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是人,但教授是活生生的用知識、用思想進行思考的某個領域裡的專業工作者,更多的站在“公共生活”空間說話,“傳知、授道,解惑”,且用思想作為人格說話的依據。於是,人們對他們有着更高的道德自律期待。他們屬於以知識為趣味,“以學術為志業”來進行“上半身”思考的人。他們獲得的榮譽,一方面是他們在知識層面的突破努力工作的收穫,也是他們堅守“教授”作為較高知識層次知識分子“崗位意識”的一種身份認同。在今天社會主要“知識就是生產力”的今天,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擁有了國家、社會與公眾給予他們物質與精神上的回報。
教授是人,他們也常常不自覺地變成欲望與感官的生產者,知識權力的擁有者。他們稍有不慎,也可能成為社會上一些利益集團和政治集團的幫凶。但是,隨着社會的向前發展,人們也逐漸地從虛偽宏大的集體敘事擺脫出來,成為個體生命與官能的享受者。他們可能一方面在大學講台上,深情地進行獨立思想與知識傳授的“布道者”,一方面又可能會以知識與手上不多的權力作為謀取錢財與食相的“市儈之流”。當然,作為公眾我們並不會一味用無知且虛偽的“道德”作為對教授先生們的另一種期待。但適當的人格與法律“底線”,同樣也要求教授們恪守。他們的“私人生活”,同樣不能踐踏法律的做人最起碼的人格底線。
在研究生擴招的今天,教授們的權力越來越多。他們擁有專業命題的權力,他們擁有挑選經濟地位較高或美色較好的學生的權力。試題泄露,似乎在今天已經是一個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關鍵你是否有關係或能力聯繫上某位教授,和那些要報考的導師。這樣一來,教授們,導師們一下被眾人矚目。他們受着經濟利益或者其它欲望的驅使而失控,視人格與法律的底線於不顧,冒然做出了一些讓社會、考生失望的事。他們的墜落,是對教師人格與道德自律的詆譽,也是對法律的公然踐踏。
在我以前讀大學時,文學院就有某些領導公然收受權貴階級背景的學生金錢,使得一些有着較好的條件的學生不能順利被“保研”;也有我的同學被那些整天在學術界“穿越”、“否定”這個那個,以研究什麼“大話文學”的教授們公然以“考博”所脅迫,以無奈的肉體作心靈沉重的代價獲得了“讀博”的通行證。試題上的 “知識”,完全成為一些別有用心的教授們對責任、法律的“戲言”,考場上的規則變成“一紙空文”。而這些對於那些生活在底層,試圖通過自身的人為努力的考生而言,是何其的不公?
歐陽林利用自己出研究生專業專題的機會去脅迫考生的事被捅出來,也是考生自我保護的一種措施的體現。雖然,這樣的女孩子前提是不能被破格錄取,或者說歐陽林不願意“幫忙”迫不得已的“泄憤” 而已。然而,這樣的“舉措”為一些擁有特權的教授們不言自明地敲響了的“喪鐘”。你在行使逾越的身份認同時,你就可能意味着你同普通身份的人犯錯,甚至觸犯法律的可能。這同一些被包養的情婦們拖下水的“貧官污吏”的下場是一樣的。要迴避這樣的結局,就不得不慎之又慎手中的特權,是誰賦予你們的,你又應該為誰負責。
教授們慎對“下半身”思考,也迫切地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放在我們的面前。他們在接受國家、社會、公眾賦予的權力時,他們就應該認同老師最其碼的人格與法律認同。這一“桿秤”不得不放平。稍有不慎,便會出現“船覆人亡”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