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久有凌雲志， 重上井岡山。
千里來尋故地， 舊貌變新顏。
到處鶯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雲端。
過了黃洋界， 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 旌旗奮， 是人寰。
三十八年過去， 彈指一揮間。
可上九天攬月， 可下五洋捉鱉， 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 只要肯登攀。

這首詩寫於1965年5月。毛澤東說“久有凌雲志， 重上井岡山"。
既然是就有凌雲志， 也就是說重上井岡山這件事是預謀已久的事情。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籌劃重上井岡山的？ 俺拍腦袋判斷， 1959年2月。 這個判斷也不需要多少考證， 因為1959年2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 毛澤東大呼小叫，“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未執行，等於放屁。”“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老毛的終極威脅就是“重上井岡山”

當然， 1959年毛澤東沒有重上井岡山， 在最後的威脅對峙下， 鄭州會議各路諸侯最後時刻退縮的屈服了老毛的淫威， 按老毛的主意寫成和會議文件. 全黨同意要反對“五風”， 包括共產風， 浮誇風， 另外三風是”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

當然， 老毛的勝利只不過是表面上的勝利， 全世界都知道大躍進導致了餓死8千萬嗎。 而大躍進的核心毒素不正是共產風， 浮誇風， 強迫命令，瞎指揮嗎。 當然， 趙紫陽統治不僅僅是這點手段， 人家以反瞞產私分的名義直接搶奪農民的糧食，連種子都搶走， 還有河南的吳之普，在老毛2月份剛剛在河南開完了反共產浮誇的會之後的59年底就製造出共產黨歷史上真正記錄的信陽餓死人事件。

所以， 老毛當時威脅重上井岡山，被哄下來了， 過了六年， 老毛痛下決心重上井岡山了。

全詞以“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結尾， 可見老毛籌劃的是意見很艱難之事， 而且這個艱難之事乃是很久以前就有心要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這件事是什麼？ 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 那就是一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老毛真的與整個官僚權貴為敵人， 這些人都是他曾經的戰友和同志， 可見此事的艱難。

當然， 我們也知道， 老毛這一次失敗了。

如何走出“假歷史”和網絡謠言的圍困——說說“右派大笨蛋定律”與戈培爾的成功學

老田 此處刪掉三段

依據老田的閱讀經驗，官府機構設計各種虛假信息和論證的主要特點，就是“偷換概念”，如果我們始終牢記初中語文課的邏輯知識——什麼是偷換概念，就不那麼任意被官府宣傳領着走了。

最典型的非既得利益大笨蛋，都要在大躍進和文革問題上有所表現。我們來看看，在大躍進和文革問題上偷換概念是怎麼玩的。

在官府愚弄百姓的輿論中間，大躍進實際上有三個內涵截然不同的概念：大躍進A（快速工業化戰略、中央向地方和企業放權的“兩條腿走路”方針，毛澤東本人推動的決策）、大躍進B（時間段概念1958-1960年，也有人把死亡率最高的1959-1961年視為大躍進時段）、大躍進C（由劉少奇和安子文等人通過徐水和嵖岈山共產主義過渡試點推廣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瞎指揮、幹部特殊化，合稱“五風”）。官府愚弄百姓的輿論，主要的奧妙就是在這三個大躍進概念中間來回玩“偷換概念”的小把戲：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內涵是大躍進A），大躍進造成了大躍進C，最終導致大躍進B，所以，毛澤東要為大躍進的後果餓死人負責，看看，只要是掌握了偷換概念的小把戲，實在是太方便了，幾乎沒有什麼結論是得不出來的。走出這樣的假歷史，其實也不算太複雜，分別追問一下三個不同的大躍進內涵，是通過什麼樣的程序進入決策和執行過程的，大多數謊言就煙消火熄了。

文革也一樣，官府愚弄百姓的輿論中間，也是玩三個不同內涵的概念，來回偷換：文革A（毛澤東周恩來通過文革小組支持群眾組織起來批評當權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引申內涵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對立）、文革B（1966-1976年時間段概念）、文革C（文革期間發生的各種顯著現象，例如奪權或者幹部受批判或者喪失權力等、還有所謂的迫害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玩弄偷換概念的唯一目的是把文革期間當權派聯手保守派鎮壓群眾的一切骯髒劣跡，蓋在他們鎮壓的對象身上去，為殺人者抹去臉上的血污之後再賦予其合法性。關於文革的偷換概念是這樣展開的：毛澤東發動了文革A，文革B出現大量的文革C，因此，文革是一個人發動幾個人利用的、只是一場浩劫而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

其實，追問一下三個不同的文革內涵，還是很容易發現問題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通過文革小組支持過造反派批判資反路線，但是，文革大部分時間是反文革派別在掌握權力——當權派通過保守派之手以逼供信手段去大量製造冤假錯案來鎮壓造反派，並且在反文革派別內部不同山頭和派系之間進行不間斷地權力再分配的惡性競爭，文革B時期多數是反文革派別掌權並且對文革A利用逼供信進行反攻倒算，文革C（例如迫害知識精英、權力精英）絕大多數情況下也都是由反文革派別執行和操作的。

關於大躍進，最為關鍵的史實是：1955-1958年，毛澤東通過正規的決策秩序，決策了兩件事：一是《農業四十條綱要》，第二個是一五時期的中央壟斷預算投資改為向地方和企業放權，這兩項決策都經過了正規的決策程序，由黨代會和人大討論通過。另外一條未經正式決策程序的線索是，1958年四月底，劉少奇在火車上與薄一波、陸定一、鄧力群等四人吹牛皮，在海吹中間確立了向共產主義過渡試點的思路，在鄭州火車站向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做了布置，吳芝圃通過信陽地委路憲文選定嵖岈山試點共產主義過渡，河北則由陳正人親自帶着康有為《大同書》去徐水縣搞共產主義過渡試點。如果僅僅是試點還不至於帶來大問題，但徐水試點被安子文通過在徐水舉行的組織工作現場會議推向全國，安子文在會上說“不信來看、不服就辯、不干就換。”嘖嘖，這個話我們很熟悉：不換思想就換人。結果，這個共產主義試點還沒有取得任何經驗的情況下，就通過上級強迫下級的方式推向全國了，說要是不照着干的話，就換人，結果引發狂熱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瞎指揮和幹部特殊化風”。劉少奇的試點和安子文的推廣，沒有經過任何合法的決策程序，僅僅依靠他們手上掌握的組織權力而強行下推的，在省委書記中間也有一批人很熱心和積極，這樣，劉少奇的共產主義過渡試點，變成了安子文的組織上落實，各省市在熱心省委的強大政治壓力下緊跟瞎指揮，這樣就造成了全國性的共產風和浮誇風。

1958年沒有經過正式決策程序的共產風決策，及其在組織權力的壓力下推廣過程，在這一過程負有責任的高官群體，共同組成了一個“共產風團隊”。關於共產風團隊的瞎指揮過程，較為詳盡的歷史文獻有：1994年出版、由河北省黨史研究室與徐水縣黨史辦合編的《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專輯》、《徐水縣誌》；河南嵖岈山試點的情況，較為詳盡的文獻是賈艷敏著《大躍進時期鄉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關於對共產風強制推廣的相關信息，散見於張素華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以上四本書網絡上都可以搜索到）

官府機構在編造的謠言中間，為了刻意抹去劉少奇、安子文、譚震林（對於嵖岈山特別特別熱心）的劣跡，還有好幾個省委書記作為共產風的熱心人，這群人組成的共產風團隊在黨內經歷過各種批評意見的包圍和洗禮。1980年代，官府機構寫黨史的時候，因為要洗白1958年的共產風團隊，強行把這樣一群人及其出色表現，從黨史寫作中間摳出去，導致黨史敘事多處出現邏輯性空白，各種批評意見就成了缺乏針對性的空談。官府也說毛澤東從1958年鄭州會議就開始糾左，糾誰的左，糾空氣的左嗎？把共產風團隊隱去之後，批判就沒有了對象，看不出針對性，似乎毛澤東也就隨口那麼說說而已。更後來的黨史大事件，那就更不好解釋了，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針對共產風團隊提出尖銳批評意見，因為這個團隊沒有經過任何正規的決策程序就蠻幹；結果，這一次為了洗白共產風團隊，就需要掩蓋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這個決議的內容說的很清楚，彭德懷究竟是為什麼挨批，犯了什麼性質的錯誤。1962年七千人大會，說是要恢復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工作作風，這又是對空氣說話嗎？還是對這個拒不悔改的浮誇風團隊進行糾偏的，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間說到霸王別姬，誰是共產黨內部的“霸王”？很清楚的。不過，後來只是撤職了幾位省委書記而已，沒有動接班人。在會上，很多被共產風團隊整過的地縣委書記都要求開會出氣，發揚民主，受到毛澤東支持後，地縣委書記發起了對省委書記和部長們的猛烈批判，有親歷者說批判會氣氛極其緊張跟鬥地主不相上下，可見共產風團隊在官場內部也是“官憤極大”和不得人心的，會後有四個共產風責任較為嚴重的省委書記被撤職。

有些右派二傳手極其地賣力，為了推銷官府愚弄百姓的輿論，還有不少創造性的發展，這是何必呢？只要區分一下概念的不同內涵，追問一下各個內涵的概念是怎麼在歷史和政治中間出現的，就能夠搞清楚很多事情的真相，做到這個並不難，無需別人來說服或者洗腦。

不愛讀書求真的人，必然要受到官府所發布的虛假信息的愚弄，可笑的是某些人自我感覺還特別好，自以為有獨立見解和民主批判精神，這其實這就是蠢豬之所以不可救藥地充當欺騙輿論二傳手的原因所在。如果有人告訴他們事實是什麼？這些自由派人士就發自本能地要跳起來，說你是為他們批判的獨裁專制辯護，就這樣，戈培爾的二傳手通過民主自況，構建這樣一種虛假的道義地位想象，來抗拒真實信息的輸入，使其可以心安理得地繼續充當戈培爾宣傳的二傳手。

照說，右派一貫是標榜自己獨立於官府的，為什麼反而成為官府愚民宣傳的二傳手呢？因為右派不認同毛時代，因此也不認為那段歷史值得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去把握，由此，就決定了右派願意承擔的歷史學習成本遠低於戈培爾設置的“門檻成本”，結果右派就這樣地成為戈培爾宣傳的理想俘虜和二傳手。同時，也因為右派不願意放棄從歷史出發來確立未來社會的新想象，故此，就必須要成為戈培爾宣傳產品的自覺消費者和創新性二傳手，就這樣，我們幾十年來看到自稱獨立於官府的右派，總是作為官府愚民宣傳的忠實擁躉這麼一個怪異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