。

集體經濟還可以把人民群眾有序的組織起來，這也是和社會黑暗勢力作鬥爭的強有力的武器。什麼黑社會，犯罪團伙，毒品走私等等，都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另外，現在一個很熱門的話題不是要擴大內需嗎？如果能以集體致富代替個人致富，由此產生的內需將是十分的巨大。比較一個億萬富翁和二百個收入為五十萬的家庭，他們所創造的社會需求是何等不同。集體致富可以極大限度地壯大中國社會中產階級的隊伍。這是西方社會望塵莫及的。這對進一步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由個人致富向集體致富的轉變應該是漸進的，是改革的繼續，而不是一場新的革命。從現有的國營企業開始，逐漸推廣到曾經是國營或者集體所有的企業。從城市開始，逐步推廣到農村。在集體經濟成為社會的主體之後，還會有一大批私有的企業存在。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互相競爭，互相依賴，互相轉化，共存於市場經濟之下。

五． 黨政分家，還政於民

中國要戰勝腐敗還必須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這一直是困繞中國改革的難題。政治改革也應該是循序漸進，符合中國的國情。改革的關鍵是共產黨放權。不放權最後難免被腐敗所吞沒。而放權之後天並不會塌下來。設想這樣一個方案，即共產黨繼續掌握軍隊，保證中國社會的基石不動。但把政府的管理權放出去。由下到上，逐步逐級實行民主選舉政府的官員，最高直到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也放出去，由人民真正地選舉產生，執掌立法和對政府工作的審查權。政協也放出去，由所有具有一定規模的政黨的代表組成，並賦予比現在的政協更大的權力。比如對立法和政府工作的二次審查權，並可以建議國家主席對議案或政府決議進行否決。國家主席繼續由共產黨領袖擔任。至於司法，或者獨立，或者繼續由共產黨掌握。

實現民主選舉的目的在於讓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有能力的政治家脫穎而出，讓政府成為人民選舉的政府，為人民辦事的政府，有效率的政府。也讓政府直接受到人民的監督。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身份可以參加民主選舉。而作為整個社會的監督者，共產黨不宜直接參加這一選舉。

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下，共產黨不再直接管政府管錢，而是專職監督憲法的執行和政府的運作，專職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黨的嚴密的組織為有效的社會監督提供了保證。在集體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和工會直接掌握分配大權（到那時可以考慮將工會併入黨組織）。而在私營企業中，黨組織和工會可以有效地監督老闆遵紀守法，並保護員工的利益。在省地縣有同級的黨委監督政府工作，並可以考慮讓黨委握有對下一級政府工作的否決權。在國家一級則有黨中央和國家主席直接監督政府的工作，並握有否決權。共產黨的這一功能性的改變將使黨的組織不再那麼有利可圖，為黨擺脫腐敗的纏繞創造了條件。

黨監督社會，誰監督黨呢？這依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建議改變少數人決定黨的領導權，以及下級領導由上級任命的傳統。實行黨的各級領導都由黨員直接選舉。這樣，除了黨的紀律檢查制度以外，黨組織還直接受到全體黨員監督。

要進行這樣一場政治改革，需要的不僅是壯士斷腕的勇氣，更是脫胎換骨的決心。有人問為什麼要折騰呢？找到現在的成功之路已經很不容易了，為什麼要改呢？原因在於今天的成功之路明天不一定走得通。至今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由於強大的中共政權和國家的穩定統一，以及共產黨鼓勵個人發財致富的政策使生產力高速度的發展。在歷史上，很多新的大統一的王朝建立以後都曾經出現過這樣的盛世。而到後來，當社會兩極分化，腐敗橫行的時候，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度就變得毫無招架之力了。俗話說一物降一物，經濟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就是腐敗的剋星。中國要想有長期穩定的繁榮昌盛，必須掌握這兩個法寶。而且中國要想超過西方發達國家，最關鍵的是要建立一個比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更好的社會制度。讓我們比較一下，西方有市場經濟，中國也有市場經濟。西方有自由競爭發財致富，中國也搞自由競爭發財致富，但略高一籌，即除了個人致富以外，更主要的是集體致富。西方有社會民主，但企業幾乎都是私有的，企業內實行的是絕對獨裁，腐敗和任人唯親的現象十分嚴重。中國不但要逐步實行社會民主，而且在集體企業內也實現民主。不要小看了這兩個不同，它們好象是社會的基因突變。依靠這些不同，中國就一定能夠創造新的奇蹟。西方國家正處在穩定發展的歷史時期，其政治經濟都在一個固定的模式中運行。而中國近代以來一直處在激烈的變動之中，使得中國的社會形態具有很大的可朔性。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抓住這個機遇，建立一個更新更好的社會制度，中國就一定能再次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領袖。

六． 從君臣父子到黨政軍民，再到公私民官

我們所期待的新的社會秩序可以用“公私民官”四個字來概括。公私民官就是以公為主，以私為輔，以公為上，以私為下，以民為主，以官為輔，以民為上，以官為下。公指的是公有制經濟，集體利益，和一心為公的道德風尚。而私指的是私有制經濟，個人利益，和利己的思想行為。公和私放在一起就是以公為主，先公後私，公私兼顧，相輔相成。民指的是人民和民主，官指的是政府官員。官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為人民服務的。建立這樣一個“公私民官”的新的社會秩序應該是中國社會改革的目標，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民主在這個新的社會秩序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民主並不是西方的專利，而是人民維護自己權益的最重要的工具。過去封建統治者千方百計扼殺民主和言論自由，結果是國民莫談國事。今天如果繼續限制民主和言論自由，則只會幫助腐敗和特權階級。我們知道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是來源於經濟基礎。比如忠孝節義的道德觀念就是來源於君臣父子的社會關係。在“公私民官”的社會秩序下，先公後私的道德觀念便是社會的主流觀念。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是這種觀念的最精闢的論述，是指導思想。數遍古今中外所有的學說理論，有那一個能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那樣深刻地講述天下為公的道理和方法。當然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也要繼承，但要取其精華，古為今用。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中華民族復興的方向還是未定的。它可能成為資本主義復興，也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復興。前者的本質是私有制和個人致富。後者的本質是公有制和集體致富。不管共產黨自己怎樣稱呼目前的改革，其本質是改變不了的。堅持私有制和個人致富，就連共產黨也難免會變成資產階級政黨。如果搞資本主義復興，中國最多不過有可能成為另一個資本主義強國。說有可能是因為西方發達國家有非常完善的社會民主制度。包括三權分立，強有力的反對黨，司法獨立，新聞和言論自由。這些構成了對政府的強有力的監督。國家各級領導人都由選舉產生，因而他們必須對選民負責。健全的議會制度，健全的法侓和法治，軍隊中立並服從選舉產生的文官的領導。整個社會的民主意識和民主傳統十分良好。從公民到政客到軍人，對民主的珍惜幾乎都是至高無上的。還有少數服從多數是誠心誠意的，等等。這一切共同作用，有效地把腐敗控制在私人企業和社會基層，保持了國家政權的相對乾淨，也讓竊國大盜很難陰謀得逞。在中國，由於封建傳統，社會民風，以及共產黨的體制等，使得完全的社會民主很難實現。在這樣的條件下堅持私有制和個人致富就很難繞過腐敗的陷阱，到最後連資本主義強國都恐怕做不成。對於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復興才是一條更加光明更有前途的道路。何去何從就看共產黨在下一個三十年如何領路了。

七． 時勢和英雄

自古就有人問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在社會大動盪大變遷的歷史時期，這個問題就更為突出。在過去的一個半個世紀中，風雲變遷的中國出了多少英雄豪傑。真可以比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先說時勢造英雄。如果沒有孫中山等先驅者的努力和席捲中國的辛亥革命，沒有一百多年來的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功，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催化作用，中國也出不了一個毛澤東。反過來，如果沒有毛澤東把馬列主義具體運用到中國社會，指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中國也不會有今天的輝煌。這又是英雄造時勢。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政治家，包括古代的帝王將相，近代的軍閥獨裁，和現代的領袖首腦等，在歷史的進退，國家的興衰，和人民的安危上，總是起到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可以將歷史推進一大步，而一個敗壞的政治家也可以將歷史倒退一大步。我們常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此話不錯，因為沒有人民生產糧食和其它產品，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存在。沒有人民運動的潮流，任何革命也都不能成功。但是人民需要領路人，需要組織者。這就要靠政治家。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站地比一般人高，看地比一般人遠，考慮地比一般人更周密。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他們的重要性就尤顯突出。現在中國就需要一個象毛澤東那樣的政治家，能夠潛心思考歷史發展的走向，博採社會科學的精華，細心調查研究，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帶領黨和人民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這是國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需要。

願中華民族復興之路有驚無險，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