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論民主的話語權 何謂話語權

話語權雖然是一個新近才出現的詞彙，但是它所以指示的客體卻是一個十分古老的東西或者說是古已有之的東西。完全可以這樣說，在人類有了語言的同時，就已經萌發了話語權這樣的東西。但是如果說話語權一開始就服務於人對人的統治的話，那麼，人統治人的這樣的事情最先是“話語的統治”或者是“刀槍的統治”--似乎需要考古的方式來解決，但是有一點是用不着懷疑的，即古代社會的歷史記錄、圖書資料和各種擋案（這是古代話語權歷史的“活化石”）都由官方壟斷卻是一樁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這種事實之於我們，可以看成是統治者們對話語權的“霸占”和“獨吞”。就此而言，如果說民主的產生改變了這種歷史的話，那麼，在民主的制度中，話語權被安排在自由競爭的秩序之中的事情，就意味着一場革命和進步。從這樣的事情中，我們去理解民主的話語權在中國民主化運動中的重要性，就不會對它掉以輕心了。

民主政治其實是一個包含和包括了鬥爭的政治，在這個政治中，所有參與政治的人之間所開展的鬥爭的情況，即使我們用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去解讀也不會完全的錯誤。因此，我們在把民主的過程看成是一場圍繞話語權而開展的民主派與專制派的鬥爭的時候，在這樣的鬥爭中我們應當如何行動就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了。但是依據我個人的看法，這個問題在我們民運隊伍當中，好象並沒有受到認真的對待，所以由我們中國民運人士所說出的話語好象夾雜着疲憊的音調，也缺乏說服力，感動不了中國人民。

前幾天我在寫作“論三篇”文章的時候，同我的朋友鄧韞璧進行了一個較長時間的醞釀討論，在討論中，我對小鄧講，我其所以要對一個已經死了28年的人進行發行批判，也存在着這樣的一種思考，即我們應該在圍繞毛澤東的問題上爭取一個話語權。也就是說，當“第4代”毛的“接班人”們在“請出”了毛的亡靈的時候，我們民運人士應該有自己的對策，而這樣的對策之於我們來講，應當有一個比胡錦濤的“招魂術”更高明的行為，那就是把他們的“老祖宗”--毛澤東曾經在1966年“揭開”了的中國共產黨專政的“鐵蓋子”（那時叫“揭開蓋子搞革命”）再揭一次。如果說在“第一次”“揭蓋子”行為廣大中國人民就已經發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專政”的話，那麼，這個“蓋子”再一次地被“揭開”的行為不就是讓我們找到了中國人民反對共產黨專政的鬥爭的全部歷史了嗎？對這樣的歷史的敘述和說明就構成了民主的話語權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如果我們的民主話語中排斥了先前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共產黨專制的那一段歷史，那麼，我們在中國可以說的話就不多了，於是，我們就有可能去重複西方曾經風行一時的“精英論”。

依照上述的思路，我發現在目前的民主陣營當中，某些人的歷史觀卻是更多地同“精英論”保持着曖昧的關係，從而偏離了民主歷史觀的“人民論”的基點。由此而造成的一個現象是我們民主的話語權雖然在一個全球網絡化的時代存在着和傳播着，但是卻沒有辦法在13億的中國人民的當中紮根、發芽、成長。也正是本着這樣的思路，我才說我們的民運人士沒有掌握中國社會的話語權，在許多的問題上我們僅僅地立足於“否定”的位置上說話，給人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印象，我們的口中似乎只有“否定性的話語權”，即人們所常言的“說不權”。我們已經成功地說出了中國社會的“不民主”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已經說出了什麼是中國的民主的問題。我們本應當立足於偉大事業的中心位置，不斷地發出豪言壯語，但是我們現在卻已經遇到了“邊緣化”的危險，經我們之口說出的話不是軟弱無力，就是佶屈聱牙，試問，這種可悲的局面還要維持到什麼時候呢？在說民主的時候，我們總是以“訴苦者”的身份說什麼“共產黨太殘酷、太反動”，好象只要他們“仁慈”一點或者“開明”一點，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果子就會象熟透了的蘋果一樣的從樹上掉了下來。

論中國共產黨話語權在中國之興衰

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中，他們曾經把自己在大陸的軍事“勝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這樣的宣傳固然沒有多少可以存留給後人的價值，但是在它走紅的那個時刻中卻不是一點的價值都沒有的。我的看法是這樣：在這種宣傳中的話語之中包含着如下的一個意義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那就是在導致共產黨有關“革命戰爭勝利”的因素中包括着一個共產黨“革命話語權”的勝利。就以現在我們的觀點來評論這樣的東西，那種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中共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在當時，對於共產國際來說是一種獨立的“中國語言和中國風格”（毛語），可以看成是同共產國際的“軟對抗”，對於國民黨來說，又是一種毛澤東認為的同“三民主義”是“親兄弟”但又“高於”三民主義的“話語”，表現出了對於三民主義的“超越”，非常明顯，這樣的“話語”和三民主義比較起，它多了一個來源於西方的國際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正無論怎麼說，在具有了上述的內容之後，中國共產黨在“共產主義國際”體系內和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活中，都建立了一種自己的“話語”，並為宣傳和宣揚它而發揮了話語權的巨大效應，要不然，一個在“社會大動亂”（1919-1949年）中發了“動亂財”和“國難財”的黨的歷史在相當多的一部分中國人的心目中被視之為正兒八經的“革命史”的情況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釋。在這裡，如果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夠把白說成是黑，那麼，共產黨的確作到了這一點。所以，針對這一點，你罵共產黨無恥也罷，缺德也罷，反正它的話，在那個時候有人信。

誰都知道，孫中山是一個職業革命家，不是職業的思想家和理論家，所以三民主義這樣的東西和毛的“中國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語）比較起來，肯定是少去了許多的內容。捨去列寧主義不說，單就馬克思主義來看，它是產生在已經出現了發達現象的西方社會中的一種革命主義的東西是特別值得一提的，因此，如果中國共產黨把自己的“信仰”在同它在聯繫起來時，就在精神上無意識地“實現”了我們今天人所說的“和國際社會接軌”，而這樣的行為就在某種意義上把三民主義比得如同“國粹”。誰都知道，馬克思和孫中山、毛澤東不同，是一個職業的思想家和職業的理論家，所以那個“爬”在了他“身上”“鬧革命”的毛澤東行為就可以接受“附驥效應”的解讀。對於熟悉古典的朋友們來講，“附驥”是中國政治文學中的一個很有名的寓言，是說蚊蠅只要“附”在了好馬（“驥”）的尾巴上它可以遠行千里。可見，如某些民運朋友所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果真是一部“陰謀史”的話，那麼，“附驥說”引申出的“附驥效應”解釋也許不太違背朋友們的本意。

1949年後，中國社會在陷入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泥潭時，共產黨的話語權就同它的統治權“合二而一”，於是就開始了中國話語權的“霸權時代”。在個“霸權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真正有能力為中國產生“話語”的階級才真正地遇到了背時的困惑，他們在困惑之餘，因遭受打擊而不敢說話了，於是，出現了“共產黨人一聲喚”的局面（我在《蒙昧時代人民史》的書稿中對此作了儘可能詳細的論述）。17年之後，當1966年的人民政治造反運動勃興起來時，“造反有理”的“話語”打破了上述的局面，在人民社會中間形成了一個新的話語權。運動失敗後，人民的話語權也跟着衰落了，於是，毛個人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又一次的“獨霸天下”。

80年代初，鄧小平的“復辟”行為改變了毛個人上述的“話語”，消解了其中政治成分，使它具有了“經濟”的內容。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的“話語權”才開始了全面的衰落。因為共產黨一旦唱出了經濟的調子，那麼在經濟問題上和經濟領域內共產黨是“外行”的事實，就不是“話語”的力量所能夠改變得了的。與此相應的是，“東方紅，太陽升”的時代就只好被“西方紅，太陽落”的時代所替代。話語權在共產黨社會中所附帶的精神統治權也從此一蹶不振了！就這樣的情形來看，共產黨最終要被人民打倒的原因的一部分也在於它已經產生了自己打倒自己的歷史。分析這樣的歷史，70年代末80年代初共產黨所推行的“農村土地家庭承包製”對共產黨制度打擊之大，同1966年人民造反的“鐵拳”的力量比較起來一點兒也不輕。在普通農民的看法中，共產黨已經在“開歷史的倒車”了。陝西地方戲新編眉戶劇《杏花村》中有一句台詞說得很好：“辛辛苦苦幾十年，一下子退到了解放前。”

話語權之於共產黨雖然也曾經變成為一種“霸權”性的東西，但這僅僅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和歷史中的那種“必然性”沒有任何的內在聯繫，所以，共產黨統治的衰落最明顯不過的是他們語言乾枯，說出的話不再具有權威，也不再能夠吸引人了。用粗話說，就是狗嘴裡再也吐不出象牙了！因此，即就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執政為民”被如何吹噓，它是中國社會上的三流語言或者四流、五流語言卻是一個無人能夠否認的事實。在這個意義上說，老天爺實在是太公道了，他“收回”了共產黨的話語權的行動為我們這些要求民主的中國人民的話語權的鋪張準備了空間和條件。

如果說在上面的議論中，讀者們認為我說的話，有些乾燥的話，那麼，我補充一點我親身經歷的一些事實，也許會好一點的。就在我的老家同全國其它農村地方一樣地實行了“家庭責任制”的時候，我回家走了幾趟，聽到了社員們幾次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活在關中農村的人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吃飯的時候（產生隊時候，農民作息時間是統一的），男性社員們總是喜歡聚集在一起，一邊吃飯一邊聊天，於是就形成了一個無形的社員“議事”的風氣。當然，這樣的“議事”不是“開會”，所以言論都很自由。在大家公認的看法中，這是在“片閒”（說閒話），沒有人抓辮子。我記得有幾個社員對鄧小平的做法讚嘆不已，說“鄧小平就是聰明，有本事，比毛澤東偉大，”聽了這話，其中的一個社員竭力反對：“偉大個屁，什麼責任制？誰不知道地是個人種好？我們祖祖輩輩不都是這樣過來的，50年代就出了個產生隊……我一直就反對，10年前就說了鄧小平現在所的話，別人給我戴帽子--這事你們大家誰不知道？同樣一個話，從他口裡出來，就偉大，從我口裡出來就反動--世界就有這樣的道理，我真是想不通…… ”此刻免不了有人插嘴：“想不通了……吃完飯慢慢想，別耽擱了吃飯……”，於是，社員們哈哈一笑。我當時對這樣的話作出了如下的分析：在毛統治的時期中，毛所說的話，一般社員群眾根本就不可能說出，所以，當這些話在由黨支部書記“傳達”時，社員們聽着新鮮，對其中有些話在理解時難免產生“吃力”的感覺，好象許多人都清楚毛的有關“話語”高出他們一等，但是，在鄧小平的那一套出籠時，社員們雖然很擁護，可是很多的人認為“新政策”不過是對正確的東西的回歸，因此在他們的潛意識中，這是一個“犯了錯誤的人”的“話語”，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內容。如果說在這裡一個衰落着的共產黨的統治現象充分地表現在共產黨再也不可能說出“高”於農民的“話語”這樣的事情上面的話，那麼，在論述共產黨的話語權之衰落時，我說到這兒就可以的了，如果此刻有人要問我：“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執政為民’之類的東西你怎麼就不說呢”？我只回答四個字：“自鄶以下”。

就1989年的民主風波談中國民主的話語權

在今天，我們中國民主的力量雖然還顯得薄弱，但是，這是一種真正有發展前途的力量，我其所以這樣說，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社會上的話語權已經完全地轉移到我們的手裡來了。目前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認識和評價這樣的一種歷史性的轉移。這也就是說，我們雖然在中國現在連公開的立足之地也沒有，但是，我們卻象古代歷史上那些“受命於天”的人一樣地在被迫與危難之中接過了中國的話語權。

也正是出於上述的考慮，我認為我們研究一下話語權中的那些最微妙和最複雜的問題，實在是很有必要。在沒有正面地涉及到民主的話語權時，我們先來研究一下一般意義上的話語權。如果我們運用信息論的觀點來闡明話語權，那麼話語權就是：信息的產生+信息的加工+信息的傳播。在中國時，我曾經讀過現代著名的神學家漢斯昆的《論基督徒》的書，在這個本書中，作者對基督教的話語權作了一個十分好的描述。他說，一個在去耶利哥的路上的行人“遭劫”的報告如果是一則“新聞”的話，那麼，它僅僅不過說出了一件事情（信息的生產），這樣的事情在時間的長河中特別是在古代時間的長河中也許很快地就消失，不會留下什麼更多的痕跡，但是若是這則報道被說成是一個“十字架的故事”（信息的加工），並且這個故事由《福音書》和使徒們所傳播（信息的傳播），那麼到後來它發展成為一個基督教的故事就可以感動世界的了。在上述的論述中，我們發現了“話語”這樣的東西由一個信息的出現，經過加工，最後變成了一個語言的“權柄”的現象，分析這個現象它預設了話語權發展的全部的過程就是我們應該考察的問題。所以，從信息論的角度去觀察它，那麼，話語權就可以被看成是一個信息量無限增大，信息庫無限擴展的過程。對於民主的話語權問題，我們作類似的思考就會收到舉一反三的效果。

民主的話語權的第一元素出於民主的“事實”，而民主的“事實”又是在民主的運動中間產生的，所以，可以這樣說，我們中國在過去50多年的時間內並不缺乏民主的運動和民主的“事實”，缺乏的是我們對於這樣的事實的研究、理解和宣傳。可見我們的民主的話語權總是沒有張揚開來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沒有注意對“事實”的“加工”，也沒有注意到對它的“傳播”，這樣的情況如果被理解成我們的民主的水平不高的話，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找到問題的結症。譬如離我們現在的時間最近的一場民主運動就發生在1989年，但是16年過去了的時候，我們對這樣的運動的理解還是非常不夠的，我們在評價“6、4 慘案”這個問題上除了共產黨“殘暴、反動”這樣的共識外，就沒有多少好說的了。因此，在涉及深層次的問題上，我們就很難說到一起。運動是民主的，它發出了一個強大的民主信息--就這些，下文就沒有了。一個本來需要“加工”的信息卻進不了“加工的工序”，何談它的“傳播”。

當然，我們要認識上述問題的真相，就應該知道我們“加工”不了1989年的民主信息有着一種至今我們都沒有認識的原因，那就是我們一直受到了“社會動亂論”的鄧小平式看法的奴役，而不得自由。就表面上看，當鄧小平一伙人判斷1989年的運動同判斷1966年一樣都是“動亂”的時候，他們的所謂“反對動亂”的言行就有了個歷史上的連續性，藉着這樣的連續性，他們對1989年民主風波的定性同他們這些年在1966年的時候對紅衛兵運動和人民造反運動的看法是前後一貫的，也沒有多少動搖的餘地。如果運動要進一步發展的話，有可能導致出他們這些人被“軟禁”的鄧小平說法就很露骨。一句話，當學生們和人民對於正在發展着的運動的前景根本沒有形成一個比較統一的看法時，主張鎮壓的人們卻先於人民和學生們清楚地發現了它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由此而引出的一個結果是他們的鎮壓行為的唯一的藉口就是“中國不能夠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說到這裡，我可以作出一個結論：在1989年的事件中，主張鎮壓的“一小撮”人的口徑、語言、態度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用“中國不需要動亂”這樣的話，回答了89風波。

上述的話的意思如果是說在“鎮壓”的問題上鄧小平等人的看法可以同1981年中國共產黨的那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取得一致性的話，那麼趙紫陽等幾個“黨內改革派”的失敗就不是個人的問題了，如果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提不出一個可以在認識上超越和突破共產黨《決議》的理論和思想的話，那麼他們被懷疑為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製造中國的動亂”，就不是“老傢伙們”所施加於他們的侮蔑之詞了。也就是說，他們在個時刻中沒有辦法創造出一個可以同共產黨的一貫的“話語”不同的新的“話語”，就意味着失敗。在這裡，趙紫陽等幾個人根本就不具備毛澤東在1966年用自己個人的“造反有理”的話語權“革”了共產黨對人民運動的“管、卡、壓”的話語權的“命”的能力和勇氣。這樣的情況如果使我們發現趙紫陽本來在應當“做毛澤東第二”的時候，卻被他在此之前已經形成的對毛澤東看法的那根繩鎖所捆綁--他的悲劇意義就在這兒。他其所以在1989年的最關鍵的時刻不敢公開表態，原因在哪兒？他不怕丟掉“烏紗帽”，這一點已經得到了證實，那麼他就是怕“亂”了，怕“亂”了共產黨、“亂”了國家，而他個人在這樣的“亂”中就曾經倒過台。議論到此，可以這樣說，在1989年的民主風波中，趙紫陽有民主的意識、有人民的感情、有普通人的良心，但是根本就沒有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理論，更沒有掌握民主的的話語權。他好象同意搞民主，但是又怕“打爛”共產黨的“罈罈罐罐”。因此他由共產黨的“一把手”變成了共產黨的“階下囚”就很自然。

1989年的民主風波在大學生們中間、在人民中間所出現的情況與在趙紫陽身上的情況有許多的相似之處，所以，我們研究一下，很有必要。在1989年的事件當中，大學生們和北京市民們的行為是民主的--這是沒有多少問題的，但是，要為這一個民主的行為出據不同於鄧小平的“動亂論”的說法和道理卻又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我提出的問題--1989年的民主話語權軟弱的問題。當時並不是沒有民主的話語權，只是這樣的話語權太軟弱、太沒有說服力。我們不能把話語權這樣的東西同普通的話語混同起來，它事實上包含了一種僅次於思想的語言因素，又是在語言的層面上被組織起來的思想。所以，可以說成是“嘴皮子上的思想”。在一個有效的話語權所支配的地方內，人們看到的不僅僅是誰在說話，向什麼人說，使用的是什麼方式，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等等事實，而且是好象同時還要看到誰的話更有權威，能夠影響更多的人那種“不可見”的事實。話語權中所出現的“事實”在許多的場合下，是一種不同於“客觀事物”的“虛擬”的“事實”，因此，這樣的“事實”中包含的真理是一種可能意義上的真理。可以說也是“事實”意義上的真理的“母親”。

1989年不是沒有民主的真理，而是民主的真理的“母親”沒有“生產”。就這樣的意義看，民主被鎮壓下去了的原因除了鄧小平的反動以外可以還有我們的無能。為什麼這樣說呢？別說是在1989年，就是在今天，你去問一問，那些在89風波出了名的人，為什麼在完全有可能發動人民的條件下，運動的組織者卻一直要把人民排除在外，使它僅僅地保持一個純粹學生運動的性質呢？若不是發生了解放軍進城這樣的突發性事件，試問北京市民不能不或者會不會參與運動？學生運動“不犯法”這樣的事情和“話語”又是出於一個什麼樣的版本和有一個什麼樣的傳統呢？諸如這些情況他們能夠說清楚嗎？如果從另外的一個方向去思考，在“學生是愛國的”這樣的話語中可以不可以邏輯地演繹出工人運動、市民運動和農民運動就不是愛國的，那麼，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話的意思不就是可以表現為“讓一部分人（學生）先有民主嗎？”？好了，說到這裡，89民主風波中的“不民主”的因素就被我們尋找到了，原來在決定命運攸關的問題上，我們的民主的話語權中卻包含着與民主的東西相差十萬八千里的專制主義的成分--朋友們，這就是我們應當檢討和批判的東西。說穿了，我們的民主的話語權缺乏我們獨創的成分，在很大的程度上有一點道聽途說之嫌。

把上面的意思說得明白一點，那豈不是說1989年的民主人士所享有的話語權是一種很不完全的東西，這樣的話語權中已經包含了把民主運動當成是“動亂”的因素，所以鄧小平們在抄起了“反對動亂”的屠刀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劇就已經釀成了。因此，在今天為止，“民主”其所以被打下去了一時爬不起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中國搞民主的人沒有把民主的話語權發展成為一個可以打破“動亂論”這樣的“鐵蓋子”的東西。其實，到今天為止，許多當年的“英雄”們還生活在鄧小平於1981年為1966年的偉大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所劃定了的“動亂”的“圈子”之中。

發展民主的話語權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許多朋友可能沒有發現，我們中國民運人士和民主派們的頭上也壓着一座“大山”，它就叫“文化大革命”；正是它壓得我們抬不起頭來，你寫一張大字報，人家說你要“搞文化大革命”，你組織幾個人的小組織，人家也說你要“搞文化大革命”，你要反對“官倒”、反對“腐敗”，人家也說你要“搞文化大革命”，當然，你要反對共產黨的當權派，他們就會更加有理由地把你當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了，如果你是一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在那樣的運動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那麼，你感覺到你好象並不冤枉，但是，如果你生於“文化大革命”之後，僅僅是通過看電影、看電視劇和“學習”共產黨的《決議》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那麼人家那樣說你，你必然會感覺到冤枉，反正無論怎麼說，你只要不是美國人、法國人而是中國人，你一心要想實現自己的權利，在政治上自由的表現自己，那麼，別人給你扣上“文化大革命”的帽子--這樣的事情你儘管認為不公正，在我看來卻是非常合適的。前幾天，我剛剛寫作了《論1966年》的文章，對人們所說的“文化大革命”發表了一點看法，這裡就不在涉及，我只是就這樣的事情提出了如下的問題：我們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就必然地要存在對所作的事情的意義的認識或者理解的問題，在某些場合中，這種理解和認識不需要說明，因為它裡邊已經包含着一個“不言自明”的東西，但是在其它的情況下，它必然地包括着一個對“理解”和“認識”的說明，兩相對比，在前一類的東西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自然”的話語權，而在後一類的事情上我們就遇到了本文所說的人的話語權。前一類的話語權，人們的任務是“注釋”或者“翻譯”，後一類的話語權就成為“言說”了。現在中國民主的事情之於我們就存在着一個“言說”的問題。就以此而論，我們說出來的話，農民愛不愛 聽？市民愛不愛聽？工人愛不愛聽？士兵愛不愛聽？基層幹部愛不愛聽？倒是有許多值得需要研究的地方。

如果把上述問題理解成為搞民主的人在中國就無話可說，那是曲解了我話意，象馬加爵這樣的人也是有話可說的，並且說出來的話，可以使在場的警察掉淚，何況我們呢？庶幾，即就是我們占有“一河長”（很長）的理也說不出來，那豈不是我們今天的狀況？我雖然不是語言學家，對語言這門學問知之甚少，但我起碼知道語言的一部分來源於事實，一部分來源於對事實的理解和陳述。因此，在社會生活中特別在在政治生活中人們對同一件事的不同的理解卻是常識上的事情，儘管是這樣，我們的有關民主的話語權問題恰恰是出在了“常識”而非“知識”的層面上。就這個意義來批評我們自己，我們在民主上的缺乏並不意味着讀外國民主的書籍少，也不是對書本上的民主理論了解得少或者理解的不夠深刻，而是對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民主的所作所為了解的不多，理解得膚皮潦草。我們也已經建立了民主的“收藏夾”，裡面的確也“收藏”了不少的民主的東西，但是能管用的卻寥寥無幾。我們中國在30多年以前，就出現了民主的“樣板”運動，但是，這樣的運動沒有進入我們的民主的“收藏夾”卻是一個事實，因為我們許多人把它看成了一個“整人的運動”，非但不承認它的民主性，相反在我們的主觀意識中，還是把反對它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在發生了民主的地方，不光是共產黨在衡量這樣的事情會不會引出“文化大革命”，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們自己也在作這樣的衡量。三量兩量，能夠適合我們民主的尺度的東西就沒有多少了。

說民主的“收藏夾”不可以收藏專制主義的東西，這的確是千真萬確的道理，但是這樣的道理如果被我們演繹成為它不能夠收藏那些有“專制瑕疵”的民主的東西，那就是千錯萬錯的了。就理論上講，民主和專制可以被說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上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也絕對尋找不到這樣的民主。就拿1989年的事情來說吧，民主同共產黨的“第一把手”--趙紫陽有關係，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因此一個很好的民主“收藏夾”就必須要收藏各種各樣的民主。就上述的現象來看，我們在說到民主的時候，往往會說出那些與專制的東西有着藕斷絲連關係的民主就不足為奇。民主的話語絕對不會純粹到連專制這樣的一絲瑕疵也沒有有的地步。正因為有如此的看法，我才認為目前發展民主的話語權之於我們來說，在於我們主要應該則重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那些構成為我們中國民主的最主要的運動和事情歸納到我們的話語中去，使它變成我們的話語權中的一個組織性的因素。

今年7月份，在討論高光俊那部影響面很大的書《如何推翻中共》時，我和鄧韞璧一連寫作了8篇文章，系統地表述了我倆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和觀點。說實在的，我倆對民運中出了象高光俊這樣的敢想、敢說的青年人表示歡迎，也把他的書看成是我們民運隊伍中的很好的“宣傳品”，可以同當年的鄒容的《革命軍》相媲美，特別是在一些人反對把目前的民主定位在“革命”的水平線上的時候，本書的作者旗幟鮮明地表示了立場，認為中國目前的民主運動是“一場革命”的看法我倆完全贊成，但是，在說到“革命”同中國歷史上的那些“傳統的革命”的異同時，我們倆同高光俊之間就發生了分歧，我倆認為我們中國的民主運動是歷史的“繼承”，而不是我們民運人士們的獨創，因此，我們所“繼承”下來的“革命”同“傳統的革命”就有了很大的區別；看不到這樣的區別，認為我們應該同孫中山一樣地拿起武器，象毛澤東那樣的鑽到“深山老林、江河湖泊”中去組織“民軍”打游擊，那是我倆不能同意的問題。我倆認為被我們“繼承”下來的“民主革命”同歷史上的其它的東西一樣，也存在着一個發展的問題。我們所處的時間、地點、環境都是“傳統的革命”所沒有的或者所不具備的，因此，我們的“革命”就必然地會表現出與“傳統革命”不同的性質；這樣的性質又決定了我們的“革命行為”不可能停留在傳統的“流血革命”的階段上，恰恰我們的全部的努力都可以說是要全力以赴地使我們在脫離“流血革命”之後去進行一場“不流血的革命”--而這樣的“革命”在1966年，中國人民已經“搞出了樣板”，只是我們撇棄了它而已。

如果我們對於中國的民主的現象和民主的歷史有着一個十分明確的認識，又如果我們把這樣的認識組織在民主的話語之中去，那麼，我們在推進中國民主化運動這樣的革命性質的事業上的正確做法就是千方百計地想着要發動全國各地的人民，使人民在各自的地區中用開展民主運動的方法（如最近發生的四川漢源的農民抗爭運動）自下而上地一級一級的打倒共產黨當權派，從縣一級一直“打”到中央，那時“推翻中共”的任務不就是完成了嗎？我們不能夠從1966年人民“炮打”共產黨的立場上後退，而只能由此前進！可見，在我們民主派的陣營內容，雖然有人發出了“革命”的呼聲，但是這樣的呼聲呼叫的是“老式的革命”而不是“新革命”的事情又使人泄氣！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部分，我向朋友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海外民運人士能幹什麼？我雖然不認為我就能夠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認為我們最能夠干成的事情是發展民主的話語權。在專制的中國，要幹這樣的事情是很有困難的，但是我們立足於國際社會民主的大環境之中，若不能夠有效地發展民主話語權，在未來的中國民主化運動中我們能夠說的話就肯定不多了！

只要我們利用現在的機會很好地發展了民主的話語權，“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的，就是中國的人民大眾”，如果說我們的“上帝”不再是“客戶”意義上的“上帝”（毛澤東在延安就創造了這樣的“上帝”）而是“全能的”、“主權的”、和擁有“最終權力”的“上帝”，那麼我們的事業要取得最後的勝利就是任何的力量所不可能阻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