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的雅量 |
| 送交者: 吳鈎 2005年06月09日15:48:5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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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雅量 吳鈎
時間過去了12年,1953年9月11日下午,政協委員梁漱溟以被邀者身份走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主席台上,這個“九地農民代言人”的發言觸怒了毛澤東:“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蔣介石用刀子殺人,你是用筆殺人!”18日,在一片批判聲中,梁漱溟又震動了會場:“各位說了那麼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澤東當即回答:“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仍不甘心:“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後的事。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此時毛澤東的雅量,與延安時認真聽一個農婦伍蘭花的怨恨咒罵相比,己是恍若隔世了! 而後,四海歸一,大權在握的毛澤東,只剩下反右“陽謀”的雅量、大躍進狂熱的雅量、文革內鬥的雅量了!最後連他的親蜜戰友也容不下了,一個個被打倒、批鬥……一個寬廣如海的胸懷,就這樣變得狹窄了!誰之哀?!嗚呼! 話說1949年3月,柳亞子應毛之邀,意氣風發抵京“協商建國”,但僅過十天,柳卻作了一首“感事”詩呈毛主席,其中有“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灌”之句,引經據典向領袖“發牢騷”——出門“無車”,埋怨待遇不高;“談經奪席”,不滿被閒置一邊。弦外之音,大有歸隱之意。一個月後領袖答詩相勸:“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又云:“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似富春江”,懇請柳亞子留京工作。其時毛澤東進京未久,與知識分子交好,之間常有詩詞一呈一答,執君臣之禮,也算其樂融融。及至5月,值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28周年紀念日,主席果然派秘書以雙車迎接詩人拜謁孫中山靈堂,又赴主席家宴。知遇之恩,令柳大為感動,決心要“於毛公有所獻替”了。不過,柳滿腔熱情不久又遭領袖冷落:自薦當政府顧問,毛未答應。詩人於是再次以詩遣懷:“英雄慣作欺人語,未必牢騷便斷腸。”對詩人一發再發的牢騷,估計其時的毛澤東不過一笑置之。後來柳因“牢騷太盛”被斥責為“患得患失知識分子典型”,大概是他作詩之初怎麼也想不到的。至於“未必牢騷便斷腸”云云,顯然也言之尚早,數年後的1957年,55萬知識分子被“引蛇出洞”、劃入另冊;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遭受滅頂之災,時人總算見識了何謂“牢騷太盛防腸斷”。 不過嚴格說來,柳亞子進呈主席的“牢騷”,實在不似一名公共知識分子所應有之“牢騷”,倒是有點類似自我感覺良好卻未得寵的宮婦“幽怨”。相形之下,在“大鳴大放”中使55萬知識分子惹火燒身的“牢騷”,或許更體現了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心的角色本色——知識分子之所以“牢騷太盛”,並非因為個人遭遇上的“失寵”所致,而是源於對國脈民瘼的深切關注和沉重憂慮。當年的“大右派”究竟發了一些什麼“牢騷”,這裡擇其要者而述之:“民主黨派參加政治協商應有名有實”(羅隆基);“黨員特權造成黨與非黨之間的牆與溝”(龍雲、張雲川);“三大主義(官僚、教條、宗派)限制新聞自由”(張友鸞); “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質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與自由”(章伯鈞);“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危險的敵人”(章乃器)……至於更具體的右派言論,餘生也晚,今天不容易讀到了,不知到底怎麼個“右”法,只知道正是這樣的“牢騷太盛”,致使數十萬知識分子不得不付出“斷腸”的代價。二十年後執政黨終於為“右派”平反,承認當年反右“擴大化”了,被打成右派的55萬知識分子當中,只有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與林希翎未獲平反,550000:6,也就是說,100000人中接近99999人被錯劃了,如此“擴大化”,也是世上少有。可見毛主席其時對待發牢騷的知識分子,已經沒有柳亞子呈詩之時的“雅量”。不諳世事的知識分子自然理解不了領袖“引蛇出洞”的神機妙算,不懂得“牢騷太盛防腸斷”的微言大義。 其實早在反右之前的1953年,毛澤東就曾對知識分子的“牢騷”表現出“不雅量”的一面。當年9月,梁漱溟在政協會上大發牢騷:農民生活太苦,與工人相差“九天九地”。這時候毛澤東對他就沒有以“風物長宜放眼量”相勸。毛說,“有人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無從辯解的梁夫子最後想必從古人關於君子修養的論述上得到啟示,搬出“雅量”一詞:“我就是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但毛主席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還想爭辯,卻被眾人哄了下台,從此閉門思過。四年後“反右”,梁因一言不發(已無牢騷?),僥倖躲過一劫。 有論者據此認為,毛澤東還是有雅量的,對梁的“不恭”沒有追究。梁漱溟發牢騷之後的安危禍福,如此看來全靠毛主席他老人家有無“雅量”了。可是主席的“雅量”,真令人擔心啊,梁漱溟當初在延安窯洞裡跟他爭論天下大事、各不相讓時,主席很有雅量;1949年對“牢騷太盛”的柳亞子,主席很有雅量;1957年鼓動知識分子鳴放、“幫黨整風”時,主席也是很有雅量。然而,“蛇”被引出洞後他就不雅量了;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他不雅量了;1966年文革開始,老人家親自“炮打司令部”,更不雅量了。領袖的雅量與不雅量,要如何揣摩呢? 有人說,詩人就是騷人,知識分子難免愛作“離騷屈子幽蘭怨”,對待知識分子,沒有一點“雅量”是不行的。然而,這個“雅量”,說到底,不外是孔夫子的“仁恕思想”,所謂“尊賢而容眾”,這與現代憲政意義上的寬容、平等共處原則全然不是同一回事。中國知識分子屢屢因牢騷而獲罪的歷史根源,大概就在於國人從來只希望為人君者要有人格修養上的雅量,而恰恰缺乏憲政意義上的寬容、平等共處傳統。 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其着作《理想國》中就指出:“暴君通常是作為人民的公僕出現的……在最初的日子裡,一般說在初期,他對所有人都笑臉相迎,要人們相信他根本不是暴君,對個人和社會都作出很多承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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