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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與民主
送交者: 武振榮 2005年02月28日22:32:3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就“民運”一詞,談經驗意義上的民主 “民運”一詞在漢語中的變化

“民運”這個詞在漢語中出現,不是出於我們的創造,就《現代漢語詞典》“民運”條目所提供的解釋來看,它有以下的3個意義:“1、有關人民生活和物資的運輸工作。2、舊時私營的運輸業。3、指民眾運動:民運工作|民運幹事”。但是經我們海外民運人士的廣泛運用,“民運”一詞已經完全脫離了上述1、2兩項條目的內容,並且使其中的第3項中的“民眾運動”的內容也被完全地變成了“民主運動”。到今天為止,人們若提到了“民運”一詞,誰會想到把它同“運輸工作”或者“私營的運輸業”聯繫起來呢?在全世界和全中國,“民運”已經變成了“民主運動”的縮。就這一點來說,我認為我們民運人士是有創造力的,而且創造力的潛力是很大的,只要我們善於發揮和發掘的話。

如果說“民運”這個詞彙也有一個時間和空間上的意義之變化,那麼,我們所從事的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偉大事業之內容的豐富和廣泛就為我們想象力的馳騁提供了巨大的天地。因此,我們只要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充分運用自己的智慧,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研究我們中國人民所經歷和從事過的那許多的政治運動,總結出其中的經驗與教訓,那麼,我們才真正的配稱民運人士。20多年以來,我們民運人士雖然沒有創造出政治運動,但是我們已經創造出了豐富的政治運動的觀念、思想、意向以及情感,並且有了一個很好的“民運”一詞來組織它,以至於在全世界和全中國的人民的心目中都認為中國民主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的身上,我們變成了地地道道的“授命於天”的人。

民運的性質

民主運動發展到今天,已經遠遠不是一個文化的運動,也不是經濟的運動,而主要的是一個政治的運動,因此所謂的民運人士也應該是“政治”性質的人物,如果說我們普通民運人士還稱不上是“政治家”的話,那麼我們起碼應該是“政治”上活躍的人,或者是“政治”上的積極分子,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應該披“民運人士”這張皮。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既然我們披上了“民主人士”這張皮,那麼我們就應該按照“民主運動”的要求來自覺的規範我們的言行,使之服務於民主的政治運動。說到這裡,我們已經涉及到現代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問題了;就角色的意義來說,我們既然是政治運動中的人,我們就得在政治運動中演好我們的角色。

但是上述的意思絲毫都不否認我們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走過的“文化運動”、“經濟運動”和“社會運動”這樣諸多的階段,因此當我們在說,目前的民主運動主要的是一場政治運動時,我們如何總結以往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各方面所取得的經驗與教訓也是一個問題。就這樣的意思來看,一個政治運動要能夠最後的成功,以上諸多的內容和成分都應當在政治運動的架構中形成一種比較確定的價值建構形式——這就是問題的精華之所在。這就要求我們中間的具有文化、經濟方面能力的人努力地去研究這方面的問題,以豐富我們的政治運動的思想。

明白了上述的意思,那麼我們就可以大膽的批評那些企圖把民主的政治運動性質理解成為文化運動、經濟運動的那種錯誤,公開的張揚運動的政治性質和政治內容。也正是這樣的問題決定了我們民運人士所討論和談論的民主應該是政治意義上的民主,是經驗意義上的民主,而不應該是純粹理論意義上的民主或者完全是學術意義上的民主。也就是說我們所談論的民主應該具有可以指導政治運動的“實用”性質,而不是那些與政治運動很少沾邊的東西。我們現在的中國民運人士,不管是誰,也不管他本人對政治運動有無興趣,大家都是中國政治運動的“產物”——這一點怕沒有人能夠否認。如果我們回到上應該世紀70-80年代的時間中去,我們就會發現那個時候的政治運動主要的是“異議”的運動,在這個運動領了風騷的人物,都是以個人的力量和人格魅力與政府和共產黨當權派抗衡的。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個人主義興起的時代,它使一直受專制壓迫的個人脫去了“集體”的單元,表現的是純粹意義上的個人的感受和個人的意見,是偉大的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階段。這個階段上就出現了中國民運的第一代領袖,魏京生、徐文立就是他們中間的傑出的代表。

如果對中國民運做一個狹義上的劃分,那麼“異議”運動是它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異議”政治運動的意義是沒人可以否定的,與此相應的是一種“異議”性質的見解也深深的留在了民主運動之中,直到今天為止,我們似乎都可以感覺到自己仍然處在了它的影響之下。20都年過去了,中國的民主運動早已經走出了“異議”階段而進入了應該有組織、有領導、有策劃的“人民”運動的新階段,但是我們中間的許多人的思想、精神、心理都還停留在以往階段,總是用“異議”的老眼光來看待它,以至於他們寧作“異議”人,不作“民運”人。如果你說,我們現有的民運各政黨應當實現“整合”,組織起一個比較統一的反對黨,他就說,“共產黨又來了!”你說我們應該維護民運領袖們的威信,愛護我們民運的“名牌人士”,他就說,“毛澤東的陰魂又出現了!”你說,我們民運人士應該想着去如何發動學生運動、市民運動、農民運動,他就說“有人要搞文化大革命!”

從以上的意義中,我們已經知道了民運的性質是中國人民的政治運動,不是“異議”的知識分子的或者中產階級的運動,也不是文化的或者經濟的運動,由此我們在認識民運問題時就有了一個自覺的基礎和立場可以站立,就會減少誤會,儘可能避免左右搖擺的現象。正因為如此,有的人在企圖把民運轉化為一個文化的、知識的運動時,我們就有了個抵制的必要。於此同時我們應該堅定的毫不動搖的、始終如一的堅持運動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只有堅持了運動的“政治”性,我們對於中國社會近50年以來發生的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就應當採取一種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方式來分析和研究之,以求發現它之中的歷史性因素;正因為運動是“人民”的,所以我們對於中國人民在以往的時間中所經歷過的那場“驚心動魄”的政治運動就不應當採取一種蔑視的態度和心理,就應該把它當成一面“歷史的鏡子”來看,以求發現它之中的“早期價值”,也只有這樣,目前的中國民運同我們中國近100多年的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的歷史的那種“血肉”聯繫才能夠被我們最後的發現和抓住!要不然,我們以目前的這種表面上的政治“清高”把自己的歷史同歷史上的民主運動和民主革命割裂開來,不就使我們自己變成了孤家寡人的了嗎?靠這些孤家寡人式的人物去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這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麼呢?

“專家學者”們在民運中的地位和作用

“專家學者”在我們中國民主運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是一個我們不能夠忽視的問題。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從它的“歷史”性着眼,當民主運動還處在“異議”階段時,民主運動的風氣是由那一批著名的“專家學者”所倡導的(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王若水等人),因此這個階段上的民主性質在傳遞到運動的另一個階段時,仍然應該保持它的意義和價值,這是不用說的事實,但是,同“異議”階段上的情況有所不同,這樣的一種性質在新的運動的階段不再居主流的地位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不了解這種變化了的過程和事實,還想保持過去“異議”運動的那種性質,就是非常的錯誤。

在人類的歷史上,“異議”者的力量有時候是很偉大的,在古代,有一個對抗全世界的,他就是基督耶酥;在近代有一個對抗制度的,他就是馬丁路德;在現代,有一個人對抗資本主義的,他就是馬克思,而上述的人物的身後無不都留下了一種群眾運動。所以,我們對民運中的“異議人士”在民主運動的地位和作用應該作出充分的肯定和評價,不應該表現出哪怕一絲一毫的輕蔑。民主運動發展到今天他們的功勞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磨滅的。但是與這個意思相輔相成的是今天的民主運動已經“超越”了當年的意義範圍,是過去的“異議”言論所組織不起來的。在這裡問題不是民主的新的“人民”階段應當受原來的“異議者”的指導,而是原來的身為“異議者”的“專家學者”身份應該及時地轉變為民運的領袖。這樣的情況如果在我們中國的今天,人們還認識不清楚的話,那麼,我們無妨回憶一下當年捷克民主化時期的哈維爾。在“77憲章運動”發生時,哈維爾是一個作家,在投身於捷克人民的民主運動時他自覺地實現由作家向政治家的轉變,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他由一位在世界上不太出名的作家,變成了世界級的民主政治領袖卻是人們有目共睹的事情。

在一個專制的國家,“異議言論”是破壞性的,這一點誰都看得出來,但是,一個民主的運動更加需要組織性的言論和組織性的思想的事實並不是人人都能夠看清楚的。因此,我們的言論和思想如果不能夠有效的脫離“異議時期”的影響,那麼運動就必然的會出現“僵局”。目前的“民運不運”的現象,就是這種“僵局”的特徵。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專家學者”們的作用是應該從自己以往的“專業”中解放出來,以服務於民運的政治大局。也就是說,他們應該象當年的哈維爾一樣地由作家變成為政治家和運動的“專家”,若不是這樣的話,那麼,民主運動將免不了要擺脫他們的的影響,走上尋求新的領導的途徑。在“異議言論”勃發的那個階段上,把人民從專制政治的蒙昧中召喚醒來的行為要求着人民的覺醒,所以,在這個時刻里,批評和批判的任務不可避免的就帶有“否定”的性質,是一個由“異議人士”發難的說“不”運動。當這個運動同任何事物一樣的在走過了它的階段的時候,新的運動的發展就必然要提出新的要求與任務,也只有這樣,在一個過去了的說“不”的時代中去發現那些蟄伏着的價值,就變成人民在政治上“成熟”的一個重要的標誌了。

在理清楚了上述問題之後,我們翻過頭來看問題,就不是民運人士要變成“專家學者”,而是“專家學者”要變成民運人士。目前我們中間的一些民運人士並不熱衷於研究民主的政治運動,也並不對人民過去的政治運動的歷史抱希望,總是樂於站在一個“訴苦者”的立場上,以“受虐者”的角色行事,好象我們自己就是一直生活在十八層地獄裡的“小鬼”。站在人民的觀點和立場上,情況即就是這樣,我們中國的“7億人”在過去的時刻中不也是參與了“打倒閻王,解放小鬼”的運動嗎?“閻王”雖然沒有最終地被“打倒”,但是我們有了這樣的一次偉大的政治實踐,就不愁再一次地打倒他們。可見,當毛澤東在生前用他自己的那個變質了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來解釋那場運動時,運動就免不了了要走樣,但是,我們在批評和批判了毛的理論之後,用民主的觀點去解讀運動時,目前中國民主運動的源頭就被我們尋找到了,我們也由此而獲得了一種經驗意義上的民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主運動的歷史和現實才有可能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如果說這樣的歷史性的工作在呼喚着民運內部的“專家學者”的話,那麼這些人在民運中的作用就是非同小可了。可是恕我直言,民運隊伍中的某些“學者”到今天為止還沒有最後的脫去鄧小平的“否定文革”的那一種思想的束縛,即使在鄧小平開刀殺人後的這16年內,他們依然如故。可見,對於他們來說,真是“出毛”容易“去鄧”難啊!

民運中的民主的多元化現象和多元化因素

我們要求一個整合意義上的民主運動的情況是不是就否認了民主運動的多元化問題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同某些民運朋友的理解不同,我所說的民主運動無論在過去和將來的時間內都不可能是純粹的或者說是完全的。在過去的時間內,1989年的民主運動有趙紫陽的因素和1976年的運動有周恩來的因素、1966年的運動有毛澤東的因素一樣,都是民主不能夠在“實踐”上和專制人物和專制主義因素完全脫離關係的一種表現。因此,一個民主的運動包含着一定的非民主的東西是我們不可能拿到純粹民主的根本原因。依據同樣的道理,我們在分析前蘇聯的民主化過程時,於其中發現戈爾巴喬夫的作用(純粹的共產黨因素)和葉利欽(半共產黨半人民因素)的行為,就最好不過的證明了這一點。庶幾,我們在推進中國民主化運動時就不應該尋找那種同專制主義沒有絲毫聯繫的純粹的民主,應該認識民主總是和不民主的問題糾纏在一起的。

拿1989年的運動來說吧,就發生意義而言,它完全是一個自發的學生行為,看不出有什麼的“官方人物”的操縱,但是如果仔細一分析,“官方人物”胡耀邦的突然死亡卻是運動發生的一個導火索,沒有這樣的突發性事件作為導火索,4月的學生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運動在發生之後,趙紫陽採取了一種寬容的態度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這裡如果我們認為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是共產黨內的“改革派”,他們所代表的精神是共產黨內的“健康”精神,那麼共產黨的這種“健康”因素已經在廣大的學生和市民中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就是一個人們否認不了的事實。基於這樣的考慮,認為中國人民的民主化運動不可能同共產黨人物和共產黨因素“同流合污、沆瀣一氣”的觀點就是錯誤的了。

同世界上的許多事物一樣,共產黨也有它的兩面性:一面它是專制的、獨裁的、不民主的;另一面它卻主張第二民主,有一定的民主性。在共產黨的歷史中,這樣的兩面性是不斷的發生變化的,因此,我們的民運人士用一種不變化的眼光和觀點去觀察它是不對的,正因為有着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的正確的做法是,用心地觀察共產黨每一個階段上的每一個當權派人物的行為,隨時準備着我們的策略,是改革的,其行為和思想中有可以被我們組織起來的因素,我們就加以利用;否則,我們就反對、就鬥爭。不了解這個一點,無視共產黨內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變化,固守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我們只能是自己削弱自己。在中國民主化的偉大事業中,有一些民主的線索不是在任何條件下我們這些不當權的人所能夠隨心所欲能夠提出來的,因此當這些因素在共產黨內的當權派人物們的內部鬥爭中隨時都能夠爆發出來的時候,民主的任務就不是拒絕這些東西,而是把它接過來,加以改造和利用,使之變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因素。在這裡,你無論如何都要相信,民主的工作和民主的力量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根據上述的理由,民主的多元性可以表述為:在民主的體系中那些原來出於專制人物和專制主義理論的東西在某些條件下,經過民主人士的努力和改造可以變成為民主的因素,最後地被組織在民主之中。在這樣的意義上,只要是要求民主的人在政治上視它為一種價值,那麼可能性的價值就有了實現的機會。可見,在這裡,價值現實的一個隱蔽的方面是人的要求,不單單是價值自身。在歷史上,德拉斯的“新階級論”、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論”、赫魯曉夫的“合作論”、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都多多少少地具有民主性,民主的方式可以收集這樣的意義難道不是事實嗎?問題是:你如果採取中國式的“憤青”態度,一聽到“共產黨”這個詞就“????”直吐痰,是不是就說明了你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派呢?我的看法是,你即就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派,但是你手裡最多不過只拿着百分之五十的民主。

民主的多元化和民主運動的多元化是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問題。在民主的運動中,民主的多元化性質表現為同一個運動卻可以容納下不同人群的對民主的不同的訴求。譬如說1989年的運動,發起絕食運動的大學生們對運動有着一個明確的訴求,這是全國人民有目共睹的,但是這樣的運動在已經激發起了全國人民的民主意識時,學生之外的其中的人也把自己的不同於學生們的訴求組織到運動當中了,於是,有了工人的訴求、市民們的訴求和農民們以及普通幹部的訴求,在這種廣泛的人民訴求的感動下,連雍合宮的和尚也走上了大街參加了要求民主“救人一命”的遊行……,於這樣的一種廣泛的民主訴求極不適應的是,當時大學生們固守着這樣的一個信念,民主風波是由學生們煽動起來的,所以運動應該保持一個純粹的學生性質,不允許學生之外的任何人參加進來。正因為他們守住了這個“底線”,所以他們就把以俞東嶽為首的3位向毛澤東畫像投擲了污物的人當成學生運動的“破壞者”送到公安部門。這個悲劇性的事件恰恰是表明了發起了運動的大學生們對民主運動的多元性質缺乏理解,所以他們既要全國人民支持他們,但是又堅決的阻止學生外的人以學生的方式參與運動。所以,我到今天都在思考:如果不是解放軍進城這樣的突然事件發生,廣大北京市民能不能參與運動?會以什麼方式參與運動?不就一個明擺着的問題了嗎?

民運中的人和事

1989年大學生的領袖們對於已經造成了氣候的政治運動是怎麼想的,我不得而知,廣場上的大學生們又是怎樣想的,我也不得而知,那些被說成是“長着鬍子的人”(何東昌語)是怎樣“在背後”給學生們出主意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一點 卻十分明白的知道,當我站了咸陽市人民廣場(現在叫505廣場)向近萬名聽眾發表“中國大學生萬歲”的演講時,我心目中的運動是什麼樣子,那卻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當我個人以發表公開演講的方式來把我自己理解的“應該如此”的運動“投射”到這個全國性的偉大風波中去的時候,我是自信的。其實,不光我一個是這樣,我身邊的所有的同情學生運動的人都是這樣。在這裡,我發現一個民主的運動一旦發動起來,它就具有了自己的內容,而這樣的內容往往會超越運動的“設計者”的“設計”表現出一種“天意”的性質。對於這樣的“天意”性質的東西,運動的領導者們不是用“人為”的努力企圖去縮小它的範圍,以求自己掌握之,而是相反,他們應當及時的調整自己的思路和精神,用百倍的努力去適應它,使它能夠成功的組織起人民的訴求。如果我們民運人士不研究這種運動中的民主或者運動意義上的民主,只研究理論上的民主,那麼我們怎麼才能夠變成為民運的內行?我就不得而知了。

1989年5月18日下午4點,咸陽市人民廣場上人山人海,萬頭攢動,一支由“西安20所高等院校組成”的“大學生赴咸陽市演講團”發表呼籲咸陽市民支持絕食學生的演講,看到這樣的情形,我的心不由得就跳了起來,出現在眼前的這樣的情況不就是我當年在1966年的運動做過的事情嗎?那時我們那些在校學生,不也是打着旗子,拿着喇叭走到街頭、工廠、農村去“發動”和“動員”人民起而造反嗎?因此,當這樣的回憶在一個瞬間閃現的時候,當年的那個“我”就情不自禁地跑了出來,為正在遭受某幾個人的攻擊的學生行為做了一個即興的辯護。現在回想這樣的事情,就是想通過我個人的例子對政治運動中的民主的多元性質作一個形象的說明,在一個運動中,上層有什麼樣的意義,這個問題當然重要,但是比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參與運動的廣大運動者是抱着什麼樣的態度參與運動。在1989年的運動中間,運動的最初的發動者們並沒有作出用1966年的學生運動中的“串聯”方式去發動各地人民的決定,也沒有這樣的思想,他們是1966年政治運動的“徹底的否定者”,但是,在我上邊所說的西安市的“20所院校的大學生們”自發組織起來的“串聯”活動中,他們已經走上了1966年的學生運動的路線卻是一個不容置疑的現象。分析這樣的現象,我們發現了運動的上層和下層在性質上的區別,在上層,運動有可能有一個意義,在下層運動又可能有另一個意義,因此我們在研究運動時就不能只看運動的上層而忽視了運動的下層。其實,任何一個運動,它的意義如果不是最後的表現在運動的基層的話,那麼這個運動的意義和價值就是可疑的。在運動的基層,我們往往可以發現一個民族的深層記憶和潛意識中的存在物,這些東西是偶然間發生的政治運動的“基礎”。不了解和研究這一點,要造就偉大的人民運動是不可能的。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在1989年5月,北京的大學生們的行為是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用某些人的話說他們是要“占領廣場”,沒有走出北京到天津或者其它的城市去發動市民,也沒有去工廠“串聯”,但是在我們陝西省,在西安市、咸陽市這樣的城市卻發生了另外的現象,有的學生到國棉一廠、國棉七廠等紡織廠去動員工人們,讓他們用罷工的方式去聲援學生運動,同學生們一樣地行動起來,若不是發生了“6、4慘案”,我看在6月底陝西省的工人有可能會進入運動,在7、8月份也會發生農民的運動。於是,學生運動轉化為工人農民的運動——這樣的事情是一定會出現的,沒有多少疑問。如果說這樣的轉化有着一個“歷史”的意義存在於其間的話,那麼發現這樣的意義就是我們民運人士應盡的本分。在這裡我說了這麼多冗長的話的用意是說理論上的民主和運動中的民主以及經驗上的民主是有區別的,我們民運人士所研究的那種民主,是後一種,而不是前一種。目前我們的問題是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第一種民主的研究上而放棄了對第二種民主的研究。

在1989年春,北京的大學生們的本意是要搞一個大學生式的民主,這樣的民主是由80年代的異議知識分子培養的,也同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有着深刻的關係,有的人用幽默的方式說,這是“讓一部分人先民主”,在這裡我不評論這種民主的“式樣”,但是我認為在我們中國,這的確也是一種民主;分析和評價這種民主,被“式樣”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學生們的行為(絕食、靜坐)本身就民主行為。所以民主在這裡的意義與其說是“式樣”的,不如說是“行為”的。既然學生們的行為是民主的,所以他們的民主的行為在當時的中國掀起了一個偉大的民主波浪的事情就在理解之中了。在大學生們的民主行為的感動和促動下,我們中國人民不都是從思想上和精神上參與了那場偉大的激動人心的運動嗎?在那個運動中,學生們的民主肯定是一個樣子,那些不是學生,但卻為學生運動流過淚,捐過錢,喊過口號的人理解的民主又肯定是另一個樣子,即是這樣,這些不同的民主在一個民主的偉大風波中實現了價值就是我論證的運動中的民主。200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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