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的起源比較複雜，一般認為釀成“庚子國難”是山東朱紅燈、心誠和尚領導的一支。時間上講從一八九八延續至一八九九年。義和團的人員構成也比較複雜，主要是受“練拳”“金鐘罩”“刀槍不入”“降神附體”等等義和團口號招引加入的“拳民”。催化義和團發展的外部成因極其複雜。有所謂帝國主義經濟壓迫，火輪船（海運）、火車（內陸鐵路運輸）、電線杆（有線電報系統）致使漕運斷絕，尤其直隸、山東數萬漕幫搬運工人無法維持生計；直隸山東兩省連年大旱百姓難以為生等等說法。其中最最主要的核心恐怕是中西兩種文明遭遇時引發出的對立與衝突，即所謂“教案”激化的矛盾所致。

自打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許多地方零星出現了所謂“教案”——即西方傳教士，中國教眾和當地老百姓之間的嚴重對抗，教案不斷釀成人員死傷，教堂、村莊被毀。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山東曹州巨野縣的“曹州教案”直接導致了德國出兵搶占膠州灣和山東巡撫李秉衡被革職。

探討義和團爆發的內部成因就不得不提及清政府對於義和團滋長的態度。“曹州教案”爆發後不久繼任的張汝梅主張化“拳民”為“民團”——利用義和團為官家剿除捻軍所用。稍後的一八九九年三月清廷正式下旨給予外國傳教士相應的官銜，即是承認了他們在中國的合法地位。

義和團惑亂各省清廷最初意見還是比較明確的：先安撫後剿除。當然這主要是光緒的意思，口氣上也相當嚴厲。農曆三月十八和五月初二（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零零年）的上諭中清楚表明了這一點。然而麻煩卻隨之而來，並且越演越烈，究其根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光緒的權力當時已經被大大地削弱，慈禧與光緒看待許多事件的觀點，語氣上並不一致。反映在上諭里就有了所謂的“模糊之語”。二是各省的督撫接到皇帝的上諭後呈現出的反應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這一類漢族督撫，他們普遍傾向嚴厲彈壓義和團，認為“扶清滅洋”“守望相助”等等口號不過是攪惑人心的欺世之語，他們也不情願化拳匪為政府所用。不得不承認這些個封疆大吏的想法、作法不論是當時還是今日看去都極具前瞻性。二是直隸總督裕祿，他覺着直隸境內當前並沒有義和團，有利無利等等再看。這種糊塗想法為日後整個京津局勢失控埋下了的伏筆。三是最要命的，繼任張汝梅的山東巡撫毓賢，這是一個內心極端仇視洋人，成心默許義和團在山東發展壯大的滿人。他的如意算盤是義和團就像當時普遍存在的民團，平時防匪守鄉，一旦天有不測風雲可以化壞事為好事將禍水引向洋人，利用義和團打擊洋人在中國特別是山東的勢力。同時慈禧對於事態的不明朗持有的遲滯反應和錯誤判斷，以及諸如利用拳匪為我所用之類的想法，都成了毓賢揣測聖意（是慈禧太后的意思，不是光緒帝的意思，緩縱）的救命稻草。

一八九八年秋末毓賢將追剿朱紅燈的平原縣令蔣楷革職，這一動作引發了世人對毓賢袒護義和團的猜想。然而當地教會產生的危機感又促使其聯繫在北京的各國公使向清廷施壓，最終“置若罔聞”的毓賢十二月被解職調回北京述職，巡撫職務由袁世凱接認。毓賢在慈禧太后面前巧翻舌簧，力陳詔安義和團。此時可以看出慈禧老太后的態度了。她力排光緒皇帝嚴懲毓賢的建議而是將其平調山西巡撫，為後來山西拳亂埋下了巨大禍根。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碰巧這時清廷內部最高層遇上了“乙亥建儲”的大亂子。

一九零零年一月以榮祿為首的守舊派大臣慫恿慈禧太后廢黜光緒皇帝。一月二十四日光緒不得不頒下詔旨：以無嗣為由，立端郡王載漪十五歲的兒子傅俊為大阿哥。這本是慈禧等人試探世人反應玩弄的手法，放出來的探測氣球。沒想到詔書一出舉世譁然。不但全國的官商士子堅決反對，就連各國公使也都提出警告，並且拒絕入賀。此一來加深了慈禧太后對於西方列強的怨恨。急於將兒子送上皇位，坐上攝政王寶座的大老粗載漪更是仇恨列強和光緒到了切齒入骨的程度。原本圍繞在慈禧身邊有一大幫守舊派大臣，像什麼榮祿、徐桐、剛毅、載家弟兄，慶親王奕誆和兒子載振（這時候他還得聽老子的）、啟秀、崇禮等等開始聚集發力，後來竟然發生了載氏四兄弟帶兵闖入紫禁城欲殺光緒帝的事情，幸虧慈禧得報攔下，否則將會引出大亂。光緒帝受驚後不但身子陽痿，連精神也徹底陽痿起來。

袁世凱署理山東後嚴格取締義和團所施用的手段老辣兇狠，很快地隨着拳匪的幾個大師兄被誘殺，暴亂也被平息了下去。可是山東的義和團有幾萬之眾，你殺了幾千人，能殺絕麼？！沒辦法袁世凱只好給義和團指一條明路，‘說你們不是自稱愛國麼，那麼你們去天津吧，天津有洋人。’這本是袁的無奈之舉，也可以說是天大的昏招。無論如何袁世凱在身處萬丈懸崖邊緣的大清國背後，有意無意輕輕推了那麼一把。袁世凱在山東嚴剿驅逐，裕祿在直隸驚惶無措，毓賢在山西縱容鼓勵，使得義和團在山東日漸式微卻在京畿重地的北京和天津突然紮下根來。

現代版義和團

義和團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