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跨年夜在科隆火車站前發生的大規模性侵事件震驚了全世界。以往的德國社會新聞很少被美國主流媒體所關注。這次不同。它不僅受關注, 而且還上了《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媒體的頭版, 這實屬很罕見。可想而知, 它在德國本地所引起的輿論地震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科隆性侵事件舉世矚目

這次性侵事件不僅嚴重, 而且還很復雜。它同時涉及到政治(包括輿論上的政治正確與否)、司法、警察、媒體、右翼運動和難民問題(包括難民政策)。加上受害者又是體質弱勢的女性, 因此它很容易讓人情緒化。即便在某種程度上我能理解, 但過於偏激的反應卻也不能接受。

很多中文媒體對此做了大量報道, 其中除德國的中文媒體以外也有很多來自國內和美國(比如“美國之聲”)媒體。當然, 還有更多網絡論壇或微信群的偏激討論就不必多說了。

如我所說, 該事件牽連的種種問題都有相互關聯, 很難做到客觀看待。最終, 多數中文輿論把這次事件限制於兩個範疇: 難民和默克爾。準確地說: 一切都是難民惹的禍, 因此他們要必須“滾出德國”和默克爾是危害德國安全的“婊子”或“女妖轉世”, 因此她也要“滾”下台。

如果儘可能地把眾多因素聯系起來分析, 是對德國社會了解的一種妥當方式。清楚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要比單方面的批判或者發泄自己的情緒更加有意義。採取前者做法會使人更加理智的看待事情發展, 避免下錯誤的結論。後者除了讓自己圖一時之快以外, 依然處於無知狀態, 甚至還能加深對某些事情的誤解。前者是理智性的選擇, 也是黑白分明之士, 他們願意花時間和精力去吸收各方面信息, 尋找論證和采納不同意見。後者基本上不分青紅皂白、不分對錯、不經過大腦思考就隨意下結論, 甚至還抱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姿態。

我對這次性侵事件非常關注, 但每天公布的信息量過於驚人, 不是我一人所能消化的了的。對於我而言, 更加注重事情發展的過程和分析其中微妙的變化, 而不是枉下結論。在不具備信息完整的條件下, 我的說辭存有漏洞也在所難免。即便如此, 我也想提一些被眾人忽視的觀點。

科隆警察、警察局高層和北威州政府政客

性侵事件爆發後不久, 科隆市警察局局長阿爾博斯和科隆市長雷克一起召開記者發布會。後者表示相信和支持阿爾博斯的工作。之後不久, 聯邦內政部長德邁齊埃便公開批評科隆警察以及警察局高層。他還聲稱,有關人員(指阿爾博斯)必須要承擔人事責任。幾乎在同一時間, 自民黨主席林德納 (Lindner)也要求阿爾博斯務必辭去科隆市警察局局長一職。與此同時, 北威州內政部長耶格爾(Jäger)出面維護阿爾博斯。

基民盟在北威州的主席拉舍特(ArminLaschet)稱, 科隆市警方在這次性侵事件中表現欠佳,尤其是該局長有嚴重的失職嫌疑。他還說道, 經過此事件後阿爾博斯名譽掃蕩, 已經不適合出任警察局長一職。比如 2014年名為薩拉菲派(Salafisten)的伊斯蘭組織團伙和德國足球流氓(Hooligans)在科隆發生惡劣街頭暴力衝突時(注:Pegida之所以成立, 也是受了這次毆打事件的啟發),科隆市警察也表現極差。當時阿爾博斯則拍胸脯對媒體稱,“一切盡在我掌控之中”, 隨後便有一輛警車被燒毀。

拉舍特和林德納同時對阿爾博斯施加壓力可以理解。前兩者是北威州議會上的在野黨黨魁, 而阿爾博斯是北威州執政黨社民黨黨員, 他和北威州內政部長同屬一黨, 是黨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耶格爾剛開始極力維護阿爾博斯的緣故。聯邦內政部長德邁齊埃對阿爾博斯的批評似乎也合情合理, 大家畢竟不屬於同一個黨派。但當他批評科隆市警察辦事不利, 有關人員必須要承擔人事責任的同時, 無意間也批評了自己。此話怎講?事發現場的警察分兩種: 火車站以內和火車站以外的警察。火車站以外的屬於地級市警察, 火車站以內的屬於聯邦警察, 而聯邦警察的一把手恰恰是他自己。

這時, 媒體也強烈批評科隆市警方辦事不利, 但主要矛頭依然指向阿爾博斯本人。當媒體指責警察的同時, 也道出了一個政客們不願聽到的事實: 警察裁員問題。在過去幾年內, 德國共有13000 名警察出於政府財政赤字而被裁職。其中包括地級市和聯邦警察, 而負責裁員的是各個州的內政部長和聯邦內政部長。如果說科隆性侵事件是因為警察人數不夠,可想而知, 除了警察以外, 還有哪批人也要負上一定責任。想必大家都已經找到了答案。

當然, 警方本身確實也有責任。據稱, 當晚有很多來自附近其他城市的警察願意提供增援, 但最終被拒絕。最大的疑點還是警察和警察局高層負責人的對外說法不一致。當科隆警察被“千夫所指”, 譴責他們在事發時猶豫不決, 對眾多的投訴沒有做出適當的反應時, 一些匿名警察秘密地向媒體透露,稱他們迫不得已, 因為有上頭指示, 他們只不過服從命令而已, 而這一說法又被警察局高層否定。真是疑點重重。我想, 在這種信息不一致情況下大眾會更傾向於相信匿名警察的陳詞。毫無疑問, 情況並沒有得以好轉。

媒體之所以攻擊阿爾博斯, 是因為他隱瞞事實, 欺騙公眾。此時, 科隆市長雷克也對外稱, 阿爾博斯沒有對她述說實情而讓她感到非常失望, 因此他們在工作上的相互信任關係也不復存在。然後她把責任推卸給了警方。差不多在同一時間, 北威州州立議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在耶格爾的主持下對科隆市警察內部報告做了一次深入分析, 其最終結論也是把所有責任推卸給了科隆市警方。當晚, 阿爾博斯被擱置, 被迫提前退休, 成為這次事件的第一個政治犧牲品。

在此要給科隆警察說一句公道話: 他們都是公務員, 不是公眾人物, 相對而言沒有太大話語權。即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失職, 但這麼大的一個黑鍋由他們單獨背着確實有點冤。

事已至此, 耶格爾只能試着犧牲阿爾博斯來平息民憤, 名義上是為了挽回公眾信任, 實則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 他以為這樣做便可以高枕無憂了。而這時媒體和北威州在野黨又把矛頭指向耶格爾, 要求州長將他解僱。他只好解釋稱:“出於職務性質的不同, 內政部長不可能天天巡邏, 因此責任不在他。這就好比聯邦衛生部部長也不會在醫院親自給病人做手術。”此話一出, 就馬上後悔, 立即向公眾道歉, 說這不是他想表達的意思。與此同時, 北威州州長克拉夫特也被迫出面維護野格爾, 表示對內政部長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事情暫時告一段落。至於今後是否還會有人成為政治的犧牲品就很難說了。

信息不對稱

科隆性侵事件所引起巨大的輿論和政治風波是顯而易見的。當然,除了和此次事件本身以外,某些行兇難民的言辭也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比如:“我是敘利亞人,是默克爾女士邀請我們來的,你們(指德國警察)必須對我友好。”或者當面罵警察是種族歧視者。毋庸置疑,這種說法不僅讓普通群眾(或警察)難以接受,而且還會加劇右翼分子的排外情緒。不管是在德文還是中文論壇上都有言辭過於偏激的情況。它們的擔憂和譴責可以歸納為兩點:

第一: 行兇者大部分是剛到德國不久的難民 (長相貌似北非和阿拉伯人),因此所有來自這些地區的難民都有性侵犯的嫌疑。不僅如此, 他們當中還有不少潛在恐怖分子。他們的存在直接威脅到德國國家安全問題, 因此都必須走人。

第二: 這些事本來都不會發生。其“罪魁禍首,千年罪人”是默克爾。如果不是她一意孤行的敞開大門, 讓一百多萬難民湧入德國, 在科隆或其他城市就不會出現性侵事件。

有一點似乎可以斷定。這次性侵的行兇者或許真的和默克爾難民政策有間接的關聯。在感情上他們已被定罪。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 在現實中我們依然還不知道對方具體是誰, 有多少人, 其動機是什麼。不是嗎? 即便屬實, 也不能輕易的得出所有難民都有行兇嫌疑的結論。很多留德華的信息來源只限制於中文媒體, 包括《華商報》、《歐洲時報》、《歐洲新報》和眾多微信公眾號。但是中文媒體對此話題的報道數量和深度遠遠低於德文媒體。因此會出現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sasymmetrie)。這就是說,德國人對此問題的了解程度和分析深度已經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而在華人圈裡依然沒能與時俱進。

當德國媒體對此話題正式報到時, 他們的信息也不健全。尤其是在剛開始的前三天, 文章內容也是千篇一律。我承認, 當我看完各種報道後心中也忐忑不安, 憂心忡忡, 讓情緒主導了我。從第四天開始, 各大媒體通過自身不懈的努力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後(包括自我批評和信息來源渠道數量的增加), 報道內容也逐漸變得更加廣泛和客觀。我之前由情緒所主導的思維也漸漸的被沖淡, 但這不意味着我因此輕視它。我只是意識到,當人們對某件事的信息量逐漸增加的同時, 會開闊看待問題的視角。德國戲劇學家,海納·穆勒曾經說過:“樂觀主義源自於對信息的缺乏(Optimismusist nur einMangel anInformationen)。”這句話也可以改成: 悲觀主義源自於對信息的缺乏(Pessimismusist nur ein Mangel an Informationen)。很多人持有悲觀(或樂觀)態度不恰恰正是出於對信息的缺乏嗎?再此我舉幾個能說明這種信息不對稱的例子。

第一: 德國媒體也指出不能盲目的實施和錯誤的理解“政治正確”。

第二: 在一次民意調查中, 95%的右翼黨派“選擇黨”選民稱科隆事件和新來難民有直接聯系, 同時該黨高層人士卻否定此說法。

第三: 按人口比例而言, 來自敘利亞難民的違反刑事案件低於1%。該比例最高的都來自東歐國家, 並不是北非或阿拉伯國家。

以上德文報道只是冰山一角。類似德文新聞有很多, 但幾乎沒有或很少被中文媒體所採用, 即便有, 也是一筆帶過, 不會深入。甚至還有可能為了迎合讀者, 直接把那些另類報道“和諧”了。當然, 這只是我的一種猜測, 因為我也沒有證據去證明。即便這種猜測合情合理, 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也只能視為猜測來對待。反言之,  在此次性侵事件問題上也不是這樣嗎?  即便眾人的猜測在情在理, 但終究沒有確鑿證據。以信息不對稱為前提, 雙發得出的結論自然也不一致。或許誤解就是這樣誕生的吧。

縱觀這次性侵事件, 大多數人都認為只要把難民趕出德國, 順便把默克爾也趕下台, 德國今後就太平了。是這樣嗎?在我看來, 人們忽略了此次事件的重點。為什麼一定要把難民和性侵事件混為一談呢? 為什麼不能把它們分開來看待呢? 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找出行兇者及其動機, 找出事發的原因, 而不是先把所有難民都列入嫌疑犯的行列再說。據當前形勢而言確實很難找出所有真兇, 落網之魚的可能性比較大。但不能因此就採取簡單化的做法: 趕走難民,一了百了! 後者說起來容易, 做起來卻也難, 最起碼不可能馬上執行。

反言之, 行兇犯被確認後,遣返回國又能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 誰能夠保證他們(行兇者)遣返後一定受到當地法律的懲罰? 在德國犯法, 對德國婦女進行性侵犯後依然能逍遙法外, 這不是對性侵犯受害者的一種侮辱嗎? 對受害者而言, 這批人首先是罪犯, 而不是難民。既然是罪犯, 有必要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是否更應該給受害者一個交代呢?有人會反駁說, 最好的交代就是默克爾當初就不應該放難民進來。不錯,大部分行兇犯或許真的都是難民, 但是反過來就講不通, 因為它們在本質上有區別。

第二: 假如對德國婦女的性侵犯是不可容忍的。那麼在阿拉伯或北非國家的婦女就理應被性侵犯嗎?那些強烈主張遣返(所有) 難民的人正好支持這種觀點。這些人心裡可能會想,只要這些事不在我所生活的環境中發生就行了, 至於行兇者會不會受到法律懲罰則不重要。這似乎也有點雙重標準的嫌疑。

各黨派的反應

對這次性侵事件的反應, 德國黨派可分成兩種: 執政黨和在野黨。右翼黨派暫且可以忽略。科隆事件後第一個提出加強安全措施的是科隆警察: 增加監控攝像頭。巴伐利亞州的基社盟緊隨其後。它提出的建議最多, 也最嚴厲。比如: 今後德國每年只能接納20萬難民, 必要時自己單獨動用武力維護巴伐利亞州邊境, 所有科隆性侵犯行兇者一律趕出德國, 今後所有違反刑法的難民無需通過判刑就能被遣返回國, 判刑尺度不能作為遣返回國的衡量標准等。默克爾也申明支持今後實施更嚴格的遣返政策。副總理加布里爾也表示加重對有違反刑法的難民遣返政策。同時他還稱, 今後要指定難民的居住義務, 不能讓他們隨意進入大城市, 他擔心因此會出現平行社會。基民盟秘書長稱, 把遣返人數從目前的每天數十人至數百人最少提高到今後每天1000人。聯邦家庭部長宣稱要修改性犯罪法來保護女性。聯邦部長第一個提出這是有組織的性侵犯事件。聯邦刑事局局長也相信這是一起有組織的犯罪團伙事件, 行兇者必定事先約好。類似建議窮出不盡, 無法一一詳細描述。

那麼左黨和綠黨的立場又是什麼? 左黨是難民的堅定支持者。綠黨中只有個別人聲稱加重難民法, 比如圖賓根市長。但聯邦黨領導層次的立場至今還不清晰或還沒有達成一致。

德語里有一句話叫做“恐懼不是最好的建議者”, 同樣, 操之過急的行動主義也不是最理想的解決問題方式。常言道, 最有效的處理問題是對症下藥。假設這次行兇者都是德國人, 那麼應該如何處置它們? 是要把他們遣返德國, 還是把他們當作行兇犯來看待呢?答案一目了然。

經歷過這次事件後, 德國社會在某種意上正處於一種恐慌和憤怒狀態。大眾(選民)期待政客們馬上提供解決方案來安撫他們,給予安全感。再回頭看看這些政客們的建議。它們都禁得起現實的推敲嗎? 不見得。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 巴伐利亞州的基社盟提出今後所有違反刑法或規章制度的難民無需通過判刑便可遣返回國。然而德國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實施無罪推定法。它是指任何人在沒有被法院判刑前都屬於無罪之身。這是法治國家不可缺少的重要特徵之一。但是基社盟的建議和德國法治國家規則背道而馳。假如此建議在國會上被表決通過, 不難想象它會產生哪些意義深長的負面後果。因為它或許不只限制於難民, 而是所有在德外國人, 包括中國人在內。再說的夸張一點: 某某拿了德國居留的中國人因為因為亂停車而被罰, 第二天就被遣返回國。請問, 你會支持類似政策嗎? 提建設性意見來解決實際問題是政客的職責所在。但是如果人人都像基社盟秘書長這樣, 盡提一些煽動情緒性的意見則百害而無一利。

第二: 副總理加布里爾(同時也是社民黨主席)提議, 今後對難民實施居住義務, 不能讓他們隨意進入大城市。對此我也保持懷疑。首先: 我質疑該提議對今後避免類似科隆性侵事件會起到哪些作用。其次: 這種實際可行性多高? 不清楚。據說, 社民黨副主席之一, RalfStegner已經提出反對意見。除此之外,社民黨多數左派人士已經申明, 不想過度加重難民法,再加上加布里爾自己在社民黨的威嚴也是一日不如一日。

“政治正確”問題

“政治正確”問題在德國其實一直都存在,它從來都沒有消失過。在此之前只不過沒有廣泛浮出水面罷了。而這次科隆事件讓它有缺陷性的一面也公眾於世。不管是媒體或科隆警方的行為都備受譴責, 讓全世界的人作為笑柄來看待。其實這是不公平的。

說到德國式的“政治正確”, 大家都會稱這是當初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後所留下來的歷史負擔。毋庸置疑, 這個說法是對的。但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每個民族對其“政治正確”的定義有所不同。古人云,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國人的“政治正確”態度也不是一夜之間而形成的。依我的愚見, 二戰後的德國又經歷過兩次歷史事件鞏固了他們對“政治正確”的看法:60年代末的大學生運動和90年代初的大規模排外運動。

前者可以簡單的總結成對二戰(第三帝國)的徹底反思運動, 反個人崇拜主義, 反專制主義, 反權威, 反種族歧視, 思想開放, 性解放和女權運動。90年代的極端排外事件使德國人的反種族歧視態度受到嚴峻挑戰。隨後舉國上下又一次加強了對此問題的警覺性和敏感度。出於對自身歷史的沉重負擔, 他們意識到要抵制一股正在興起的新種族歧視運動必須採取更加堅定的態度, 那就是決不妥協, 不能讓它繼續蔓延下去。對此, 當時的公民社會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之後, 90年代初的排外事件被列入教科書,教育性的揭開種族歧視醜陋的一面。我90年代中期到德國。當我上初中的政治課時, 老師就拿這些教科書來教, 學生們這樣學, 周圍的朋友們也這樣做。

經歷漫長歲月的“政治正確”教育, 很多德國人對此態度已經根深蒂固, 甚至有一點僵化。難道就能因此判斷德國人的做法是錯的嗎? 很多人喜歡拿德國和日本在對自身歷史的反思態度上作對比, 藉此批評日本要學習德國。然而, 對歷史的反思程度和“政治正確”有密切的關聯。如果說德國人的自我反思值得學習, 為什麼現在突然間就變成一種錯誤呢?科隆事件後很多人又開始譴責科隆警察和媒體(也包括德國人在內), 說他們是否過於“政治正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它沒有標准答案。

如果說科隆警察和德國媒體有過錯, 還不如說這是幾十年的教育所產生的“惡果”更為恰當。德國人和其他國家人對 „政治正確”——出於歷史和教育因素——有不同的尺度。讓我們再假設一下, 如果科隆警方在事發時對行兇者或可疑者採取稍微強硬的手段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雖然有可能會避免性侵事件的發生及因此引發的一連串負面問題。但毫無疑問, 世界輿論不僅嚴厲的譴責德國, 甚至還會誇大其詞的說德國警方有多麼的排外, 種族歧視氣焰有多麼的囂張, 德國人根本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等。即便德國人在這方面已經洗心革面, 但一旦發生任何意外事故, 很多人依然會不加以思索給德國人戴上“納粹”的帽子。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這正是德國人多年以來所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局: 自己一鬆懈,就會挨罵; 自己一強硬, 還是被罵。

德國人在這個問題上雖然自信了很多 (比如2006年的足球世界盃就是一個很好的列子), 但依然沒有完全擺脫歷史留下來的擔子, 僅憑一己之力也不可能實現。這次外界, 尤其是來其他國家嚴厲批評科隆警察和媒體出於“政治正確”因素而過度的小心翼翼或許是一種機會, 沒準真的能幫助德國從歷史背負中解脫出來, 今後面對“政治正確”時無後顧之憂, 哪怕是一點點。但是憑心而論, 依然很難。這讓我又想起已故德國總理斯密特說過的一句話: 納粹在二戰時期的種種行為讓德國人在今後的500年裡都要背負着這段歷史的包袱, 甚至是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