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十七條協議簽訂65周年，歷史停滯不前。找出一篇舊文作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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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7條協議——中藏談判的可行途徑

（瑞典）茉莉

早在1996年，宋黎明——一位旅居意大利的中國學者在荷蘭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重評“17條協議”》的演講，深受與會者的讚賞.但是，當時中國政府根本沒有與西藏流亡政府和談的跡象，因此，這篇文章沒有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

10年後的今天，情況發生了變化。達賴喇嘛的特使已經5次到中國，和中國政府進行了會談，但至今看不到眾人期望的談判成果。在談判沒有進展的僵持的情況下，我建議中藏雙方慎重考慮：以17條協議為依據為基點，重新開始談判，力求在達賴喇嘛健在時解決西藏問題.

兩個主要精神都不可偏廢

首先，讓我們簡要回顧一下17條協議簽訂的歷史，以及它所體現的主要精神。

1951年5月23日，在中國軍隊大軍壓境的形勢下，達賴喇嘛委託阿沛。阿旺晉美帶領西藏代表團前往北京。代表團在北京和中國政府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這個和約總共17條，因此簡稱為“17條協議”。

就基本精神而言，這個協議可以歸納兩個重要的方面：第一，西藏政府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充分主權。自此，西藏從屬於中國，其政府降格為地方政府。這個關係，體現在一系列條文中，例如“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一切涉外事宜”等等。

第二，中國政府認可西藏的特殊地位，17條規定西藏有高度的“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有關西藏的特殊地位，體現在如下內容中：西藏原有政治制度不變；達賴喇嘛固有地位的職權不變，各級官員照常供職；不強迫西藏改革；保證宗教自由。

對上述兩個主要精神，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共最早搞的“一國兩制”試驗。50年過去了，時間證明這個試驗早就破產，但中國政府仍然公開承認這個條約，在一切慶祝“和平解放西藏”的場合中，都可以看到中國方面對17條協議的熱烈讚揚和高度評價.但遺憾的是，歡呼慶祝17條協議簽訂的中國政府，祇是強調他們擁有對西藏的主權，卻從來不提他們在條約中對西藏人的承諾，即給西藏高度自治權，不改變西藏的政治制度。這種割裂17條精神、偏廢一個方面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今天，當我們提出中藏談判應該回到17條時，我們應該強調：17條的兩個主要精神應一視同仁地堅持，不可偏廢其中之一。

重回17條對雙方有利

為什麼我主張中藏談判回到17條協議？原因很簡單，一般而言，談判要依據歷史上可以為憑的條約，尤其是牽涉到民族衝突的談判，更需要有本可依。17條協議是一個雙方都曾經認可的文本，從現在的狀況看，回到這個文本對中藏雙方都有利。

該文本對中國政府有利，這一點勿庸置疑。祇要看中共當局慶祝17條協議簽訂的隆重火熱場面，就可知道，他們對自己在50年前迫使藏方簽訂這個條約的成功，是何等的得意與自豪。為什麼這個條約令北京如此自豪呢？因為他們在全世界面前贏得了對西藏的主權。這個由中國大兵的槍桿子奪來的成功，是以前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望塵莫及的。

但17條的簽訂，不僅是讓北京有理由為自己的歷史功績而自豪，同時也除去了外國勢力涉入西藏問題的可能。到西藏問題已經國際化了的今天，如果能夠回到17條，讓藏人獲得真正自治，北京政府可以不再遭受國際上的抗議與譴責，不再需要投入大量財政開支去西藏“花錢買穩定”，也可以給北京所宣稱對港台的“一國兩制”政策增加可信度。

對西藏方面來說，重回17條也是很有利的。這一點，宋黎明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清楚地做出了說明：“對於達蘭薩拉而言，如果在1951年它接受《17條協議》是有所失，那麼現在回到《17條協議》則是有所得；當初它同意接受《17條協議》是為了不讓西藏遭受徹底的破壞，而現在回到《17條協議》同樣有益於造福西藏人民。無論如何，達蘭薩拉現在手中的籌碼，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和西藏境內藏人的不滿，並不足以向北京要求比《17條協議》更多的東西：因為一方面世界上沒有國家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更不會有任何國家在軍事上或外交上支持西藏獨立；輿論的同情終歸是口惠而實不至；另一方面，北京有強大的實力控制西藏並平息任何形式的藏人的反抗活動，加劇對抗祇會增加藏人無謂的流血和犧牲，而且不符合達賴喇嘛一貫倡導的‘和平非暴力'的原則.”

最近，我就回到17條的問題，私下徵求了一些藏族朋友的看法。除了不肯放棄主權的藏獨人士之外，大部分溫和理性的藏人都贊成回到17條，他們認為，17條給予藏人的具體承諾，比現在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所要求的，還要更多一點.

中藏雙方都患了"健忘症"嗎？

既然回到17條對中藏雙方都有利，那麼按照常理，中藏雙方應該在幾十年來時斷時續的會談中，以這個文本為基礎展開討論才是。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宋黎明先生因此諷刺地說，北京和達蘭莎拉都患了“健忘症”。

中國政府確實是患了嚴重的“健忘症”，當初簽訂那個協議時，中共新政權尚未完全穩定，國民黨逃往台灣形成敵對局勢，朝鮮戰爭也已經爆發，加上漢族士兵在征服西藏高原的過程中，遇到水土不服、糧食缺乏等諸多困難，因此，北京祇能草草地以一紙和約的方式，暫時穩定西藏。後來政權完全鞏固，中共便不甘心遵守條約了。至1959年，中共已經是或公開或隱秘地拋棄17條.1959年之後，17條中有關西藏高度自治的條款，完全是一紙空文，被北京故意遺忘。

西藏方面卻不是“健忘症”的問題，他們不便公開提出回到17條，有其可理解的原因。1959年發生了拉薩起義事件，達賴喇嘛和10萬難民被迫流亡，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此時，達賴喇嘛宣布不承認17條協議，並聲明17條協議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簽訂的。

至今為止，在海內外西藏人心中，17條仍然是民族被欺壓的屈辱象徵。據流亡西藏作家周加才讓在他的文章里介紹：“直到2001年5月22日，流亡政府還曾發表過立場：否認《17條協議》的合法性，拒絕接受這些強加的條款。”

回到17條的困難與可行性

這就是回到17條的困難之一：如果承認17條合法，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就不合法。而西藏流亡政府之所以能夠長期在海外生存下來，就因為他們譴責中共強加給藏人“不平等條約"並違背條約，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西藏流亡政府的尷尬之處在於，他們不便改變幾十年來的說法，更不能置自己於不合法的處境。於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提出一個“香港模式”，說那種一國兩制式的“高度自治”適合於西藏。但“香港模式”一出爐，就被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斷然否定。

由此，我們倒可以看出回到17條的可行性來，即中共當局從未宣布廢除17條協議，現在也無法公然否定它。這個條約當年是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主持簽訂的，當時並未規定協議的期限，所以它不但具有合法性，還具有永久性。同時，國際社會一般是承認17條協議的法律效力的，中共至今還在國內外讚揚17條協議，如果現在突然反口不承認了，那豈不是自己掌自己的嘴巴，他們又如何向國際社會交代？

對西藏方面來說，回到17條也是具有很大的可行性的。如上所述，西藏流亡政府有承認17條自身就不合法的難處，但一個民族的實際利益擺在那裡，優秀的談判者應該根據現實的狀況，採取靈活的手段，做出必要的妥協，為本民族爭取到最大利益。這一點，相信西藏流亡政府是能想通的。

事實上，自2002年達賴喇嘛特使和中國政府開始談判後，流亡政府方面談到17條時，口氣比以前溫和多了。例如，達賴喇嘛對媒體多次說明17條協議涵蓋一國兩制的實質.2006年11月14日，達賴喇嘛特使嘉日。洛珠堅贊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布魯金斯學會上發表講話，就有幾次提及17條協議，很有正面肯定之意。

但是，公開用17條協議作為基礎和支點，來開展未來的中藏談判，還是一條異常艱難的道路。對西藏方面，主要有一些技術問題，例如，在中共答應回到17條之後，把"西藏流亡政府"這個機構的名稱改換一下。至於未來西藏自治區的邊界問題，可以根據1951年拉薩政府管理的地區狀況，來進行磋商討論。其他，17條中還有一些時過境遷的條款，例如保留藏軍等，經過雙方同意可以廢除。

我認為，真正關鍵性的阻力可能在中國方面。儘管大肆讚揚17條協議，但如果真的要按照17條辦事，就要給西藏人更多的自治權利，中國政府就要喪失對西藏的部分控制，那麼，嗜權如命的共產黨政府是否會有這個誠意？我們祇能拭目以待。

即使此事希望不是很大，但還是值得一試。我認為，西藏流亡政府應該以民族利益為重，採取主動的姿態，跨出大膽的第一步。西藏方面可以率先向中國政府正式提議，要求把17條協議作為談判基礎，同時，也向全世界宣布，西藏方面願意承認17條.最好的做法，是由一個有世界公信力而又被雙方接受的國際組織或個人，來承擔中間調解人的角色，參與中藏談判，以促使談判獲得理性公正的結果。

此時，我想起一句西藏格言：“即使一條繩子已經斷了9次，我們還是要在第10次想辦法把它接起來。”謹以此與期盼解決西藏問題的各族朋友共勉。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