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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運人士的歷史觀
送交者: 武振榮 2005年06月12日10:14:5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論民運人士的歷史觀(上) ★

(一)當前存在的問題

隨着《大紀元》報的“九評共產黨”文章的發表,海外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呼聲明顯地增高了,一個有組織的、系統化的、全面的批評和批判共產黨的活動好象已露雛形,在這方面“九評”的文章功不可沒。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樣,正面的影響在許多的場合中好象都暗含着一個負面的成分,“九評”的文章在被我們作了不科學的解讀後並且隨聲附和時,就可能在民運人士的隊伍中造成不好的影響。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中國民運人士隊伍中本來就存在着一種不健康的非歷史的觀念,在“九評”的那種超越“世俗”歷史精神的引導下,它就有可能走的更遠。

我的本意不是說“九評”文章所站的那個法輪大法立場上的歷史觀是錯誤的(我不這樣認為,並且反對這樣的看法),而是說這樣的歷史觀在沒有接受科學解讀的情況下被直接地運用在我們的隊伍中間就是錯誤的。我在這篇文章中,我不敢說我自己就了解法輪大法,但是我在一定的程度上起碼理解它。因此我認為,站在法輪大法的立場上說出一種和我們民運人士完全不同的歷史觀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說這種歷史觀帶有宗教和氣功的雙重因素的話,那麼,我們這些“世俗”中的普通民運人士的歷史觀同它比較起來也只可能是宇宙間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點而已。法輪功修煉者信仰“宇宙大法”,他們的存在價值是有着“宇宙力量”的支撐,因此他們的歷史也是“宇宙”的性質。李洪志先生曾經說過:法輪功所修煉的“氣功是史前文化”,“在史前的一個時期廣泛渡過人”(《轉法輪》)。問題有可能是這樣:這種屬於“史前史”的歷史同我們民運人士世俗的以年、月、日為計量單位的歷史有着性質上的區別。因此,這就提醒我們應該注意以下的問題,即我們這些政治生活中的人的精神是絕對上升不到法輪功那樣高的“層次”之上的,我們是得不到“宇宙的力量”,也不可能用我們世俗的眼睛去觀察“史前”就已經存在着的事物了。我們不但是歷史中的人,而且是世俗歷史中的人,我們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也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種普通的政治制度。這一切決定了我們所信奉的那種歷史觀就不能帶有宗教色彩,也不應當是“氣功”式的。

正因為我們隊伍中的某些人忽視了上述的問題,所以,他們在反對共產黨的時候沒有看到我們同想法輪功不同的出發點和立場,想借用後者的方式去反對共產黨——這就完全不對的了。法輪功修煉者是站在“宇宙大法”的立場上審判共產黨的,而這樣的立場我們民運人是站不了的,我們只能是站在“政治”的立場批判共產黨,因此,我們的批判就只能夠具有“政治”性質,並且這樣的批判價值也不應該超越“政治領域”。

如果我們稍梢具有宗教知識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發現雖然任何的一種宗教雖然都有歷史,但是宗教中的任何種類的神卻都是沒有歷史的。《約翰福音》記載耶穌傳道時對亞伯拉罕所說的話對我們很有教益。當猶太人在把耶穌看成是“鬼附着的”人的時候,就用他們所信奉的亞伯拉罕來企圖壓耶穌,逼着問:“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嗎?”耶穌回答說:“你們未曾認識他,我卻認識他;我若說不認識他,我就是說謊。”聽到耶穌這樣的話,猶太人說“你還沒有50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從這樣的話中,我們就會發現神其所以不同於人,就在於他沒有歷史,而歷史總歸是人的歷史。所以任何一個宗教的團體,如果持一種非人的歷史觀,那一定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沒有什麼可以值得非難的;但是,作為政治性質的民運人士團體,怎麼能夠在現代的條件下向某種宗教的歷史看齊呢?

我們民運人士的本來都有着一段“異議者”的經歷,因此,我們的歷史觀原來就比較薄弱,再加之我們是被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逼上梁山的人,所以我們要建立起自己的歷史觀是會遇到許多的困難。因此,我們往往就會同共產黨人一樣地非常容易的步入“歷史否定主義”的道路;而在這樣的道路上,我們只承認自己“反對”共產黨,卻沒有意識到我們“反對”共產黨時所使用的方式是共產黨式的。在意識的層面上,我們可能不會感覺到有什麼問題,因為我們的潛意識中立着這樣的一條法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庶幾,我們的行為的意義只有一個“反對”共產黨的內容,那麼,我們也許不需要更多和更複雜的東西,僅僅這些就已經夠用的了,只是我們反對共產黨的目的被維繫在最終建立中國民主制度這樣一個更大更崇高的目標上,所以一種很簡陋的“反對”共產黨行為是不可能奏效的。道理很簡單:我們是歷史中的人,不能沒有歷史而存在。

(二)我們是歷史中的人,我們卻失去了自覺的歷史觀

把1979年中國異議運動之後的歷史看成是我們目前進行着的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這樣的看法是沒有什麼錯誤可言的,也是一個基本上正可取的研究中國民主運動歷史的方法,但是如果把這種“方法”所造成的時間絕對化,認為這個開端和此前的民主運動歷史和民主革命的歷史沒有聯繫,是一個“橫空出世”的東西,那就完全的錯誤了;而這樣的錯誤在我們目前的民運隊伍中又是一種“主流”性的東西,所以我認為很值得警惕。

現在,海外民主隊伍中的大部分人認為我們的民主運動同孫中山先生開創的民主革命有關係,是這種革命的繼續——這一點可以說存在着共識,但是與這種情況相關的是我們卻沒有能力處理中國共產黨的那種歷史,在許多人的看法中,上述聯繫的中間部分——共產黨革命戰爭——應該從聯繫中間去掉,就好象我們在剪輯卡通片時,把那些我們認為不必要的畫面從中給剪掉一樣,恰恰在歷史學中,有一派被荷林武德稱之為“剪刀+糨糊”的歷史學派,現在我們就屬於這樣的人。無論怎麼說我們同孫中山民主革命的聯繫的中間的部分實際上現在了“空白”,而真正的歷史卻沒有這樣的“空白”,它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因此一個“空白”的歷史只是我們歷史觀的產物,和真實的歷史是兩碼事。歷史沒有“空白”和歷史沒有“錯誤”是一個意思,所有認為自己提出了“空白歷史”或者“錯誤歷史”的人,恰恰是被非歷史主義的東西牽着鼻子走的人,這樣的人是永遠完成不了“歷史使命”的。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認為自己在今天肩負着實現中國民主化的“歷史使命”(這顯然具有傳統的性質),那麼在某些方面我們和過去時間中的中國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所曾經扮演過的那種角色就有了相似之處,儘管在今天的政治鬥爭中,中國共產黨是我們推進着的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最主要的阻力和我們竭力反對的對象。如果說在過去的時間中,我們發現上述扮演“歷史使命”承擔者的角色的人們曾經以此而欺騙過我們,我們因反對這種欺騙而拒絕承擔類似的角色,錯誤就在於我們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定要明白沒有“錯誤的歷史”的事情不能夠混同於有錯誤的政黨和有錯誤的人這另一種事情。

在這裡我們如果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的錯誤做一個深刻的批判的話,那麼我們就應該認識到導致共產黨政治錯誤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把政治上的階級與階級、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擴大”到政治範圍之外,從而造成了鬥爭意義的濫觴。如果說共產黨的這種錯誤是我們應該借鑑的東西的話,那麼我們在反對共產黨的同時,也就應該嚴格的把守這個“關口”,使政治鬥爭不因為我們的反對行為而升級到共產黨“階級鬥爭”的那個同樣的“高度”。但是在我們今天的許多言論和行為中,我們甚至表現出了被共產黨仇恨主義還要頑固的新仇恨主義,而所有這一切都因為我們對共產黨歷史所抱有的非歷史式觀念而來的。

正因為如此,我個人認為在批判共產黨時有兩種方法和方式值得區別,一種是歷史的,一種是非歷史的。前一種批判有助於在批判中建立我們自己的歷史,並且由此而發現人民的歷史;而後一種批判只可能導致出如共產黨所犯的那種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在這種錯誤的極盛時期,所有的人類真理和所有的歷史的正確性都被一些不是上帝而扮演上帝的人的“壟斷”行為給敗壞了!我們作為民運人士對於這樣的錯誤所包的態度不應該同法輪功修煉者一樣,用一種超然的態度去對待它,以為我們自己同這樣的錯誤不會發生任何的聯繫。

在上述問題上,我們一定要認識到我們同法輪功修煉者不同,法輪功修煉者沒有政治目的,法輪功團體不是政黨,他們也不想着要在未來的中國執掌政權,因此他們站在一個純粹精神的高度而鄙視和蔑視政治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為他們不可能在今後的時間中犯政治錯誤;但是,我們就不是這樣的了,我們反對共產黨的行為有一個追求國家政權的明確的目的,因此我們現在的“准反對黨”身份決定了我們要為未來的“執政黨”地位而奮鬥,於是,我們作為政治中的人和政治中的團體,隨時都有可能犯共產黨已經犯了的歷史錯誤,正如最近這幾天,我在為在漢城即將舉行的“九評研討會”草寫發言稿時所說的那樣:法輪功是一個社會團體和氣功團體,理解它的人都知道它不可能走政治之路,因此那條使共產黨“翻了車”的道路法輪功不會走,但是,這樣的情況對我們來說就完全的不一樣了,我們在今天和明天都註定要走共產黨已經“翻車”了的政治之路,因此,在這條路上,我們也可能“翻車”的警惕之心,就不允許我們對共產黨的錯誤抱幸災樂禍的態度了。

在這篇文章和,如果我們要對論證所涉及到的人物作一個大概的分類的話,那麼,法輪功修煉者同共產黨人不屬於同一類是非常明顯的。法輪功屬於宗教與氣功團體,追求着一個很高的精神層次,不是政治那塊“鍋巴”可以誘惑的,因此他們可以在精神和思想上同共產黨劃清界限,於此有關的是他們可以採取一種“徹底否定”或者“全面否定”的方法來對付共產黨;在分類上,我們同中國共產黨人就屬於同一類,都是政治人物,因此,我們都是特定政治團體中的人,也都是為爭取政治權力而結合起來的政治組織中的人,與此有關的是我們就不可能同他們劃清界限,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這樣的界限是絕對劃不清的。毛澤東在生前就是要作劃清界限的事情,要劃清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界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界限,光明正大與搞陰謀詭計的界限,試問:他劃清了沒有?結論是:毛澤東劃不清的那種界限,我們也是劃不清的,所以我們索性也就不劃了。就在我們不想為劃清界限而勞神時,民主的寬容性質和多元化的本質就被我們給抓住了!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想着要從精神上思想上或者道德上“全面、徹底”地同共產黨劃清界限,那麼,我們必然會把自己同共產黨所展開的政治鬥爭“擴大”到精神、思想、文化以及道德的領域,這樣共產黨已經犯了的錯誤,我們不就是要重犯嗎?

不要認為我們同共產黨所展開的這一場鬥爭的性質是文化的或者就是精神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得在這一場鬥爭開始的時候退回到20世紀初的那場由中國知識分子參加的“文化混戰”中去,我們就不得不翻那種由孔夫子到馬克思的誰也翻不清楚的“歷史老帳”了。要知道,我們是政治人士,不是文化或者宗教人士,那種文化、宗教的“老帳”我們即使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還是弄不清楚的,當然,這樣的看法絲毫也不否認我們同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有着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內容。這就是說我們是在政治的戰場上同共產黨作戰的,打的是政治戰。如果這個主要的、重要的原則不被我們掌握的話,我們就不能夠在這一場鬥爭中取勝。而要作到這個一點,一個正確的歷史觀的引導是必不可少的。

說到底,我們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繼承人,民主革命雖然在理論上講並不必然就是暴力的槍桿子式的革命,但是在中國當時的具體環境下,它演變成為槍桿子式的革命卻是一個歷史的事實。就事情的本性來講,槍桿子這東西不拿則已,一旦被人拿了起來就很難放下,非拿到底不可,因此這樣的革命發展到最後,就勢必走到了傳統的武裝革命的地步,於是革命本身要反對的東西卻變成了革命所要建立的東西了。如果說這裡已經埋下了革命失敗的種子的話,那麼,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事件中,以毛澤東為首的左毛派集團把1949年——1966年共產黨制度和共產黨歷史當成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東西來批判的行為,就是這種“種子”在共產黨內“發芽”的結果。就這樣的事情來分析問題,一個僵化到了極點的共產黨最高層突然間開放了民主的運動,允許中國人民以“革命造反派”的名義行事的歷史就不應當是我們“否定”的對象。

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如果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我們把中國人民比較自由的發表批評性言論和完全自由的政治結社行為以及堂堂正正的反對共產黨當權派的行為放到“動亂”的框架中去解釋,那麼由此種解釋所產生出來的“否定”性的歷史觀就決定了中國民主運動有可能被“套住”,因此在寫作《論民主的“解套”》的文章中,我就提出了這方面的問題。在這裡,我們如果認為歷史就是過去的事情的話,那麼,對於我們來說,有沒有歷史就不會顯得那麼的重要,其實呢,歷史這東西只是在實現中才能夠被看成是歷史。正因為是這樣,寫作了《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著名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才說:“對一名歷史學家來說,理解昨天和理解今天是同一個過程。”

當下的問題是:今天我們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推動者,但是當今天的民主和昨天的民主不被我們放到同一過程去研究的話,那麼我們扔掉了昨天的民主的行為就等於扔掉了今天的民主,而在這樣的行為中,那個“否定”的歷史觀是要負責任的。

(三)否定性歷史觀是異議運動的產物,不能指導民主運動

要認識中國民主民運隊伍中的否定型的歷史觀產生和形成的過程,就得分析1979年中國社會以“自由化”之名為外間所知道的異議運動。在這個運動中,從1966年政治大事變中走了出來的中國人在回過頭去思考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定性的時候,首先發現的是毛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理論”的錯誤,如果說在這樣的發現中,發現者們沒有同時地發現自己行為的本來的意義的話,那麼事情就符合常理。道理很簡單,發現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對任何人和任何集團來說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就會完成的。從這樣的事情中我們如果看出了人民是以“集體”的方式在1966年政治運動失敗了的情況下被迫接受毛的“理論”的現象,那麼在對這樣的“理論”說“不”的時候卻完全是“個人”的,於是在毛的“統一”“理論”的對立面就出現了分散的、零亂的無組織的“個人觀點”,這種觀點僅僅在“非毛”這一點上才有一致性。但是把這個“非毛”的現象放到70年代末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發生的強烈的“反對”毛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中去解讀的話,就可以發現異議運動外面的那個看不見的共產黨外圍控制線。

就表面分析異議運動是自發的、非官方的,但是究其實質它活動的空間是極其有限,因此當這個運動在簡單地度過了說“不”時期而向說“是”的階段發展時,它又一次的因鎮壓而遭遇到失敗。發現這樣的情況,我們就有可能知道異議運動同1966年政治大造反運動一樣在失敗之後只留下了一種我們時常所說的“精神”,但是這種“精神”需要解說和解讀的現象卻被我們所忽視,在一般的情況下,我們把它當成一種現成的東西來對待,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民主運動受到限制的內部的原因。誰都知道今天的民主運動始於異議運動,但是於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即民主運動只有徹底走出異議運動的圈子才有可能最後的成功的事情關心的人就不多了。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我們視民主運動為異議運動,異議運動為民主運動的認識造成了民主運動今天的困境,我們許多人可能不知道異議運動是接納“個人”的,而民主運動只能接納“人民”。

了解到異議運動的“個人”性質,我們就可以對它不需要歷史的問題有一個直觀了。當一個人在突然的時間中感覺到自己以前生活在“大夢”之中,那麼他的覺醒行為難道需要等待別人嗎?在這裡覺醒的價值不存在“等待”別人,因此,覺醒者本人的有關他自己“大夢初醒”的感覺自然而然地會把別人(別人的概念在極端意義上可以擴大到“全人類”)看成是對自己利益一無所知的“酣睡者”。情況既然是這樣,那麼,我們分析一下覺醒之前的他個人價值,就可以發現“沒有歷史”和“錯誤歷史”在他身上所出現的意義重合。在這裡,個人在出生之前是沒有歷史的,這是不言而喻的,“錯誤歷史”構不成意義的架構,也是不用說明的,於是,覺醒的那一刻構成了“歷史的開端”。我在別的文章中把它叫“零開端歷史”,這樣叫法雖然不很精確,它所要表述的東西卻是:“歷史只能從我這兒——零——開始”。在這裡,我們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放到這個模式中去理解,也是一點都不錯誤的。

不要在歷史的正面論述中去尋找“錯誤歷史觀”這樣的東西,如果我們這樣作的話,肯定會一無所獲,它是一種沒有得到表述和論述的東西,是歷史的潛意識之類的東西,在外表上它往往戴上了“進步的歷史觀”的冠冕,認為自己就是貨真價實的“進步歷史觀”。今天,我們在認為自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打翻在地”的話,那麼千萬別以為我們就可以同我們以教育的方式得來的上述歷史觀劃清了界限,其實,在這裡我們的主觀意識和潛意識是衝突的。可不是嗎?當我們把56年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和56年的中國人民歷史捆綁在一起,並且認為這是一回事,應當“徹底否定”的看法和做法同毛澤東用“文化大革命的10”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1949-1966)”,鄧小平用“改革開放”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10年”又有什麼區別呢?只有在“徹底否定”的基礎上才可能實現歷史的進步——就是否定型歷史觀的要害。今天這樣的要害性歷史觀表現在我們的隊伍當中就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的越徹底越好”,但是我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共產黨在極紅的年代也沒有把中國人民“改造”成為他們所需要的那樣的人,他們的“徹底反對資產階級”的行為使他們自己倒變成了中國社會上“最大、最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教訓難道還不深刻嗎?在這裡,一個潛在(1966年以前)的和具在的(1966年)人民反對共產黨的行為被我們的“否定”的做法給放到了非價值的那一邊了,這該是多大的錯誤啊。在人民根本沒有“共產黨化”(這固然是共產黨的目的)的年代裡,我們卻預設了一個已經被“共產黨化”了的人民。此處,錯誤到底是屬於人民還是屬於我們自己,還是請讀者們自己來說吧!

說到這裡,如果有人認為我把批評和批判人民的人放到了“錯誤人群”中去了的話,就一定是誤解了我的意思。我作為一個現代人不是不知道人民是可以批評和批判的。在自由的意義上,因批評和批判人民而出名的近、現代作家們的名字清單是讀不盡的。最著名的有巴斯卡、尼采,在中國有魯迅、伯楊等人,至於在他們之後的那種許多的數也數不清的人我就用不着說了,我們能夠把這些人看成是“錯誤的人”嗎?不,不能,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中,如果人民真的象“上帝”一樣地容不得批評,那麼自由的明燈肯定會面臨着燈盡油干的危險。把這種純粹理論上的事情同那些發達的民族的歷史相對比,哪一個發達的民族在歷史上和實現中沒有出現一批用犀利的言論之鞭鞭打本民族的傑出人物呢?

就言論自由的觀點來看,任何人對任何事物都享有“說不”的權利,包括上帝在內。如果說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中有一個建立自由言論的目標的話,那麼對人民“說不”的人的權利在民主的制度中得到維護就是一個根本的原則,因此今天,在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的運動中我們反對這樣的人和這樣的聲音就沒有任何的道理和理由,但是當我們站在了民運人士的立場上,並且在討論我們民運隊伍內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反對民運人士對人民“說不”卻是民主運動內部的一條政治原則。這條原則並不是紀律,它需要靠民運人士的自律來堅持,而自律的關鍵就在於民運人士的道德要求民運人士要尊重人民。

我的上述話如果引出了下述的反駁,情況又會這樣呢?即在共產黨社會中人們不也是常常聽到“人民是上帝”這樣的話嗎?所有的共產黨人也不是都曾經不允許以任何的方式公開地批評人民嗎?哪怕這種批評的方式是“捕風捉影”的或者是揶揄的。但是話又說回來了,難道這樣的對待人民的態度就是真誠的或者可取的嗎?其實問題的焦點在於:共產黨的歷史觀中沒有人民的歷史。也就是說共產黨的歷史觀的本質是把人民當成了“歷史材料”之類的東西來看待,而把自己作為有資格“運用”這些“材料”的“主動的人”。在共產黨的歷史中,整個的內容也不過是“主動的共產黨人”“加工”和“製造”“歷史的材料”(被動的人民)的過程。如果說在這個過程的開始,把人民歸附共產黨以前的歷史看成是“錯誤歷史”或者“零歷史”的話,共產黨歷史觀中所具有的非人民的性質就是昭然若揭的了。也正是從這樣的一點為突破口,批判共產黨的非人民歷史觀,才會建立起我們民運人士的歷史觀。否則,我們用從共產黨那裡學習來的方式去對付共產黨,我們即使最後地戰勝了共產黨,自己也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的。一個民主的歷史觀不是人民的歷史觀——這樣的事情我們是不能夠想象的。(見拙文《論民運人士的人民觀》)

現在誰都知道民主的運動需要指導,但是在指導民主運動的思想中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人民歷史觀作為後盾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許多人卻沒有注意到。在我們中國,民主運動不是共產黨官方的運動或者知識分子、異議人士的運動這一點用不着我作什麼說明,但是這樣的情況並不必然的意味着它不經過人為的努力就可以轉變成為人民的運動。而在我們的努力之中,一個正確的人民觀和歷史觀是非常重要的。前一段時間,我寫作了《論民運人士的人民觀》一文,文章的中心的論題強調在中國實現民主化之前,現今的民運人士不應當立即終結充當傳統的“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還要繼續扮演這樣的角色,儘管在在一個不久的將來我們要完全地退出的角色中。從這樣的事情中我們聯繫到本文的內容,那豈不是說民運人士歷史觀的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於如何處理人民在奴役狀態中的這一段歷史。念起我們中國異議人士、民運人士都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學校教育中接受教育的這個事實,共產黨歷史觀在我們思想中的殘留就是我們應該警惕的問題,如果說在這裡我們主觀上想同這樣的東西劃清界限,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兩個“決裂”那樣,我們不能不作到這一點,究竟是一個問題。


★ 論民運人士之歷史觀(下) ★

(四)受壓迫的歷史不是零歷史,也不是錯誤歷史

其實我們中國人民的歷史觀主要是從專制主義的教育中得來的,因此,即使在某一個時間上,我們想要同它“劃清界限”,也是很難作到的。專制主義的歷史觀雖然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宣布了在歷史上人民反抗和造反的正義性(就這一點來看,它好象不是“零歷史觀”),但是這種歷史觀因具有一元的特徵而把此一元出現之前的歷史已經放到了“零”的那一欄中去了的行為已經同“零歷史觀”很難區別開來了。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觀的支配下,全部歷史的價值就維繫在那唯一的一元因上面了;而這個一元因素的價值也就十分自然地轉化為歷史的價值。

上述的觀點如果被讀者們所理解,那麼我們認為在共產黨統治時期,中國人民的歷史因共產黨的錯誤而錯誤不就是還沒有跳出“零歷史”的範圍嗎?我的看法是共產黨的統治是錯誤的,這一點應該是千真萬確的,毫無疑問的,但是人民受統治的歷史卻不能夠同時是錯誤的。如果認為人民遭受統治是一個歷史的問題的話,那麼,我們用“錯誤”來兌換“歷史”就是問題的焦點。在這裡,統治是錯誤的,但是統治的歷史卻不能被理解為錯誤的。在過去的時間裡,我們認為歷史是“客觀”的,這一點也許沒有大的錯誤,但是歷史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實現”卻是一種完全“主觀”的東西。因此雖然可以說,世界上沒有錯誤的歷史,但是對歷史的解讀或者解讀歷史時所使用的歷史觀卻往往避免不了錯誤。

在這裡,我認為我們中國人雖然不一定都知道或者都讀過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一書,但是那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教材已經把此書中的一元論歷史觀的觀點當成了不變的教條,因此我們民運人士的歷史觀之改變就必須要從打破這個“一元論歷史觀”開始,可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沒有作到這一點,相反我們倒是把共產黨統治時期的歷史,包括我們中國人民自己的歷史當成了“一元”歷史,並且用“一元論的歷史觀”去反對它,我們根本就沒有發現被共產黨的“一元論唯物主義的歷史觀”當成為“一元”歷史的東西本身卻是一個多元化的存在物,在這個多元化的存在物中,共產黨歷史僅僅是其中的“一元”,而不是歷史的全部。因此,這個“一元”的錯誤並不足以使與之共存的多元的歷史的錯誤。也就是說,在這個共產黨專政的時期中,我們受到了專政的事情並不是錯誤的,它是一種歷史的事實,有着歷史的原因,也是一種歷史的遺產,而我們要求民主的行為就是要從這樣的歷史中發現價值。

這裡有一個如何看待歷史的問題,所以我們今天的行為就必然地與我們過去的歷史有着密切的關係,在通常情況下,當我們沒有發現這期間的聯繫的時候,我們以為歷史都是“當下”的行為沒有以往事情的可尋性的看法就可以成立,直到“當下”行為在已經產生了如何應對歷史問題的困境時,我們才最後的傻了眼。正因為是這樣,在受壓迫歷史中,我們即使象馬克思主義那樣地認為無產階級有革命的權利,我們對這樣的權利的認同也還是存在着問題的。因為在流行馬克思主義那裡,革命的權利隨着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政權”的建立而事實上被終結,這樣以來當“無產階級革命”在事實上遇到了在非暴力條件下如何進行的可能性時,就有了很不成功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場“實驗”了。如果說這場“實驗”的過程已經是把實行了“17年”專政統治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了一個“反動資產階級”來批判和“打倒”的話,那麼一個蟄伏於中國人民中間的真正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意識就第一次的以“合法”的形式給表現出來了。

1966年,當毛澤東在以“打破常規”的行為排除了共產黨內的主流看法,認為“人民群眾”享有對“資產階級當權派造反”的權利的時候,毛澤東支持了民主的運動,但是,當他在不到幾個月的時間內就已經把中國人民在民主的運動中的自由表現看成是“資產階級派性作怪”的時就悖離了民主,這樣的悖離民主的行為在1969年4月導致他恢復被全國的造反人民所“打倒”、“打爛”了的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時,毛澤東就事實上取消和“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到後來,鄧小平等人對“文化大革命”的公開的“否定”也不過是繼此而來的行為罷了,絕不是象“鄧小平理論”的鼓吹者們所說的那樣玄乎,好象他們那些人真的把中國從“災難”中救了出來似的。

上面的意思是說,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終結的那個年頭上,我們中國人民的民主化運動就已經唐而煌之的開始了自己的存在,只是在這種存在的時間上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因素相重合;也正是出於對這個毛澤東因素的抵制之考慮,我們才放棄了我們的這一段偉大的震驚了全世界的歷史,而這段歷史的缺失恰恰是我們今天的民主運動其所以發展不起來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們在最需要歷史的時候卻拒絕了歷史。這樣,當中國民主運動的偉大歷史在需要自己的統一的表現的時候,我們中國民運人士們卻固守了一個特定的時間段,而把這個時間段以前的那些更偉大的時間中的人民行為給“否定”掉了。事實上在時隔23年之後,當1989年的大學生和人民在判斷鄧小平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被偉大的人民運動“打倒”了的人物的政治性質的時候,“否定”了1966年的人民判斷,認為他們這些人也可以容忍民主的運動不就是一個明擺着的錯誤嗎?如果說歷史的經驗在這裡具有統一性質的話,那麼1966年中國人民判斷鄧小平等人是“壓迫”人民的、鎮壓人民運動的“反動派”,那麼,1989年的學生運動和市民運動也許會表現出另外的樣子的。

(五)我們背負不起負債式的歷史

到今天中國民運人士只抓住了兩個時間段:一個是1989年,另一個是1979年。1989年運動的意義已經在中國甚至全世界取得了認同,這一點不存在任何的問題。但是任何人只要是認真地、嚴肅地研究了1989年運動都會發現它是某種傳統的繼續,因此,當人們對於這種“傳統”認識不清楚時,1989年運動的深層的意義就不會被挖掘出來。我們海外民運人士每年都在紀念“6、4”,但是紀念的行為沒有尋找出它的歷史卻是一樁憾事。

儘管“89運動”已經過去了16年,但是運動的真正起因和它的真正源頭並沒有弄清楚,而它若不被鎮壓的話,其發展的趨勢也沒有被充分的估計到。已經弄清楚的是,它在發生的時間上是一場民主的運動,也就是說這場運動如果再持續1個月或者2、3個月,會不會導致像1966年的政治大解放運動那樣的場面?會不會發生“動亂”等等問題到今天為止也沒有得到認真的研究和討論,至於說這一場人民運動和學生運動同共產黨頭面人物的關係(也是一個傳統問題)問題,到趙紫陽死後也沒有搞清楚。所以,每年一次的紀念活動雖然在海外搞得有聲有色,但是國內呢,總是沒有引起很大的反映。糾其原因,這固然與中國共產黨當權派的意圖有關,但是被這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總是沒有對這一場偉大的運動作出能夠很容易被國內人民所接受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說在今天的海外民運圈子內事實上能夠代表“89運動”的說話的那些人大都是異議人士,因此有關能傳遞到國內的運動信息可以說是“異議信息”,這樣的信息感動不了中國人民,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點兒也不奇怪。

今天,在海外民運圈子內已經對1979年的自由化運動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它便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但是這樣的認同只是表示或者說明了現在的許多主要民運領袖們大都是這場運動的產物,除過這一點外,它的意義也是含混不清的。誰都知道這場運動是真正的異議運動,它同國外異議運動的區別就在於參與和主導了運動風波的人卻具有非知識分子的身份,也就是說運動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的人不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而是普通人民中間的“人民代表”,也就是說他們在那個時期中所說出來的話,是一種地地道道的人民語言,表達的是一種地地道道的人民的情感,而其表達的主要方式又在“民主牆”上(“民主牆”是66運動的產物)。至於說這些具有如此人民背景的人怎麼一下子變成了人民的“代言人”那則是有歷史可尋找的。尋找的結果如果他們不是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的“產物”的話,那一定是《西遊記》中的石猴出世了。

1979年的異議運動是一場非毛運動,這個運動要“非”的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但是,這個運動的真正的價值不為當時的人們所認識,那就是它在把毛的“文化大革命”論證成為“錯誤”之後,緊接着要“論證”共產黨運動和共產黨統治的“錯誤”,而這樣的“精神”上的“造反”事實上就是1966年的“政治造反”的繼續。在19966年雖然沒有出現“打倒共產黨”這樣的口號,但是呢,卻出現了56年以來的最典型的共產黨被“打倒”了的事實,對這種“事實”的“探索”性的人民自己的解釋(這種解釋必須要以批判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為前提)就是“79運動”的意義。可見當這樣的意義在沒有完全地兌現的時候,鄧小平就開始了“鎮壓”。從魏京生被判徒刑,“民主牆”取締的那一天開始,中國社會的最大的“鎮壓者”們就已經行動了。所以10之後,發生的那場大屠殺,原本就有一個歷史的線索可以追究的。順着這樣的線索我們上朔到1966年,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那些人認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學生運動是“反對”“共產黨黨委領導”的“現行反革命行為”的事情就提醒我們“6、4鎮壓”也不是鄧小平等人的心血來潮,也是有史可尋的。除此而外,我們要研究和分析共產黨未來的“崩潰”的可能性,而無視於1966年這一次最明顯的歷史性“崩潰”,我們不就是變成了現代的唐詰訶德了嗎?

如果我們的歷史觀不被改變的話,那麼依照鄧小平定下的調子,我們背得起“7億中國人參與”了“社會大動亂”的歷史黑鍋嗎?到今天為止,中國的民主運動總是處於低谷而不能夠再一次被發動起來,我們的民族背着1966年的“大動亂”的歷史黑鍋是最主要的原因。可不是嗎?你要“靜坐、絕食”,人家說你要“搞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中的靜坐、絕食事件多如牛毛;你感覺你個人的力量薄弱,你想去尋找朋友,人家說你“搞文化大革命”式的“串聯”;你要成立自己的組織,組織起“高自聯”,人家說你要“搞紅衛兵”;你看見學生們的“高自聯”好象得到政府的默認,你也想組織工人、市民成立什麼“工人自治聯合會”,人家會說你要成立變相的“工人造反司令部”,至於說你象“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一樣地散發傳單、寫大字報、搞不經申請的遊行示威,人家說你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危言聳聽的了,這樣的運動如果不被“鎮壓”的話,發展到後來,連趙紫陽這樣的黨內改革派也會失去權力都不是可以預料的事情嗎?

到今天為止,“中國不能夠發生動亂”的話已經被轉譯成為“中國不能夠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另外的話語了,但是在這樣個“話語”中,“文化大革命早期階段”的“害人”的只有2個月時間的共產黨運動運動已經替代了2年零11個月的人民政治解放運動了。在這裡,如果歷史僅僅是“過去”發生了的事情的話,那麼,我們在今天就不會受到這種非常明顯的歷史的“壓迫”,正因為“歷史”總是“現實”的一部分,所以因受“歷史的壓迫”我們在“現實”的民主化運動中就不得自由。

(六)我們可以改變歷史嗎

歷史事件——按照我們的理解它是發生在“過去”時間中的東西,因此,在時間上講,我們是不能夠改變它的。對於這樣的情況如果我們要作出詮釋的話,那麼,可以說“歷史具有客觀性”。就此而言,我們在過去所說的“歷史客觀性”的話好象沒有錯誤,只是當我們在把歷史性的東西當成了如哲學上所說的“物質”之類的東西時,才犯了錯誤。從這個事例中我們對於那種自己在某個時刻上不喜歡的歷史性事件的理解時就應當本着一種“客觀”的態度。

如果上面的話的意思可以被詮釋成為:我們的歷史對我們而言有一種“客觀”的存在的話,那麼我們挖掘自己歷史的行為就不是一個隨心所欲的事情了。事實上,我們如果不是這樣的對待我們的歷史,那麼我們就必然會那樣的對待自己的歷史,在這裡我們的一個“對待”行為即使無意識的,它也是一個有意義的行為,同無意義的行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可見歷史對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歷史和他的歷史是任何人都改變不了的情況就是最值得說明的問題。在現在,當中國民主運動要求一部民主運動的歷史的時候,尋找和書寫這樣的歷史本身就是民主運動的一項內容;如果說這項內容因其特殊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的話,那麼中國民主運動的“未來”就會在它的“過去”的時間中被我們所發現。

可見歷史之於我們而言,是一種很值得研究的東西,因此,我們現在的行為要能夠產生出它的理想的結果的話,我們就必須在歷史中發現它的最初的存在,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把自己的行為僅僅放在“當下”的時空中去觀察,我們就脫離了自己的歷史,而這樣的脫離行為在某一個瞬間中,我們也許覺得無所謂,但是在需要發揮自己的更大作用的時候,我們就面臨着力量枯竭的危機。歷史不只是一面鏡子,它在更大的意義上可以說是力量的泉源。所以當我們在認為我們同歷史上的任何人一樣“改變”不了歷史的時候,我們不是一個被動的人,因為我們在那個“不可改變”的歷史中尋找到了我們的過去。

在這個問題上,我想國民黨對於歷史的最近的看法的確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鑑。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國民黨在近100年的歷史中有着兩次重大的失敗:一次是1949年在大陸的失敗,另一次是2000年在台灣的失敗。第一次失敗使國民黨放喪失了大陸的權力,第二次失敗又使他喪失了在台灣的執政權。這兩次重大的歷史性失敗,不但沒有導致國民黨的全面的“垮台”,也沒有引起國民黨的解體。因此,當一個中國歷史最長的革命政黨在經歷了如此嚴酷的事件的考驗之後,依然作為一個政治上堅強的在野黨而存在着的現象的確在中外現代政黨歷史也是很少見到的。最近國民黨又改變了同中國共產黨不相往來的政策,其主席連戰走進大陸,跨越了56年的歷史,同中國共產党進行了歷史性的握手。在這裡,我並不想對這此“胡連會”發表評論,只是我從連戰先生在大陸的一系列演講中發現了國民黨的明智而又進步的歷史觀,我看中的東西就是它。

連戰先生在北大的演講被海峽兩岸的媒體總結為“16字願景”:歷史在它轉移的時候,沒有走錯一步。解讀這16個字,我們就會發現國民黨是怎樣的在失敗中繼續自己的政治存在的。就從這16個字的字面意義講,我們把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治失敗和在台灣的政治失敗都反放到“歷史沒有走錯一步”的模式中去研究,國民黨怎樣對待失敗的問題已經是一篇十分要好的文章了。如果說一個民主的意義已經把那些“不民主”的年代中的事情包括已盡的話,那麼一部國民黨的失敗的歷史不就變成為一本被他們用民主的方式正面解讀着的民主歷史了嗎?純粹的戰爭的失敗和純粹的政黨競爭的失敗之意義,都可以放到民主的範疇中去理解了。這雖然是一種“向後看”的行為,但是這樣的行為已經是國民黨在政治上前進的一個動力的保證了。若不是這樣的話,國民黨對大陸的失敗充滿仇恨,對於在台灣的失敗耿耿與懷,那麼它就會同歷史上那麼多的已經被人類埋進了“歷史的垃圾箱”的政黨一樣地被“埋喪”了,那會有大陸一行的風光?

雖然我和許多的民運朋友一樣地認為“胡連會”在一定的程度上為垂死的第4代共產黨接班人“打了氣”,但是我還是不想否認由連戰、宋楚瑜所帶入大陸的政治民主之風氣將會對未來的中國民主化起十分積極的作用,更不用說在這樣的行為的帶動下,陳水扁先生如果有一日也能夠由國民黨和親民黨共同搭建了的與大陸對話政治平台走進大陸,那麼海峽兩岸人民的和平的福祉就有可能是馨香以祝的了。

在這裡篇文章中,我並不是簡單的認為我們中國的民運人士應該學習國民黨的這種歷史觀,而是說我們在看待自己的歷史的時候也應該有一種民主的精神,如果說這樣的精神一是表現在對於過去了“被壓迫”歷史的諒解;二是對我們在“遭受壓迫”時候的“反抗”歷史有一種自覺的認識,那麼,民主——這個我們一直不懈追求的東西存在於我們的歷史之中的現象就意味着我們最後地脫去了政治蒙昧。這樣以來,我們自己的政治進步和我們民族的政治能力的發展,就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的了。

民主必須有它的歷史,人民因為必須有它的歷史,民運人士也必須有自己的歷史——這就我這篇文章想講清楚的又一個問題。

(七)歷史與理解

歷史不能改變,但是歷史必須被研究,必須被理解。我們是在“今天”的時間中研究歷史和理解歷史的,因此歷史就構成了我們“今天”之一部分。我們有着一個昨天,對於這樣的昨天,我們即使完全地忽視它的存在,它並不因為我們的忽視它就不存在了。職是之故,我們是為了“今天”而研究“昨天”的。歷史表明了我們的“出處”,也在某種意義上預示着我們的“歸宿”,而我們的存在的時間也就是在“出處”與“歸宿”之間。

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民主的身份民主可以作片面的理解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把自己視為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其實,目前持這種看法的民運人士不在少數。好吧,在這裡為了方便其間,我也暫時的持這一種的看法,看一看我們怎樣才能夠成功的“反對”共產黨。我同在韓國的某些朋友們多次的交換過意見,我認為我們反對共產黨的行為是一種政治的行為,因此,我們同共產黨的鬥爭也一場政治的鬥爭,在這種鬥爭中,我們要能夠取得勝利,就應該本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原則,因此對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大陸勝利的事情要做出“符合”歷史的解釋是對我們自己能力的一種考驗,而在今天,這樣的解釋在我們民運隊伍里是很難發現的,許多人都是用“邪惡主義”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的,特別是在《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的文章發表之後,這種解釋就更是風行一時了。

筆者不同意上述解釋,認為那是一種非常膚淺的思想的表現,是共產黨教育下的“簡單主義”的東西在“反對”共產黨的行為中的“再現”。因此,這種解釋在批判共產黨時不但發揮不了積極作用,反而削減了我們自己的精神,減弱了我們自己的戰鬥力。在20世紀30年代中葉之前,中國共產黨是沒有自己的歷史觀的,他們的所謂的歷史觀是從俄國人那裡“借來”的“教條主義”的東西,是一些乾巴巴的口號,和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根本就不沾邊,所以是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的出現才改變了這種情況,這一點我們就根本沒有研究過。我們民運隊伍中的許多人,在變成為民運人士後,並沒有認真的研究和分析毛澤東思想,他們僅僅是用在過去的共產黨教育中所“學習”到的那一點點東西應付局面的,因此,他們認為只要可以把過去的“好”說成為“壞”就可以的了。其實,這完全是草率而又不負責任的思想,同中國民主運動所要求的那種科學的、嚴肅的和負責任的思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出現,表明出了它要解決黨內歷史問題的意圖。如果說在此之前共產黨鼓吹的革命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話,那麼,毛澤東思想把這個所謂的“崇高”的目標“降低”為“實現社會主義”,又因這個“社會主義”帶着許多的俄國色彩,所以毛澤東特別強調這個“社會主義”是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中所說的“社會主義”。於是,在毛澤東思想的解釋中,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要解決的問題就不是馬克思、列寧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的東西了,而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內容的一個“繼承”。除此之外,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特徵就在於毛把中國共產黨自己的“革命”說成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從而給人們留下了一個這樣的印象,共產黨是執意是要“幫助”國民黨搞革命的。進一步的解釋無非是說,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中的犧牲和流血,都不是直接為了“無產階級”,而是要“完成”“無產階級革命”之前的那種“資產階級革命”。用《紅樓夢》中的話來說,這叫“甚荒唐,到頭來為他人家做嫁衣裳。”

以上的論述是說毛澤東為給中國共產黨提供一個“歷史”,已經荒唐到了把“紅色革命”說成是“黃色革命”的程度了,而恰恰正是這樣的行為把一個在20世紀初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小圈子中出現的“共產主義革命”才消化成為幾乎和國民黨一樣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東西了。在這裡,我不可能展開來評價毛的這種行為,但是,我們一定要看到正是毛的“思想”才把中國共產黨那個“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革命”下移中國這塊土地上了,如果說我們要尋找共產黨1949年“勝利”的原因,那麼,一個事實上沒有歷史的政黨在毛澤東思想出籠之後,就有了一個可以使用的歷史的替代品了就是我們可以抓住的東西。進一步的分析表明,這樣的東西如果也多少的具有民主性的話,那麼,共產黨的在大陸的“勝利”就不是“歷史的陰謀詭計”可以解釋得了的。

當然,我認為如果你站在法輪大法的立場上,認為中國共產黨一伙人是“邪靈附體”的妖魔鬼怪,你同他們的鬥爭是正與邪的鬥爭,你應該運用同妖魔鬼怪鬥法的那種方式把他們從地球上一掃而光,你也沒有什麼錯誤可言,但是,你是民運人士,你就不能這樣的看待問題和對待問題,你同共產黨人的鬥爭是政治鬥爭,在這種鬥爭中,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犯了錯誤的黨,共產黨人也是一些犯了錯誤的人的情況你不能夠否認,所以你就不能夠把他們這些人當成妖魔鬼怪去看,這就是我們應該掌握的原則。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中,我們許多人不是這樣的看問題,而是認為我們同共產黨人是不共戴天的。在這些人的看法中,民主就意味着反對共產黨!事實上不是這樣的簡單,在民主的任務中當然有反對共產黨的內容,但是民主有着比這更崇高的目標和內容,我們如果用“反對共產黨”的這一個單一的意義去包裹它,那麼民主的意義就會越來越縮小。在中國,民主必然的意味着是一個大民主,所以,我們目前的那個日益“縮小”着的民主是作不了大民主這樣偉大的事業的。

當然,我認為要改變上述的情況應該有一個多元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我認為其中最主要的東西還在於我們的精神和思想要有一個很大的解放;在解放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徹底地擺脫“復仇者”、“報復者”和“受害者”的立場和思想,使自己徹底的、真正地變成為民運人士。而要作到這一點,從轉變我們的歷史觀着手卻是很可行的。

在專制主義的中國,我們中國人沒有理解自己歷史的權利,“教育”施加於我們的歷史都是別人的歷史,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因此,我們在政治上成熟的主要的標誌之一是我們能夠獨立的發現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在1986年寫作的《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與理解》的書稿中,提出了“擁有歷史是我們的一種權利”的思想,到今天為止我還是這樣看待問題的。我以為在要求民主權利的鬥爭之中,如果發現不了我們的歷史,那麼我們的權利可以說不完全的。

200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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