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可以分為三類：史料學、歷史哲學以及二者的結合。歷史學者大多做史料學，少數做史料學和歷史哲學的結合，極少數做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又可以分為小型歷史哲學和宏大歷史哲學，後者更是罕有人跡。

宏大歷史哲學的先驅是英國學者阿諾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1934至1961年出版了12卷的《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包含7個文明的歷史，但被批評為對非西方文明的史料審辨不足。此後30多年無人敢於問津宏大歷史哲學，都覺得太難了。

由於幾位奇才的大作，宏大歷史哲學從1990年代末以來可以說是已經獲得突破。

第一位奇才是美國的賈雷德·梅森·戴蒙德 （Jared Mason Diamond，1937年9月10日－），洛杉磯加州大學醫學院的生理學教授。1997年出版《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文版：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這是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基本觀點是環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響社會發展。

戴蒙德說，這種觀點被歷史學者們認為是錯誤的或過於簡單的環境決定論，或者認為了解世界範圍內的環境差異和社會差異太難了，但是一些學科提供的新知識提供了對上述問題的新眼光。這些學科有：涉及農作物及其原始野種的生物地理學、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種的行為生態學、研究人類及有關動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學、人類流行病學、人類遺傳學、語言學、考古學、對技術、文字和政治組織的歷史研究。

戴蒙德青少年時的志向和學養受到父母的影響。他母親是教師兼語言學者，父親是兒童遺傳病醫師。他中小學時志向是醫師，7歲時還曾狂熱地觀察和研究野鳥。從小學到大學主要受到語言、歷史和寫作訓練，然後讀生理學研究生，1961年獲得博士學位。此後研究分屬兩個領域，一是分子生理學，二是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演化生物學是生物歷史的科學。

第二位奇才是以色列的尤瓦爾·諾爾·赫拉里（Yuval Noah Harari，1976年-），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系教授。2012年出版《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4）。這也是一部人類發展史，從如下多學科角度考察：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人類學、生態學、政治學、心理學等。

赫拉里2002年在牛津大學耶穌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此後專攻中世紀史和軍事史。

第三位奇才是中國的劉仲敬（1974年12月10日－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現代史方向博士生。讀博士兩年，已出版專著5部：

《民國紀事本末》（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

《從華夏到中國》（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

《安·蘭德傳 : 生平與思想 》（商務印書館，2015年）

《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 》（廣西師大出版社，2015年）

《守先待後 : 思想、格局與傳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劉仲敬從中國現代憲政史擴展到華夏政治史，旁及世界政治史。劉仲敬的文章網上很多，稱得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劉仲敬12歲（1986年）和13歲之間，為消磨時間開始讀《史記》，遇見精彩的段落就會默記默誦，不看《表》、《志》之類討厭的流水賬部分，只看本紀、列傳之類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這條線路引導他讀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中有故事的部分。

劉仲敬1992年17歲考入華西醫科大學。1996年21歲畢業後任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法醫10年。

劉仲敬說影響他最大的是約2003年之前讀的三本書：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雷海宗的《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他認為，“……雷海宗是斯賓格勒在中國的真正繼承人。他們和主流的差別不在技術上，而在格局上。這種分歧不是更加精確的實證研究所能解決的。從根本上講，以文明興亡為對象的思辨和以歷史事實為對象的實證是兩種東西。後者的主要用途在於為前者提供儘可能準確的材料；但如果沒有前者，後者就沒有什麼意義。”

劉仲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演化生物學的影響，比較像戴蒙德。

2009年34歲進入四川大學世界史專業讀碩士，37歲獲碩士。譯有大衛·休謨《英國史》和麥考萊《英國史》。2013年38歲進入武大歷史學院讀博士。

晶報訪劉仲敬：智力優越的“游士”和極端脆弱的少數派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11398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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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樂山水：當代中國歷史學者中的幾位刺蝟與狐狸

（2015-8-21）

在古希臘詩人阿基羅庫斯留下的殘章中有這樣一句：“狐狸知道很多東西，刺蝟卻有一個絕招。”英國哲學和歷史學者以賽亞.伯林爵士說，學者和思想家也大致可以分成這麼兩類：一類對世界有一個統一的看法，追求普適的理論和解決――刺蝟；而另一類體察個體的多樣，追求不同甚至相互牴觸的目標――狐狸。比較著名的刺蝟有：但丁、柏拉圖、盧克來修、帕斯卡、黑格爾、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魯斯特等；而狐狸有：莎士比亞、希羅多德、亞里士多德、蒙田、埃拉斯穆斯、莫里埃、歌德、普希金、巴爾扎克、喬伊斯等。（《刺蝟與狐狸》，收入《俄國思想家》）

在歷史學中，偏重史料學的學者可以算是狐狸，中國歷史學者大多如此。極端者如傅斯年說，歷史學就是史料學。錢鍾書也是。偏重歷史哲學的學者可以算是刺蝟，中國歷史學者中比較少。中國第一部通史的作者司馬遷是刺蝟，他的史學觀是追求古今普遍的傾向性或規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王國維和陳寅恪是刺蝟。

史料學者可以不做或略作傾向性或規則的概括（思辨、猜想），而歷史哲學學者一般需要具備史料考證基礎或史料審辨能力。與科學研究相比較，史料搜集和考證相當於科學實驗或田野考察，歷史哲學相當於科學研究者對數據概括出規則或傾向性。

當代中國歷史學者中的刺蝟的例子有高華、吳思和劉仲敬，而狐狸的例子有楊奎松和沈志華。

高華教授（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的名著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揭示了中共式思想改造的緣起與模式。此書的一大特色是構擬出歷史人物的意圖，這在偏重史料的學者看來不夠可靠，但對歷史人物心理的構擬傳統悠久，在中國，《史記》中就常見，只能比較不同構擬的合理性程度高低。此書的史料基礎很厚實，引用文獻200多種。

高華教授是南京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和博導，兼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和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兼職教授。

吳思（1957年5月－）的名著是《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和《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等。

吳思曾在《農民日報》工作10年。他在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說，干記者干久了很容易就發現，中國社會並不是按照明文的法律規定、文件規定運作的。《潛規則》所舉的一個例子，關於化肥是怎麼分配的，就直接來自我的記者經歷。”“從那時起，我開始意識到中國社會的運行有一套不明說的規則。……直到1990年代我細讀明史，才有了進一步體會。"潛規則“首先是官和民的關係，但也包括官和官的關係，以及官和上級之間的關係。”

吳思所謂的血酬定律和元規則及二者關係是：“血酬定律說的是暴力的投入和產出，簡單來說就是三條。第一，血酬就是暴力掠奪的收益。第二，血酬定律是指當暴力掠奪的收益大於成本時，暴力掠奪就會發生。換句話說，暴力掠奪行為與收益正相關，與成本負相關。這是一個事實判斷。第三，暴力掠奪不創造財富，於是就牽涉到暴力掠奪集團跟生產集團的關係問題。“元規則”是決定規則的規則，在歷史事實上，這個元規則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當然，暴力最強者也不能一意孤行，他要考慮到生產集團會不會偷懶，民眾會不會反抗、逃亡，然後尋找一個最佳的掠奪率，不管是稅率還是對自由的限制。元規則的主導者是暴力集團，是暴力最強者；他們計算成本收益的算法，是用血酬定律來描述的。”

吳思是北京人，近期才辭去《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和副社長。

劉仲敬（1974年－）的著作有《民國紀事本末》、《從華夏到中國》和《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等，其最大特色是概括出國際體系對近現代中國的塑造。

劉仲敬是四川人，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和鳳凰新聞客戶端主筆。

楊奎松教授（1953年10月－）的名著有《革命——楊奎松著作集》(四卷本，一. “中間地帶”的革命——從國際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二.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三. 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四. 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等。

1982年1月至1987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部任編輯，搜集了很多中共至今未開放的檔案。

楊奎松教授生於北京，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和博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兼職教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學術委員。

沈志華教授（1950年4月－）的名著有《朝鮮戰爭揭秘》、《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斯大林與鐵托——蘇南衝突的起因及其結果》、《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等。

1990年代，在蘇聯解體後俄國史學界比較混亂的時期，身為富商的沈志華斥資數百萬從俄美購得大批前蘇聯解密檔案並無償向學者開放。 從1996年至2002年間，沈志華與中國社科院合作，組織翻譯、整理、出版了36卷《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引起史學界的轟動。

沈志華教授是北京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和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大學的客座教授，中國社科院多個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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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劉仲敬是中國人文學鐘擺反向擺動的一個代表

（2015-9-20）

人文學是學術之祖，分化出科學。科學中採集數據和對數據概括出傾向性或規則

是一般程序，但人文學因為剩下的對象太大太複雜，還是延續考據學（如搜集考證的史料學）和哲學（如思辨猜測歷史傾向性或規則的歷史哲學）的分裂，研究時尚的鐘擺在兩端之間擺動。

中國人文學的現狀是考據學為主，但新一代學者的不滿聲音越來越大，鐘擺正在從考據學那一端向哲學那一端擺動，劉仲敬是一個代表。

在此之前鐘擺向考據學端擺動，始於文革後批判之前人文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全盤應用。

更早的向哲學端擺動，始於1950年代，如史學中的范文瀾、翦伯贊、郭沫若等的以（馬克思主義）論帶史。

更早的向考據學擺動，始於清初。學者痛感明代義理之學無濟於世，然後又遭受統治者嚴密的文化控制。現代胡適等開創的新人文學，還是以考據學為主。

更早的向哲學端擺動，始於宋代理學。更早的向考據學擺動，始於漢學（漢代對先秦典籍的註疏之學為主的考據學）。更早的就是先秦諸子之學的哲學爆發了。

劉仲敬：自由主義與殖民主義在遠東的崩潰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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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劉仲敬說了什麼

（2014-12-6）

劉仲敬的“格局、結點、路徑和命運”說了什麼呢？

這個記錄稿標題的順序不恰當，應該是：結點、格局、命運和路徑。

首先是結點。結點是重大事件，如同棋局中的關鍵幾步。重大事件約束了棋局的後續變化，也就是格局。棋局的變化約束，約束了博弈者的後續招數，也就是博弈者的命運。受到約束的後續招數，也就是博弈者的路徑。

重大事件可能是先前格局導致的，也可能是偶然的，所以並非必然論或決定論。

這是一種歷史哲學，或者如劉所說，是不限於歷史的普遍哲學。劉將之溯源到休謨，再溯源到蘇格蘭啟蒙學者：

【提問人H：您的解釋模型跟哈耶克的心智理論有很大的[相似性]，他現在在中國一直很火，但是他的那本《感覺的秩序》，就是提出整個心智模型和道德哲學基礎的這本書，卻不太受重視，到現在都沒有翻譯。您有考慮過翻譯他的東西嗎？

劉仲敬：這個，我的學說其實跟他關係不太大，而跟休謨的關係倒比較大一些，但是兩者之間是有（？），你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基本（？）就是，模式、自發秩序，通過博弈來自發演變，這種演化論的模式跟達爾文的進化論有一定的相似之處，而且它可以抽離具體學科，也就是說，它不一定要用在經濟學，或者是社會學或者是歷史的具體項目有關，實際上他可以跨學科用到很多不同的項目上。而如果說這種東西要有一個思想根源的話，那麼蘇格蘭啟蒙運動就是他們共同的思想根源。哈耶克也好還是其他人也好，都是從這個思想根源裡面搞出來的，萌發出來的。就像是同一個民族，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後裔。或者說是像你和你的表兄弟，長相都有點像你的祖爺爺，因為你們是[同根生的]，這叫做家族[遺傳]【家族相似性，維根斯坦《哲學研究》中的比喻，指一個類的部分成員A與部分成員B有共同屬性X，B與部分成員C有共同屬性Y——樂山水】。至於那本書的話，我想應該是排在前幾名的。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順序中間，他怎麼說也是前四名。

歷史哲學和史料學是歷史學的兩大部分。史料學考據歷史事實，如同新聞報道考據讀者感興趣的新事實。歷史哲學思辨/猜測歷史事實/現象背後的規則（例外很少）或傾向性（例外較多）。

歷史學者中有單做史料學的，也有在做史料學基礎上做歷史哲學的。單做歷史哲學的很少，如湯因比的歷史哲學的大部分沒有自己的史料學基礎。單做歷史哲學，和做其他哲學的風險相同，猜錯了就全錯了，當然猜對了價值無量，因為覆蓋面太大。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因為猜對了而享有崇高地位。

劉罷黜史料學而獨尊歷史哲學，批評沈志華和楊奎松過甚，有失偏頗。

參看：

劉仲敬：格局、結點、路徑與命運

http://site./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4212535

劉仲敬：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及中國成長

http://site./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421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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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劉仲敬是用哲學圖解歷史嗎？

（2015-3-14）

看到有的網人批評劉仲敬是用哲學圖解歷史。這種批評錯得可笑，因為批評者不做歷史研究，不懂歷史研究。我曾經說過：

【歷史哲學和史料學是歷史學的兩大部分。史料學考證歷史事實，如同新聞報道考證讀者感興趣的新事實。歷史哲學思辨/猜測歷史事實/現象背後的規則（例外很少）或傾向性（例外較多）。

歷史學者中有單做史料學的，也有在做史料學基礎上做歷史哲學的。單做歷史哲學的很少，如湯因比的歷史哲學的大部分沒有自己的史料學基礎。單做歷史哲學，和做其他哲學的風險相同，猜錯了就全錯了，當然猜對了價值無量，因為覆蓋面太大。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因為猜對了而享有崇高地位。】

做史料學，當然不能從哲學出發考證歷史現象。這類批評劉仲敬的網人，以為歷史研究就是史料學。

劉仲敬不做史料學，做的是歷史哲學，對已有史料思辨/猜測其背後的傾向性。這種研究當然是從基本假設（哲學觀點）開始的，但研究過程也是驗證和發展基本假設，並非圖解。這種研究是毫無爭議的歷史研究，評價只能是與同類研究比較高低。

從史家才（歷史研究能力）、學（多方面學養）、識（對歷史的見識）來看，劉仲敬在中國歷史學者中都是少見的，成果也很好很不少，前程不可限量。

批評者只是歷史愛好者，歷史學入門常識都不具備，批評文章慘不忍睹。這種雲泥之別也具有喜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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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歷史傾向性及規則和決定論

（2015-8-8）

規則和傾向性是哲學類人文學和科學研究追求的結果。規則是例外很少的，傾向性是例外較多的。哲學類人文學研究的是變量很多的對象，結果以傾向性為主。科學研究的是變量較少的對象，結果以規則為主。

規則和傾向性存在於何處，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實在論，說規則和傾向性是客觀實體，存在於先驗世界（柏拉圖主義）或神那兒（神意或天意）。在歷史哲學中，實在論就是歷史決定論了，歷史是被先驗世界或神的規則和傾向性預先決定的，人力無法改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發展決定社會發展的歷史客觀規律也是一種歷史決定論。

第二種是概念論，說規則和傾向性是心理上的，是人們對對象的認識。歷史哲學猜測制約現象的傾向性和規則（不是先驗世界的、神的或客觀的），據此作出預測，跟歷史決定論毫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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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以劉仲敬的哲學為例談理解和評價學術

（2015-9-22）

劉仲敬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在網上引起的敵視，讓我很吃驚。想了一下，明白了，敵視者是把他的哲學當作政論了。網上談政治，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說說自己的立場，反對甚至謾罵敵對的立場就行了。不過劉的哲學不是政論，他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乃至華夏政治史做哲學思辨，當然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但再說一遍，他的哲學不是政論。誰覺得他的哲學讓你不快，那是你的政治哲學素養不足以支撐政治立場，感覺到他的政治哲學的威脅性。不然的話，不會過於在意。

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不是科學，不是猜測較小傾向性或規則-用數據分析論證猜測，而是猜測較大傾向性或規則-舉例說明比以往猜測的合理之處。不能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論證要求哲學，哲學猜測只要說明比以往猜測概括的東西多或有其他較為合理之處，就行了。看學術的東西，要知道它是哪一類的東西，要看它比以往的研究有沒有較為合理的貢獻。如果讀到新貢獻較大的研究，那就像欣賞到好的音樂或繪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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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人文學、科學以及社會科學

（2009-3-13）

1. 人文學

“人文學”（humenities）這個名稱，容易引人望文生義，以為是用的跟天文學、水文學一樣的命名方法，是研究人的學問。實際上人文學研究的不光是人，它是基礎研究中科學之外的多個學科，跟科學不同的地方主要是方法。人文學在古代（直到四百多年前現代自然科學興起為止）發展程度高於科學，是現代科學的來源之一。

人文學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考據（如文獻學和史料學），考證單個現象的具體屬性。考據早就有過一些很高的成就。例如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中的殷商君主世系表。他沒有見過殷商的甲骨文獻，只是利用當時的其他文獻資料和訪諸野老，排出了那個世系表。清末王國維等人通過對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獻的考證研究，發現司馬遷的殷商世系表錯誤很少。由此可知，考據的目的是搞清楚單個現象本身的具體屬性。考據主要利用文獻資料，也有人兼做田野調查。

人文學的第二類是純思辨概括（如哲學和文學批評），對現象進行純思辨的概括。例如古代史學家在對社會變化的追記里，往往表現了對其原因的探討。再如春秋時代的孔子，認為當時的社會弊病，原因是人們不再遵守周禮。由此可知，純思辨概括的目的，是發現制約現象之間關係的規則或傾向性。概括出的規則是充分必要條件式，例如：當且僅當有現象A（或ABC……），就有現象X（或XYZ……）。概括出的傾向性如：如果有現象A（或ABC……），傾向於有現象X（或XYZ……）。純思辨概括主要依靠假設-演繹、歸納、類比、頓悟等思辨方法。概括的結果就是所謂理論。理論聽上去是個嚇人的大字眼，其實不過就是概括。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要做概括，所以人人都是理論家。：）有效理論概括的現象越多，覆蓋的面越大，其價值就越高。人文學理論容易過度概括，即概括的現象過多。所概括的現象，有些是無法重複的歷史現象，有些是難以觀察的心理現象，有些摻雜了見仁見智的價值判斷（如利害、善惡、美醜），因而觀察現象及之間關係的過程時常難以重複，驗證理論失效的可能性（這被奧地利哲學家波普爾稱作可證偽性）時常難以找到。

人文學的第三類是綜合研究（如歷史學），兼作考據和純思辨概括。

2. 科學

科學是什麼呢？有兩類不同的看法：一類是民俗看法，另一類是專家看法。在多數人看來，科學就是正確的、可靠的、有用的、好的以及擁有其它正面屬性的知識。這種看法由來已久。在伽利略以來的四百多年時間裡，自然科學事業獲得了此前智力探索者從未夢想到的巨大成功，簡直是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自然科學知識的可靠性令人信服，部分自然科學知識的實用性更令人驚訝。自然科學的進展引發了工業革命和新技術革命，開發出了似乎無窮無盡的財富，已經而且繼續惠及大多數人，並且影響到每一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多數人沒有考察或從事過科學研究，看到的只是它輝煌的結果，看不到它跟其它智力活動有同有異的具體過程。在他們看來，科學家就是某個領域的權威，掌握着某個領域的正確知識（也就是科學）。這種對於科學家和科學形象的大眾主觀塑造，是眾神和神諭形象在這個時代的翻版。這種科學的神諭隱喻，導致了“科學”和“科學的”這兩個詞的泛濫成災。例如，因為正確的知識就是“科學”，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知識；所以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再如，因為人文學和歷史學是正確的知識，所以人文學和歷史學是人文科學和歷史科學。又如，因為正確的或實際的就是“科學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是正確的或實際的；所以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又如，因為應用科學知識的活動就是“科學的”活動，所以應用科學知識的種田、管理、決策就是科學種田、科學管理、科學決策。

在專家（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家）看來，科學是一大類多姿多態的研究活動。從熟透了的有時使用思維實驗的理論物理學，到長久以來未能建立理論系統的生物分類學，多種科學研究活動的共性很難歸納；可能只好借用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比喻來描述：A學科和B學科有相似的屬性z和y，B學科和C學科有共性y和x，C學科和D學科有共性x和w。這樣A學科和D學科就沒有不同於非科學智力活動的共性。還好，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不是“科學諸學科的相似性”，而是簡單得多的“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科學”。為了討論這個問題，只需要先討論典型的科學（如物理學）的下列兩個屬性：

(1) 研究過程和結果是客觀的或可驗證的（可證實的或可證偽的）。

(2) 研究結果構成一個理論系統。

可驗證性，在波普爾之前只有可證實性。科學家報告一個新結果，要說明方法和條件。別人可以重複，按照報告者的方法和條件，必定得到同樣的結果。波普爾提出可證偽性，是為了補充可證實性。波普爾應該是受了狹義相對論驗證過程的啟發。狹義相對論在一般條件下無法驗證，後來是一批天文學家利用對一次罕見的日食的觀測才證實了這個理論。波普爾的可證偽性，就是針對象狹義相對論這樣的難以驗證的理論。這種理論要獲得科學身份，必須提供驗證的可能性，必須有判決性的實驗或證據來檢驗它是對是錯。

數學和邏輯學等公理系統，是不可驗證的。公理系統只是從假設的公理開始沒有內部矛盾地推導出一個系統，並不要求每一步結果都能接受經驗證據的驗證。歐氏幾何學從包含“平行線永不相交”的五條公理推導出來，可滿足一般需要。兩種非歐幾何學（里滿幾何學和羅巴切夫斯基幾何學），一種將上述平行線公理改為“平行線最終相交”，另一種將其改為“平行線之間的距離逐漸增大”。後來發現，前者可用於描述大圓球面（如地球表面），後者可用於描述馬鞍性的天體。

人文學中的哲學、文學批評等學科，一般也是不可驗證的。哲學的對象都是已有研究條件下無法進行經驗研究、只能進行思辨研究的。如果研究條件有所改善，對某個哲學對象可以做經驗研究了，可以驗證了，這方面的哲學研究就會分化出去，形成一個新的科學學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很多學科都是這樣從哲學裡跑出來的。文學批評不可驗證的原因，類似於哲學。

人文學中的文獻學、考據學、考古學和歷史編撰學等學科，都是可驗證的；但是它們研究的是一個一個具體對象的屬性，如某個古人生於何時，它們的研究結果並不構成理論系統。

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和語言學等社會科學學科，是可驗證的，其研究結果也構成理論系統。這些學科的經驗研究路子和理論系統目標，都是向物理學等典型的自然科學學科學來的。跟四百多年的現代物理學相比，這些現代社會科學學科都還處於少年期，最早形成的也只有一百多年歷史。

科學是個多義詞，所指的範圍可以大小不同。最狹義的科學是狹義自然科學。狹義自然科學的的目的，如同人文學純思辨概括的目的，也是是概括出制約現象的規則或傾向性。這不同於人文學考據的目的（考證單個現象的具體屬性）。狹義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純思辨概括要對現象做出概括，需要先觀察現象，獲得數據（資料）。在觀察現象的方式上，狹義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純思辨概括差異巨大，卻相對接近於人文學考據。人文學純思辨概括學者觀察現象，不限定範圍，不需要觀察較多事例（數據）。人文學考據學者專注於單個現象本身，觀察現象限定了範圍，需要觀察較多事例。觀察方式有如前文所說的研讀文獻資料和田野調查等。狹義自然科學學者觀察現象也限定了範圍，也需要觀察較多事例。觀察方式最典型的是實驗，以一個現象為主要觀察對象。對於可能相關的多個現象，控制住它們的變化，只讓其中一個現象（如溫度）發生變化，看看是否引起主要觀察對象的變化。如果受控變化現象引起主要觀察對象的變化，那麼就觀察變化相關性。其他觀察方式那麼逐一其它現象的變化是否和怎樣引起主要對象的變化。

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明確限定的範圍之中的現象之間的關係。一項科學研究，以一個現象為主要對象，逐一考察其它現象的變化是否和怎樣引起主要對象的變化。科學研究的對象明確限定，這同考證的人文學的對象明確限定是相同的，同純思辨概括的人文學的對象不明確限定是不同的。

科學研究當然需要思辨，但不限於思辨，還要通過實驗、調查等實證方式探究現象之間的關係。這樣思辨和實證結合的概括研究，是可以讓別人重複的；而得到的規則或傾向性，是可以驗證的。科學研究的思辨和實證方式，綜合了純思辨概括的人文學的思辨方式和考證的人文學的實證方式。

科學習慣上分為兩大門類：一類是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和生物學），基本上是對自然現象之間的關係作思辨和實證（或經驗）的概括，只有數學是例外的純思辨概括；另一類是社會科學（如經濟學和社會學），對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作思辨和實證的概括。

3.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往往同人文學混為一談，連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研究所和學者都大多是做人文學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也是大多給了人文學項目。大學文科專業和學者、學生也大多是人文學的。追究原因，一是中國傳統學術基本上只有人文學，二是官方意識形態馬列主義又大半（哲學和社會主義理論）是人文學，或乾脆就是宣傳（謊言或偏見）。社會科學和人文學是不同的研究活動，雖然二者之間有過渡地帶和交叉現象。

同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給人的感覺是不夠硬。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社會科學的積累和發展時間（兩百多年）比現代自然科學（四百多年）短得多。其次，一個社會現象背後的因素太多，一般只能概括出傾向性，如同背後因素太多的自然現象（如氣象）。再次，對多數社會現象的探究不能用自然科學中最有效的實驗方法（控制住某個因素之外的其它因素，讓它們保持不變，只讓一個因素變化，看它的變化是否和怎樣引起主要對象的變化）。還有，有些社會現象（如心理現象），處於黑箱之中，只能根據輸出來構擬其內部變化。

中國和華人中的社會科學，更是弱小。這有制度原因（禁止不利於統治者的社會科學研究），也有文化原因（當官或發財功利心太強、只有人文學傳統、官方意識形態的新傳統）。等到未來中國人痛感缺少社會科學這種重要性不低於自然科學（而且更難引進）的基本軟件時，中國的現代化恐怕已經因此延誤多時了。

國內社會科學一些學科有向中國傳統人文學倒退的“本土化”時尚。國內一些社會科學學科，與國外交流較少，範式陳舊，多數學者外文不好或懶得看外文文獻，知識老化。現在經費多一些了（中國的科研經費幾乎可以買任何生活用品，也是中國特色），急於高產，就說本學科應該“本土化”，或者叫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本學科（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經濟學）。怎麼“化”或“建立”呢？自創體系、擁立中國權威的體系或回到古代人文學（後二者都比外文文獻容易讀）。新體系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有教授自稱已經創立了十三個新學科。一年寫幾本專著的學者不稀奇。一年能碼出那麼多字，就讓人吃驚了，怎麼可能作過可以重複的觀察和思辨呢？這是要倒退到古代人文學之前去了。

4. 人文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家族相似性

自然科學、數學、社會科學、純思辨人文學、考證人文學之間有着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家族相似性”。這個基礎研究家族的五個成員各自分別具有下列屬性的一部分：

(1) 研究目的是概括出現象之間的傾向性或規則（自然科學、數學、社會科學、純思辨人文學）

(2) 研究對象是明確限定的（自然科學、數學、社會科學、考證人文學）

(3) 研究對象限於自然現象（自然科學、數學）

(4) 研究對象限於社會現象（社會科學、考證人文學）

(5) 需要初始假設（自然科學、數學、社會科學、純思辨人文學）

(6) 通過可以重複的觀察來獲取數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考證人文學）

(7) 對數據加以思辨以概括出傾向性或規則（自然科學、數學、社會科學、純思辨人文學）

(8) 概括出形式化的（或數學化的）規則（自然科學的多數學科、數學、社會科學的極少數學科、純思辨人文學中的數理邏輯學）

這些基礎研究活動還在發展，屬性還可能改變。此外，學科命名並無嚴格規範，因此有的名稱未必反映學科或學科群的屬性。例如認知科學是形成於50年代的學科群。80年代哈佛的心理學教授加德納寫了一本認知科學簡史——《心靈的新科學》，說認知科學有六個核心學科：認知心理學、當代語言學、人工智能、民俗人類學、神經生理學和心靈哲學。如此則這個名為科學的學科群包含了三個社會科學學科（認知心理學、當代語言學和民俗人類學）、兩個自然科學學科（人工智能和神經生理學）和一個純思辨人文學學科（心靈哲學）。

附帶說一下，所謂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有時不太好區分。發展程度較高的基礎學科（如純數學、理論物理學），相應的應用學科（如應用數學、應用物理學）一般是研究怎樣應用基礎理論，而發展程度較低的基礎學科（如理論語言學），還不能提供很多應用領域（如語言教學）需要的理論，所以相應的應用研究（如應用語言學）就要從基礎研究做起了。

5. 科學主義

“科學主義”是一個哲學標籤，可以用在兩個方面。在科學哲學裡，主要是上個世紀上半葉的邏輯經驗論，基本觀點是科學的對象只能是可以直接觀察的現象。它發源於維也納（石里克等）和柏林（萊辛巴赫等），影響了英美的分析哲學（後者另有先驅：德國的弗雷格、美國的皮爾士、英國的羅素和摩爾）。

邏輯經驗論曾經影響到心理學、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和文學理論等人文學學科。

起源於美國的行為主義心理學（斯金納等），只研究可以直接觀察的刺激-反映鏈條中的人類行為，不研究內部心理機制。觀察方式與以前的學派一樣，主要是實驗，其次是調查。但是它的主流派地位，已在上世紀中葉，被起源於美國的認知心理學（米勒等）所取代。後者專門研究內部心理機制（認知系統），觀察方式沒有改變。

起源于于歐美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先驅：瑞士的索緒爾、布拉格學派：十月革命後流亡的俄國人特魯別茨考伊和雅克布森等、美國學派：布龍姆菲爾德等、哥本哈根學派：葉爾姆斯列夫等），只研究語言形式（語音、語法形式）系統，不研究語義系統和心理機制。觀察方式，主要是田野調查，其次是調查書面語料。但是它的主流派地位，已在上世紀中葉，被起源於美國的生成語言學（喬姆斯基等）所取代。後者認為語言系統是一個認知子系統。觀察方式，主要是內省，其次是田野（語感）調查等。其後起源於歐美的非主流派——功能主義語言學，也認為語言系統是一個認知子系統。觀察方式，主要是田野調查，其次是內省。

起源於法國的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列維-斯特勞斯等），受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啟發，只研究文化的形式系統，不研究心理機制。觀察方式，與以前的學派一樣，還是田野調查。這個學派早已消亡。後來影響較大的學派——民俗人類學，主要研究心理機制，觀察方式沒有改變。

起源於俄國的形式主義文學理論（普羅普、雅克布森等）和起源於法國的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巴爾特等，受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啟發），只研究文學作品的形式系統。觀察方式，主要是書面作品閱讀，其次是田野（民間口頭作品）調查和閱讀。後來影響較大的學派——解構理論和後現代理論，研究文學作品的社會歷史含義，觀察方式是作品閱讀。

上述心理學、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是社會科學的老牌學科，在受到邏輯經驗論影響之前，已有百多年歷史，學科草創時就有明確限定的社會方面研究對象（分別是心理系統、語言系統和文化系統），就使用實驗和田野調查等類似於自然科學（物理學等主要用實驗，生物分類學和地質學等主要用田野調查）而非純思辨人文學（讀書而非觀察對象）的觀察方式（現代心理學始於馮特建立萊比錫大學心理學實驗室，現代語言學始於德國學者調查印歐語言的語音對應關係和同源詞、文化人類學始於歐洲學者對異族的田野調查）。邏輯經驗論的影響，只是在這些學科中助產了一類學派，把研究對象縮小為可以直接觀察的現象，並未改變學科原有的觀察方式。這些學派都已作古，後起學派不再把對象限制為可以直接觀察的現象，觀察方式也基本上沒有改變。因此，在這三個重要的社會科學學科中，絲毫看不出對象和方法上倒退回人文學的巨變。

“科學主義”的另一個意義，指的是社會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也叫科學至上論或科學拜物教。在很多人看來，科學就是正確的、可靠的、有用的、好的以及擁有其它正面屬性的知識。

這種看法由來已久。在伽利略以來的四百多年時間裡，自然科學事業獲得了此前智力探索者從未夢想到的巨大成功，簡直是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自然科學知識的可靠性令人信服，部分自然科學知識的實用性更令人驚訝。自然科學的進展引發了工業革命和新技術革命，開發出了似乎無窮無盡的財富，已經而且繼續惠及大多數人，並且影響到每一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很多人沒有從事或考察過科學研究，看到的只是它輝煌的結果，看不到它跟其它智力活動有同有異的具體過程。在他們看來，科學家就是某個領域的權威，掌握着某個領域的正確知識（也就是科學）。這種對於科學家和科學形象的大眾主觀塑造，是眾神和神諭形象在這個時代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