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遭否決，天不會塌下來

香港普選爭拗，已經經年累月。方案通不過，大家都心中有數。昨日香港立法會否決方案的真實場景，相信還是太出意料。我猜想建制派大量退場，是想造成法定人數不足，拖延投票。結果由於溝通不到位，仍留有8位建制派議員在場，讓投票得以舉行。但這個意外除了使投票記錄顯得奇怪而外，並沒有使結果有任何實質改變。因為即使建制派全部在場，支持政改者，也到不了三分之二多數。方案會被否決，殆無疑義。

其實要拖延投票，最有效的辦法是接着發言。只要是沒有發過言的，誰講都行，講什麼都行。那不就是拉布嗎？不過就是一直講到明天，結果也是不可能改變的。

現在事情既然已經結束，就到了總結反省的時候。我想這個反省，可以分三個層面。就香港而言，就中國而言，和就全世界的民主而言，我們可以反省什麼？

當然首先聲明，這裡只是我個人的反省，代表不了別人，僅供大家參考。

政改失敗對香港的意義

就香港的這次普選爭拗而言，本人的第一觀感是，纏鬥太過激烈，妥協毀於固執。

毫無疑義，香港搞西式民主，至少在中國的範圍內，客觀條件最好。首先，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政體）。它的政制演變，與內地相對獨立，又可以對內地形成示範。當然這種示範就有好或不好兩種可能。其次，香港僅是一座城市，比起內地，社會形態簡單無數倍。比如沒有城鄉差別，沒有宗教/民族分裂，當然應當好整治得多。第三，香港超級富裕，人均3.6萬$，比中國台灣的人均，多出80%。中產階級的比重，鐵定全中國最多。第四，還是只有感謝英國，留下了一個良好的法治傳統。

這樣的基礎，要試行西式民主，至少就中國範圍而言，沒有第二選。可是，香港的普選政改方案的討論，一路走來，爭拗之多，實在超出我幾年前的預想。經年中，香港的泛民派步步緊逼，揚言占中。結果適得其反，為他們贏來一個防患於未然的8.31人大決議。然後占中付諸實施，更加升高了與中央的對立。雙方都是寸步不讓，直到最終破局，大家都做輸家。

筆者的第二個感慨是，這種西式民主制度，的確是善於發掘矛盾。香港不僅沒有前述兩類對立，連階級貧富對立都不尖銳，但它還是成功地發掘出了一個與中央合作或對峙的矛盾。

我的第三個感慨是，香港的泛民派怎麼會那樣地缺乏策略思想，不懂得欲速則不達的辯證法，不明白“袋住先”比什麼都袋不住為強。真的要小心“票債票償”，下屆選舉議席泡湯。

我覺得他們不可能停止抗爭，一定會接着尋找各種機會與中央，與建制派對抗。只要中央和香港的建制派小心應對，讓泛民派的搗亂惡意充分暴露，下次立法會選舉，泛民派席次縮減的可能性遠大於席次續增的可能。一旦哪一屆立法會建制派占據三分之二多數，那就是重啟政改的好時機了。當然如果這一天老也到不了，這個普選政改就可能長期拖下去了。

我真的覺得，香港的1200人選委會間接選特首，功能界別的設置，其實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創製。本人一直主張一種對中產階級給予某些優待的加權民主。香港的制度就是這類加權民主的罕有的在實際運行中的範例。這個制度完全可以進一步完善化，而不是一定非要普選。 比如，適度增加一些大眾界別比如勞工屆的份額。比如讓各個界別內部的選舉推選過程更加規範透明。比如還可以讓區議會的議員去選舉市議會的議員（逐級遞選）。只要能保證香港的良好管制（良治/善治），普選不是不可以長期擱置。

香港政改失敗，對大陸的意義

這件事對大陸的影響，我的看法如下：

最大的影響是讓中央對西式民主在中國土地上的可行性產生更大的疑慮，中央對堅持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決心會更加堅強。

同時這也會讓中國的各路精英包括許多比較右傾的人士，更多一點回歸謹慎。民眾對西式民主的玫瑰色幻想會更多地破滅。至少我個人，就對這次失敗極為失望。我知道，它推遲的不僅是香港的政改，也包括大陸的。它再明白不過地在警示我們，那裡有多少風險。“這個東西真的不是那麼好玩呀！”我想這是很多人心底的感慨。

顯而易見，香港就是中國的政改特區。香港如果不能前進，那中國的任何城市，比如深圳，都不可能出現類似香港的直選市長的政改。更高級別的直接選舉，更是想都不用想。

這個結果未必不是好事。因為我也的確覺得，西式的普選民主，至少是在現階段，實在是不適合中國那樣一個僅僅剛越過小康、內部差別巨大，缺乏法治、寬容傳統、太久地習慣於集權政治的超級龐大的國家。我們還是應當努力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教育水平、法治、公民意識、壯大公民社會、擴張中產階級隊伍，等待更好的社會條件齊備以後，再考慮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變為宜。當然我並不認為現行的制度就已經盡善盡美，可以、應當調整的地方還很多。但大改就不必了。以今天的香港為例，那樣風險太大。小小香港，立法會70個議席，還沒有普選，今天就有多少個黨派，多少種政見。如果不是有一個還算強勢的特區政府，一個港英留下來的法治傳統，還有中央在後面壓陣，香港真的會很難管制呀。

西式民主的理念有沒有根本性的漏洞？

現在我們開始進行更高層次的反省。

我不能不承認，人民主權的理想十分崇高，一人一票的理念很是公平。但作為一個研究政治制度的學者，我還是主張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僅從理念出發，來分析現實。

我看見，這個普選制度，在西方，也是二戰以後才開始普及。我也看見，這個制度，哪怕是在發達的人均超過4萬$的西方，也有很多窒礙難行之處。（比如無法遏制公眾貪慾，過度的福利難以持續，同時難以退行。）

我看見，這個普選制度，在發展中國家，有更多的問題。在太多的這類國家，人民和精英都缺乏足夠的素養，各種亂象層出不窮，堪稱成功的範例，在一百數十個發展中國家中，真是屈指可數。

當然我也看見，咱們東北亞，中、日、韓三個民族的土地上，情況還真與其它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不一樣。

首先，有日本加四小龍五個國家/政體成功發展到任何其它非西方國家不靠大量出口石油達不到的發展水平。（人均2萬$以上。）不過，我可是看見，它們都是在威權體制下，通過最關鍵的發展（起飛）階段。然後，有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移植西式民主基本成功。雖然在中國台灣，這個體制運行得還很顛簸。香港和新加坡已經足夠富裕，卻對移植西式制度達不成共識。

再然後，我看見，中國在飛速發展，但並不依賴西式民主。當然中國還處在飛速發展期內（已經開始減速）。我看見，中國決心走一條自己的政治現代化之路。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西式民主在那麼多的非西方國家不服水土呢？

我的結論是這樣的：真的是這裡的水土，這裡的人民就是與西方的不一樣。我們先別說西式民主，就說經濟發展。為什麼除了產油國，除了東北亞，就沒有一個非西方世界國家發展到中等發達（人均2萬$）？連發展到初步發達（人均1萬$）的，都那麼少？（馬來西亞、土耳其、黎巴嫩。）須知再多的石油收入也產生不了中產階級。沒有足夠的工商業經濟發展，就不會有足夠的中產階級。沒有足夠的中產階級，就不可能有成功的西式民主，而只能是以印度為典型的次級窮民主。

但這並不是香港的情況，香港可是足夠富裕。那就還有第二個經濟以外的因素在阻擋香港在政治上的西化，那就只能是與西方不同的東方文化。具體到這次香港的爭拗，那就是政治上的不寬容與不理智，是西式民主原教旨主義，在阻擋妥協的達成。

有人說是中央政府也不讓步。我也是覺得中央無法讓。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對着幹的特首，那真是後患無窮。有道是：“讓危險胎死腹中，可是比讓它出世後不得已時再‘扼殺’，風險小得多。”

那麼普選是不是一切政改的最後歸宿呢？我還真覺得這事可以商榷。我真的覺得，普選制度的政治哲學基礎，人人平等的人民主權學說太過理想主義，它的並不充分的實踐，已經給很多國家的治理，帶來了現實的巨大困難。（比如泰國的紅衫軍/黃衫軍之爭曾經沒完沒了。現在軍管了，誰也不爭了。但哪天“還政於民”，自然還會爭起來。）

所幸另一個曾經更加令人嚮往的財產人人平等的學說，已經被人類徹底放棄，迄今不過25年。但政治權利的至少理論上前景上應然上的絕對均平，依然是今天的普世價值，雖然它在過去的也包括未來的任何時候，都不可能真正做到。

我想以下面一段政治哲學概述來結束本文。本人一直在努力希望這個觀念能得到傳播。

毫無疑義，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政治主權，就如同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財產主權一樣。但這種擁有並不算術平均。由於種種原因，一部分人民擁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權，正如一部分人民擁有更多一些的財產主權。政治主權如同財產主權，過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體的長遠利益。當然政治主權的過度不均平，同財產主權的過度不均平一樣，也不符合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我們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個恰到好處的相對的均平或不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