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六四,本人是歷史見證人,自覺其大是大非顯而易見。然而對於此一歷史事件竟然爭論十餘年之久而無定論,百思不得其解,提出若干想法供各位參考。
1、前兩天聽溫哥華一華語電視節目辯論六四事件,一女士打進電話質問“你們總在說平反六四,我就不明白你們要平反什麼?學生把社會秩序搞亂了,政府當然要鎮壓,有什麼可平反的呀!”按照我的判斷,這位女士的觀點大約代表了中國百分之五十以上人口時至今日的思想水準。歷史的發展無法超越其當時的主客觀條件,這才是六四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
2、不過聽了該女士的話我心中還是無法抑制難以名狀的悲哀,只想請教一個簡簡單單的問題:“女士先生,您認為政府可以在您自己的孩子犯錯的情況下(姑且假定錯在孩子)殺掉他(她)麼!?”我想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國女士和男士無論是十年前還是現在都會明確地立即地回答“NO!”這就怪了,該不該殺別人的孩子爭論十餘年不見分曉,該不該殺自己的孩子卻是心知肚明。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中國人的邏輯!古人云“己所不欲勿失於人”,這麼簡單的道理竟然忘到九宵雲外,還好意思爭論,不怕丟中國人的臉麼!討論6。4問題,首先應有一個前提,就是人的生命,人的尊嚴,人的民主自由權利高於一切,否則無從談起。所以我建議,若想爭論六四是非,先看看自己坐在什麼板凳上,若是認為“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若為個人故,兩者皆可拋”最好坐在另類板凳上發言,免得浪費時間。
3、爭論歷史,尤為重要的首先是尊重歷史事實,不能顛倒因果關係,顛倒事件的先後順序。很多出於善意責備學生後來搞亂了秩序的人都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導火索,即《4。26社論》,這個社論的題目就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它導致了中共高層嚴重分裂,導致學生抗議絕食,導致一系列悲劇的發生,這個社論奠定了整個事件的悲劇結局。道理很簡單,學生在四月期間上街紀念胡耀邦逝世,表達不滿情緒,屬憲法賦予神聖權利,即使發生若干磨擦,政府也沒有權利早在四月二十六日就斷定學生是“動亂”。政府錯了(犯了誹謗人民罪),人民上街遊行抗議進而絕食示威,維護自己的尊嚴和權利,要求政府改正。政府死不認錯,一誤再誤糾正時機,當然造成對立升級導致後來秩序失控,於是政府宣布戒嚴進而調動軍隊鎮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誰應該承擔歷史悲劇責任。《天安門文件》中詳細披露了中共高層內部對《4。26社論》的爭論以及此一爭論對激化矛盾錯失和平解決問題良機的重大影響。
4、換個角度審視整個事件是非就會一目了然。美國政府有權對美國學生按照憲法賦予的人權上街遊行表達民主意志(假定發生了若干集會衝突)發表聲明譴責學生 “動亂”並發誓鎮壓麼麼?若美國政府果真這麼做了,美國學生必然上街抗議,美國政府有權不認錯麼?若美國政府繼續不認錯,美國學生有權繼續抗議吧!若雙方僵持到最後必然衝突升級,秩序大亂,此時美國政府有權出動軍隊坦克鎮壓學生嗎?有權10年之後仍然不認錯且不對死難者及其家屬撫恤絲毫麼?我想不管你對 6。4持什麼觀點,大概沒有一個人認為美國政府有這樣的權力吧。為什麼那麼多的中國人包括很多現在身在國外定居的中國人就認為中國政府有這個開槍殺人且無須認錯的權力呢!中國憲法也是允許人民上街遊行的呀!
5、如果你仔細地閱讀《天安門文件》,你就會驚訝地發現,在中共高層對整個事件過程中的討論、爭論、分析、決策、行動實施、事後處理等等,從來沒有觸及過人民或者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常務委員會有什麼權力,黨員或者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有什麼權力,執政者有什麼權力約束。在整個關係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過程中,我們只看到幾個人天馬行空般的“決定”,撤職與任命,定性與戒嚴,鎮壓與開槍,沒有任何程序約束,說辦就辦,為所欲為,既不遵國法,也不循黨綱。不客氣地講,即使在當時一黨專政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整個過程的關鍵時刻黨內由中央委員會投票決定,政府由人民代表大會投票決定,6。4歷史肯定會改寫。
6、學生及整個民主陣營也犯了許多錯誤,這是歷史性的難以避免的失誤。由於中國不允許有合法的在野黨,因此不可能有成熟的民間組織,當重大歷史事件突發,青年學生及民間社會表現出自發性及幼稚性均在所難免。學生們沉緬於情緒宣泄,管理混亂,組織失控,沒有提出可行的步驟與訴求迫使政府道歉及加快改革,整個過程象一駕脫韁的馬車;民間群眾除了上街聲援學生外沒有找到更有效果的組織形式促進事件健康發展;中共黨內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沒有因勢利導,在黨內採取適當的工作策略影響危機處理過程,種種的失誤錯過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性機遇。
7、然而這就是歷史。中國人的人權意識的社會基礎、中國共產黨對內對外的獨裁統治方式、中國民主力量的幼稚與薄弱、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都決定了6。 4的必然性結局。你只要看一看即使十年後的今天,無論海內海外,仍有眾多的中國人支持政府鎮壓學生,你就會慨嘆中國民主之遙。6。4是一面歷史的鏡子,照出了中國,照出了中國人,照出了中國的漫漫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