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從娛樂化到流氓化

兩會娛樂化無聊化的傾向性特徵，本世紀初就是觀察人士評論，批判，抨擊甚至怒罵的對象。雷人雷語雷提案，是她留下的一屁股孽債。

如今，人們赫然驚覺，兩會傲然挺進流氓化！

光天化日之下：“抓起來！”“弄死你！”

兩會第一天，霧霾散去，北京難得有了一片好天，為什麼呢？因為全國最能吹的都來北京了。

看兩會的“流向”----

凡是稀里糊塗回答的，定是民生話題。凡是口氣強硬的，定是維穩話題。凡是底氣不足的，定是外交話題。凡是閃爍其詞的，定是政改話題。凡是裝聾作啞不回答的，定是官員財產公開話題。

那麼，凡是凶神惡煞的呢？

兩會保警惡狠狠地對攝影記者說：“信不信我弄死你？”

全國政協委員宋欣搶過話筒威脅提問記者：＂你要還想吃這碗飯，就注意點...小心相關部門把你抓起來！”

恍如穿越到舊上海四馬路長三堂子青紅幫街頭巷尾黑吃黑火拼！

請偉國入席開講。

【讀報補丁】

想抓記者的委員肯定不只是一個 舊金山灣區之聲中國觀察 03/18/16

• 科技日報記者張蓋倫大概沒有想到，有一天她引起大眾關注的形式居然是“被威脅”。就像她說的，辛苦寫了兩年多的科技報道，加起來都沒有她的一篇記者手記轉載量高。為何張蓋倫的記者手記如此引人關注呢？主要就是因為她在兩會旁聽的時候被一位政協委員當眾發飆，說她“抓着一些負面問題不放”“我已經記下了你的記者證號，小心相關部門把你抓起來”。這不僅僅是撂狠話了，而是赤裸裸的威脅。就在武威抓記者事件餘波未了，甚至在兩會上都引起大關注的背景下，這位委員在兩會上居然就敢威脅記者，不知道是膽子太大還是人太傻。很多網友好奇的是，這位記者究竟問了什麼樣的問題讓這位委員大怒。據張蓋倫的描述，其實那個問題不“敏感”也不“機密”，但對於軍工企業來說的確是痛點。而據網友查證，這位大怒從而揚言要“抓記者”的政協委員是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副總經理宋欣。從宋欣的履歷來看，這位身居高位的科工研究員對軍工企業的痛點想必也是心知肚明。他不高興記者的提問從而當眾發飆，首先在於他認為記者不應該關注負面問題，這說明他還未習慣有輿論監督的存在，或是軍工企業這個領域也缺乏輿論監督的存在，因此他在面對記者時的應對顯得很弱智，甚至揚言“抓記者”。其次說明他習慣了高高在上，並以權勢壓人。他並沒有意識到他作為兩會的一個政協委員，是對人民履職，有責任和義務來面對大眾，而不是以機密和敏感為由抗拒記者提問，好像軍工就該“自成一統”，與人民無關。 此外，一個泛泛的問題就能引得他反應如此之大，也說明當下軍工企業的確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以致於他不想讓這個問題公之於眾。但對於科技日報的記者而言，他們關注這個領域無可厚非。而且既然能在兩會上公開來談，並且允許記者旁聽和發表的問題必然也是可以公之於眾的，質疑其中的問題並無任何不妥。這位發飆的委員要提升的不僅僅是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更關鍵的是，他要正確認識自己的位置和輿論監督的意義。就連習近平前不久都在強調，領導幹部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這位委員看來不僅訊息閉塞，也未能好好學習領會主席講話。前有李鴻忠搶奪記者筆，後有王三運沉默以對“武威抓記者”，再來一個宋欣威脅抓記者也不顯得有多麼突兀了。其實，那些對記者關注負面問題不滿，恨不得把記者抓起來的代表委員怎麼可能只有一個呢，只是直不愣登的如宋欣這樣說出口的不多，更多的是偷偷記在小本上，秋後算賬。畢竟，“相關部門”保護的肯定不會是記者，能夠為記者發聲的除了自身，就只有一部分“懂得”的民眾了，從這點上說，科技日報能夠讓其記者在被威脅後公開發聲，也是值得點讚了。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作者 徐景賢

朗讀之三

上海的第一場大武鬥

這樣一來，矛盾激化了，赤衛隊被激怒了，把怒氣出到上海市委頭上。赤衛隊總部一方面給黨中央發電報，要求派專人來上海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從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調大批隊伍包圍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書記處，要找陳丕顯、曹荻秋算賬。陳丕顯、曹荻秋沒有接見他們，赤衛隊就繼續調兵遣將。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已經有兩萬多名赤衛隊員湧進了市委大院，還有很多人擁塞在大院外的馬路上。

在這種急劇變化的局勢面前，我決定親自到現場去走一遭，觀察形勢，再商量對策。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手持市委機關工作證，擠過層層包圍圈，進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我在大院裡到處走動，實地觀察。天氣很冷，我戴上了一個大口罩，防止被人認出來。我走進市委書記處的辦公樓。只見到處擠滿了人，每一間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里，至少擠進幾十個人，連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廁所里，也擠着四、五個人。樓梯頭、走廊邊、草坪上，樹蔭下，滿坑滿谷；全是戴着“赤衛隊”紅袖章的工人。

原來住在康平路大院裡的市委領導人，已經撤走了；連—向聲稱自己不害怕群眾的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也帶着家屬轉移了。整個大院裡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家屬以及張春橋的一家。赤衛隊的頭頭們進人康平路大院之後，到過張春橋的家裡，要求張的妻子李文靜為他們向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反映赤衛隊的要求，隨後就退了出來。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家屬，都是安全的。我找到位於大院中部公寓裡的張春橋的家。從後面的那座水泥樓梯悄悄地繞道走上去，走到張家的後門口，從玻璃門朝里張望，客廳里不見人影；我試着敲敲後窗，輕輕喊了幾聲，也沒有人答應，估計李文靜和孩子們因為害怕，都躲到內室去了。

我再返回到大院裡，觀察動靜；只見赤衛隊員們因為總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見不到陳丕顯和曹荻秋，情緒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筆在牆上寫大標語：“曹老頭決沒有好下場！”“赤衛隊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發泄自己的不滿。在現場看不到有人在作宣傳鼓動，加上隊員們通宵集合包圍市委，大家根本沒有休息，現在許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瞼上顯露出十分疲憊的神色。有幾個工廠的食堂，用黃魚車給本廠的工人送飯菜來，吃剩的飯菜，連同寫着各個工廠廠名的搪瓷盆碗，到處亂扔，滿地狼藉；還有的單位送來幾百箱餅乾，高高地堆在空地上；看到這些情景，我的心裡暗暗高興，我想：市委這下子徹底被動和孤立了；因為把兩派群眾都得罪了。我覺得現在正是從政治上瓦解工人赤衛隊的最好時機。

正當我興沖沖地走出康平路市委大院的時候，忽然看見有許多打着紅旗的隊伍，從徐家匯、宛平路、餘慶路等方向向康平路湧來，紅旗上印着醒目的黃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造反隊”，他們迅速把康平路大院從四面八方包圍了起來。我上前一問，回說隊伍是“工總司”二兵團調來的，有的人還說什麼“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我們是來保衛中央文革的”！這時，在康平路大院門口，兩支觀點不同的隊伍對峙着，互不相讓，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我馬上回到市委寫作班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我說：“‘工總司’這種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現在是一座空城，讓赤衛隊呆在那裡，沒有幾天就會潰散的。現在二兵團調了大批隊伍去包圍；反而刺激了赤衛隊的情緒，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歷史組的朱水嘉說：“我們還是把重點放在準備召開全市的批判大會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來，讓康平路去唱‘空城計’，不要睬它。”哲學組的郭仁傑說：“趕快想辦法找找‘工總司’和二兵團的頭頭王洪文，潘國平和耿金章，要他們把隊伍撤走。”

於是，我要市委寫作班的機要秘書打電話找王洪文他們，可是到處找不到。我說：“這樣對峙下去，雙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動了。我們還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頭對準市委，從政治上瓦解赤衛隊。”

我馬上通知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在康平路大院邊緣上的一百八十一號樓里，設立一個聯絡點；要黨刊《支部生活》編輯部造反隊負責，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樓上，安裝起幾隻高音喇叭。我布置歷史組、文學組的幾支筆桿子，立刻起草傳單；我自己也親自撰寫了一份《赤衛隊為什麼要大鬧龍宮？》，呼籲赤衛隊員們反戈一擊，殺回工廠去，向市委的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傳單寫好後立刻被打印出來，還抄成大字報，在康平路大院周圍散發和張貼，並且通過高音喇叭連續向大院內廣播。經過政治攻勢之後，有一批赤衛隊員取下自己的袖章，偷偷從人縫裡溜走了，留在大院裡堅持不走，被包圍着的還剩一萬多人。

十二月二十八閂晚上，一些憤怒的赤衛隊員把怒火傾瀉到市委頭上，在康平路大院裡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標語。張春橋的妻子李文靜從康平路連夜給正在北京的張春橋通了電話。二十九日早上，市委寫作班的紅色保密電話機鈴聲響了，我拿起聽筒，是李文靜打來的，她說：“昨天半夜裡我和春橋通了電話，講了康平路大院裡的情況，春橋說：現在赤衛隊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晦市委’的口號。要告訴徐景賢轉告上海各個造反組織注意，不要讓赤衛隊把勝利果實奪走了！”

接到張春橋的電話以後，我向市委機關聯絡站的人員作了傳達，並且和幾個領導核心商量如何落實張春橋的指示。我說：“春橋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們造的反，讓赤衛隊摘了果子，豈不前功盡棄？我們召開大會的口號看來要升級了，不能再用‘火燒’、‘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大會一過年就開，口徑要統一，按春橋同志的電話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

當天晚上，在緊挨着康平路大院的榮昌路六十號臨時指揮部里，我派出的王承龍、朱維鋒和“工總司”二兵團的司令耿金章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耿金章在知道了張春橋的來電以後，不願用“文攻”，繼續增調大批工人造反隊，急於指揮他們打進去。半夜過後，耿金章不聽勸阻、一聲今下，工人造反隊發起了衝鋒，蜂擁進入市委大院，邊沖邊打，把疲勞過度、毫無鬥志的赤衛隊員們打得落花流水，有的人還被從二樓陽台上推下樓去，摔成重傷。赤衛隊員們被俘虜以後，排成長長的單列縱隊，魚貫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門。所有的人都被當場剝去赤衛隊的袖章，高舉雙手作出投降的姿勢，每個人的手裡還要拿一根稻草，表示到市委來“撈稻草”的意思，然後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馬路上集中，聽取訓話後才被釋放回家。

耿金章他們打勝以後便揚長而去，留下的傷員只好由市委大院裡的後勤工作人員集中處理，清點下來受傷的共計九十一人，其中最嚴重的被打斷腿骨，於是當即叫來救護車把傷員分別送往華山醫院、瑞金醫院和華東醫院救冶。

等到清點處理完傷員，已經是—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一點半了，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唉，總算沒有打死人，不然造反派政治上很被動，怎麼向春橋同志交代呢？”

這場萬人大武鬥，在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上，也是第一次。武鬥結束以後不到半小時，張春橋從北京親自打電話給我，向我詳細詢問了武鬥的情況，我一一作了匯報。

張春橋聽完匯報，用他那由於抽煙過度而顯得有些沙啞的嗓音，斬釘截鐵地說：“你們一定要始終把矛頭對準上海市委，大造輿論，大造聲勢。指明這場武鬥完全是市委挑動群眾斗群眾引起的，他們才是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禍首”臨了，他又說：“再也不要提‘赤衛隊抄張春橋的家’了！”

我回答“我知道啦！最近幾天，我們準備集中全力，召開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牢牢把握鬥爭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