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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嗓門大舉世聞名 喧囂文化應退出社會主流
送交者: 劉心武 2005年05月16日16:25:1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中國人嗓門大舉世聞名 喧囂文化應退出社會主流

北京日報

  作者:劉心武

  近年來,外國人得出的中國遊客“總是喧囂”的直觀印象,雖不免以偏概全,但這仍引發思索———對中國公民開放旅遊的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多,中國人真是富起來了,許多中國旅遊者首選地是歐洲,而且往往都把法國巴黎作為第一站。從巴黎方面傳來消息,中國遊客太喧囂,說話聲音特別大,像盧浮宮的畫廊,中國遊客一到,回音轟響,多半是表達驚奇、興奮與快樂,但其他遊客總不免對中國人側目,管理人員則對此無可奈何。在聖母院或其他宗教場所,中國遊客也總是眾聲喧譁,管理部門為此貼出了許多寫着“沉默”兩個漢字的告示,但多數中國遊客對之熟視無睹,無論是表達感受還是相互招呼的聲音,分貝值都頗高,在那些哥特式建築的穹隆里多次折射,形成聲浪污染。

  根據筆者自己的生活體驗,中國人(不是所有,但為數不少)嗓門大,在公眾空間裡也毫不收斂自己的嗓門,形成大聲喧譁的效果,是在起碼從上個世紀初以來,就形成的一種社會文化,而在上個世紀後半葉的前二十幾年,這種文化更加普及,表現出來也就更加強烈,目前通過中國旅遊團在外部文化對比下凸顯出來的這一喧囂文化,只不過是其餘緒罷了。

  在上個世紀前半葉,這種喧囂文化是伴隨着進步的社會革命而生成的,有其寶貴的歷史價值。像陳天華的《警世鐘》,鄒容的《革命軍》,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魯迅的《吶喊》,郭沫若的《鳳凰涅》等激動過億萬中國人的名篇,光那題目就顯示出與細語低吟相反的高呼暢嘯。在掀翻三座大山的艱苦卓絕的革命進程里,中國民眾的喧囂吶喊體現出了醒獅的氣派,而這醒獅不是單個的人,是一個集體,是革命的階級。在那樣的一種歷史進程里,個人的聲音是微不足道的,個人總是必須匯聚到集體中,發出共同的吶喊,才算獲得了一種正面價值。

  上世紀五十年代前後的土地革命,簡稱“土改”,曾使投身其中的丁玲等一批作家爆發出創作熱情,周立波就把他的長篇小說命名為《暴風驟雨》,丁玲的長篇小說題目稍微溫和一些,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但裡面對眾聲喧譁的革命話語有着極其細緻而真切的描寫。一種喧囂文化也就在對這類場面的推廣、肯定甚至讚美中,在人們的心理上浸潤開來,在行為上慣常起來。

  1949年以後,按說應該儘快從政治鬥爭轉軌到經濟建設上,但一方面確實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一方面恐怕也是“樹欲動而自生風”,群眾運動,眾聲喧囂,一群人鬥爭一個人,聲浪一波高過一波。

  筆者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喧囂文化中度過的,也被訓練出了一定的話語技能。筆者十九歲起就到一所中學任教,在教研室里,如果兩位教師湊在一處低聲說話,那就會被旁觀者認為起碼是思想情緒不健康,我後來就總保持住一種對一個人說話也總讓同室者聽到的分貝值,以免旁耳誤會。在後來所參加的批判會批鬥會上,我不僅一定跟着高呼暴烈的口號,而且還總怕自己的聲音相比之下太低或者肢體語言(比如舉臂)太軟而遭致“溫情主義”甚至“假批判真包庇”的指摘。

  在上世紀中後期,不僅階級鬥爭是眾聲喧囂,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也大體是處於那樣的一種“聲境”。比如1958年“大躍進”時的民謠,後來被郭沫若和周揚編選為一本《紅旗歌謠》,其中絕大多數都必須吼出而不是吟出。

  到“文革”時候,中國人的喧囂文化達到了本民族歷史以來的最巔峰。那時候屋頂、電線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會連續很久地廣播出聲色俱厲的話語。當然,有時候也會播放“特大喜訊”。

  如對喧囂文化的生成作深入的學術研究、討論就還需要細化,比如: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究竟是不是已經埋伏着喧囂的因子?像老莊的道家文化,不是特別強調靜默嗎?儒家所提倡的是“中庸之道”、“克己復禮”,也並不主張把事情包括發聲推向極致啊。難道是法家提倡了“大喉嚨狂呼”?願有專家學者給我點撥:以喧囂為先導來集合群體,以期改造世界甚至改造每一個獨立生命,究竟肇始於什麼?

  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以後,中國的情況在各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雖然現在常有人用“眾聲喧譁”來形容時下的社會話語情勢,但那是用來表達對文化現象已趨多元的一個形容。從意識形態角度來說,上面所述的那些喧囂話語即使還有,也非主流,文學藝術方面的個性化程度已經相當的高,“我是自己”的“獨立生命個體意識”在年輕一代里已經相當普及。但是,殘存的喧囂積習仍在,又增添了商業社會無情(至少是薄情)的競爭中的新喧囂,這新喧囂是欲求快速暴富、一夜成名的浮躁嘶喊,也是欲望不能滿足甚至還遭致失敗沉淪的焦慮嚎叫,浸潤到社會上各類人群,則會表現在各個方面,在剛開始不久的歐洲游中驚動了西方人的遊客喧囂,其實是“老喧囂文化”和“新喧囂文化”嫁接出的怪胎,其中最主要的是兩種成分,一種是不懂得尊重他人也忽視了自尊,表現出“群嬉中的習慣性放縱”;一種則是“新富國民”的“炫富”心理,認為無論到了世界上什麼地方,“老子有錢就可以隨隨便便”。

  對於我們自己的這種喧囂文化,不能簡單地加以否定,它當中沉澱着歷史的合理性、必然性,有極其悲壯甚至可以說慘烈的足令我們生出大寬恕、大悲憫的成分,但畢竟這種文化是應該更自覺地退出社會主流的時候了(我不主張讓其出局,當然它本身也不會自動出局),在建構新的國民文化品性的過程里,應該讓平和敦厚的文化占據主流,體現在聲音上就是要氤氳出“尊重別人也保持自尊”的話語修養。相信在不久以後,中國出境遊的人們不再會讓某些國外的接待者因“他們總是喧囂”而厭煩甚至焦慮。

  (編輯:雁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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