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烈要求立法批准“安樂死（尊嚴死）”-

自九十年代末，美國醫生基弗里安、公開在電視上播放了他的一段助人自殺的實況錄像帶，引起社會注意和廣泛爭論以來。全世界已經有無數有識之士參與進來，以實際行動來響應、支持和奔走呼籲，要求“安樂死合法”。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有良知的中國開國元勛的後代或經驗豐富、醫術高超的醫生，旗幟鮮明地站出來，公開贊成、支持“安樂死合法”，並恰如其分地賦予其一個更接近人權本質的名詞“尊嚴死”。而且由於他們不懈努力的工作、宣傳、爭取，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時至今日，除了荷蘭和比利時已經正式通過“安樂死合法”的相關法律外，加拿大和美國有幾個州，也分別批准了一些“安樂死合法化”的個案。讓這個一定要牽涉到每一個人的切身權利的問題，涉及到每一個人的生死觀，一直是一個爭論不斷的議題。更是理智的“人性”和真正的人身自由沒有進化到位的證明。因為“安樂死立法”將體現人類社會真正的文明


據說曾經有一自幼癱瘓在床的女子，寫信給人大代表，請求轉達人大進行“安樂死”立法的建議，並在網上引起熱烈的反響和討論。聯想起我們整天價在嚷嚷着“要爭取並捍衛”的人身“自由”，卻要面對我們現在還根本沒有對“自由決定自己生命”的絕對“自主權”，而這個“自主權”甚至還在被大多數自詡為“自由、民主”的社會、通過法律強行剝奪的現實。和所謂的“人權”神聖性宣傳而言，不能不說是一極大的褻瀆和諷刺。筆者要毫無保留地、反對和鄙視這種無謂浪費社會資源、偽劣卻華而不實的道貌岸然行為！

這更是相對於中國古代文明已經達到的水平的一種倒退。因為早在一、兩千年前的中國，就對所謂的“自殺”行為（比如愛國詩人屈原的投江自盡，以及後來陸續發生一些知名讀書人，用“自殺”來表達憂國憂民之情的事件），表現出相當的寬容，已經體現了中國文化對每一個人的“生命自主權”的尊重。只是到了“反右”和“文革”時代，受到極左的專制、獨裁和霸道思想影響，才顢頇地、把“自殺”說成是“自絕於人民”的“罪惡”，反而要將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對新中國的建立、有着卓越功勳的領導人，用極不人道的方式折磨致死。而至今還遲遲不能為“安樂死”立法，等於在這個問題上，縮到了一些西方國家（如荷蘭和美國的個別州）的後面，這不是倒退又是什麼呢？

其實這不僅關繫到社會每一個人，早晚一定要面對自己或自己的患病親人“求生不可能（病入膏肓時），求死不可得（家屬堅持繼續治療）”般痛苦時，無法迴避的真正“人道”問題，也是人類依靠自己的理性，來解決在醫療費用支付上，已經日益增加到活人家屬或所在單位無法承受的“社會成本”問題。隨着“看病多（各種自然或人為致病誘因增加）、看病難、看病貴”的社會現實，這已經成為產生無數家庭“人倫悲劇”的主要根源之一。更完全屬於體現和考驗我們有沒有真正的終極人權和文明的問題。

現在西方大多數國家之所以不願意通過“安樂死”立法，完全是出於一種利益對決的考量。因為這樣做的結果，觸犯了代表醫生和律師等、因有錢所以有勢的集團的利益、而必然會產生的強力反對。眾所周知，“臨終關懷”“病危搶救”“醫療事故處理”和“遺產糾紛”等問題，歷來都是這兩個行業經濟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一旦通過“安樂死”立法，豈不是斷了他們一部分的“財路”？當然是萬萬不可以的，這是適用於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所沒有涉及到的，所以“人道”反而成了謀取最大經濟利益的幌子，那個“將心比心”的人性同情心，反而成了“天性”唯利是圖的犧牲品。這也是筆者不屑於當“跟屁蟲”來吹捧西方“文明“的一個原因和理由。因為它們在本質上還沒有沾上人性“文明”的邊！

所以筆者始終公開、並無保留地，支持要求中國人大通過“安樂死”的立法建議，並將其看成是能否重振中國文化，回歸真正“文明”正道的標誌之一！

請看18年前在紐約僑報論壇上發表的老文章：為什麽要反對“安樂死”？

美國一個有名的專門協助別人實行“安樂死”的醫生基弗里安，最近在電視上播放了他的一段助人自殺的實況錄像帶。被檢方因此認定是“殺人”而再次被送上法庭，將面臨被罰款或監禁的處罰。讓我們有必要從另一個更深刻的角度，來思考一下當前連文盲都懂得琅琅上口的“人權和自由”。以免叫了半天，自己反而站到反對一部分人要爭取的“人權和自由”的立場上來了.我們總是把追求“幸福生活”當成是“人權和自由”的重要內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幸福”肯定是一種主觀感受。有的人喜歡錢，有錢就有“幸福”；有的人追求理想，實現理想就是“幸福”；有的人嚮往愛情，獲得愛情就是“幸福”；…… 。總之，是不能用一個人的標準強加給另一個人的。而“生活”則更要包括從出生到生命結束前的全部時光。而一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求生”的欲望，本來就是包括人在內的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本能。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有這類的經歷，自己的親友由於某種意外或疾病，時刻在肉體上要受到極大的痛苦折磨，而又註定沒有好轉的可能。當我們看到他們天天都得在病床上痛得打滾、哀號、毫無一點尊嚴可談時；或他的身體狀況，已經註定自己只能從此永遠生活在沒有幸福的精神痛苦之中時。我們怎麽能忍心剝奪他們在確定已經永遠失去幸福的可能後，要想退一步追求自己免於痛苦、維持起碼尊嚴的“權利”呢？更何況這種決定，往往都是在本人處於清醒正常的時候，就預先對生命、幸福、親情（不想自己萬一成為植物人時，給家人造成終身負擔）或者還有社會責任感之間，作出的理性選擇。我們有什麽資格或理由去干涉這種純屬個人的“自由”？即使從宗教的角度，這也是只能交給“神”去審判，才能決定是對還是錯的，否則，強迫人去接受如此不堪的痛苦，等於提前要他入“地獄”，我們人類豈不是有“越權”的嫌疑！

所以，應該肯定，只要個人自願選擇“安樂死”的權利一天沒有獲得法律上的承認。 那麼， 我們所擁有的“人權和自由”，無論有多少詳盡的條文和無微不致的保障，都將是不完善和有缺憾的。理由很明顯：我們起碼在活着來到這世界上的瞬間開始（先撇開那個有爭議的墮胎問題不談），就獲得父母和社會、法律的全面保護。隨着年齡增長，逐步拿到各種權利和自由。直到符合法定年齡開始，每個人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決定自己的行為，並自行承擔後果的責任－包括成為百萬富翁或坐牢甚至被判死刑，這似乎已經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當我們“自由”地享受了生活，走到接近終點時，已經積累了可能獲得的最多的人生經驗，本來應該是每個人自己相對最成熟的時期， 其對自己行為的決擇，理應更受到尊重。可是現在我們居然以種種理由，完全剝奪了一個人要維護自己活得有尊嚴的“人權”、和選擇自己最後一段路怎麼走的“自由”！就像我們開着一輛車上路，途中無論想去哪裡或走那條路，都可以享有絕對的自由；偏偏到最後，發現居然沒有想停在哪裡或什麼時候停的自由，而被強行規定只能等油耗盡時停在哪裡算哪裡！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嗎？    

有人以執行“安樂死”會被某些罪惡企圖利用成為“謀殺”的手段，而加以反對，這實在是一種“因噎廢食”的說法。其實，罪惡可以在任何正當“合法”的面目下發生，這已是生活的常識。我們不是至今還有人懷疑英國的戴安娜王妃並非死於正常車禍嗎？而歷史上的確有些名人是死於某種人為陰謀製造的車禍的（如著名的巴頓將軍）。更還有用正常寄包裹的手段以炸彈或毒藥殺人的。至於小說、電影中描寫的以車禍或“自殺”等各種貌似正常的假象來達到罪惡殺人目的的情節，更是屢見不鮮。難道說我們可以因此禁止開車或關閉郵寄業務嗎？事實上，基弗里安的實況錄像帶，也許反而給人一個啟發：這是否是一種最能避免直接暗藏“死亡罪惡”的方式？因為不僅計劃可以事前公布，讓有關人員或司法部門有消除懷疑的時間，而且整個過程記錄公開，比較容易對現場接受”安樂死”的本人的真實意願進行判斷。只要立法較完善，其製造罪惡的可能，不僅遠比上述任何陰謀的實施來得困難，也會比各國警察機構內部由於某種原因需要，而故意製造“冤假錯案”的可能機率要小得多的。對“安樂死”合法化的討論，是一個真正考驗人類理智和良知進步的機會，也比熱衷於對名人的“拉鏈醜聞”的追逐興趣有意義得多。
（發表於98.12.12.紐約僑報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