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百團大戰的評價 |
|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2月11日10:49:5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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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百團大戰的評價 關於百團大戰的評價,曾經幾度變化。在百團大戰期間及其後一段時間內,黨內軍內對百團大戰都是讚揚的,。但在經過1941年和1942年兩年的艱苦鬥爭之後,在重新總結經驗時,有不少人對百團大戰開始有了不同看法。經過1944年整風運動,尤其是1945年的“七大”和華北座談會,百團大戰被作為一個極大的錯誤來批判了。作為當事人,彭德懷在歷次黨內鬥爭中雖然承認在百團大戰的指揮方面存在着問題,但堅持總體上肯定百團大戰。“文革”之後,黨史界對百團大戰持肯定見解的人也比較多了。究竟百團大戰的意義以及它的缺點在哪裡?我想在這裡說一些看法。 首先,百團大戰爆發時,正值日、蔣談判7月23日備忘錄的達成,蔣介石和板垣征四郎首腦級會談擬於8月間在長沙舉行(七月十六日,米內內閣倒台,蔣方藉故推遲了談判)。中共當時雖然還不知道當時日、蔣談判的具體情形,但感覺到蔣方對日日益妥協的立場。在百團大戰所鼓動的全國抗日高潮和抗日聲浪中,蔣介石不得不將對日妥協的行動停頓下來,八月下旬,當日本首相近衛又寫了親筆信建議繼續會談時,遭到蔣方的拒絕。這是百團大戰的歷史意義之一。 其次,百團大戰打擊了日軍的“囚籠”政策。這是7月22日預備命令所規定的戰役任務。迄1940年夏,敵寇在華北的軍事經營,設有3,000余個據點、10,000個以上的碉堡(敵人的據點、碉堡,作為一個戰術系列,一般以中心據點為支點,附設若干於周圍,每一個據點又輔以若干碉堡(也稱據點)。廣義的包括碉堡、據點、中心據點三項,準確的概念則只包括據點、中心據點兩項。這裡使用的是準確概念。計數3,000余個,是根據敵軍材料一個師團守200個據點推算而得。)和5,000余公里鐵路、30,000余公里公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三卷第二分冊,第95頁。)這些碉堡、據點和公路、鐵路,縱橫編織,形同蛛網。這張軍事網覆蓋着整個抗日根據地,對我造成了嚴重威脅。然而敵寇的“囚籠”政策也有致命弱點-- 兵力不敷。據敵方材料,“華北:9個師團及12個旅團,共25萬人。兵力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36人。以第12軍為例,在每隔18公里的1個據點上駐有20人,一共分駐八百多個據點。”(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三卷第二分冊,第95頁。另,該引文所說的軍隊計數,未包括騎兵集團(轄第3、第4騎兵旅團)和關東軍派至熱南、察東的部隊,這兩支部隊不隸屬華北方面軍。)又謂:“多數情況是1個師團差不多分散在200個地點”。(敵人的公路依其軍事價值分為幹線、支線、散短線,幹線、支線為戰略交通線,散短線則為戰術機動。這裡所說公里計數,僅為幹線、支線,不含散短線。)在這種情況下,如不與敵展開破交戰,則勢必使根據地為敵所分割和各個擊破,而就敵人以少兵臨大國,兵力嚴重不足的現實來說,予敵人的“囚籠”政策以打擊也是可能的。這是百團大戰的又一歷史意義。 百團戰役的主要突擊方向選在正太路、北同蒲路、遼榆地區和淶靈地區;輔助突擊方向則為古德路、邯濟路(邯清段)及任河地區。上述4個主要、3個主要、3個輔助突擊方向,是敵寇華北軍事體系的7個戰略支點,如同網上的扣,解開這此節結點,敵軍戰爭機構便支離破碎,土崩瓦解了。 百團大戰將正太路井陘--壽陽段徹底破壞,並予敵陽泉支點以毀滅性打擊。但迄9月下旬,敵之軍事設施逐次恢復,鐵路也開始運行。百團大戰期間八路軍也控制了北同蒲路,並將軒崗--陽方口段徹底破壞,同時予敵忻縣外圈據點以深重打擊。10月中旬,敵將這一地帶逐次恢復,同蒲鐵路開始通車。百團大戰將榆遼封鎖線摧毀,除和順、遼縣兩點之外全部肅清。同時,予深入我北嶽腹區的淶源、靈丘之敵以重大打擊,將敵交通破壞,外圍據點肅清,敵被迫縮回淶、靈兩孤城。但這一地區於我、於敵均為必爭。敵人反覆與我爭奪這一地區,不惜代價,其常岡寬治少將、阿部規秀中將,皆於此地斃命;我在三年的殘酷鬥爭中,四得五失淶源城。百團大戰還將侵入任、河、大、肅之敵,趕入縣城,廣大鄉村為我恢復,基本打開了這一地區的局面。將邯濟路邯鄲至臨清段徹底破壞,(邯鄲至長治、長治至臨汾也有一定程度的破壞),對於打破敵寇建立這條戰略交通有重大意義。 總之,百團戰役我軍在七個要害部位衝破敵軍戰線,撕碎了敵人的華北"囚籠",打散了敵人的軍事系統,在近50縣逼退了敵人。(即:太行區有榆社、武鄉、黎城、涉縣、陵川、襄垣等縣;太岳區有沁源、浮山、安澤等縣;晉西北區有臨縣、興縣、岢嵐、嵐縣、五寨、平魯、左雲、右玉等縣;北嶽區有淶源、靈丘、阜平等縣、冀中區的任丘、河間等縣、冀魯豫區有南樂、清豐、內黃等縣;冀南區有南宮等縣。參見《彭德懷自述》第237頁。)敵人不得不花費很大力氣整飭戰線,填補殘缺。1941年2月,敵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從第11軍(武漢)、第13軍(寧滬杭)各抽調1個師團增援華北,但戰局仍無轉機,迄1941年7月,敵在華北一直取戰略守勢。直到德蘇戰爭爆發,日本軍閥在南進(太平洋)戰略的誘惑下始於華北轉取攻勢。(以上據《中日血戰三部曲》) 但是百團大戰也存在着一些問題,正是這些問題造成了後來對其評價上的分歧。 首先,百團大戰在敵情判斷上是有誤的。從“集總”(彭德懷主持工作,朱德已回延安參加軍委工作)發布的命令中可以看出,其判斷是日軍將向西安、重慶、昆明發動進攻。但實際上,在宜昌戰役後,日軍已暫取戰略守勢。如七月二十三日的“大陸命令第四三九號”中即要求,確保“黃河、黃泛區、廬州、蕪湖、杭州線以東地區”,在武漢方面的作戰區域,“大體在安慶、信陽、宜昌、岳州、南昌之間”。雖然戰時不可能獲得完全準確的敵方情報,但對敵人主要戰略行動判斷得不對,結論下得過於輕率,無論如何是個比較大的失誤。 其次,八路軍在抗戰時期的戰略方針早經確定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及“基本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百團大戰的發動,實際上是集中八路軍主力發動的戰略性大規模進攻戰役,明顯地與上述戰略方針不符。“集總”所規定的這一戰役的目標,如“較長期切斷”正太線,“基本是以截斷該線交通為目的”(七月二十二日命令);“徹底毀滅”正太線和同蒲線忻縣至朔縣段,使晉東南、晉察冀、晉西北和陝甘寧邊區大後方完全“聯成一片”(八月三十一日命令)等,均完全脫離了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超過了八路軍當時所具有的能力。這一超過實際能力的要求實際上造成了:一、原定參戰兵力只二十多個團,而實際參戰兵力超過一百個團,聲勢過大,軍事力量過於暴露;二、大部分戰鬥是攻擊敵據守的車站、關隘、縣城、據點、碉堡,這不僅超出了游擊戰範圍,也超出了運動戰範圍,變為陣地攻堅戰了。且為阻擊敵援軍,不得不打一些艱苦的陣地防禦戰。 百團大戰轉入反“掃蕩”階段之後,彭德懷出於某種戰略戰術上的考慮(如希望能抓住機會,殲敵一營以上,使敵以後之“掃蕩”不敢以大隊[營]為單位出動,從而使“掃蕩”時間間隔加長、空隙增多),不顧部隊疲勞,有些“蠻幹”(彭德懷語),關家垴之戰就是一個例子。我在以往的貼中提到過,彭的這種考慮是有道理的,戰機也是抓得好的(敵三路“掃蕩”部隊已失戰術聯繫,各自孤立,關家垴至遼縣40公里,至黃崖洞20公里,崇山峻岭,溝壑縱橫,崗巒疊嶂,3路敵軍的合攏與相互支援,非常困難),但“知己”不夠,即考慮己方的疲勞程度和裝備情況不夠。這種失誤,有時也是難免的。 其三,有一種意見認為,百團戰役我軍以很大犧牲去進攻敵軍陣地,雖然奪取了一些地方,但未能鞏固意義不大。這當然是一種表面性、片面性的認識。這是在敵人占領區進行的鬥爭,每一寸土地都是從敵人手中奪取的。在這種特殊戰爭樣式下,不能設想只有我得而無敵爭,也不能設想只有敵得而無我爭;得而夫,失而復得,敵我雙方都如此,如同我軍四得五失淶源城。最後的鞏固,就是最後勝利。如果只有具備了最後鞏固的條件方該去得,那麼在這以前該做些什麼呢?所以,得失一次論是不符合敵後游擊戰爭的邏輯的。同樣,“集總”命令以為能“較長期”截斷正太線,及將根據地“聯成一片”,也是違反敵後游擊戰爭的邏輯的(尤其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也是一次論的。 百團大戰期間及剛結束的一段時間內,黨內軍內都給予了很高評價,如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但隨之而來的華北戰爭形勢的惡化使高級領導人對百團大戰開始重新評價。1941年至1942年,日軍在華北連續推行了五次帶“總力戰”性質的“治安強化運動”。八路軍(還有新四軍及華南遊擊隊)所抗擊的敵軍總兵力,由1940年的58%,上升至1941年的75%和1942年的63%,八路軍的兵力則由1940年的四十萬下降至1941年的三十萬五千。根據地也大幅度縮小。凡此種種,造成對百團大戰的評價的改變。1943年1月鄧小平在太行分局會議的報告中對百團大戰已持批評態度:百團大戰使本區軍事力量過於暴露,傷亡很大,元氣不易恢復。 1944年4月,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的講演中說,一九四零年底以前這個階段,我黨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為主,而輕視游擊戰爭。這一批評雖然沒有點名,但實際上主要是批評彭德懷和百團大戰。1945年5月10日陸定一在“七大”的發言中說:抗戰時期,在華北一般地說是執行了中央路線的,但是有兩次嚴重的錯誤:一次是十二月會議以後;一次是百團大戰,是很大的錯誤。同一天,劉伯承的發言批評百團大戰是“原則的戰略錯誤”。5月30日討論“七大”軍事報告時,朱德也批評了百團大戰。後來朱德解釋,批評百團大戰,戰術問題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戰略上的錯誤。 現在看來,四二年以後對彭德懷以及百團大戰的批評和批判,從總結經驗的角度來講,不無道理。只是當時的氣氛過於緊張(薄一波回憶,當時的氣氛下,薄與安子文都沒有勇氣站起來為百團大戰辯護),有些批評不符合實際(當時對日本最高層決策情報不可能完全了解,往往將42、43年的困難局面歸之於實力暴露,而沒有了解這是日本最高當局已經確定的戰略。也就是說,敵後根據地的困難是一種必然現象)而且上綱過高,還夾雜了個人意氣的成分在內。這樣的批評在高級領導人之間造成一種個人成見,對後來的黨內鬥爭都產生了影響。彭德懷雖然作了檢討,但始終堅持百團大戰是必要的,同時也從內心對某些不符合實際的批評不服氣,認為是“操了二十天的娘”;而毛澤東則對彭德懷不肯全盤認錯表示不滿,認為彭的態度勉強(見師哲的回憶錄)。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雙方的這一成見對會議進程似乎也有着若干影響。 2.關於游擊戰 上述的百團大戰以及洛川會議以後紅軍將領對運動戰和游擊戰的主次問題的爭論,實際上都反映出某種對游擊戰的輕視觀念。較早地將這個問題提高到戰略高度加以認識的是毛澤東。他認為“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的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毛澤東第一個將游擊戰作為一種弱國戰勝強國的戰略進行考察並加以成功的運用。這不僅對當時,而且在現代也仍然有它的意義。 對中日戰爭而言,日本雖然在經濟上、軍事上都要比當時的中國強得多,但是它以少兵臨大國,兵力不足,始終是它無法解決的難題。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後,投入中國戰場的兵力達24個師團,100萬人,國內僅剩一個師團(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每日新聞社1978年版)。其軍事實力已近頂點,無力繼續進攻,只能將重點轉移至已占領地區。而八路軍真正讓日軍感到頭疼的就是它的游擊戰術。 華北方面軍第一零一師團作戰主任參謀中村三郎中佐,據當時的作戰記錄回憶說,“中共軍隊的行動輕快敏捷,精通地理,捕捉消滅甚難,甚至(日軍)還經常遭到中共軍隊的伏擊”(《華北治安戰》)。華北方面軍第一一零師團第一六三聯隊第二大隊戰報也記載,中共軍隊“在前沿地帶布置了濃密的地雷網,令人神經緊張”(《華北治安戰》)。結果日軍雖作出很大的努力,所謂“治安”情況仍然越來越糟。原華北方面軍高級參謀塞川吉溢大佐在回憶1944年秋季華北占領區治安狀況時指出,華北民眾大多數傾向於共產黨。1941年末,華北“治安地區”占10%,到1944年秋,“治安地區只有三個市、七個縣,占1.4%。同1941年相比,治安狀況明顯惡化了”(《華北治安戰》)。 總是有人認為游擊戰小打小鬧,不過癮,所起的作用也不如會戰來得大。提起八路軍的戰鬥,被津津樂道的總是平型關戰鬥、百團大戰等。而消滅敵人最多的百團大戰和正面戰場的一些會戰相比,(就消滅日軍而言,不包括偽軍)只是中等規模而已。平型關戰鬥就更少了。是否由此而得出遊擊戰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值一提的結論呢?顯然不是。 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在華北方面軍參謀部任職的加登幸太郎說,“現在回憶起來,筆者在任時,整個方面軍一天平均死傷50名。50名雖不多,但一年就有18000人離開戰列,是大消耗戰”(加登幸太郎,《中國和日本陸軍(下)》,圭文社,1978年版)。這一日常的消耗(顯然它不包括一些大的軍事行動——如“掃蕩”中的傷亡),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實際上相當於每年進行一次大的會戰所造成的損失。正面戰場上的一些會戰,如太原會戰,“敵傷亡二萬餘人”;隨棗會戰,“估計敵先後傷亡一萬三千餘人,我軍則約二萬五千餘人”;上高會戰,“敵傷亡一萬以上,我軍亦有一萬七千餘”(據台灣的《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集》——抗戰重要戰役選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可見,這樣的“日常”消耗,日軍的確難以承受。 當時華北淪陷的縣屬超過500個,以一個縣每天只消滅一個日軍的話,則日軍每天的損失要超過500人,這相當於一個步兵大隊的5/8,一個混成旅團1/5,一個三單位師團的1/20,一個四單位師團的1/30-1/40。反過來講,也就是平均大約2天可以消滅日軍一個大隊,5天消滅其一個旅團, 20-40天消滅其一個師團。聚少成多,由此可見游擊戰爭的威力所在。 日軍作戰通常以大隊(營)為戰術單位,日軍有多少這樣的單位呢?華北日軍有4種部隊:甲種師團8個(第20、第108、第109、第5、第114、第10、第14、第110師團),每師團12個步兵大隊,16個特種兵,(騎、炮、工、輜重兵)大隊,共計步兵96個大隊,特種兵128個大隊。乙種師團7個(第36、第37、第21、第32、第35、第27、第26師團),每師團9個步兵大隊,12個特種兵(騎、炮、工、輜重兵)大隊,共計63個步兵大隊,84個特種兵大隊。獨立混成旅團9個,每旅團5個步兵大隊,3個特種兵(炮、工、輜重兵)中隊,共計45個步兵大隊,9個特種兵大隊(3個中隊折合1個大隊)。騎兵旅團2個,每旅團5個騎兵大隊,共計10個大隊。以上總計步、騎214個大隊,特種兵221個大隊(《中日血戰三部曲》)。 可見,以看似微小的每天每縣只傷亡1人,即每天500人這樣的消耗率,日軍也是持續不了幾年的。在抗日戰爭的8年中,我敵後戰場共殲日軍52萬餘人,就整個中國戰場來說,日軍被中國軍隊斃傷俘的總數,據日本方面的統計達133萬餘人(棟田博:《兵隊日本史》第280頁,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75年 6月版;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戰爭》第266頁,侏式會社教育社1979年版。這不包括其在東北地區前六年戰爭中傷亡數和在滇緬作戰中被中國軍隊斃傷數。日軍在東北的傷亡,據日本方面統計,在1939年9月到1945年9月的14年中,日軍官兵被東北抗日聯軍等抗日武裝斃傷俘約172,000餘人,據我方不完全統計,日軍被我擊斃者為182,700人,加上傷、俘的不下25萬人)。此外,敵後戰場還殲滅了大量的偽軍。總起來講,敵後戰場所消滅的日偽軍,大部分不是靠大的戰役戰鬥取得的,而是靠上述一點一滴的“日常”消耗,在無形中積累起來的。 從二次大戰中其它各國的游擊戰中,也可以看出遊擊戰在獨立作戰或配合正規戰場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如在蘇聯,據《蘇聯軍事百科》記載,戰爭期間受游擊運動總司令部指揮的游擊隊共50萬人,顛覆敵列車2萬餘列,炸毀裝甲列車58列,毀壞機車1萬餘台,車廂11萬節,炸毀鐵路和公路橋梁1.2萬座,擊毀汽車5萬餘輛。另據索芬斯基主編的《蘇聯》一書,戰爭期間,蘇聯游擊隊共殲俘德軍約100萬人。德軍統帥部不得不使用警衛、偵察力量和大約10%的正規軍去保護後方設施和交通線安全。 在南斯拉夫,在完全依靠游擊戰爭的情況下,民族解放陣線由弱小的游擊隊發展成擁有80萬正規軍的解放軍,戰爭期間共殲敵達40多萬。歐洲各國在德占區的游擊戰所牽制的德軍:南斯拉夫40-60萬,意大利30-40萬,法國60萬,希臘30-40萬,加上其它國家共牽制德軍達200-240萬人。據艾森豪威爾保守的估計,歐洲西部德占區的游擊戰效果,相當於15個正規師的行動,對盟軍登陸作戰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在現代條件下,游擊戰爭的形式當然不一定和以往完全相同。比如對中國來說,提高武器裝備水平,力爭打贏一場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固然很重要。但對於如何應付一場全面或局部的防禦戰爭,也應該作到心中有數。在當前條件下,要打贏一場這樣的防禦戰爭,仍然離不開游擊戰。除了在戰爭初期必須堅持部分要點的守備以外,還必須組織比較正規的游擊兵團,以部分野戰軍和守備、邊防部隊為骨幹,由地方武裝和民兵組成,編成相當於團、師甚至更大一些的單位,並建立能使之長期生存和獨立作戰的基地,以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在現代戰爭寬正面、高速度、大縱深的條件下,當敵突入我戰役乃至戰略縱深之後,其受兵力有限、戰線拉長的限制,將不得不集中兵力於第一線,則其正面戰場的後方、兩個重兵集團的側後、天然障礙的背面或國境線以內的地區,都可能出現守備薄弱或無守備的情況,這正是游擊戰爭可以大顯身手之處。 游擊戰除了騷擾敵後方,打擊敵交通線以外,殲滅敵軍有生力量也是重要任務之一。在敵強我弱的基本情況沒有改變以前,打小殲滅戰無論對正面戰場的主力還是對敵後戰場的游擊兵團來說,都是首選目標。據概算(70-80年代),我軍要殲滅蘇軍一個摩步團,需集中5至6個步兵團的兵力和反坦克火力。因此即使對正規兵團而言,在戰爭初期,也只能力求打一些營或團的目標(在今天,如果不能掌握戰略乃至戰役制空權的條件下,殲敵目標也不能取得太大)。對游擊兵團而言,應該爭取打擊更小的(如連排級)目標,以逐步改變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 從二次大戰以後的歷史經驗來看,對超級大國來說,最令其頭疼的不是象多國部隊對伊拉克、北約對南斯拉夫這樣的戰爭,而是象越南、阿富汗、索馬里這樣的叢林、山地或城市游擊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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