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談改革派與保守派 |
| 送交者: 林思雲 2005年01月25日20:28:3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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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小接受了一種世界觀的教育,它把政治人物分為兩派:一派是主張革命、主張改革、主張大刀闊斧變革的路線,我們稱其為“革命派”、“改革派”或“進步勢力”;另一派則是反對革命、主張保守、主張小心謹慎穩妥的路線,我們稱其為“反革命派”、“保守派”或“頑固勢力”。 我們的教育使我們樹立起一種固有觀念,即“改革派”是好人,是代表進步的新生力量,是帶領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火車頭;相反,“保守派”是壞人,是頑固不化的舊勢力,是阻礙中國發展前進的絆腳石。按照這個固有觀念,中國發展進步的關鍵就是大力支持“改革派”,積極排除“保守派”。現在很多人寫政治評論的基本思路,也都是放在怎樣支持“改革派”和排除“保守派”的基點上。 以前我自己也持有這樣的固有觀念,直到與一位韓國學者交談以後,才改變了我的看法。在二戰以後,韓國長期以來處於軍人獨裁專政之下,韓國人也一直在進行爭取民主的鬥爭,直到1993年金泳三出任韓國總統(他是韓國首屆非軍人出身的文人總統),韓國才走上了民主的軌道,1997年反對黨候選人的金大中當選總統,標誌着民主化運動在韓國取得了成功。 我和那位韓國學者談到韓國的民主化運動時,我本想請他談談韓國的民主化運動對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啟示,以及韓國民主化運動的經驗和教訓,沒想到他卻說:“韓國民主化的一個很大教訓,就是保守派全軍覆沒了。現在韓國呼喚出現‘合理的保守派’”。 什麼是“合理的保守派”?在說明這個問題以前,我先介紹一下我與那位韓國學者關於改革派與保守派的交談吧(那位韓國學者是中國通,漢語非常流利,所以我們用漢語交談,不需要翻譯)。 如果把國家比作一輛汽車,那麼改革派就是這輛汽車的發動機,而保守派則是這輛汽車的剎車系統。發動機和剎車系統是一部健全汽車的必要組成,對於一個健全的國家來說,也同樣需要發動機和剎車系統。國家的發動機功率不足,國家的發展速度就緩慢,甚至停滯不前;相反國家的剎車系統不靈,國家就會像剎車不靈的汽車一樣,很容易失去控制,沖向危險的境地。 對於一個健全的國家來說,改革派與保守派就像左膀右臂,哪一方都不可或缺。當國家的發展出現停滯的時候,這時改革派出來掌權,加快國家的發展;而國家的發展出現過熱的時候,這時保守派出來掌權,穩定國家的狀態。改革派與保守派相互平衡,相互牽制,這是國家長期穩定發展的必要前提。 美國的兩個最大政黨,美國民主黨較為激進,可以不嚴格地稱為“改革派”,美國共和黨較為保守,可以不嚴格地稱為“保守派”;英國的兩個最大政黨,英國工黨屬於“改革派”,英國保守黨屬於“保守派”;德國的兩個最大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屬於“改革派”,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屬於“保守派”;法國的兩個最大政黨,法國社會黨屬於“改革派”,法國保衛共和聯盟屬於“保守派”;日本雖然長期是自民黨一黨單獨執政,但日本自民黨中又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相互制約,也基本形成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勢力均衡。 再回到韓國“合理的保守派”這個問題上。韓國以前是保守派一派獨大,而在民主化運動成功後,現在則是改革派(民主派)一派獨大,改革勢力與保守勢力不能相互制約,沒有形成西方國家那樣的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平衡,因此韓國學者說“韓國呼喚合理的保守派”。 近來韓國的反美、親北韓、激進民族主義的思潮與行動,都與近年來韓國的改革派(民主派)一派獨大有關。比如韓國首都“漢城”的名稱問題,其實韓國民間很早以前就抗議中國把韓國首都稱為“漢城”。因為“漢城”是韓國作為中國屬國時,中國對韓國首都的稱呼,“漢城”有漢人之城的意思,韓國人認為這是對韓國的侮辱,因此一些韓國人要求中國把韓國首都“漢城”改稱為“首爾”,但中國政府一直對此保持沉默。 1992年8月中韓建交時,韓國方面曾把“漢城”改名,作為中韓建交的一個主要議題。但在中國方面面露難色後,當時的韓國獨裁政府本着“向前看”的大原則,沒有與中國斤斤計較“漢城”的名稱問題,放棄了“漢城”的改名要求。當時韓國政府放棄“漢城”的改名要求,曾遭到國內改革派的激烈批判。現在韓國實現民主化以後,中國與韓國的關係反而越來越難相處了。韓國最近與中國發生的歷史問題爭執(高句麗問題),漢城的改名問題,都是以前韓國獨裁時代不曾出現過的激進民族主義思潮。持激進民族主義的韓國改革派一派獨大,會不會把韓國引入歧途,這正是很多韓國人正在擔心的問題。 如果說韓國人對改革派一派獨大的危險尚在令人擔心的階段,而俄國的改革派一派獨大,就曾經給俄國帶來了可以稱之為“災難”的歷史。 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不知道為什麼在中國知識分子界(特別是很多海外的民運人士)異常人氣,對於中國的改革派政治家,不管他本人願意不願意,經常要被冠上一頂“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美名(比如趙紫陽)。可是這位給俄國人帶來民主自由的“偉大的政治家”,在俄國本土卻大受冷遇,毫無人氣。比如2000年俄國大選,參加總統競選的戈爾巴喬夫,只得到不到1%的選票(那次普京得到了52%的選票)。在俄國一個人被別人稱為“戈爾巴喬夫”,大概沒有讚美的意思吧。 為什麼俄國人不喜歡戈爾巴喬夫?為什麼他們不感謝這位給他們帶來民主自由的改革人物?反而要選舉普京這樣保守色彩很濃厚的候選人呢?前些時候在網上廣為流傳的一篇文章《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俄國社會》,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端倪。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俄國社會》一文介紹了一些蘇聯時代持不同政見者和自由派,如今發現自己過去千呼萬喚的自由真的到來的時候,卻變成了一場噩夢。在蘇聯時代尖銳批判政府,一直遭迫害而流落外國的小說家季諾維也夫說:“我寫了30本分析什麼是共產主義的書,30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要是我早知道所有這一切會有如此的結果,我永遠不會去寫這些書。” 現居巴黎的前反共人士、曾被西方人贊為反共鬥士的馬克西莫夫則說:假如他知道自己過去寫的書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他就不會寫那些書;假如他知道蘇聯這隻大船會沉沒,他就不會去搖撼這船。”前蘇聯最著名的不同政見者之一梅德維捷夫(中國曾經內部發行過一本《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文集》的書,其中就收錄有梅德維捷夫的文章),更是寫了一本名為《讓歷史來證明》的書,梅德維捷夫說:無須向任何人證明,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的蘇聯,比現在的俄國好得多。戈爾巴喬夫留給後人的遺產有三個:一是世界大國蘇聯的分崩離析,二是無節制的通貨膨脹,三是80%的人進入貧困線,數百萬貧困者流落街頭。 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時代,在民主革命的名義下,俄國的保守派遭到沉重打擊,俄國政壇幾乎被改革派所囊括,結果他們搞起激進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比如蘇聯解體、休克療法等等。這些激進的改革措施不但沒有給俄國帶來大發展,反而卻搞得前超級大國俄國一蹶不振,元氣大傷,國家走向崩潰的邊緣。被改革派的激進改革“折騰”苦了的俄國人,此時才想到保守派的重要性,於是普京這樣的保守派開始大受歡迎,而曾被人們熱情歡迎,甚至排隊買他的《新思維》一書的戈爾巴喬夫,卻被人們拋棄了。 看到俄國的經驗,我們不得不承認韓國人呼喚“保守派”的心情不是空穴來風。然而在中國,主張變革的激進主張,似乎總是能夠得到盛大的喝彩。比如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激進主張,一夜實現共產主義(與俄國休克療法,一夜實現資本主義有異曲同工之處),把中國經濟搞得幾乎崩潰,後來劉少奇等保守人物上台,才使中共政權渡過難關。假如1989年趙紫陽的改革派上台,中國也很可能要嘗試一夜實現資本主義的激進改革,它會不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意想不到呢? 至於中國的民主化,在當前的情況下,日本自民黨一黨單獨執政,但黨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相互制約的模式,也許是中國和平穩健地走向民主化的較好模式。在經濟改革問題上,目前中共改革派占據上風,保守派的勢力稍弱,不過兩者基本達到相對均衡的狀態,這也是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較快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政治改革問題上,目前中共保守派占據上風,改革派聲音不足,尚需要更多的改革派勢力給予推動。 我現在感到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中國人應該改變那種“改革派”是好人,“保守派”是壞人;“改革派”推動中國前進,“保守派”阻礙中國進步的固有觀念。中國人似乎總是把“改革派”和“保守派”視為水火不容的兩股勢力,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沒有西方人對“改革派”和“保守派”相互共存的寬容心態。 因此特別希望今後中國人能夠樹立“改革派”和“保守派”共存的觀念,中國未來的健康發展,既需要改革派的推進,也需要保守派的剎車,不要在讚美改革派的同時,把保守派批判為完全有害的負面東西。總而言之,如果中國達到改革派與保守派相互制約,左派與右派勢力平衡,這應是最理想的狀態,最糟糕的就是出現一個派別“一統天下”的局面。 以前我曾經盼望中國出現一位戈爾巴喬夫,但我現在不僅不再盼望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甚至擔心中國會出現戈爾巴喬夫。當然我盼望中國走向民主化,但戈爾巴喬夫式的激進民主化,是福還是禍,那就很難說了。前蘇聯的著名異見人士現在所感慨的萬般無奈當可作為我國改革道路的一面鏡子,他們走過的彎路,我們沒必要再去親身體驗一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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