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祝中國共產黨福特基金會委員會成立

本台報道：中國政府發布文件，規定在所有的非政府組織內設立共產黨小組或黨委，以加強共產黨對社會組織中的掌控。

中國官方新華社8月21報道，中共中央及國務院近日印發《關於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強調加強黨對社會組織工作的領導。該《意見》提出，要“加大社會組織的黨組織組建力度，實現黨的組織和工作全覆蓋”、“對具備條件的分支機構，督促其及時建立黨組織”。

此意見嚴格來說並非“前無古人”——一年前的6.4《紐約時報》以聳動大標題《習近平要求NGO成立黨組織》做過近似報道，不同的地方只是，前者為中南海印發的正式“意見”；或者為習近平政治局作出的黨內“決定”。

至於這一不可逆轉的“決定，意見”一旦實施後可能出現一攬子近乎荒誕的“皮試過敏”，“決定”沒有給出具體決定，“意見”尚未發表具體意見。

本台記者引述四川成都的民間NGO組織“六四天網”負責人黃琦說：“我們天網歡迎政府在這裡設立黨支部，我們的義工也有不少黨員，希望黨支部的設立會推動我們的人權工作…現在還不清楚，民間組織的中共黨支部書記是上級黨領導空降，還是由民間組織內的黨員選舉產生，以及…還有黨建的經費從哪裡來？是民間組織自己掏錢？還是政府開支？這些都不清楚？”

【讀報補丁】

習近平要求NGO成立黨組織 《紐約時報》狄雨霏  2015年6月4日

•  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決定，應在社會、文化和經濟組織中設立黨組…即由黨組織的NGO。這一消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你看到那個政治局命令了嗎？”一名黨報編輯在接待處輕聲問道。“他們要在所有NGO里成立黨組。”…是否正如一些中國批評人士正在嘀咕的那樣，通過將黨及其意識形態擴散到越來越多的領域，習近平在進一步從威權主義轉向一種新的集權主義，打壓公民社會自1995年以來取得的成果？習近平可能廣受群眾歡迎，但是他對擴張中共和毛式價值觀的熱衷，已經讓一些學者甚至商界人士感到不安。關於這份政治局文件的含義，中國國內存在不同的看法。對於小型NGO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的負責人張治儒來說，這意味着黨陷入了麻煩。“特別是基層黨組織，他們看到了很多領域黨已經無法控制。所以需要出這樣的工作條例細化和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張治儒在社交媒體上寫道。他預計，在數十年的腐敗和濫用職權之後，道德權威的腐化程度已經如此之深，這項新的行動不會影響到多數NGO所在的基層。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是政治經濟發展的威權主義“中國模式”的主要支持者。對於他來說，這份文件顯示黨正在蓬勃發展。“如果說這個十八大，習近平上來之後，中國政治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最大的發展是什麼，我說中國共產黨走到前台，”他說…習近平的這一行動，已經令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小聲地說起即將到來的集權主義。“對党進行強化和紀律約束是習近平定下的施政主題，因此我們不能等閒視之，”謝世宏這樣評價這份文件。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二十六

張春橋奉召飛往北京

我們幾個人，王少庸、馬 天水、我，王承龍都在辦公室里議論這件事。張春橋打電話來叫我們到他那裡去。那天，張春橋很特別，特意叫理髮師給他理髮，刮臉，顯得鎮定沉着，他看見我們 很着急，就對我們笑了笑，請我們坐下，說：“不要緊，他們勁頭還挺大的。我剛才聽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文匯報》轉載的《北京日報》社論，裡面提到要揪出 各地的譚震林式的人物，廣播員興奮得連聲音都變了，他們究竟想幹什麼？”

我們看到張春橋談笑風生，鎮定自若的樣子，顯得他總有什麼底，也放心不少、我們說：“上海的動向應該讓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況，是不是給他打個電話，特別是把軍隊裡有人炮打張春橋的情況告訴他，看看他有什麼意見？”我們就在張春橋辦公室給姚文元打了電話。

姚文元非常吃驚，說：“我還不知道這情況，我馬上向江青同志匯報。”過了十五分鐘，姚文元回電說“江青同志非常重視上海發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橋同志問好。關於軍隊裡有人參加炮打的問題，江青同志說，她馬上找中央軍委辦事組李作鵬同志談這件事。”

我感到姚文元對這件事很 重視，我腦子裡一轉：為什麼找李作鵬呢？第一，因為這裡涉及到保邱會作還是反邱會作的問題，找邱會作不方便。第二，前兩天張春橋大會講話的時候，把余立 金錯說成吳法憲，把吳法憲也扯進來，所以這些人都不便找。李作鵬是海軍第一政委，又是軍委辦事組成員之一，可以找他。我們一聽江青出來保張春橋，心裡就比較定了。但我覺得光是姚文元、江青還不夠，是不是向毛主席，中央正式報告此事。我知道，張春橋自己不便提出，由我出面比較方便，所以我對張春橋說：“是不是給毛主席、中央發份電報，把上海的情況寫一寫，我來起草。”張春橋沒有表示反對，感覺到我的考慮還是挺周到的。

我離開興國路回到康平路，獨自寫了份絕密電報，把上海炮打張春橋的情況以及目前的形勢，特別是有穿軍裝的人上街刷標語、大字報，參與炮打的動向，都寫了進去。電報寫好後，我自己簽發，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名義通過機要室火速發給中央、毛主席。電報發好後，回到康平路，碰到王洪文帶了“工總司”一批頭頭來，他們商量要反擊。我把朱錫琪他們炮打的情況以及張春橋的意見告訴他，有一條意見比較明確，即不要組織搞反擊，一搞反擊強的話，馬上會變成兩大派打內戰。

王洪文說：“我們假如不明確地反炮打，基層造反派可能就亂套了。”王洪文告訴我：“‘工總司’內，有人已動搖了，比如文攻武衛指揮部頭頭張寶林、就在圍牆上跟着《文匯報》‘為什麼’戰鬥隊刷標語，不承認上海市革委會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了。”

我與王洪文談話的時候，正好收到一張四月十二日出版的《文匯報》，第三版上全文轉載《北京日報》社論，社論題自是《徹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撲》。第三版還用通欄大字標着五句 口號“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靑同志！”連保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也沒有了，張春橋、姚文元當然更不提了，我對王洪文說：“你到總工會大樓上面掛一條標語下來，寫上‘誓死保衛毛主席親自支持的、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樣一來，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見你們‘工總司’的態度。我們打標語戰，不搞反擊。”

那天下午，中央派專機到上海把張春橋接到北京，我很淸楚，這肯定是我們給中央發的電報以及姚文元向江青匯報的結果。張春橋臨走前，要我們對他去北京一事對外暫時保密，張春橋走後，我乘車到外面兜，街上炮打的大標語很多，署名大都是化名，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時多好幾倍，學生很多，特別是復旦大學的，拿着漿糊桶，從學校貼到最熱鬧的馬路上，不光牆壁上，連商店櫥窗上都貼滿大標語。標語的內容都升級了：“揪出楊、余、傅的後台張春橋！”“打倒大叛徒張春橋！”張春橋的名字被倒過來，劃上紅圈圈，打着大叉叉。具名是“復旦大學送瘟神戰鬥隊”。看熱鬧的人跟着貼標語的人，在路上擠來擠去。我的車從外灘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大樓兜到南京路，慢慢走不動了，到浙江路口，各種各樣的人像潮水一樣湧來，議論的、看標語的、貼標語的，一片亂鬨鬨。車輛被堵在那裡，排成長隊，到第一百貨商店門口，車徹底停住了，外面都是人，我把車窗上的窗簾拉起來免得人家看到。幾個年輕人跑到車頭前面，出於好奇，看後排坐着什麼人，一個人叫起來：“徐景賢！徐景賢！”一叫，大家都想看看徐景賢跑到這裡來幹什麼，便都圍上來，警衛員坐在前面連忙把兩邊的車門保險按住，揮手讓他們走，我裝得很嚴肅，不露出任何情緒化的東西，但是我很尷尬：人家在炮打張春橋，我在南京路上做什麼，十分引人注目，好象在湊熱鬧。後來警衛員對司機說：“無論如何要衝出去。”駕駛員拼命撳測叭，整整用了十幾分鐘，才衝出一段，後來警察來了，把人排開，我才衝出“重圍”。

回到康平路辦公室，臨近下班時，東海艦隊送來一份電話紀錄，海軍第一政委，中央軍委辦事組李作鵬同志的三點電話指示：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同志，我們軍隊不要介入。第二，已經貼出的大字報’要予以覆蓋。第三，不要搞反擊。電話指示先傳到東海艦隊，東海艦隊再給我們傳來。很多書上寫着，那天吳法憲乘飛機到上海，傳來四條指示，沒有這回事，吳法憲在這事裡沒有出現過。

除了李作鵬的三條指示，我也接到復旦大學空四軍軍宣隊的電話報告，說他們接到空軍通知，已向學生們明確表態，反對炮打張春橋。復旦軍宣隊負責人是方耀華，因為復旦大學是當時炮打最猛烈的地方，他們的表態起了阻止炮打的作用，我知道李作鵬的電話指示和空軍的通知都是中央的態度。這時，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工作人員向我們反映，上海政宣系統群眾思想非常混亂，因為政宣組組長朱錫琪主張炮打。政宣系統分成兩派，反對炮打的一派要求與《文匯報》和朱錫琪辯論，我一聽，既然李作鵬和空軍的指示都來了，我手裡有了王牌，政宣系統要搞辯論，我說：“那好，我們連夜召開宣傳文化系統大型辯論會，通知朱錫琪他們到場。”我和王少庸，馬天水商量：“今天晚上有一場辯輪，早上朱錫琪特地到這裡，態度強硬，我們準備晚上跟他們面對面干，我是要去參加的，看看還有什麼人要去。”王少庸說，他和王承龍在康平路留守，馬天水自告奮勇地說：“我和老徐一起去。”王少庸說：“是不是請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高志榮也一起去。”我說：“好，建議在會上由他傳達東海艦隊收到的李作鵬三點電話指示。”

那天晚上，在外灘市革會底樓大廳召開辯論會。我、馬天水、高志榮出席會議，在主席台長桌前就座，會場裡座無虛席，四周過道上都站滿了人。來的不但是政宣系統，文化系統各駐滬代表，而且還有工交組、財貿組、科技組、地區組、郊區組等系統的代表。朱錫琪帶着《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當天我主持會議，宣布辯論會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