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國民運的總體戰略和行動原則

費良勇

藉助於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底氣，中共自恃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而國際局勢動盪，因而從韜光養晦變得鋒芒畢露，不惜耗費巨資收買控制華文和外文媒體，輸出專制文化。國際民主國家為了從中國獲取更多經濟利益，對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一再採取了綏靖政策。中共還從三個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發展到五個自信（另加文化自信和價值自信），公開否定人權自由民主法制等普世價值觀。中共的所謂中國夢，實際上就是永葆專制夢。習近平政權一方面採用政治運動方式大力反腐以爭取民心，另一方面以反恐來打擊維權和民主力量，導致社會矛盾和衝突日益加劇。針對這種新的局勢，中國的民主運動需要拿出一套新的對策來。

和平演變是社會變革的最佳方式

目前有些人士在極力宣揚暴力革命。他們認為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經過時，在中國非搞暴力革命不可，甚至把非暴力主義者攻擊成幫助中共維穩的人，言下之意是中共特務。任其發展，將把中國的民運推向當年法國大革命那種極端路線。

清末專制腐敗，國力衰弱，屢戰屢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慈禧為首的保守派發動戊戌政變，軟禁光緒皇帝，殺戮變法六君子，滿漢矛盾激化，讓人們感到變法無望，唯有暴力革命。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後，卻出現了專制復辟，軍閥混戰的局面。民國時期，共產主義思潮風靡全球，地方諸侯各自為政，中共得以搞武裝割據。藉助於日寇侵華，中共得以發展壯大，在蘇俄支持下，打敗了國民黨。但中共上台以後，建立起極權專制，人民生活在飢餓恐怖之中，八千萬人死於非命。

中國的經濟30多年來高速發展，綜合國力日益增強，人民的生活普遍逐漸改善。雖然由於專制腐敗，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等，人民對中共的統治頗有怨言，但遠遠沒有達到要暴力造反的地步。目前的國內環境下，全國性的暴力起義難以發動，局部的起義，在現代信息交通、軍力運輸、飛機導彈等軍事裝備的條件下，很快就被鎮壓了。至於國際大環境，更不具備暴力革命的條件。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不敢公開支持中共的反對派搞暴力革命，更不敢輕易用軍事力量去打擊中國。

高叫暴力革命者，20多年來沒有向中共發過一槍一炮。有本事就學汪精衛，親自去埋幾個炸彈，炸幾個貪官，讓人信服你是言行一致的。目前還沒有人因為搞暴力革命被中共判刑。被中共關押的異議人士，都是非常溫和的非暴力主義者。

民運理論家胡平先生2014年11月在慕尼黑中國大變革策略研討會上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演講：“當人們失去了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念，從而放棄了採用非暴力的方式開展抗爭，實際上他們就是放棄了現實可行的抗爭手段，到頭來也就是放棄了抗爭本身。一旦廣大民眾放棄了抗爭，那反過來就使得專制統治得以維持。”胡平還引用加爾布雷思的話指出：有時候"高談（暴力）革命祇是一種逃避現實。"高談暴力革命還有一個誤區，就像亨丁頓說的："如果'改革'是'不完全行動'的藉口，那麼'革命'就是'完全不行動'的藉口了。"你一旦主張暴力革命，你就自認為有理由拒絕參加任何非暴力行動——因為你認定這些行動都毫無作用，但你實際上又不能參加暴力行動，於是到頭來就成了完全不行動，然而你還以"革命"自我標榜。

從社會變革的後果上看，暴力革命的結局始終是令人擔憂的。暴力革命後，常常要用暴力來維持政權，難以保證從此走上民主之路。新的政權說不定更加專制。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暴力革命，所謂成功也就是改朝換代而已，但始終沒有跳出“專制-革命-專制”的怪圈。其它國家通過暴力革命實現民主化的成功例子屈指可數。

從社會變革的代價來看，暴力革命是不值得推崇的。多少人的生命財產、多少年的建設成果毀於一旦，要多少年才能撫平創傷？最受害的總是社會底層的老百姓。在社會有序的情況下，再專制的國家，多少也還有一些人權和尊嚴。在戰爭期間，除了你死我活的拼搏，其它都談不上了。

從難民角度來看，暴力革命也是不可行的。一個小小的敘利亞，因為暴力革命和宗教衝突，已經製造了數百萬難民，攪得全球不得安寧。中國如果爆發暴力革命或者因分離運動造成的種族衝突和宗教衝突，可能禍及13億人民，產生數千萬乃至數億難民，波及全球。中國人首當其衝遭受巨大磨難，對任何國家也都沒有好處。

 “民變、兵變、政變”，是社會變革的良策和大道。其基礎是民變，其關鍵是兵變。民變這個基礎不能靠暴力來建立，而是依賴於做民眾的啟蒙工作。建立公民社會，是民主變革以及建立穩定民主制度的重要環節。“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是社會變革運動的最好策略和手段。國際上已有許多成功的先例。雖然在中國還沒有成功過，但永遠不會過時。

民運界日益高漲的“革命”與“獨立”浪潮，這似乎是習近平的“陽謀”。中共故意引誘海內外的民主人士參與，然後以“分裂”和“顛覆”國家的罪名，將國內的民主力量一網打盡，並將國外宣揚暴力革命的人士和組織打成恐怖勢力，得不到國際民主力量的支持。中共同時煽動國內的民族情緒，抗拒民主潮流。

民主運動需要從人權政治範疇擴展到國計民生的其它領域

中共雖然藉助了共產主義理想來建立和強化組織，但中共騙取民心獲得江山的口號卻是“打土豪分田地”。

民主運動是社會綜合改造工程，需要全社會的關注和參與。為了發動人民參與變革，為了消減統治集團遭受清算的恐懼心理，為了降低社會變革的代價，我們提倡理性正義，在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公平寬容來化解社會的暴戾之氣，舒緩民族之間的緊張局勢。我們要將民主運動與人民生活休戚相關的社會活動結合起來。例如：關注反腐制度的建立、關注就業、抑制房價、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切實開展基層選舉、建立官民結合的環保監測和管理體系、建立獨立工會以保障工人權益，關注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等等。海內外民運人士和人權民運團體要分工合作，根據自己的能力和精力選擇不同的關注點。這樣做，讓人民感受到民主運動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與自己的切身權益相關的。這會大大增強民運的影響力，日益獲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在這個過程中，民主運動必定能夠逐漸凝聚一大批專業人才，拿出一系列治國綱領。讓人民看到，除了中共，別的政治力量也能夠駕馭中國，可能比中共幹得更好。至少要顯示出，民主力量更尊重人性，更能抑惡揚善，充分調動每一個公民的積極性，搞好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建設。例如，對於新聞自由、網絡管理、土地分配、交通郵電、文化教育、科學技術、防病治病、計劃生育、保險福利、能源環保、外交戰略、旅遊娛樂、賣淫賭博吸毒的管制等等，我們都要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為民造福的政策來。

國內民運人士要儘量在憲法框架內活動

國內民運人士遭到中共高度打壓，一時難以形成明顯的組織隊伍。儘管如此，國內民運人士還是有一定活動空間的。國內人士要儘量在憲法範圍內活動。中國的憲法，除了“四個堅持”等專制特色以外，也載明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等。國內民運人士的首要任務是讓憲法所載的公民權利兌現。例如，關註失業工人的遭遇，關注拆遷戶的權利，關注農民的權益，要求舉行公正的基層選舉，要求懲辦貪官污吏等。因中共特別敏感有組織的政治活動，所以，國內的活動應當儘量做到，政治活動非政治化，組織活動非組織化。目標不要太高，循序漸進，積累經驗，爭取民心，見好就收。儘量不要讓中共抓辮子，不要讓中共有鎮壓口實。當然，狼要吃羊，總有藉口。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民運人士一開始就要考慮到各種危險性，要號召人民團結保護為民請願的代表人物，要號召人民對官方採取不合作態度，要同海外民運建立溝通渠道。如果廣大人民普遍對官方採取不合作態度，中國的民主化也就即將實現了。

我們非常崇敬有犧牲精神，敢作敢為的民主鬥士。但我們認為，每一個人的青春和生命都是非常寶貴的。我們要儘量降低民主運動的代價。我們要儘量保存民運實力。 國外民運人士要時刻關心國內民運人士的命運。一旦國內民運人士有難，我們要立即在海外各種媒體上曝光，立即通報各民主國家政府、議會、政黨和人權組織，以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等。要求他們向中共施壓，改善人權。

海外民運隊伍需要加強自身建設

1989年民陣成立不久，我就在《中央日報》上發表過《民陣的運作要領》一文，提出“求生存、求發展、求外援、求內應”的思路。26年過去，我們還是要這樣做。海外民運組織一再內鬥分裂，影響了戰鬥力。這並不是中國人獨有的特徵，其它國家的海外反專制團體，情況類似。中共歷史上也發生過許多次血腥的內鬥分裂。民運內部的紛爭，有權力之爭、路線之爭、正邪之爭等等。民運隊伍中有一批理想主義者，也沉澱了一批人渣。一些所謂的民運人士，高舉着人權民主、反對專制的光鮮大旗，干的卻是貪錢撈名、說謊坑騙的骯髒事。中國民運的衰落，同腐敗有很大關係。所以，2004年6月，我在《中國民運的全球戰略》一文中提出，“民運隊伍要反腐敗，反招安，反滲透，反邪氣。”如今看來，民運隊伍的腐敗，有越演越烈之勢。如果不強力制止，民運就會喪失感召力。我曾提出民運要有道德、理想、奉獻精神、組織路線、政策和策略、法制等多方面的感召力。就個人而言，道德感召力是第一位的。

有人打着民運招牌，賺取難民錢財。有人利用民運搞政治避難，撈取居留後就出賣人格投靠中共。有人將民運捐款放入私人腰包。有人撈取一筆民運捐款後，就脫離民運隊伍，隱姓埋名。有人獲取民運捐款後，就講排場，搞虛榮，沒有把捐款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有人為爭奪資源，打得頭破血流，不顧民運大局。有人見利忘義，被中共收買。海外的許多中文媒體，本來是民運人士創辦，但如今蛻變成畏共刊物甚至親共刊物，原因很明顯，他們被中共收買了。民運隊伍要建立嚴格的財務制度，要節約每一塊錢。中共的軟化和招安手法，只對那些愛錢如命，見利忘義的民運蛀蟲有效。真正有志於中國民主事業的人，是不會接受中共招安的。中共派了大量特務打入民運隊伍，但我們沒有必要抓特務。我們只要心中有數就行。我們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沒有多少秘密。真正替中共專制集團賣命的特務並不多。我們要敢於爭取特務，任用特務，讓特務投身民主運動。張春橋本來是國民黨派去延安的特務，但被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共營造的所謂新氣象迷住了，後來就死心塌地效忠於共產黨了。只要我們自己走得正，始終把矛頭對準中共專制，任何特務也左右不了民運大局。當然，一旦獲得特務破壞民運的證據，我們要採用措施依法處理。

中國的專制統治，根深蒂固。要拔掉專制大樹，需要長期努力。我們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我們追求自由民主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這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符合人類的發展潮流。我們要有積極向上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毅力，追求勝利的信心。我們要建立起表揚和批評機制。民運人士（特別是民運組織負責人）至少需要確立最低信條：不貪腐說謊。任何負責人違背這個信條，必須引咎辭職，否則，必遭組織彈劾。如果一個組織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說明這個民運社團已經蛻化變質，需要解散了。

讓中國和平漸進有序地過渡到民主社會

我們要繼續爭取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民主化的支持，揭露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徑，維護台海和平，支持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在保持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的框架下實現民主化，進而保障每個人的人權和每個地區及民族的自治權。樹立人權自由、憲政法治的公民世界觀，推動建立公民社會和穩定的民主制度。

鄭孝胥的“三共論”預言，“大清亡於共和，共和亡於共產，共產亡於共管”，前兩個已經兌現了。第三個正在兌現之中。鄭孝胥所指的共管是國際共管或列強共管。但共管一詞也可以理解成人民共管，民主共管，即建成民主制度。這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我曾經講過，專制紅天已死，民主藍天當立，也是這個意思。如果中國直接從專制社會和平有序漸進地過渡到民主社會，社會變革的代價最低，那是天賜福音。如果中共專制集團頑固不化導致中國大亂，“黃禍”預言實現，聯合國出面共管，社會變革的代價將異常慘重。即使出現聯合國共管的情況，中國最終也會實現人民共管，即民主化。我們的奮鬥目標是讓中國和平演變，避免出現聯合國共管這個環節，直接實現人民共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