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進入高潮形成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其標誌當然是老毛在1966年八月五號在《人民日報》登載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和同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革的序幕應該是1966年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本人沒有在那次重要的會議上露面，但大會卻按照他的意圖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串成一個“反革命集團”，為開展文革建立起一個巨大的勢能。彭真是政治局委員，文革以前的政治明星，與宣傳部長陸定一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一起代表資產階級勢力在中共黨內的大力滲透。作為總參謀長和軍委辦公室主任，羅瑞卿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運行，也就代表了資產階級在軍內的滲透。

      在政治和軍事領域，資產階級已經控制了黨和國家的部分權力，一場巨大的政治清洗運動早已不可避免。

      政治局擴大會議完成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五月十六號通過了宣告文革開始的正式通知（以後簡稱為五一六通知），向全黨全國通告黨的領導上層出現了“修正主義”，在基層許多地方領導權力也被資產階級所篡奪。

      第三件大事就是林彪以政治局常委，國防部長和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在會議上發表了重點長篇講話。現在回想起來，與前兩件事比較，林彪的發言其實更為重要，對文革今後的展開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在大約一萬字近兩小時的長篇發言中，林彪闡述了三個重點。第一，資產階級從無產階級或革命派手中奪回政權的主要手法就是政變，政變是古今中外政權更迭的一種主要方式。第二，資產階級勢力在中國人數雖少但能量極大，他們搞陰謀政變不可不防，否則革命者就要“人頭落地。”第三，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發展，只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中國才能防止“修正主義”保住革命政權永不變色。

      顯然，林彪的長篇發言其實就是一篇用槍桿子作為後盾為文革鳴鑼開道的政治宣言。關於政變的議論在林的發言中洋洋灑灑占了一半的篇幅，所以林的發言也就成了中國歷史上關於政變這個題目獨樹一幟構成蔚然大觀的一篇範文。為了產生震撼效果，林元帥列舉了中外歷史上幾十個政變的事例，當然更是挖空心思費盡筆墨，讓人們覺得預防政變已是十萬火急:

      “這裡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迭打’。。。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損失一切。生產關係固然是基礎，但是靠奪取政權來改變，靠奪取政權來鞏固，靠奪取政權來發展。。。要念念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怎麼掉的。。。

      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當然，政權的職能不僅是鎮壓。社會上的反動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都要鎮壓。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不然，我們就要喪失政權，就是糊塗人。。。”

      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難道沒有事情，無緣無故這樣搞？不是，有很多跡象，‘山雨欲來風滿樓’”。。。

    表面上來看，林彪的長篇發言很好地闡述了文革的實質意義，文革的緊迫鬥爭性質，當然也是製造出了一種極為蕭殺的政治氣氛。然而最重要的是，這篇政治意義極為獨特的長篇發言為推動文革走向下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目標埋下了一道厚重的伏筆。

    揪出了資深政治局委員和總參謀長還只是鬥爭的序幕，運動再深入一步不就是要揪出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副主席級別更高的人物嗎？

    在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概沒有人感覺到打倒劉少奇賀龍鄧小平等人是下一個重大目標。大家覺得林彪那一大通聳人聽聞的講話很可能就只是為了政治鬥爭需要所做的空泛的氣氛上的渲染。在經過了建國初期“反高崗反黨集團，”1958年“反右”和反“彭德懷反黨集團”這幾場政治鬥爭之後，大家都會覺得自己比較清白站穩了立場。為革命多年冒着殺頭的危險，黨還不至於不問青紅皂白把自己打為陰謀搞政變的反革命分子。

    幾十年之後，當人們回首文革往事之時，林彪關於政變的長篇發言其矛頭是比較清晰地指向了劉少奇和賀龍。劉少奇賀龍以及其餘的中共高乾沒有察覺到林彪大談政變的真正意圖大概是因為他們認為“彭羅陸楊”等人與劉少奇和賀龍，除了正常的工作關係之外並沒有其它特殊的關係。    

   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雖然都是高官，其實就是聯手還遠遠不具備發動一場政變的能量。常識是，要取代毛的領導地位或者武力剝奪毛的權威，唯一可能的危險只能是來自於在黨內和軍內的權威僅次於毛的領袖人物。在黨內這樣的人物是劉少奇和周恩來，在軍內這樣的人物是林彪自己或者是賀龍。

    令人可笑的是，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一個月劉少奇還傻乎乎地去布置對““彭羅陸楊”等人的批判，不知道自己就是前奏之後大戲的主角，不知道他自己早已成了被獵人死死盯着的獵物。再過兩個月，當劉少奇為了維持正常秩序不得不“鎮壓”“紅衛兵”造反之時，毛抓住契機高喊出“炮打司令部”的口號，劉在自己早已被定為砧板上之肉籠中鳥之後又給對方提供了重擊的絕好口實。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劉少奇與賀龍應該在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立即辭職，向黨和人民交出一份“深刻的檢討”。不幸的是，他們都心存幻想，絲毫沒有意識到毛為什麼要實施一場巨大激烈觸及靈魂和肉體的政治鬥爭。望着籠中的獵物，毛輕蔑地對劉少奇說：“打倒你我只需要用一根小指頭。”毛也許並沒有誇張，劉根本就沒有與毛對抗的力量，劉少奇與賀龍在軍中的影響力遠遠達不到發動政變的水平。    

    那麼政變一說又從何而來？為什麼毛和林彪覺得預防“反革命政變”是個十分迫切的問題？ 如果政變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難道他們二人是吃飽了撐的？或是只有通過“預防反革命政變”這個“莫須有的”口實才可以把劉少奇和賀龍拿下？

     俺的猜想是，毛覺得大饑荒造成幾千萬農民死亡，如果那一天時機成熟，劉少奇和賀龍很可能振臂一呼，解放軍出現譁變，要求毛髮“罪己召”之後以罪人之身“禪位”，自己就自然而然成為了像斯大林那樣被赫魯曉夫所揭露的“暴君。” 一年多之後，劉少奇才想到請辭告老還鄉去做個農民，但為時已晚。毛不會放過這個捕捉到的獵物來展示文革“反帝反修的非凡意義”。

     從林彪在文革初期關於政變的長篇發言來判斷，林當時對文革懷有巨大的熱情，對於文革的展開和進入到狂潮起到了他人無法替代的推波助瀾的作用。至於林彪後來如何開始與毛作對甚至是反對文革，大概是毛的政治運動呈現出了反人類瘋狂的一面是他所料不及的。他曾經苦苦追求的美女戲劇家孫維世就因為倔強被人用一枚大鐵釘敲入腦門活活折磨而死，林如果得知這個悲劇，他也許就開始了對自己政治狂熱的反思。

通過下面鏈接可以讀到林彪在1966年五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政變的長篇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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