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強雄才，過重私節 近平謀深，咎在權貪

2016兩會在即。

外媒《南華早報》《世界日報》，在同一天裡發出了完全不同的氣象預報----

《南華早報》： “兩會前瞻 還會聽到多少不同的聲音？”

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會議通常是國務院總理的舞台...但在今年的舞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會讓總理李克強有所失色。雖然按照憲制，國家主席在這場年度政治大戲中並非主角，但一場前所未見的宣傳運動正在推廣其作為強人領袖的地位，可比肩毛澤東...分析人士預計，習近平會把黨高層人事調整列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他已經開始採取行動，提拔他的左膀右臂，讓他們負責李克強所領導的中央政府班子職權範圍內的事務。分析人士預計，習近平會把黨高層人事調整列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他已經開始採取行動，提拔他的左膀右臂，讓他們負責李克強所領導的中央政府班子職權範圍內的事務。

《世界日報》：“習家軍成形 高層人事傳聞用心險惡”

中國正緊鑼密鼓舉辦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協會議（簡稱「兩會」），再度引起外界對中共19大人事安排的關注。「習內核」將成2016年中共政治的「新風景」...19大人事布局，將是今年中共政治的重頭戲...海外最近有報導分析稱，習近平看上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有意將其調至中央擔任深改組辦公室主任，為接替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熱身」。理由是：一、韓正曾是習近平在上海任市委書記時的搭檔；二、韓主政的上海GDP全國第一，說明其行政能力不錯；三、重用與自己搭伴工作過、有豐富經歷和政績的「上海王」，應是習近平人事選擇的自然結果等。而李克強2018年後不再連任的原因，被歸結為：一、身體不好、能力有限，力不從心。中國經濟持續下行、股市崩盤、熔斷機制導致「股災2.0」、人民幣貶值，均被看作是李相治理不力，施政無方。二、習李在經濟政策和治理方略上「分歧嚴重」，李遂「被邊緣化」。例如，李的「克強經濟學」和「克強指數」在習壓制下曇花一現，很快消聲匿跡。三、習近平獨攬經濟大權，創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並親自擔任組長，架空李克強治下的國務院，使習李關係尖銳對立。韓正是否有資格被劃歸「習內核」成員，北京部分圈內人有完全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韓正將取代李克強，純屬天方夜譚、編故事。韓正是江澤民的人，韓如果內調，是逐步讓其退出政壇的開始，也是習近平派親信接管上海的舉措，而不是重用韓。「習李體制」並非外傳那樣名存實亡...習李關係的基礎是：一、李克強是技術官僚，沒有政治野心。二、習對李的態度將影響整個團派勢力和官僚系統向心力，習不會蠢到自毀長城。說習李之間有嚴重分歧，是反對派一廂情願想法，混淆視聽而已。習近平集權，依靠兩大勢力：一是太子黨，二是團派和官僚隊伍。依靠紅二代，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策略，暫時的權宜之計。依靠團派和整個官僚系統，才是習執政的根本和長遠打算。而「習李體制」面對的最大阻礙力量，是掌握經濟、金融和軍隊的太子黨。四中全會後，李克強的經濟改革鋪開，全面進剿太子黨掌控的各種「經濟土圍子」。太子黨便暗中興風作浪，阻擾改革，一時之間，李克強舉步維艱...事實上，習李經濟政策和治理上不是分歧嚴重，而是各有側重...外傳習李分歧嚴重，李被邊緣化(甚至參與政變)等，均缺乏可靠依據，與現實相去甚遠。

各得其所，各執其詞。

閒話上海請張偉國嘉賓為我們理順思路。

【讀報補丁】

《習近平主席當眾責令李克強總理改稿》 楊光 中國人權雙周刊 原標題為：強人習近平的弱點

• 今年三月人大開幕式現場直播時，在習近平主席與李克強總理之間發生了一件小事，頗令人回味。正當李克強要走上講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習近平忽然轉向李克強，指着報告打印稿首頁向李指指點點，二人交頭接耳一番，隨後，眼尖的代表們發現，李克強的講話對書面稿作了一處小改動，在第一段“全面深化改革實現良好開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開啟新征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又邁出堅實步伐”中間插入了一句“全面從嚴治黨取得新進展”，顯然這正是習近平現場指點的結果。事後的官方解釋是“由於時間關係印製遺漏”，但熟悉中共政治運作的人都知道，“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與修訂時間極其充裕，早在前一年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之後即已着手，而起草工作雖屬總理職分，但定稿、印製之前政治局常委必已多次審閱，想必習近平早已過目並首肯，如措辭仍有可商榷之處，為什麼早前不提出，非要等到“兩會”現場眾目睽睽之下當場責令堂堂總理臨時修正不可呢？...此事不禁讓人聯想起“開國領袖”毛澤東的二三事。其一，毛手拿一張印有柯慶施文章的《人民日報》，當眾羞辱總理周恩來：“這樣的文章你寫得出來嗎？”其二，毛豎起一根小指頭輕蔑地對國家主席、黨中央二把手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我動一根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其三，毛一手指着昔日名義上司、曾被他親口封為“明君”的前總書記張聞天，一邊與旁人談笑風生：“此人曾經想要我的命。”習近平當眾責令李克強改稿，這件小事頗顯毛澤東式為人與為政風格。但此事似乎並未引起觀眾的注意。對於無從了解中共常委會黑箱與中共高層關係內幕的政治觀察人士來說，這樣的細節實在不可多得。它隱約透露了習李關係缺乏默契...習近平相對於李克強足夠強勢，二人沒有同事之間的相互尊重...所謂“集體領導體制”事實上已經崩盤，習近平已經“一枝獨秀”，“高處不勝寒”，與其他六位常委拉開了很長的距離...如此，或有重蹈毛澤東晚年覆轍的可能性。在中共，強人政治的隱患和風險比庸人政治更多，也更大。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徐景賢

朗讀之二

上海市委寫作班——文化大革命的輿論策源地

• 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加強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決定從各方面調集人員，成立—個專門的寫作班子，負責撰寫各個領域的大批判文章。市委寫作班剛建立時，由市委文教書記石西民分管，把我從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調去，擔任市委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市委寫作班的地點設在上海華山路丁香花園，傳說是李鴻章為他的小妾建造的一座大花園。寫作班下設文學組，主要筆名是“丁學雷”，寓丁香花園學習雷鋒之意，由我負責歷史組的主要筆名是“羅思鼎”，寓“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之意。開始時由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金沖及負責，金沖及隨石西民調去北京以後，改由朱永嘉負責；此外，還有哲學組、自然辯證法組等。寫作班的成員都是從社會科學各部門，各單位，各大專院校，各文藝協會、院團以及市委黨校等處調集的，都是較強的“筆桿子”，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誰要是進了市委寫作班，那就是一名受黨信用的“左派”，在當時是十分光榮的事。

  一九六四年，石西民調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寫作班改由市委書記張春橋分管。張春橋是我的老上級，在市委文藝工作部和市委宣傳部，都當過我的領導。一九六六年張春橋調到中央文革小組任副組長以後，上海市委寫作班又由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負責。無論是石西民，張春橋或是楊西光，他們對寫作班都抓得很緊，向我們傳達中央的有關指示，部署一個又一個的戰役，審查一個又一個的選題計劃，直至審改一篇又一篇的重點文章。在他們的領導下，市委寫作班在各條戰線上主動出擊，展開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哲學方面，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

  在歷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書”、影片《清官秘史》的歷史觀；

  在文學方面，批判了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四條漢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藝黑線”，批判了“國防文學”口號和“中間人物”論；在電影方面，批判了《中國電影發展史》和瞿白音的《“創新”獨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林家鋪子》、《舞台姐妹》……在戲劇方面，批判了“有鬼無害”論，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漢的《謝瑤環》……

  總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還沒有揭開，在思想戰線上早已是炮火連天，硝煙瀰漫了。當然，關鍵性的戰役就是對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批判。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經過毛澤東的批准，在上海通過張春橋找到了姚文元，下達了撰寫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的任務。江青強調寫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們市委寫作班來。當時寫作班已經搬到武康路二號，張春橋親自向我們宣布了保密紀律，由朱永嘉任組長的“羅思鼎”小組為張春橋和姚文元收集、整理明史資料。

  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討論工人文學創作的座談會上就結識了姚文元。此後，我們之間有着較多的交往，所以對於他的來到寫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替他在武康路二號的二樓辟了一間專門的寫作室。《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寫了八個月，寫到第十稿，由毛澤東親自審定，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題，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於上海《文匯報》，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由此也立了功，後來受到過江青的公開表揚。

  一九六六年，張春橋和姚文元先後被調去北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組員。上海市委任命我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組成員，替市委到處“救火”。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以後，我不想再為市委效勞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去“摸氣候”，張春橋和姚文元接見了他，要他帶口信給我，告訴我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執行了錯誤路線，要我帶領市委寫作班的成員到群眾中去，和群眾站在一起。過了幾天，姚文元又和我通電話，問我“是寫文章，還是上第一線”？意思很清楚：張，姚讓我放下工作上“前線”，是要我和上海市委劃清界線，帶頭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

  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因病住在西郊，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主持日常工作，苦於應付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炮轟”，他要我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眾作的“檢查”，還讓我列席市委常委會，使我了解了許多內情。於是，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市委寫作班造反大會上當眾作了揭發，並勒令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和市委常委常溪萍等人到會聽取批判。我們的口號是：“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我們的行動，開了全國各省、幣、自治區黨政機關內部造反的先河。

  我帶頭造反，“揭竿而起”以後，市委機關內部的造反派紛紛殺將出來，我們又成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簡稱)以及各個紅衛兵組織聯合起來，繼續向已經基本上陷於癱瘓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進攻。

  那年冬天，我甚至連自己的三十三歲生日都忘記得一乾二淨。每天每日，我騎着自行車，以市委聯絡站負責人的名義，往來奔忙於上海各個造反大會的會場之間。每到一處地方，我就從頭上摘下那頂哥薩克式的皮帽子，解開對襟的中式棉襖，滿頭冒着熱氣，慷慨激昂地發表一通演說，然後匆忙地趕往下一站。在我看來，這真是一個火熱的冬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