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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中國不敢“妖魔化”美國?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2月27日21:10:4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自從5年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發表後,“妖魔化”成了中美媒體、政界和學界歷久不衰的爭議話題。常有人問:“美國媒體為什麼要妖魔化中國的形象?難道中國媒體不妖魔化美國?”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討論一下中美媒體和中美公眾是如何看待相互的形象、價值和位置、兩國媒體在報道對方的態度與視角。

  美國媒體對中國長期以來是採取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美國自19世紀以來,一直認為他們在中國的活動是慈善事業,做的是傳道士和救世主的工作。一方面,《馬可·波羅遊記》、中國年輕女子的小腳讓美國人激動不已,另一方面,他們發現中國人生活在一個愚昧、落後、骯髒、野蠻的文化中,需要西方人的教化。而中國人把這種施捨看成是強加的,是一種精神文化侵略,是對人格、國格的侮辱。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生前評論美國利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辦學是培養“代理人”。清華大學老教授張光斗最近指出,美國正在中國下一代中培育“汪精衛精神“。  

  在傳教士和救世主精神的鼓舞下,在過去十多年裡,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武裝台灣、支持藏獨、阻止中國舉辦奧運、攔截“銀河號“貨輪、阻止中國加入WTO、不停地在中國沿海搞軍情活動,都被美國媒體視為推動中國在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上加入世界一體化進程的一部分,是推翻中國統治者、拯救中國人的解放事業。但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強權國家利用政治藉口,阻擋中國經濟強大、阻止中華民族復興的企圖。

  中國媒體對美國是一種愛恨心理。美國在中國媒體上有兩種面孔:霸權、傲慢、恃強凌弱的世界軍事帝國;科教發達、經濟繁榮、自由民主的現代文明國家。這也正是為什麼,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一方面對北約轟炸中國使館、美國在中國家門口撞沉中國飛機怒髮衝冠,並對中國政府對美國的反應軟弱無力表示不滿;另一方面,他們很可能一邊在網上發帖子要求嚴懲美國強盜,一邊在背托福單詞,準備去美國留學。

  由於中國對美國的這樣一種矛盾心理,無論美國如何挑釁或干涉中國內政,出於安定、團結、加入全球化進程的大局,由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對美國的報道不會強硬起來,更不敢煽動公眾的反美情緒。他們只會要求中國媒體在選取新聞事實的時候,要以中美關係大局為重、為增進中美友誼服務。正如一位學者說的,中國官方控制的媒體之所以不敢魔化美國,“是因為美國對中國太重要了。”

  中國領導人經常要求中美兩國媒體的新聞報道有助於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甚至友誼,而不是加深誤解。這在中國媒體上是很容易做到的,因為中國媒體是官辦的,其作用是與黨中央、外交部保持一致。但美國媒體很難做到這一點。

  美國傳媒經過選擇展現給讀者或觀眾的新聞事實是至少要滿足兩方面的需求:1)增強國家的的自信和自豪感;2)滿足公眾的集體情緒。

  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市場經濟擴張極大膨脹了美國的自信和自豪感。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認為,美國的政治經濟價值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頂峰。特別是以美國干預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成功,美國感到他們有一種在全世界培育和促進美國價值的責任。美國政府有義務通過大眾傳媒在國際上推銷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相信,他們打擊伊拉克、轟炸南斯拉夫、在中國家門口偵查是在行使一種國際警察的權利,是維護國際安全、自由貿易和人權的高尚行動。

因此,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主持人JimLehrer對中國駐美大使楊潔篪的採訪變成了一場道德審判:

  “美國24名機組人員今晚成了中國政府的囚犯。難道不是嗎?“

  “他們難道不能自由離開中國嗎?“

  “他們現在是囚犯,難道不是嗎?“

  “你們要扣這些美國人多久?難道一直要等美國以某種方式道歉為止?“

  “美國已經說了,我們對這件事沒有什麼好道歉的,但是對中國飛行員的死表示遺憾。難道這對你們還不夠嗎?“

  “你難道不理解美國人民對違抗飛行員的意願扣留他們的關注嗎?“

  “你難道不關心今天來自華盛頓的新聞報道說,如果中國不釋放美國人,美國國會和其他各界將立法限制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在中國舉辦奧運會......."

  試想,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的主持人敢這樣責問美國大使嗎?即使他有這個膽子,中國能讓他播出來嗎?

  JimLehrer之所以象警察審判小偷那樣採訪中國大使,正是因為中國在美國公眾的心目中有“妖魔”這樣的陰影。Netscape在網上問:“美國該不該向中國道歉?“69%的網民說”No“。

  有人不相信媒體會對中美關係產生重大影響。但是,一項調查發現,1980年(鄧小平成為《時代》周刊的風雲人物),只有18%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嚴重威脅;1989年,美國4大廣播公司播出了881分鐘的中國報道,(1988年只有64分鐘的中國報道),58%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嚴重威脅;1999年,美國所有大報的頭版最顯著位置刊登了美國駐華大事尚幕傑被中國學生圍困在使館的照片,同時,大肆炒做李文和事件,結果,60%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嚴重威脅。

  由於美國主導、控制了全球媒體和國際傳播渠道,中國總是希望改變其在美國媒體的形象藉以改善其國際形象。這很難實現。中國要改變形象,首先要改變美國媒體居高臨下的態度。但是,美國媒體沒有增進中美友誼的義務,它只有滿足美國公眾需求的義務。除了達賴喇嘛、李文和……,中國民族主義這樣的故事外,美國公眾對中國沒有太大的興趣。

  (摘自博客中國。本文僅供參考,文章觀點與本網立場無關)

  【相關文章】妖魔化中國的反概念

  美國媒體“妖魔化中國”的提法1996年由新華社記者李希光首次提出。由於李希光等8人所著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在次年大賣,使“妖魔化中國”的概念流行並引起巨大爭議,其影響波及美國。

  對美國“妖魔化中國”的批評,近年來不斷見諸中國報端。與此同時,美國媒體提出了“中國妖魔化美國”的反概念。《華盛頓郵報》曾發表《中國妖魔化美國》的社論,指責中國官方媒體充斥了“美國霸權”的聲音,中國正在進行“妖魔化美國”的宣傳。對此,中國《環球時報》載文認為:“這顯然是‘倒打一耙’的醜惡行徑。”

2002年7月,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了《中國軍事力量年度評估報告》,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也向國會提交了《美中安全評估報告》。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張國慶博士對此表示,面對中國的發展和強大,美國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先是不相信,提出諸如“中國崩潰論”之類妖魔化中國的論調;在不得不接受事實之後,又大喊“中國威脅論”,企圖遏制中國崛起的進程;現在,美國的認識進入到第三個階段,即開始重視中國,把中國當成真正的對手。

  捉不住的陰影

  認為“妖魔化中國”的確存在的中國新聞工作者中,對美國媒體的動機看法也不盡相同。一部分人認為,妖魔化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另一部分人則認為雖然不一定存在這種主觀上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但是美國媒體的很多報道在客觀上造成了妖魔化中國的效果,這是美國政府高明地操縱輿論以及媒體高度自覺發揮作用的體現。然而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夠從分析美國媒體的編輯方針和運作方式等角度,證明妖魔化確實存在。目前妖魔化存在的主要證據仍然是其造成的客觀效果。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作者之一熊蕾說,美國媒體人士都不承認他們對中國的報道存在偏見。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說,美國媒介“沒有妖魔化中國的陰謀”。但是美國媒介的報道對許多美國人造成的影響使我不能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有意識也罷,無意識也罷,確實有妖魔化中國的傾向。

  熊蕾提到《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中的一段:美國公共廣播電視網(PBS)播過一部關於西藏現狀的電視紀錄片。西藏明明通用藏、漢兩種文字,學校也是實行雙語教學,但是美國人拍的片子對此隻字不提,卻說共產黨在把西藏“漢化”。所舉的例子之一竟是與尼泊爾交界的樟木鎮,說這是“漢族名字”!我去過樟木,還特地請教了當地的藏族同志,“樟木”是藏語“Zam”的音譯,意思是“臨近”!

  網上有篇署名朱乙文的文章《遺漏的背後——評美加傳媒對釣魚島爭端的冷漠》也對妖魔化中國進行了清晰的描述:“自1994年以來,美加主流媒體中“遏制中國”的輿論已經形成。該輿論的基本框架是: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專制國家,是西方社會制度和西方民主理想的大敵,西方媒介應該對任何反對中國和中國政府的新聞事件進行正面報道。其本質就是要將中國塑造成一個像原蘇聯那樣的共產主義‘惡魔’。任何符合這一理論框架的新聞或事件,馬上都會得到西方大眾媒體的青睞,大力宣傳,廣為傳播……反之,就遺漏了。”

延伸閱讀:無聲的中國   崖山之後,已經沒有傳統中國了  中國文化各路神仙起源考

  妖魔的衝擊波

  根據《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作者的說法,當初寫作這本書,於私是為消解胸中對美國媒體不公正報道積壓數年的宿怨,於公是指出妖魔化中國的趨向,藉以引起雙方重視,以穩固中美關係。果然,這本書出台後,中美雙方都做出一些積極的反應,加上國際政治形勢的風雲變幻,美國對華報道產生了微妙變化。

  1998年,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和美利堅大學傳播學院聯合主辦“美國媒介對華報道會議”。與會的熊蕾把這次會議稱為“跨越太平洋的對話”,這不僅指參加會議的部分代表要從中國飛越太平洋,也指參加會議的中美雙方人士在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上,隔閡之大,也有如隔着一個太平洋。

  美國有識之士也開始反思妖魔化中國的問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讓我們同中國合作》,指出美國政府“在處理對中國的妖魔化方面卻表現得很怯懦”。

  《華爾街日報》曾發表文章《另一個威脅正在逼近:中國作為一個新的妖魔》,批評美國內存在將中國妖魔化的傾向。文章稱:“對中國妖魔化的活動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為了在冷戰後的世界中物色一個能夠替代原蘇聯的敵人,美國政治家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試圖讓中國人充當這個角色。但是,現在不是冷戰時期,今天的中國也不是昨天的蘇聯。”2000年4月,美國副總統戈爾批評了那種將中國看作是美國當前和未來敵人的觀點。他說:“孤立和妖魔化中國是錯誤的。”

熊蕾認為,妖魔化提出來後,有些美國媒體做出了一定調整。現在被派到中國的記者,一般都要求會說中文。她說:“據我所知,《紐約時報》就派了一個沒有國際採訪背景甚至沒做過政治報道的記者作為駐北京的首席記者,以利其報道客觀,她的報道也確實比她的前任顯得客觀。”

  “9·11”之後,美國把矛頭指向恐怖主義,增加了中美合作的空間。雖然2002年美國發表對中國不大有利的兩份報告,但據長期跟蹤中美關係的資深記者分析,這兩份報告發表的時間大有學問。這兩份報告均在臨近周末時發表,因為這類體裁的大文章在周末不容易撰寫刊登,而到了周一又失去新聞價值,因此淡化了媒體報道這兩項報告的衝擊力,沒有造成美國媒體上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聒噪。

  “妖魔化”的泛濫

  “妖魔化”現下已經成為市井間一個流行詞。比如曾有報紙把秘書列為被“妖魔化”的職業。杭州兩家報紙為泔水油開打筆墨仗,也扯上妖魔化,載文名稱“妖魔化的泔水油”。然而,“妖魔化”泛濫的最典型特徵是在中國一些記者、編輯的頭腦里,似乎凡是中國與美國扯上關係,都該先找找有沒有“鬼怪”在作祟。

  2002年7月某報曾載文《西方傳媒有多可怕中國就有多“可怕”》。文中說:“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媒體把黑魚描繪成地獄魚,由此向全世界的公眾傳達了一點極其重要而又對中國極其不利的信息:這魚是來自中國的,它已對美國的魚構成威脅。接下來的邏輯就是:中國已成為美國的威脅,中國是可怕的,連來自中國的魚都是可怕的。”

  其中“接下來的邏輯”不知作者運用的是什麼邏輯。對此,新語絲版主方舟子評價說:我查了一下,《華盛頓郵報》自7月10日以來,對黑魚(學名鱧魚,英文叫Chinesesnakehead)入侵事件共有13篇報道……報道只提了這種魚原產中國,在香港被視為美味,此外並沒有對中國有任何其它評論,哪裡來的“近乎歇斯底里詛咒中國”?外來物種入侵一直是個新聞熱點,美國先前鬧過多起,中國也鬧過。僅僅因為美國媒體在報道一個能破壞原有生態的入侵物種原產中國,就成了美國讎視中國的證據,這種思維,已近乎變態。

  熊蕾說:“批評不等於妖魔化。西方曾有有關中國的福利院的報道,給人的印象是中國的福利院都在賣孤兒、殺孤兒,這種報道就是妖魔化。如果只是說中國社會福利制度尚有漏洞,有官僚主義存在,則就是正常的批評報道,並不是妖魔化。”

延伸閱讀:東方智慧和西方智慧的比較  中國人比美國人聰明?

  我們不是妖魔

  2003年1月,李希光發表評論說:“媒體的妖魔化做法一直存在着,一直沒有變化。我相信那種亨廷頓的理論——文明的衝突。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把這個妖魔化理論上升到極點,上升到文明的衝突。根據他的理論推理,要取得文明的勝利,只能是妖魔化對方。妖魔化就是為了文明的衝突和文明的勝利。妖魔化是一種媒體策略,戰略是消滅另外一個文明,策略就是通過妖魔化,在意識形態上、媒體上、文化上,使對方變成妖魔。”熊蕾說,美國存在着妖魔化中國的土壤,雖然美國媒體近來妖魔化中國的調子已經降低,但“一旦中美之間發生利害衝突,這些東西還會冒泡”。

  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首先是溝通。美國《科學》雜誌是一本比較實事求是的雜誌,但它有時也顯露出因為對中國不了解而產生的無意識的偏見。不久前,中國政府頒布規定:停止外國公司向轉基因技術發展和轉基因種子的銷售領域投資。《科學》在有關報道中曾打算一開頭就說,轉基因技術對新世紀的中國農業有巨大作用,但中國卻在建立貿易壁壘。

  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中國政府這麼做主要考慮到生物安全的原因。經過熊蕾等人與《科學》的溝通,他們接受了中方的意見。熊蕾對此評價說:“要互相了解,不要只講大道理。只要你有事實,有道理,那些願意了解你的美國媒體是可以說服的。”

  另外就是媒體要練好內功。媒體自身要形成一整套的組織體系、新聞報道戰略、新聞寫作技巧,這樣才有能力對中美關係的發展做出自己恰如其分的貢獻。

  【人物訪談】李希光:是否還堅持“妖魔化中國”的概念

  網友:《華爾街日報》秉承着媒體的公正性,是不是也存在着和商業利益之間的衝突?我們的媒體如果作一個民工的專版,誰會給這個媒體投廣告呢?畢竟生存總是第一位的。

  李希光:你的問題很尖銳。我們都說爭取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是我們每一個新聞工作者,包括每一個新聞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但是很難達到。隨着經濟的發展,我們的媒體又套上了一個籠子——商業的籠子,就是廣告商、媒體投資者所設置的籠子。自由是什麼?自由是從籠子裡跳出來。

北京前不久曾經舉行過一個艾滋病與媒體研討會,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國家計生委聯合舉辦。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教授問:為什麼中國的媒體不敢報道艾滋病問題?國家計生委的官員說:從中國的政府方面來說,我們鼓勵大家積極報道預防艾滋病,至於各個報紙為什麼不報道,你問問在座的北京報紙的總編。當時在座的北京一家報紙的總編輯就回答說:“我們不能經常報道艾滋病。為什麼?如果我報道了,我的廣告商會不高興,我的廣告商不希望他那一張漂亮的房地產廣告或者汽車廣告旁邊,擺着一張艾滋病患者的照片,那樣會影響廣告的傳播效果。”我們的媒體正在變成廣告商的附庸,也是投資者的附庸。很多媒體很發達,可以整天批評別人、別的公司,但是敢不敢批評自己的投資者?中國任何一個新聞媒體都有投資者。在國外來講,媒體背後的投資者是誰,是要向公眾講明的,只有公眾知道誰是你的投資者,大家才可以判斷你有關的報道是不是公正。而在今天的中國,很多媒體背後的投資者很模糊,大家不知道是誰。如果這個媒體批評另外一個投資者,公眾不知道這個媒體背後的投資者跟被批評的投資者是否有利害關係,也就無從判斷它的批評算不算公正。因此,每一個媒體,新興的媒體也好,傳統的媒體也好,必須把背後的投資者公告給公眾,這是對公眾負責。國家也應該對此制定法律。媒體在揭露別的上市公司的時候,公眾必須了解這個媒體背後的利益是什麼。

  主持人:六年前您提出了“妖魔化中國”的概念,你今天是不是還堅持這種觀點?之後您又提出“解妖魔化”,“妖魔化”與“解妖魔化”這兩種力量的對比現在怎麼樣?

延伸閱讀:“誤讀”的懲罰:為什麼國人認為西方人沒道德?

  李希光:媒體的“妖魔化”做法一直存在着,一直沒有變化。我相信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的理論——文明的衝突。亨廷頓把“妖魔化”理論上升到極點,上升到文明的衝突的高度。根據他的理論推理,要取得文明的勝利,只能“妖魔化”對方。必須使基督教人民和中華人民感覺到伊斯蘭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沒有存在的價值,讓他們感覺自己像妖魔一樣沒有尊嚴,沒有存在的價值,他們才會放棄這兩種文明。妖魔化就是為了文明的衝突和文明的勝利,戰略目的是消滅另外的文明。其具體策略就是通過媒體,在意識形態上、文化上,使對方變成妖魔,使被妖魔化的人民最終相信自己是妖魔,必須完全投降,而且也使“妖魔化”別人的一方真的相信對方是魔鬼,不投降,扔原子彈,用化學武器殺死大批平民,也不會有絲毫不安,因為他們殺死的是妖魔。

  “解妖魔化”不是我提出的,是克林頓總統講的。1998年夏天,克林頓總統感覺到當時美國的媒體“妖魔化”中國太過分了,令他無法改變中美關係,因為媒體讓美國人感覺到中國太壞了,美國公共輿論不允許他來中國訪問。所以克林頓說,他要把他的中國之行變成“解妖魔化”之行,讓美國公眾透過他的眼睛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開放的中國,而不是一個血淋淋的妖魔。中國還是有尊嚴的,中國人民應該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不是完全豬狗不如的。

網友: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妖魔化”傾向如果改變不了,將對我們的傳媒業產生什麼影響,?李希光:歷史最終是按其規律發展的,我不相信歷史的終結,我相信歷史是不斷朝前發展的。一個優秀的民族不怕別人的“妖魔化”。我當時為什麼寫這本書,我是希望中美友好起來,因為中美的衝突,不利於中國人,也不利於美國人,更不利於全世界的安全。美國媒體“妖魔化”中國,使美國人民敵視、蔑視中國人,中美就沒法改善關係。我把這個講出來,就是讓大家能意識到。之後,卡特總統、基辛格博士都曾公開批評過美國媒體“妖魔化”中國的現象,克林頓總統更是提出了“解妖魔化”中國之說。所以說,這本書的歷史價值在於改善了中美關係。

  網友:很多重大事件上,每個國家都採用特殊的宣傳策略,在“9·11”事件上,您認為美國採取了什麼新聞策略?

  李希光:具體策略我不知道,但是這之後,美國媒體強烈的愛國主義空前地高漲。每天新聞圖片中都飄揚着美國的國旗,讓每個公民都感覺到每個人都是愛國的,愛國主義熱血沸騰,美國老百姓達到空前的一致。在全民族滿腔愛國主義的壓力下,媒體不敢出現任何反戰情緒,不敢發出任何反對攻打阿富汗的聲音,不敢發表任何持有不同意見的讀者來信。“9·11”以後,美國媒體不能發表其他的意見,只能表示愛國和維護總統。

  網友:如果美伊發生戰爭的話,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李希光:中國的媒體是完全分化的。我不知道中國的媒體立場在哪裡?法國媒體有法國的立場,英國的媒體有英國的立場,印度的媒體有印度的立場,巴基斯坦的媒體有巴基斯坦的立場,阿拉伯媒體有阿拉伯的立場。唯有中國的媒體在國際重大問題上沒有自己的獨立立場。法國的媒體在伊拉克危機中基本上是持反戰立場的,英國的媒體也反戰,不僅反戰,而且反對英國政府完全支持美國開戰的立場。

  中國媒體在國際事務中缺乏獨立聲音的原因很複雜。一個原因是中國人長期以來受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和思維模式影響太嚴重。這種思維定勢要求盲目崇拜,沒有批評精神,容不得不同意見和聲音。媒體不會反思,沒有思考,非常僵化,忘了世界是多元的,除了美國媒體之外,還有英國的媒體、法國的媒體等等,還有周圍鄰國印度、俄羅斯的媒體等等,打開我們的報紙,北京的十幾家報紙,關於阿富汗的報道,關於伊拉克的報道,99%都是從美國媒體翻譯過來的,多元的世界在中國媒體上似乎變成了一元世界。

延伸閱讀:僵局的背後:中國已被逼到懸崖邊上  韓國比中國少了什麼?

  網友:您認為美伊戰爭一旦打響,半島電視台會成為一種新的力量嗎?

  李希光:半島電視台的存在證明這個世界是多元的。中國的許多媒體在國際報道上言論一律,但是,中國仍然能容忍半島電視台在北京設置記者站,這一點表明中國的媒介環境並不完全令人窒息。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是一個各種媒介聲音的國際交流平台,我們一方面邀請美國《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報的記者來中心做講座,還計劃邀請半島電視台的記者來中心做講座。我們要讓各種聲音得到辯論的機會,真理和真相是越辯越明。現在全球傳播越來越被一種聲音壟斷着。我希望在中國,在中國著名的學府里,出現全球民主化的聲音,讓全球的各種聲音在我們的平台上交流。

  主持人:什麼樣的記者是您理想中最合格的記者?

  李希光:司馬遷是最好的記者,唐玄奘也是最好的記者。他們只是記錄事實,是事實的忠實記錄者,他們在寫作中很少發表個人的言論,只有事實性描述,或者個人意見與事實完全分開,絕不影響事實紀錄。他們不受市場利益的驅動。司馬遷在寫書的時候,不知道目標市場在哪裡。新聞是歷史的第一篇章,其記錄不應該有任何事實性的錯誤。不能說今年一個版本,明年一個版本,十年或百年後完全推翻,換成另外一個版本。司馬遷的《史記》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記錄的事實沒有人修改過,所以他們倆是世界上最好的記者,他們不發表個人的偏見,不受市場導向引導。今天的記者、網站、電視台可怕就可怕在非常依靠調查公司,根據調查結果,某個版面讀者率高,就多寫、多做。什麼樣的版面讀者率高呢?娛樂、明星、色情等。但是你看看司馬遷和唐玄奘,沒有脫衣服的鏡頭,但是卻是歷史永恆的篇章。

  網友:您怎麼看待現在中國媒體的各種評論?他們的見解如何?

  李希光:媒體的聲音應該是多樣的。不能因為這家報紙是我辦的,我只發表我個人的觀點、立場,或者只發表我的投資者想聽到的,而不是公眾或者廣大人民群眾想聽到的意見。比如,現在談中國的經濟改革,由於我的投資者是一個完全私營的企業家或者外資投資商,我只大量地反映他們的利益,而6000萬中國的國企工人,他們為中國的建設、國家的發展、工業基礎建設做了那麼大的貢獻,最後沒有人管他們。媒體上不能沒有中國大多數人民群眾的聲音。所以,在討論一個問題時,在發表一種聲音之後,另外要發表對立面的聲音,不能把言論的版面辦成某個意見的版面。而且在發表意見時,篇幅和版面的標題製作,都要講究,要對等和平衡。這才是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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