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執政之初,國內外的政治家、學者及知識分子都抱有一個善良的願望,認為胡溫會以新的執政理念開創中國的未來,中國的民主憲政會有巨大的突破。然而,兩年來,隨着他們施政策略的一步步出台,人們的信心破滅了。他們一方面竭力修補江澤民留下的千孔百瘡的制度,另一方面,引發了種種新的危機。 (
缺少對民間維權的應變機制 隨着互聯網、廣播、港台交往等信息渠道的透明化,逐漸覺悟了的中國民眾,維權意志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提高。面對民眾的訴求,僵化、臃腫而腐敗的官僚體制反應遲鈍,措手不及。他們除了掩蓋事實真相,就是實施暴力打壓,最後,使事態進一步激化。從「寶馬案」到重慶萬州區「挑夫事件」,從「鄭州風暴」的浪潮到四川萬源縣三萬人打鬧地方政府,從房屋拆遷上訪浪潮到深圳工人罷工運動,事件的起因都基於維權,但最後都發展成為暴力抗爭,民眾的訴求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兩年來,胡溫繼續沿用了江澤民時代漏洞百出的體制,在保障人權、深化民主、完善憲政等方面幾乎沒有什麼作為。龐大的官僚體制苟延殘喘,不能有效、及時的處理社會矛盾,不能面對弱勢群體的呼聲,不能合情合理地保護工人、農民的合法利益,是胡溫維持江澤民制度所引發的危機。僅處理民間維權來說,不是貪官就是庸官所組成的官僚體系,第一是缺少靈活快捷的應變機制,第二是缺少施政「溫情」,第三是不能公正處事,從而引發了各種矛盾的進一步激化。最後都用原始的武力鎮壓手段維持了局面,但是,也埋下了更大的隱患。隨着工人下崗、失業、農民土地被占、官司訴訟得不到公正審判,腐敗得不到治理,各式各樣的社會矛盾越發不可收拾,民眾與現政權的矛盾是引而不發,隱藏的深層次危機更加可怕。 「黃金高事件」是試金石 二○○四年,中國體制內出了一顆耀眼的新星,他就是黃金高,隨身攜帶防彈衣工作六年的福建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以他高貴的角色意識,在與腐敗的強權階層、與黑惡勢力的鬥爭中敗下陣來。按說,有這樣正直無私的官員應該是胡溫的驕傲,是人民之福祉,應該全面弘揚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但是,胡溫體制不僅不能善待其人其事,反而大加打壓,先是對其「萬言書」大發感慨,接着對其「防彈衣」的真偽大加指責。結果,黃金高犯了官場眾怒,四面楚歌,八方受敵,現傳已被「雙規」。 中國政治體制已成為一個腐爛發臭的髒水坑,各條陰溝里的髒水都流了進去,只要走進這個體制的人,都要隨波逐流、同流合污才有出路。黃金高的「脫穎而出」,是他不甘墮落,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一塊高貴的「黃金」。胡溫體制沒能弘揚黃金高的正氣,反而正不壓邪,要說是胡溫體制的悲哀,毋寧說是胡溫面對的又一個巨大的危機。 愛聽「喜鵲」厭聽「烏鴉」 如果將知識分子比喻為「喜鵲」和「烏鴉」兩個群體的話,那麼,蔣彥永、楊建利、陳勤、盧躍剛、劉曉波、余杰、師濤等人則是為數不多的「烏鴉」,因為胡溫身邊的幕僚與智囊組織,多數是報喜不報憂的「喜鵲」。西方歷代的社會思想家、哲學家大多是宣揚人性之惡、報道人類社會險情的「烏鴉」。西方的政治體制容忍一批又一批「烏鴉」的鳴噪,從哲人赫拉克特、蘇格拉底、柏拉圖到但丁、康德、盧梭、愛因斯坦、凱恩斯等等,他們的悲鳴不斷演進了西方文明歷史進程中的理性之光——民主與人權。 而今,胡溫聽不進「烏鴉」善意的悲鳴,使用暴力手段大加整肅。對於公布非典肺炎疫情及要求對「六四」事件平反的蔣彥永醫生進行軟禁;對於仗義執言的《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開除工職;與此同時,又對網絡知識分子大加整肅,先後對羅永忠、杜導斌、葉國柱,趙岩判罪,將詩人兼記者的師濤逮捕,又將著名作家劉曉波、余杰、張祖樺「三君子」拘禁,計算機被查抄,網絡作家楊天水被抓走,至今音訊杳無。另外,《往事並不如煙》、《歷史的先聲》等一些思想活躍、觀點鮮明的書籍被禁;《戰略與管理》、《同舟共進》等刊物被關閉和清洗。文字獄又一次周期性地降臨到中國知識分子的頭上。胡溫體制一方面對層出不窮的危機不能有效地解決,另一方面,還在不由自主地壓抑社會危機意識,對知識分子應有的言論、新聞自由的權利濫加褻瀆和摧殘。 種種跡象表明,對杜導斌、劉曉波、余杰等知識分子的整肅僅僅是一個開端。二○○五年開春之後,中國強權階層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整肅將繼續。但是,「烏鴉」的存在是歷史使命,除非割去其頭顱,否則,它永遠都不會停止悲鳴。 萬劫不復的死路 江澤民留給胡溫的是一個千孔百瘡、滿目瘡痍的制度,是一個腐敗盛行、道德頹廢的官僚體系,面對這樣一個危機四伏、人心向背的社會,胡溫只有窮於應付,對迂腐的制度修修補補。江澤民時代形成的全國性貪污腐敗系統已變成堅不可摧的龐大體系,這也是危機仍然伴隨着胡溫體制的又一個原因。壓抑從而喪失社會危機意識,其實就是壓抑、摧殘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動力。胡溫如果繼續沿着毛澤東、鄧小平及江澤民一黨獨裁的路線走下去,各種危機將更加洶湧,可以說將是萬劫不復的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