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躍進風光起麻城

1958年的大躍進形勢，給麻城帶來了無限風光--全國各級報刊、電台，對麻城經驗、生產工作的“大衛星”，連篇累牘，報道不斷。又是拍電影，又是出書，天下揚名；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國元首、外國代表團，下至全國各省、地、縣負責人，先後來麻城視察、參觀、訪問、學習、取經；原黃麻起義的將軍、部長們，也為麻城而驕傲，紛紛重返故里，探親、視察、支援家鄉建設上項目；湖北省委、省政府、黃岡地委、專署都把麻城當成“樣板田”，各級主要負責人時時來到麻城視察、蹲點；……

不言而喻，麻城的革命歷史地位，和躍進的現實份量，正是這一切的前提條件。讓我們來看一看這樣一份歷史檔案吧：
1月4日，王任重親赴麻城，到生產先進的省、地、縣三級幹部試范樣板田??宋埠等地檢查農業生產和財經工作，麻城縣委書記吳德簡和趙金良全程陪同，一邊匯報58年躍進規劃，一邊聆聽工作指示，上下之間，相處甚宜。
2月，四川、浙江、上海、湖南等省市34個參觀團，先後來麻城參觀夏收作物田間管理，水利建設，學習取經。
3月4日，湖北省農業廳在麻城召開推廣棉花營養缽現場會，麻城介紹1957年棉花高產先進經驗和1958年棉花生產的高產措施。
3月16日-19日，全國婦聯書記處第一書記章溫，省婦聯主任郭力文來麻城參觀訪問，併到許家鄉“五四”一社看女社員鄭秀芝操作雙鏵犁表演。
3月17日-19日，蘇聯農業專家果列諾夫、畜牧專家愛拉斯契金及夫人來麻城參觀農業生產。
3月14日，省長張體學率農業檢查團來乘馬、福田河等地檢查工作。4天時間，多次就麻城58年大躍進作出指示。
3月25日，內蒙、山東等省區代表團741人先後來麻城參觀訪問。
4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余毅來麻城察看蘇區生產，訪問老紅軍付興貴和國務院下放幹部。
4月1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上將率61人參觀團回故鄉訪問。
4月11日，李先念副總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湖北省委書記王延春等在麻城縣長陳化民陪同下，視察中一社桃園大隊和沙院子青年突擊隊。
4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委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來麻城，看望文改委下放幹部。
5月3日-7日，中央財貿部在麻城召開財貿工作座談會。
……
5月，湖北省委、省人委發給麻城1957年糧棉雙豐收獎金兩萬元。
8月19日，朝鮮副首相李周淵為團長的政府代表團，在副省長劉濟蓀陪同下訪問建國一社，正是早稻畝產“三萬六”大衛星發射之際。
“天下第一田”問世後，視察、訪問、參觀者更是如潮湧入。述其大要??
10月1日，農業部長廖魯言由省委書記趙辛初陪同，來麻城寧埠、中一檢查棉花生產。
次日，外交部副部長曾湧泉一行3人來宋埠和中一公社視察。
10月4日，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前來視察，次日，在麻城縣委大禮堂作報告。
10月8日，保加利亞國民議會副主席尼古拉格奧爾吉耶夫來麻城訪問，參觀高產“衛星田”“天下第一田”的生產情況。
10月20日，冶金部副部長夏耘等11人，視察三河鋼鐵廠，青年五星鐵廠，國營三河鐵廠。
11月初，王延春視察紅旗人民公社，檢查生產，對麻城進一步安排好大躍進工作予以指示。
12月13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陳毅、冶金部長陳毅來麻城視察，並在鳳凰鋼鐵廠參加鋼鐵生產勞動。

大躍進年代，湖北是全國的先進，麻城又是湖北的典型。麻城所享受到的政治待遇和厚愛，決非其它地區所能企及。而麻城也給省委、地委臉上貼了金、爭了光。
用麻城縣委書記吳德簡的話來說：“我們決不會辜負上級領導的厚望，一定要要這場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中，鼓足幹勁，力爭上游！”

“天下第一田”，形勢逼人，水到渠成。

三、重望所向，斗膽報出“二萬五”

麻城“棉花衛星”，一炮打響，成為名聞全國的“躍進”典型。從中央到地方，從毛澤東主席到省委第一書記，上下稱譽。麻城縣又向全省和全國各地下了“挑戰書”，成為大躍進的標兵。眾望所向，重任在肩。在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和黃崗地委厚愛和指導下，麻城縣委真的是鼓足幹勁，下定決心在“放衛星”的大躍進運動中去勇奪魁首了。

據一位當事者回憶說，當年他在縣委工作。一次他去給縣委書記趙金良匯報工作。提到麻城皮棉畝產百斤縣的事，他不無擔憂地提醒趙書記，皮棉畝產才79斤（實際不到60斤），倘若領導查下來，往後怎麼交待?趙金良沒等他說完，劈頭蓋臉地將他一頓痛罵，還說他用心險惡，給大躍過潑冷水，攻擊黨的領導，思想右傾。果然，在後來的“反右傾，拔紅旗”鬥爭中，他被打成“右傾分子”，下鄉勞動改造。回想當年，他不無感嘆：“看到趙書記勃然大怒，臉都漲紅了，脖子上青筋直蹦，當時我也嚇壞了。大家關係一直都不錯的，我還是為了他好。聽了逆耳忠言，翻臉不認人。從那以後，縣委一班人放起衛星不要命，就像上了賭場。”
是的，在虛報皮棉畝產百斤縣的時候，縣委還有人心裡發虛，怕戳穿牛皮不好收場。由於高級合作社運動大搞生產資料歸公，社員一年四季忙於水利化工程、深翻土地運動等大兵團作戰，勞累過度而分配比互助組和單幹還差，生產減產。1957年發生春荒，1958年也出現春荒缺糧，不少人外出逃荒討飯。硬吹糧棉生產增產豐收，這確實象賭場上押寶一樣沒底。現在這一寶押上大發了，一鳴驚人，成了全國躍進樣板，撈足了政治資本。因此，根本就不想收場。當然，領導也不會放你出場。說到底，麻城縣委一班人，不過是當時整個“躍進”大賭場中，幾個大膽的賭徒而已，設莊者早就看中了麻城的特殊政治價值，看中了他們的勇氣。因為他們的勇氣，正是煽起其它持謹慎觀風態度者心中慾火的最佳“廣告”。往下賭，只能是越賭癮越大，賭注越下越大！

1958年春耕,王任重幾次打電話給姜一，告訴他現在全國躍進形勢越來越高，要看得更遠，三千斤的指標能不能落實。到五月份，王任重在電話中更上一層樓，強調要有一天等於二十年的眼界，放衛星重點在水稻高產，三五千斤恐怕是沒法交待了，要考慮產量過萬斤的事了。
為此，省委、地委負責人和工作組趕往紅安、麻城，具體安排“躍進衛星”的落實措施。
三月，中共麻城縣委經過研究，決定以白杲、城關為中心的20萬畝水稻田作高產試驗田，不惜一切要保證畝產達到1500斤，爭取1700到2000斤。麻城縣委負責人很是自得，因為這一番指標比1957年的規劃已經翻了一番。縣委擴大會議公布了這一決定。
沒想到材料上報省地委，受到了一番狠狠批評。姜一書記把麻城縣委第一書記吳德簡叫到地委，又是批評，又是開導：“你們麻城是全國的標兵，是湖北的標兵。大躍進形勢逼人哪，一日千里，你們拿畝產一二千斤來應付省委？”吳德簡匯報說：“同志們信心都很足，我們爭取放畝產五千的衛星.........”
姜一很不耐煩地揮手打斷他的匯報：“不要死盯着一個數字嘛！要有發展的眼光。人家報一千，你報二千；人家報五千，你就得報一萬！”
腦筋開了竅，回到麻城，吳德簡就風風火火地布置起畝產過萬斤的工作。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後，中共中央發出號召：“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 大躍進急劇升溫。
中共湖北省委貫徹中央精神，走在各省前面，率先提出口號：“樹立敢想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力爭水稻畝產萬斤”。7月17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擴大會議上，代表省委作報告《在五年內建成社會主義的新湖北》中，提出湖北到1962年工農業發展的奮鬥目標：鋼年產一千-至一千二百萬噸，戶均一點五噸；糧食年產三百五十至四百億公斤，爭取人平一千至一千二百五十公斤。棉花二千至三千萬擔。五年內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三年掃除文盲。同時，大力批判“農業增產有限論”，肯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形勢比人強。中共麻城縣委進一步解放思想，敢想敢幹，於6月底正式提出了早稻畝產三萬斤的高產指標。
領導定指標，基層定措施。經過研究決定，中共麻城縣委把“放衛星”的任務，安排到了麻溪河鄉建國第一農業社。
建國一社地處平畈區，生產條件較其它地方好一些。全社1124戶，4715人，耕地5016畝,其中水田2504畝,出產糧棉。1957年糧棉雙豐收，成為全縣聞名的先進農業社。其中早稻“畝產570斤”,高於全縣“平均畝產432斤”的水平一大截。尤其讓縣委看重的,是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社主任王乾成從土改當農委主任起,就一心跟黨幹革命,黨叫幹啥就幹啥，工作年年得先進。57年扛回“畝產過千斤”的大紅旗,當上黃岡地區農業勞動模範。58年春還作為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的農民代表,風風光光地出國慰問,回國後又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此時勁頭大得很，任務交給他沒問題。省地縣三級領導都把該社當作重點,並派出白杲高產工作指導組，在這裡辦點示範。
肩負着領導的重望,1958年上半年,建國一社的幹部們總是在根據高產指標形勢的新變化，不斷修改着自己的指標，追趕着領導們不斷升溫的高指標。
58年新春伊始,社主任王乾成在工作組指導下,提出了一個驚動干群的指標:“去年畝產千斤田,今年爭取一千五！”此言一出，鄉里風言風語說什麼的人都有，竟然有一個不怕鬼的年輕人,當面指責王社長是欺上哄下,拿着高產當本錢,你怕不怕別人笑你？結果在工作組主持下,全社開展了“反右傾,拔白旗,扦紅旗”的大辯論。對“白旗分子”，哪有什麼道理好講，拳頭、耳光一齊上，推、打、捆、批不留情，打下了“右傾保守”的氣焰，打出了“高產衛星”的威風。後來王乾成宣布：早稻試驗田，畝產要過六千斤！果然會場鴉雀無聲。
六月中旬，縣委在閔集鄉召開水稻高產現場會，研究如何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爭取水稻大面積平衡豐產，創造高額豐產紀錄。現場會上，縣委負責人號召大家“要發揚敢想、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把試驗田的生產提高一步，搞出早稻畝產上萬斤的“高產衛星”。 
參加現場會的王乾成，被縣委負責人的講話嚇了一跳，王主任雖說是人猛氣粗，萬事不懼，但當縣委決定由他來放“大衛星”時，他還是怔住了。想來想去，縣委領導就是高出一截。你不敢想的他敢想，你不敢說的他敢說，他想出來說出來，下面的就該你照着去做了。做不到，就要反右傾拔白旗。做好了，當然有獎賞。
在縣委領導的動員下，他在會上再一次作了“高產衛星”的開路先鋒，斗膽報出高產指標，爭取試驗田畝產二萬五千斤。
先進就是先進,重點果然不負重望，建國一社的高產指標，使縣委領導舒了一口氣。
但王乾成在會下給領導們出了一個難題：“吳書記，趙書記，衛星我是放了，不過這事只能說，不能看的。你要報高產衛星，我敢給你放，不過一檢查就過不去了，怎麼辦？”
趙金良一聽，又急又惱：“你這個人怎麼回事，還要不要黨的領導。告訴你，這個衛星不僅說得。還要看得，出不得半點問題。”
趙金良和吳德簡商量了半天，終於開了竅，想出了一個高招：“吳書記，王主任說一畝田衝上天也產不了兩萬五，如果弄它個十畝八畝的稻子來，種在一塊田裡，那還能不高產！”兩位書記欣喜若狂，終於找到了放“衛星”的絕招來了，“好辦法，果然是好辦法！”吳德簡讚不絕口。躍進時代，技術革新麼。趙金良苦思冥想，發明了一個大躍進年代的專有名詞：“移禾並蔸”，又叫“掇禾並丘”。
從此，“天下第一田”有了保障。後來全國各地水稻“高產衛星”，大多走了“移禾並丘”這條路子。高，實在是高！麻城縣委的領導方法，果然高明！

縣委書記放了心，王主任可揪了心：早稻畝產“二萬五”，在社委會上通得過嗎？“二萬五”，百分之百的“二百五”呀！看看八月就是開鐮收谷的季節，一個多月想什麼方法才能兌現呢？他是種田人出身，一畝田打多少谷他哪能不知道。關鍵是田裡怎麼搞出二萬五千斤糧食。王主任急得幾天沒吃好飯，沒睡好覺，生怕完不成黨交給的這光榮任務。
果然，回社後召開社委會 ，大家聽到畝產二萬五，全都驚呆了。畝產二萬五千斤，別說長了，堆在地上都有好幾尺高。社委會在社委們吵吵罵罵中結束，沒討論出結果。
隔不兩天，又召開了社管委擴大會議，幹部和積極分子到了３７人。高產指標一擺出來，會議又吵成了一團。王主任猛一拍桌子，提高嗓門壓住全場：“今年的早稻除了要搞大面積平衡豐產外，還要大膽搞畝產三四萬的高產試驗田！”
主任的話音剛落，一位社委會委員立即反對說：“搞大面積平衡增產不是一樣增產，為麼事一定要搞高產試驗，盤古開天地以來也沒聽說過畝產三四萬的事，種田人種的是稻穀，大樹上長鐵，一畝也產不出三四萬哪。”當下附和他的人差不多占到一半。
王主任哈哈大笑：“我也讓縣裡批了一通。縣委有躍進增產新措施，把已經長好的稻穀全扯起來，幾十畝並一畝，高度密植，高產量沒問題。縣委給 起了個名，叫掇谷並丘。”
會議又吵成了一鍋粥。
王主任的話音剛落，一位社委會委員立即反對說：“我怕人都發暈了，田裡好好地長着谷，扯它幾十畝並一畝，費多大的勁，又增加不了一兩谷。勞民傷財的，搞它做麼事？”
有人說：“有功夫下在田裡，真的把產量搞上去，交了國家，社員口裡也多吃它幾兩。早稻插下去了兩個多月了，生米煮成熟飯，做麼事要搞這放衛星？”
“口一張，幾萬斤，一畝田有多大不曉得，種田的人嘛，都搞不清種在田裡還是種在天上。”
王乾成斬釘截鐵地說：“開會是要大家討論一下高產衛星怎麼放，不是要大家來唱反調的。人家河南的小麥衛星，一放就是七千斤，這是大躍進的形勢嘛，又不是我王乾成瞎吹的，報紙上講嘛，黨的政策如今是要高產。”
意見不統一，擴大會很快就成了辯論會，大躍進年代有很多專有術語，辯論，就是其中之一。被辯論者被押上會場中心或台上，任憑別人批鬥辱罵潑髒水，不能辯白一句，否則就是不老實，要打下囂張氣焰。辯論就是鬥爭，拳打腳踢是家常便飯。會議開來開去，氣氛越來越緊張，那些有不同意見的幹部趕緊改口認錯，以避大禍。
經過一番辯論鬥爭，高產“衛星”指標終於通過了，王乾成得意洋洋，趕緊向縣委匯報。
“二萬五”放“衛星”的消息傳開，社員群眾議論紛紛，說什麼的都有。有人形象地說：這是拳頭大的口，曬筐大的嘴，張得開合不攏。有人還編了這樣一首順口溜：“深耕一丈五，肥料要幾千，衛星好幾萬，恐怕不如願－－－減產賠款。”
社員風言風語，就連一些幹部家屬也覺得自己家裡的當幹部當苕了，當的背時缺德官，明明白白的人，當了幾天幹部怎麼就發苕了，一放“衛星”好幾萬，弄得自己在人前做不起人。幹部們回到家，父母勸，老婆罵，鄉親們指脊梁。
“發苕”，是湖北人罵人的方言，含義同於“二百五”、“活寶”、“白痴”、“傻瓜”。誰願意“發苕”呢？“掇秧並丘”放衛星，實在太“發苕”，誰也不願去當。而王主任迫於輿論壓力，一時也不敢下這個手，這事就被擱置下來了。

三、逼上梁山

轉眼就過了個把月，現在到了早稻收割季節。
從北方小麥夏收開始掀起的“放衛星”高潮，一浪高過一浪。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憋足了幹勁，全面布置湖北全省水稻高產的“放衛星”。
7月17日，在湖北省委擴大會議上，王任重代表省委作報告：《在五年內建成社會主義的新湖北》。他在報告中對各地放高產“衛星”作了明確的指示和布置，並提出：“今年稻穀可能出現萬斤，至少也有5000斤、8000斤的。要不，稻穀可成了低產了。晚稻肯定有萬斤的，是不是可能有兩萬斤的呢？也可能有。那麼我國的稻穀單產就可以創造世界最高紀錄。創造小麥最高紀錄的是蘇聯，畝產二千斤，而我們是七千斤。
省委定了調，地、縣猛吹號，姜一代表黃岡地委向省委表態：早稻定要過萬斤，爭取三五萬。
7月底，姜一打電話到麻城，催問吳德簡“放衛星”的工作準備得怎麼樣了。並明確地告訴他，省委和地委已經在等早稻“衛星”了，必須抓落實，要立軍令狀。
當吳德簡和趙金良得知建國一社放“衛星”還沒動靜時，火冒三丈，把王乾成和蹲點幹部一頓罵，責令限期落實，如有差錯，黨紀處分！

早稻開鐮了！“高產衛星”在湖北遍地開花。
7月31日，《湖北日報》報道了應城縣春光農業社率先破萬斤的消息，該社放出早稻畝產10597斤的“衛星”。
8月10日，孝感縣創造早稻畝產15361斤的“高產紀錄”，《湖北日報》隆重報道。
但是，省委、地委的電話接二連三，報紙、廣播形勢逼人，當時南方各省水稻“高產衛星”如炮火連天，麻城縣領導被催得心急火燎。用縣委宣傳部長的話來說，放衛星那些日子裡，上上下下的負責人，心情都是一日三波。
王任重召集派駐黃岡和麻城的工作組，負責人親自談話，反覆強調在黃麻起義的老蘇區，放“衛星”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特殊的社會效果。王書記很有幾分感染力地訓示：群眾的幹勁，靠我們把火燒起來。要善於發現典型，培養典型，總結經驗，以點帶面。現在全國各地大躍進，放“衛星”的形勢一日千里。湖北的工作歷來是不錯的，大躍進是不是會落後？爭上游才是我們的風格嘛！同志們下去，要充分依靠地方黨委，要堅決服從省委的部署。湖北要在全國爭上游，麻城的高產“衛星”應該當成重點。
省委、地委工作組和高產“衛星”驗收團，奉命急赴紅安和麻城。麻城縣委緊急部署放“衛星”。沒過兩天，麻城縣平清鄉第二農業社1.01畝試驗田，在縣委領導人和驗團的督戰下，放出16260斤大“衛星”。
縣委領導人同省、地兩級領導，研究決定在全縣開展放“衛星”的社會主義大競賽，電話通知到各鄉和農業社，要各地儘快把高產“衛星”估產量上報縣委，並強調各社增產試驗田要現場驗收，通知到各鄉和農業社，核實產量。一時間，各鄉各社高產“衛星”紛紛上報縣委。你報五萬，他報三萬，也有報一萬、八千的。一時間好不熱鬧。經地、縣兩級領導研究決定，認為畝產報五萬的不可靠，報一萬的又太少，只有建國一社畝產三萬多比較可靠，而且建國一社又是省、地、縣的先進典型，因此決定以建國一社為重點驗收對象。
8月9日驗收的通知傳達到建國一社。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嚴峻局面，社委會連忙召開緊急會議，商量辦法。火燒眉毛能不急！這次大家倒統一認識了，既然逼上梁山，那就不干也得干。會上有人提出了一個辦法：掇谷！上級提倡掇秧並丘，不過現在季節已晚，稻穀都快垂穗了。是不是把快熟的稻子並田移栽，幾塊、幾十塊田的穀子並在一塊，不高產才怪事呢！
會議一下子熱鬧起來。但到哪裡去找這麼一塊高產試驗田呢？討論來討論去，最後決定由負責中片生產的社副主任負責，在生產條件較好的河北垸，找一塊條件好的早稻田。
河北垸，處於麻溪河和大河兩條河流之間，土質肥沃，而且離公路不遠，上面領導來視察、參觀者來參觀都方便。這個垸子有近280畝水田，分屬四個小隊，歷來也是社委工作的典型。
8月7日清晨，肩負重任的馮副主任趕到河北垸，喊醒了睡夢中的二小隊隊長。馮副主任坐定之後，向小隊長一五一十地講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問道：“麼樣，有沒有決心搞？”隊長一邊擦着惺忪的眼睛，一邊揮手說：“搞就搞！”
兩人踩着田埂，到處選“衛星”基地。轉到水塘邊的一塊大田，捲起褲腿，下田踩踩泥腳，感覺泥質有些硬，馮副主任說：“這田搞不得，蔸大的稻子插不進。”小隊長說：“那就換一塊田看看。”
他們邊走邊試田裡的泥腳，不知不覺來到垸子側邊的一塊油砂田邊。一試，泥腳正適合，就近扯一把稻試栽，蠻順手。小隊長還有些猶豫：“這塊斗丘田小點吧？”馮副主任在田邊邊洗手邊說：“管它呢，時間緊，來不急了，就是它了！”
“天下第一田”就這麼扯淡般地定了下來！
午飯後，馮副主任同社主任商量好，喊來六名社委搞“試驗田”，他們先把斗丘田的稻全部扯起來，然後從田頭開始，一棵擠一棵的栽起來。六個人忙了半天，天快黑時也只栽了一小塊田頭。太難了，幾個人嘆聲嘆氣回去了。
王主任在田頭蹲了半天，一看不是個事。第二天，調了37名社員下田搞移栽。結果跑了17人。這不是造孽嗎，長得好好的谷，眼看就要割了，費工又費時去從別的田裡扯下來，按到這塊田裡又不多長一兩谷，反而要整掉不少谷。這年頭，黨員和幹部怎麼越搞越苕了，而且油鹽不進，刀槍不入，真沒法！有3個人思想鬧不通，乾脆罷工不動手。
眼看驗收日期逼近，按常規辦法已經不救急了。社委會召開幹部會，決定採取強硬手段，該壓就壓、該罰就罰，搞不通就辯論。一定要把“觀潮派”、“秋後算帳派”狠狠整下去，堅決不准“放冷氣彈，唱促退曲”！
接着，社裡又召開青年會，組織青年突擊隊，動員群眾突擊作戰。有的社員說：“這種橫拉蠻的事千萬干不得，鬧得將來受損失，社裡要減產,公糧交不上，社員要挨餓的。”社委會當即抓住典型，召開田頭辯論會，狠批猛斗，社員也被整得服服帖帖，不敢多話。事情至此就好辦了。
社裡組織了150多人的勞動力，先將斗丘田整得軟軟糊糊的，再分拔稻、運稻、栽稻三個專業班，“協同作戰”。稻不好運，扯下來有泥巴，禾穗上有谷，弄不好穀子就會掉落下來，而且谷穗只要碰折就會斷莖，吊幾天谷就發爛。社領導督戰，命令社員回家取來籮筐、水桶挑禾，搬來木梯、門板當“擔架”抬。真好象伺候月婆子般作難。原來估計扯8畝田的稻，就可以將這塊斗丘田按滿。結果扯了12畝田的稻，才算“圓滿完成任務”。
由於日夜鏖戰，十分緊張，移栽的稻杆大都沾上了泥巴。他們又搬來打藥的噴霧器，灌上水，將泥巴小心翼翼沖洗掉。同時，還沒忘記把踩得泥濘不堪的田塍一一刮平。刮泥漿時又小心翼翼地不弄傷草，否則連草一起刮掉，田塍都成了和尚頭，那就要露底出醜了。最後，再用砂子一撒，大兵團突擊作戰的痕跡就沒影了。幹部們弄虛作假時表現出來的才智，真是到了令人叫絕的地步。
試驗田如期弄成了。已成熟的稻穀移來立不住，一風順地擁在田裡。那年頭幹部們真是智謀萬千，讓人們拿來繩子，打上木樁圍住田邊。稻穗露在上頭，穗子壓穗子，足足鋪了一尺多厚。社幹部輕鬆舒坦了，心中一塊秤砣到底落了地，現在就只等上級來檢查了。
但群眾心裡憋火平不下氣。社員羅文高當眾用手戳着這塊斗丘田大聲說：“這樣辦要能高產，我把頭剁下來給幹部當座墊。”有的社員戳着幹部的背影說：“都是苕種！好事沒見你們攬來，蠢事倒叫你們做盡了。這是睜着眼睛跳崖，自尋死路。將來會害得大家沒有飯吃！”
幹部們聽見了只當沒聽見。管他呢，反正檢查團快來了，檢查完了算交了軍令狀交了差，而接着來的獎勵、提拔、出風頭，想起來就叫人耳熱心跳！等的就是檢查團快快來，社員愛罵不罵去，只當沒聽見。
他們可能也沒有想到，高產榮譽之後的，真的是減產和高徵購帶來的大饑荒。他們的弄虛作假，固然應付了上級的壓力，然而即將發生的事，就禍害了一方父老鄉親。

四、高招出“高產” 昧心創“奇蹟”

1958年8月13日，中國最具權威性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套紅標題下，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報道了開天闢地以來，人類農業文明史上最具爆炸性的新聞：《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
據報道說，這塊高產田從8月8日開始收割，到11日才全部收割完畢。參加三級驗收團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副秘書長史林峰、華中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韓玉生，中共麻城縣各鄉、社代表數百人。中共黃岡地委第一書記姜一，也參加了一部分驗收工作。收穫的過程都是由驗收人員和社員們一起收割、打場、揚場和過秤的。在1.016畝早稻田中，實收干谷37547斤12兩，平均畝產36956.7斤。
報道說，這塊高產田的主要培育人，是這個社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馮福炳、社委王茂剛和第二生產隊隊長羅學江，他們都是共產黨員，許多社員（主要是青年社員）也積極參加了培育工作。
據報道說，這個人們所不敢想的早稻高產紀錄，是充分發揮共產主義風格大膽革新的成果。這塊田共整了10次，深耕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5次，先後施用的肥料有：草籽3000斤，壙泥1000擔，陳磚土400擔，硫酸銨105斤，過磷酸鈣80斤，水糞60擔，豆餅108斤。底肥是結合犁地分層施用的，作到了層層有肥。插秧的密度，實際上已經很難用多少蔸來計算了，因為整塊田的稻子都是一根緊靠一根的。在稻禾長到1尺多的時候，又實行了掇秧密植。在驗收時，人們曾選1平方尺的面積進行實測，據實測結果推算，平均每畝約有768萬穗。把雞蛋隨便放在覆蓋着的稻禾上滾動，雞蛋始終不會掉到田裡去。可見這塊田的禾密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過兩天《人民日報》發表的麻城“衛星”照片，其中一幅分外精彩。只見4個小孩站在稻穀上，腳面都不埋沒一點。照片解說詞：這塊畝產田裡的早稻長的密密層層，孩子站在上面就象在沙發上似的。
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社論說：“去年我國水稻畝產的最高紀錄，單季稻是二千四百多斤。麻城麻溪河鄉建國第一社所創造的紀錄，比去年增長十四倍以上。”“這樣高的單位面積產量，這樣高速度的增產，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毛澤東同志在1955年冬就說過：‘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的農作物的高產量！’今年的農業豐產，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科學的預見。早稻、花生高產‘衛星’的出現，是共產主義風格的勝利，是破除迷信、徹底解放思想的勝利。湖北麻城縣麻溪河建國一社的同志們，實行了高度密植及其他許多革命性的措施，終於贏得了偉大的勝利。這又一次生動的證明，‘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創造史無前例的奇蹟來。”
社論強調：“我們培育高產‘衛星’的目的，就是為大面積豐產提供榜樣和經驗，我們希望各地在培育高產‘衛星’的同時，要抓緊大面積豐產這一重要環節，認真總結經驗普遍推廣，爭取全面的大豐收。”
社論充分肯定了“移苗密植”的經驗，並大力向全國推廣，強調“這個經驗，對於目前爭取大秋作物的豐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各種農作物的大面積豐產開闢了道路。”
與此同時，《湖北日報》也發表了署名“龔同文”（中共湖北省委寫作組）的文章《再論“衛星”的重量》，誇耀建國一社這個豐產紀錄，“比1957年早稻平均畝產570斤增加了64倍”，盛讚“畝產早稻三萬六千多斤裡頭有活生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奇蹟的出現，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實際上，這顆創造“世界奇蹟”的高產“衛星”，不過是一場以喜劇開場，以悲劇告終的活鬧劇。知情者把實情留給了歷史。
原來，為了應付上級“驗收”和檢查，社委會專們召開了“敵情”分析會。會上先將“破壞高產衛星”的“敵情”作了估計和分析。地富反壞右會搞破壞，散布謠言，“右傾分子”、“落後分子”會發牢騷，講怪話。各隊要把這些人排一下名，把他們隔離起來，或者調到偏遠不挨人的工地上去。實際上是社裡怕人們對“大衛星”風言風語說“怪話”，甚至把放“衛星”的真情露了底。
河北垸趕在上級驗收前，緊急遣送了“敵對分子”和“講怪話”的16人到偏遠的鋼鐵工地。這一招還蠻有效。當時大部分青壯勞力都上工地“大兵團作戰”去了，家裡留下老弱病殘人心惶惶，怕吃不消那種勞動強度。社、隊幹部又召集社員群眾開會，恩威並施，特別強調講怪話要嚴懲，在剎歪風。
萬事俱備，8月9日，這塊掇谷並稻的試驗田開鐮收割，留下一塊一丈見方的“樣板田”，供日後驗收參觀。10日，省、地、縣一批農技幹部奉命到達，他們在“樣板田”中選擇一平方尺的面積進行實測。據實測的結果推算，估計這塊“高度密植”的試驗田，產量不會超過九千斤，與社幹部上報的三萬多斤相差太遠。
晚上，專署農業局的農技幹部向地委驗收團的領導反映了這個情況，但未得到理睬。當晚，地委驗收團會同社委會布置連夜打場，從生產小隊趕來10多頭牛，用石磙碾場。河北垸4個小隊抽來了100多人，挑燈夜戰，苦戰一通宵，把堆在曬場上的約6分多面積的稻堆全部脫谷完了。但是，有的農村出身的幹部因為熟悉農活，當時就發現，有的稻堆是前幾天割的，不是斗丘田的稻穀。原來，為了完成高產豐收的政治任務，放出省委、地委、縣委所期望的高產“衛星”，建國一社的領導們又私下布置，趁人多人雜混亂之機，派人把河北垸4個小隊收割的稻，全部挑到這個曬場上充數。
8月11日，以湖北省委工農業檢查團成員、省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和華中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為首的省里的驗收人員，到達建國一社。此時，打場和過秤已經完畢。
為了確保這顆既是生產“衛星”，又是政治“衛星”的高產“衛星”發射成功，省委驗收人員採取了比地、縣驗收團“慎重”得多的方法，召集地委驗收團、縣委驗收組全體人員、白果指導組組長，以及省、專、縣技術幹部和各鄉、社代表數百人參加，省委驗收人員親自用三角測量法丈量試驗田的面積，又將稻場上堆放的已經脫粒的稻穀一一過秤。經過去雜、去水份後，由社會計計算出結果。
最後，省人委會副秘書長史林峰當中宣布說：“建國一社創造了世界奇蹟”，1.06畝“江西早”秈稻，收干谷37547斤12兩。平均畝產36956.7斤。儘管激情昂揚，但他心中還是有數的，他親手測量、過秤的，只不過是“衛星”創造者們早已弄虛作假設計周全了的結果。
但科學具有自己的鑑別力，當時參與驗收的農業科技工作者，有的人並沒有泯滅自己作為科學家的良心。
在當晚的驗收人員會議上，湖北省農科院的一位年輕科技幹部，直言陳述了自己的異議。他認為根據計算，畝產36956.7斤，將意味着一平方寸要生產6斗谷。而樣板田的實測結果表明，這塊試驗田的產量不可能達到三萬六千多斤。還有的人口裡不說，心裡有數：“江西早”名曰早稻，實際上是中稻，只是插的時間早些。較之早稻，它的產量無疑要高些，但最高一畝也只能產800多斤。
主持會議的地委驗收團負責人見此情景，十分生氣，怒氣沖沖地說道：“我們應當相信群眾！人家那麼多人打場還能有假的！我看這個會議上有那麼一種十分危險的右傾情緒！”
話音剛落，剛才發言的那位年輕科技幹部騰地站起身來，拂袖而去。初生牛犢不怕虎，年輕知識分子不服邪！會場上頓時鴉雀無聲。
在座的各位科技人員當然明白這番話的分量有多重。經過57年反右，知識分子整個被當作資產階級來看待，“知識越多越無用”，“知識分子要改造”，這是一場政治革命的狂風暴雨奏響的主題曲。何況幾天前報上發表了劉少奇的講話：“農業社的幹勁和鑽勁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農民做了，這是個革命。”大家都為那位科技幹部捏一把汗。
還是專署農業局一位幹部出來打圓場，說情況還可以進一步了解，但應該相信群眾。會議的緊張氣氛才緩和下來。
過了一會，有人拿來一張表，上面寫着建國一社早稻豐產試驗田，經過驗收畝產達到多少多少，要與會者簽字。在場的領導幹部簽字後，其他人也隨大勢一一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後一道驗收手續到此結束。

當天晚上，新華社一位記者在當地召開幹部、群眾座談會，由社主任介紹創造早稻高產世界紀錄、放“大衛星”的經過。王乾成重點介紹了“移苗密植”的經驗。會前，在有關人員的協助下，他已作了認真準備。
當記者問他，何時“掇秧並丘”時，王主任按着本子上寫好的內容回答：“早稻抽穗時節。”快割谷了才並丘的事講出去不是丟大醜嗎？所以並丘的時間改在6月21日開始。他說，開始深耕、施肥都不夠，當時早稻已長到一尺多高，為了奪高產，他們便毅然決然把秧苗拔下來，再深耕，再增投肥料，並移苗密植。王主任把拔稻移栽說成是“移苗”，記者就記下“移苗掇秧”；王主任把時間提前一個多月，記者就依此錄下。
記者又問他們還採取了哪些增產措施？社主任巧妙的回答，一切能夠增產的措施，他們都努力去作；一切妨害增產的因素，他們都努力克服和消除。如加強田間管理，施追肥，防倒伏，防災害等。實際上這是中共中央文件和大小報刊上反覆強調的幾條。
座談會後，新華社記者懷着抓大新聞後的職業自豪和激動感，連夜加班趕寫新聞報道，並將稿件內容火速傳到北京。於是就有了上述的8月13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套紅新聞。

8月13日下午，幾位青年突擊隊男女蹲在這“天下第一田”的田埂邊，心事忡忡地扯開了談。
一位高小畢業回鄉的青年說：“這年頭，怎麼假的跟真的那麼弄，自古種田人是弄不得假的嘛。現在好像越假越吃香了，想不通呢！”
有位剛得到“躍進勞動標兵”獎狀的“突擊隊員”很激動：“這哪裡是種田，這是在種昧心田哪！人糊弄田，田就糊弄人。這幾十畝田的穀子搞成衛星田，毀了多少糧。種田人這樣種下去，只怕日後要喝西北風。”
果然“苦日子”來臨後，五人中一人餓死，兩人浮腫，一人子宮下垂兼重傷寒，幾乎失了性命。當然那是後話了。

“天下第一田”問世後，有麻城縣群眾憤然上書，反映幹部的弄虛作假，強迫群眾拔禾並丘，十幾畝並一畝，放出“衛星三萬六”。患病休養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讀後憤怒不已，在從北京去廣州養病前，親自寫信，將上書轉送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建議中央登報制止。在當時的氣氛下，此論無息而論終。

六、“天下第一田” “衛星”動九闕

麻城縣水稻畝產“三萬六”特大“衛星”發射升空，立即轟動了湖北省和全中國，甚至在國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大使館很快將此消息電告國內有關當局；西方一些國家的政界要人和科學家對此表示關注，進行科學論證和分析；不少落後國家出於對發展生產的需要，對此也表示了極大興趣。
麻城高產“衛星”傳至國外，最後真是丟盡了國格和人格。
當然，在“大躍進”的年代裡，麻城“三萬六衛星”出盡了風頭，顯盡了榮耀，並且在全國各地產生了巨大反響，成為全國各縣學習的榜樣。麻城“衛星”創造的“掇秧密植”法，一時成為全國各地放“衛星”的法寶。
8月15日，省委書記王任重率領大批省里黨、政重要領導幹部，來到建國一社賀喜，並親手獎給高產創造者一面“高舉紅旗，爭取更大面積平衡增產”的大紅錦旗。
王任重在省、地、縣領導人簇擁下，去高產試驗田。一到田頭，他就樂樂得笑哈哈地合不攏嘴。原來，麻城縣委奉省委通知，在地頭上樹起了一塊大牌子，上書六個書法非常漂亮的大字：“王任重試驗田”。趙金良趕緊上前匯報，說是這塊試驗田，是在省委領導下獲得了高產，省委領導說得好。王任重哈哈大笑：“黨的領導好嘛。”他仔細看了穀子和穗、蔸。不看不放心，越看越高興。親眼看到這丈余見方的樣板田裡的稻穀，爭強世界奪冠軍的理想化為現實，王任重心裡真是樂開了懷，連聲讚揚說：“多厚的穀子，連手也插不進。”這樣的高產，“是全國、全世界都沒有的事。這說明我們的農業生產大有希望。”他豪氣高嗓地說：“前些時，別的地方創造出來的小麥六千斤、七千斤的高產衛星，有些人不相信，現在水稻畝產三萬多斤，更要嚇壞那些不相信的人。耳聽是虛，眼見是真，不相信高產的人叫他來親自看看，這樣可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麻城縣委負責人因領導有方，再次受到重重嘉獎。
繼之，來自省內外、國內外的參觀者蜂湧而至，參觀大潮一浪接着一浪連天接地。社員們不得不放下手中農活，不停地送往迎來。有趣的是，一聽說又來客人了，就得敲鑼打鼓前去迎接。麻城縣委指示：對參觀者一律實行“吃飯不要錢”，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許慢待客人。沿途十餘里，路邊都是招待吃飯的大小指示牌。十里炊煙十里灶，好不熱鬧。縣裡擺闊，殺豬宰雞，酒肉伺候客人。一時間路上不斷人，灶里不停火。河北垸的糧食吃完了，社裡大車小車趕忙送；雞鴨豬羊殺完了，縣裡怕怠慢全國各地參觀客人，要求四鄉八社發揚“共產主義風格”，選好的往河北垸送。一時間熱鬧的場面，吸引得四鄉八社的小孩、老人都往這裡趕，總想趁機打一場“牙祭”。
“王任重試驗田”、“天下第一田”的大標牌聳立在斗丘田地頭，未割的“樣板田”，頂上搭起帳篷，四周拉起樹樁繩圍。建國一社的王主任則忙前忙後，專職為來賓講示“先進經驗”，一天六七場，口乾舌燥，卻精神十分。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再苦再累也心甘。何況這齣頭露臉揚名天下的喜事！
“掇秧並丘”，為大躍進放水稻高產“衛星”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中共中央指示向全國大力推廣“天下第一田”的先進經驗。一時間，電影、電台、報刊、出版社，各路人馬蜂湧而至。
這一廂，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新聞紀錄片《早稻王》人嘶馬叫，為表現人定勝天，與暴風雨搏鬥的場景，十幾支高壓水龍向演出的幹部社員狂噴猛射；那一廂，中央和各地報刊先後發表3785篇有關“天下第一田”的文章和報道。麻城名噪天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和科技衛生出版社，以精兵強將，搶版搶印，很快出版了《天下第一田》、《湖北省麻城縣早稻豐產經驗》、《湖北省麻城縣油菜豐產經驗》等小冊子，僅《經驗》一書，印30萬冊。
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轟動全國的文章《水稻掇秧是個好辦法》。麻城縣委書記趙金良向全國介紹說，建國一社早稻扦秧後多出一部分秧苗，扔掉可惜，扦了九畝。出穗時九畝並一畝，收了36956.7斤谷。掇秧後空的田，立即扦晚稻，預產兩千斤。今年全縣早、中、晚稻53.4萬畝，並丘掇秧，產量比大田高出一二倍，最高有畝產十萬、二十萬斤的。縣委計劃，全縣64萬畝水田，59年除30萬畝早稻外，還借晚粳田育早稻秧十萬畝，中稻並丘十萬畝，扦秧面積可達84萬畝，多產20萬畝水稻。趙金良提出，要大膽設想，進一步早扦早熟早稻，使之6月中下旬成熟，掇上遲熟早稻，使之7月下旬成熟，再掇遲熟中稻，使之8月下旬成熟，8月底再掇二季稻。這樣，麻城平畈一畝一年栽四茬稻，增產無可估量。

從此，高產“衛星”步步高。“天下第一田”，“一花引得萬花開”！你能九畝並一畝，我就能二三十並一畝！
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劉西平的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說，現在畝產兩千斤根本沒人提了，提五千斤的很少了，大家正開展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措施之一就是“放手密植”。過去穀子一步三安苗，每畝三萬多株。現在每畝二十六萬株。密植到四十至五十萬株，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一株谷穗一兩，一畝三萬斤。
同日，福建連江學麻城，發出“簡作晚稻並丘”緊急指示，要求八到十畝並一畝，每畝扦六十萬到一百萬株。果然很快放出畝產六萬斤晚稻大“衛星”。
8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應城縣白湖鄉長喜社，創造畝產43869.4斤畝產紀錄。
9月1日，《人民日報》報道，麻城又創奇蹟，熊家溝鄉建新六社，學習建國一社先進經驗，中稻畝產突破五萬大關，畝產達52599斤。報道說，這是我國第一個跨“五萬大關”的中稻高產紀錄。它是由熊家溝鄉團總支書記、共產黨員周克東，社主任鄒海萍等11名幹部社員創造的。春耕開始，扦秧前四犁、三耗、兩耙，深耕，多施肥，密植2 x 2 寸。施肥過十萬斤。7月中旬，又另拔二十畝田的秧，加上這一畝多的秧，全栽在這田裡，獲此高產量。
9月9日，《雲南日報》報道，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縣衛星公社中稻畝產突破六萬斤大關，產量為60479.6斤。
9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消息，四川郫縣友愛鄉第九農業社，中稻畝產突破八萬斤大關。
趙金良的《水稻掇秧是個好辦法》，一時間患禍天下。它不僅“一花引來萬花開”，引出了全國眾多水稻高產“衛星”，更為惡劣是59年，湘、鄂、贛、江、浙、粵六省有據可查的照此炮製案例，一年四茬的試驗田達三百多萬畝，結果早稻播種太早，二茬接不上，三茬苗、四茬苗長成爛草，三百多萬畝田基本顆粒無收，一篇“海闊天空”的文章，造成十二億多斤糧食損失。大躍進時代，禍國者勢必殃民。

湖北的大躍進氣勢非凡。非凡的氣勢便有非凡的魅力。難怪當年毛澤東總喜歡坐鎮武漢，統籌全局了。
九月，毛澤東再次御駕南巡，落腳武漢東湖賓館。 王任重特意讓省委宣傳部將湖北大躍進的典型材料匯編成冊。其中,麻城經驗材料占了一半。王任重恭恭敬敬地向毛澤東匯報了湖北的大躍進形勢,並着重突出了省、地、縣三級領導如何促進麻城工作大躍進，麻城躍進形勢一日千里。他說：“人還是那些人，山還是那些山。但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幹部群眾幹勁沖天，硬是在山坡田裡搞出了畝產三萬六千斤的高產奇蹟。我自己帶隊去看了那塊天下第一田，那田裡的穀子，長得好哇，人上去硬是踩不倒穀子頭。”他向毛澤東匯報解釋了“掇秧並田”、“縣委定指標，基層定措施”等經驗，還說：“看來移禾並田是個好辦法。只要科學地進行田間管理，移禾並田高產是沒止境的。空出來的田，一年四季可種稻。”
看完《早稻王》的新聞紀錄片，毛澤東喜笑顏開，點上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很有幾分激情地說：眼見為實，耳聽為虛，眼又見，耳又聽，看來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應該讓那些促退派去麻城親眼看一看人民群眾的偉大創舉。我們黨歷來有一句話，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的因素，只要幹部當促進派，中國的大躍進，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講五年、十年實現共產主義，幹部和群眾的這種共產主義偉大創舉，就是我們事業成功的基礎嘛。毛澤東還仔細詢問了幾位省委書記，糧食產量多了，吃不完怎麼辦的問題。張平化趕緊說：“主席，現在人民公社社員生活大大提高了。麻城幹部匯報了一幅農民創造的對聯，上聯是‘鼓足幹勁增產’，下聯是‘放開肚皮吃飯’”。毛澤東聞言大喜，笑得都合不上口：“好！好！幾千年農民受窮挨餓，終於在共產黨領導下，能夠放開肚皮吃飯了！”談了一陣湖北人民公社的大好形勢，毛澤東頗有幾分先見之明似地告訴這幾位，糧食多了，農民放開肚皮吃飯也吃不完怎麼辦呢？一部分交國家，支援工業，一部分要多養豬，釀酒，要讓農民吃飽飯，吃上肉,過上好生活。
11月25日，毛澤東在武漢市設宴，歡迎前來取躍進之經和共產主義所有製革命之經的金日成和朝鮮政府代表團。毛澤東邀請他們看了幾部中國大躍進的新聞紀錄片,包括《早稻王》，並向他們大談了一陣革命哲學和辯證法，及建設共產主義的話題。
12月13日，果然，被御封為“促退派”首要的周恩來，開完武昌會議，率領陳毅副總理、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及一大群部長，在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平化的陪同下，奉命視察麻城。
來到麻城，周恩來視察了“天下第一田”等幾塊高產田，又到了幸福院、鋼鐵基地、公共食堂。看到高產田，聽到幹部和積極分子創高產的經驗匯報，面對已經空曠的田地，周恩來讚不絕口。來到公共食堂，他更來興致。詳細地詢問了社員群眾的吃飯問題。儘管冬季來臨，社員已經開始吃不飽飯，許多社員已經餓得兩眼發花了，縣、社幹部還大談社員群眾如何一日四餐、五餐、六餐，天天有雞、鴨、魚、肉輪着吃之類。周恩來興意盎然地捲起袖子，親自下廚炒了幾個菜，招呼幹部社員說：“來，來，來，同志們在第一線辛苦了，我炒幾個菜，請大家嘗嘗我的手藝。”在公共食堂的大門口，周恩來看到了那幅毛澤東讚不絕口的對聯：“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他掏出紙筆記錄下來，還對張平化說：“同志們都應該把這付對聯記下來，這幅對聯是很有意義的。共產黨革命，就是要讓老百姓有飯吃，豐衣足食。”
麻城縣委搞了一個大躍進農業成就展覽館。周恩來一行人走進展覽館，迎面就是一座大大的棉花山。“高產”棉花堆成了山，糧食“衛星”直衝雲天。滿屋的躍進圖板，滿牆的躍進口號。巨幅的圖表說明，1958年，麻城全縣糧食產量十億多斤，棉花單產達千斤，六萬畝花生達千斤。還有畝產兩千多斤的小麥，三萬多斤、五萬多斤、十萬多斤的稻穀，畝產六千多斤的高粱、一萬多斤的芝麻、四千斤的黃豆等高產標本，琳琅滿目。講解員激情滿懷地指着一捆粗壯的標本介紹說：“這就是畝產三萬六千斤的早稻王。繼這個‘天下第一田’高產紀錄而來，中一人民公社、白果人民公社又發射了五萬斤、十萬斤的中稻衛星........。”
黃岡專區“大躍進”有聲有色，麻城“衛星”三萬六，應城“衛星”四萬四，毛澤東躊躇滿懷。不僅周恩來到麻城，朱德委員長奉命率隊訪應城，就連西哈努克親王這樣的國賓來訪，也應毛澤東的推薦，去應城參觀訪問，訪糧食高產之經，取“衛星”高產之寶。

“天下第一田”，九闕起視聽，天恩動浩蕩。湖北大躍進，旨此第一功。因大躍進跟潮造勢出經驗，省委書記王任重倍受青眯到何等程度呢？李銳曾向我提及這樣一個情節：大躍進湖北搞得有聲有色，毛澤東在武漢時，曾經這樣向人介紹王任重：“這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哩。”聽者震驚。
就連黃岡地委書記姜一，麻城縣委書記吳德簡，也是天意垂恩。其工作報告，曾屢達中南海，多次受毛澤東嘉美表彰，親筆批示，昭示全黨。

七、“衛星”漫天 驚世駭俗

“天下第一田”天下揚名，天恩倍加，麻城縣委書記和上峰們歡天喜地，大腦發熱，忘乎所以，一時間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趁着人民公社化東風，麻城掀起了“放衛星”運動高潮。
省委書記王任重、王延春先後召集麻城縣委幾位書記和省地委麻城蹲點工作組負責人開會，大談糧食高產，“衛星”上天的“偉大意義”，強調“當前要趁東風，放衛星，奪高產”，要讓全縣的社員“放開肚皮吃飯，吃飽，吃好，這樣才有幹勁，去奪取更大的高產勝利。”
1958年9月5日，麻城縣城召開萬人大會，首建“五四人民公社”。隨之，中一（中館驛）、紅星（宋埠）、紅旗（鐵門）、白杲、龜山、東風（東木）、東方紅（張家畈）、閻河、三河口、福口河、紅色（乘馬）、團結（城關鎮）、火箭（宋埠鎮）等人民公社相繼成立，原121個鄉改為116個大隊。人民公社、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一律歸公。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卻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這樣，“生產千軍萬馬，紅旗漫天蓋地”，放起“衛星”來就更有氣勢了。
縣委書記趙金良在麻城三級幹部躍進衛星動員大會上，哈哈連天，大炮連天：“同志們，1958年大躍進的形勢，現在大家是看清楚了，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在省、地委領導下，我們創造了天下第一田的高產奇蹟，又創造了畝產五萬、十萬的奇蹟。前幾個月，報高產衛星，三五千斤就很了不起，披紅掛彩，喜報上門。同志們，現在的形勢一日千里，一天等於二十年。三五千斤沒意思了，三五萬斤也落後了。今天的擂台會上，我們要看到躍進躍進再躍進的大衛星。要讓躍進的衛星，飛滿麻城天空；要讓勝利的喜報，鋪天蓋地......。”
果然，高產“衛星”在各級幹部赤膊上台，聲竭力嘶的表演中燦然發射了。
擂台上，你報三萬，他報八萬，白杲公社保證明年早稻“衛星”畝產20萬斤，龜山公社報出棉花畝產過萬斤。東風公社打擂者，面對各社的高產指標，上得台來，急中生智，攢拳揮臂，高呼出一串報高產的順口溜：“總路線，萬萬歲！大躍進，萬萬歲！人民公社萬萬歲！東風公社放衛星，明年畝產萬萬斤........”
趙金良看到這火熱的場面，對邊上坐的農業局長誇讚說：“好！好！沖天的革命幹勁，加上革命的浪漫主義，這就是我們的大躍進精神！”
1958年，報經省、地工作隊和麻城縣委認可的高產“衛星”一串串。依縣委辦公室主任陳昌國上報材料，有據可考的有：白杲公社燎原大隊黨分支書記魯性賢早稻直播畝產過萬斤，龜山公社星星大隊五中隊黨分支書記蘆文彬創造芝麻畝產過萬斤；中一公社中稻畝產五萬六，白杲公社中稻畝產十萬斤，龜山公社二十一畝晚稻畝產過萬斤，白杲公社燎原大隊五中隊共產黨員姜淑蘭試驗田畝產籽棉六千斤，五一公社二中隊分支書記林世猛試驗地畝產籽棉四千斤，五百多畝棉地畝產超過一千四百斤；紅薯衛星畝產四十萬；高粱衛星畝產十萬斤.........
據當年東風公社的一位大隊分支書記回憶說：“大躍進那年頭,麻城真象縣委所說的，衛星放得鋪天蓋地。自打‘天下第一田’放‘衛星’後，各社熱鬧得很。黨員幹部挖空心思想點子，找熱點。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沒有放不出的‘衛星’，五花八門，奇談怪論都放了‘衛星’！我們公社要放牲豬‘衛星’，就編出‘千頭豬場’，‘萬頭豬場’。還弄出新聞，說是母豬發情，先用蘇聯約克夏公豬配種，又用本地公豬配種，交配幾十次，一胎下出來改良品種小豬二三十頭。登報的人也不想一想，那頭母豬肚子能有多大？ 你問誰來驗收？開始那還作古正經請省、地、縣驗收團或工作隊的人走走過場，後來他們一天到晚跑來跑去，根本忙不羸。那你報什麼他就發什麼。當時，幹部們放‘衛星’都象發神經病一樣，指手劃腳，胡說八道。六二年整風，那個‘放豬衛星’的幹部,被人起了個綽號叫‘種豬’。你說當時的幹部還有什麼人格？”

根據<<麻城日報>>和麻城縣檔案館所存資料,1958年麻城“放衛星”的名目種類多達371項。其名頭有 “紅薯衛星”、“高梁衛星”、“深挖衛星”、“積肥衛星”、“鋼鐵衛星”、“砍樹燒炭衛星”、“集資衛星”、“反右傾衛星”、“吃飯衛星”.......不勝枚舉！
要說當年麻城為放“高產衛星”搞的花樣, 真是千奇百怪，荒誕不堪。麻城縣委在電話會議上,要求各社放“衛星”要“出奇創新” ，不要總是老一套。下面的幹部哪裡還有顧忌，一開口就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白杲公社幾位幹部下隊檢查工作，公共食堂小灶煎魚炒肉，殺雞買酒。酒席之間，公社幹部從雞缽子中挾起一串蛋巢中的蛋黃來，剛放進嘴裡，靈感衝動，要過筆來，一篇向縣委報喜的“衛星”文章脫手而出：白杲公社放出高產雞蛋“衛星”，雞蛋大於鵝蛋，一個蛋足有半斤多重，十個雞蛋重6斤半.........
駐中一人民公社的縣委工作隊在田頭扯起“技術革命”的大旗，召來青年突擊隊，大講“科學種田”、“米丘林嫁接法”，硬是在八分紅薯地頭搞起了試驗田，要把南瓜秧嫁接到紅薯秧上。說是要讓技術革命結新果，地上長南瓜，地里結紅薯，畝產達到30萬。結果呢？八分地里絕種無收。用接受作者調查的原工作隊員的話來說，當年這類神話多了。柚子樹上嫁接桔子,要讓桔子長的比柚子還大。高梁杆上嫁接玉米，聲稱杆上長苞谷，穗頭長高梁。尤其是技術革新會上,那就沒邊了。在領導的“革命浪漫主義”感召下,有的說蘿蔔跟白菜嫁接,上面長白菜，下面長蘿蔔。有人說讓黃牛跟母豬配種,生下的豬有牛大......那年頭,別說幹部,就連積極點的種田人,也都跟發癲似地,胡言亂語,瘋話連篇。 
躍進“衛星”放暈了頭,縣社領導更是挖空心思想點子。那水平,絕對不是一般招術。
繼“天下第一田”和熊家溝“五萬二”，兩個特大“衛星”發射之後，各社隊紛紛放出“大衛星”，縣委興高彩烈地估計58年全縣糧食產量，衝過十億斤，糧食太多會吃不完。針對58年大面積“增產”，“大兵團作戰”勞動力緊張的情況，縣委決定搞“減少面積，加強管理，提高產量”的“小片集中高產衛星”試驗田。
58年秋季，縣委決定在城關人民公社閔集管理區搞小麥“高產衛星”。辦法是平地上取士，堆成大士墩，要辦三個單產三萬斤的“小麥衛星墩”。縣委書記趙金良對幹部、社員們動員說：“種好這三個衛星墩就行了，一個墩子的產量留作口糧，一個墩子的產量作儲備糧，一個墩子的產量支援國家建設。
但閔集管理區在落實這一指示時，又解放思想，認為只辦大小兩個“衛星”墩就夠了。他們提出口號：“小包（墩）吃全鄉，大包（墩）賣餘糧。”即小墩的麥產量用來解決全鄉幾千人的夏收口量，大墩產量給國家賣餘糧和留儲備糧。
試驗地選在閔集四大隊一小隊的董家院子（垸名）。當時由縣、社兩級幹部坐陣指揮，動員了全管理區的勞動力搞“大兵團作戰”，每天投入勞力四五百人，工地上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那年頭，搞什麼都是講個形式，運土的板車、獨輪車上都插旗，裝得多的車插紅旗，裝得少的插白旗。推車的，挑土的，白天干，晚上挑燈夜戰。遇上幹部檢查，社員們“哦、哦”連天，工地上倒是熱鬧非凡。堆墩的土，遠的從四面八方用車推來，就近取土則用擔挑。終於趕在霜降前壘起了兩個“衛星墩”。
1990年秋，筆者親訪閔集鄉，踏上了如今已是殘敗的“衛星墩”，並照了好些照片，以作歷史見證。大礅面積約一畝，小墩約有五分地左右。當時大墩高達一丈四尺高，小墩也約高一丈二，土墩四周因取土挖出大坑小凼，凼子深的達一米多。平地而起方方正正一丈多高的土墩，活象大地上腫起的兩個惡瘤。踏上這殘破荒涼的土墩，放眼遠處，“千萬不要忘記階段鬥爭！”“掀起社主義教育的新高潮”的白灰標語在田野的田塍、牆壁上張牙舞爪，一派七十年代作者當知青時的緊張氣氛。仿佛當年墩邊四圍的大小紅旗，仍在秋風中獵獵作響，高產標語牌仍在刺人眼目，縣社幹部“大墩產量十萬斤，小墩產量過五萬”的高調，仍象幽靈般在上空迴蕩。那種愚民政治和強權社會的恐懼感與厭惡感，立馬襲人而來，令人不寒而?，毛骨聳然。
就在這片土墩上，四方八村運來的土雜肥和人畜肥堆起幾十方，雞糞幾千斤。小麥播種時，幹部親自督陣，指揮社員們背着麥種，整袋整袋往地里倒，然後扒均一下，麥種蓋地三寸多厚，說是密植才高產。據當事人估計，兩個墩子用去麥種三四千斤。
播種完畢，縣委在這裡召開全縣各社幹部現場會，下令全縣推廣這種“少種高產豐收的先進經驗”。會後，全縣各社隊聞風而動，紛紛壘起這種“高產衛星墩”。1958年，全縣秋播面積比上年減少二十多萬畝。
1959年夏收，兩個“衛星墩”顆粒無收，全縣夏收糧食大減產。董家院子的春荒、夏荒連着冬荒，社員斷糧斷炊，死人倒是不斷。

如此荒唐的“樣板田”，竟為省、地工作組首肯，並編成“先進經驗材料”，上報地委和省委。正在為“偉大領袖”發話“糧食多了吃不完怎麼辦”而冥思苦想的王任重和王延春，驀然驚醒，趕緊指示省委辦公廳，與省農委等有關部門召開聯席會議，落實1958年秋播，全省開展減少生產面積，大搞“少種高產豐收”運動。結果全省減少秋、春兩茬小麥600萬畝。而播種的1600萬畝小麥，20%因密植過度，顆粒無收，余者也大幅度減產。

0 秀夫

一群瘋子的傑作。

0 rain_late

儘量展現歷史。還歷史本來面目

0 iloveyy1

叫你們當年鬧黃麻baodong,遭報應了吧

0 E209

如今還在放呢

0llii1

報應啊

0E209

現在的麻城可還呔得狠呢——

麻將要打10塊的，好算帳；香煙要抽30塊的“滿天星”，不然拿不出手；白天放煙花、衣服穿牌牌、聊的是國際、吃喝進酒店。——我日！年均幾千塊錢的收入不曉得呔的麼裸。

0另類

精彩!

0netboyfox

看完《早稻王》的新聞紀錄片，毛澤東喜笑顏開，點上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很有幾分激情地說：眼見為實，耳聽為虛，眼又見，耳又聽，看來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應該讓那些促退派去麻城親眼看一看人民群眾的偉大創舉。我們黨歷來有一句話，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的因素，只要幹部當促進派，中國的大躍進，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講五年、十年實現共產主義，幹部和群眾的這種共產主義偉大創舉，就是我們事業成功的基礎嘛。

------原來老左們常引用的主席語錄：“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的因素。”是在這種情形下講的？

四季白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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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麻城新“經”動九州

摸清了“偉大領袖”的脈搏，湖北 “糾風整社”下功夫再次做起了大文章。

王延春親率“秀才”和工作隊員，趕赴麻城，組織五級幹部萬人大會。麻城縣委招待所。王延春不客氣地打斷了吳德簡安排生活的匯報，開門見山地告訴姜一，這次要把萬人大會開好，要把毛主席、黨中央整社的思想講清楚。一定要讓大家講實話、講心裡話，言者無罪，我們決不會搞秋後算帳。做錯了事，要認錯，才會取得信任，才敢講話。告訴大家，省委、地委、縣委是動真的。缺糧，給糧；缺錢，給錢；一平二調搞錯了，算清楚帳，堅決退賠。 

五級幹部會議從3月23日開始進行了十多天。除縣裡幹部外，有300名公社幹部，600名管理區幹部，2500名生產隊幹部，5600名生產小隊幹部，還有一部分社員代表和“觀潮派”、“算帳派”參加。

會議開得很熱鬧。大會開始，縣、公社和管理區三級黨委，就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檢討認錯。又發動下級幹部和群眾提意見，講心裡話。時值春荒，各隊一窮二白，食堂斷炊。生產隊幹部和到會的群眾，聽得上級許諾，對“一平二調”的東西退賠還錢，發救濟糧，如同見到救星。有人開了頭，會場上爭先恐後報損失，報災情，報錢糧。

縣裡拿社隊的，公社拿隊裡的，隊裡拿社員的，一張白條一句話，東西說拿就拿了去。經算帳統計，麻城全縣拆毀民房47535間（大煉鋼鐵、興修水利、建企業、修辦公樓用料），平調耕牛874頭，牲豬3024頭，小家畜家禽8679（只），中小型農具69654件。家俱409753件，砍伐樹木2000多萬棵，占用土地60520畝，無償占用勞力32000人，各種運輸工具31616件。其手段是平、調、扣、派、征、購、統、占、獻九字經。

匯總材料送上來，整理好交給寫作班子。

3月27日、30日、4月1日，以省委書記王延春、地委書記姜一、縣委書記吳德簡的名義，將萬人大會的情況寫信匯報給王延春，王任重轉呈毛澤東。毛澤東讀來，對整社心中有了數，立即批示至全黨，令各地效法湖北，安排好整社工作。
3
月27日，王延春和吳德簡寫信匯報說：

會議開始，通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一針見血，解開了基層幹部和群眾心裡的疙瘩，調動了生產積極性。

縣、公社和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使基層幹部把心裡的話都說出來，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

解決“一平二調三收款”，搞三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錢和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

首先是退錢。縣長掛帥，成立清理委員會，負責縣級退賠。關鍵在公社，個別社錢花光了，大部分有錢不想拿，縣委說服公社書記，到底是要農民，還是要幾萬塊錢？縣裡抽公社的錢和物資，要退回去。縣和公社當場開支票，拿出錢320萬元，分別退還生產隊。當場辦手續，退生產隊拖拉機8台，抽水機5部，動力機49部，其他小機器部，各種運輸車子744部，各種小農具2697件，耕牛1025頭，生豬9019頭，小家畜3589隻，蜜蜂2192箱。這樣，會議立即沸騰起來，進入高潮，人人敢於鳴放，大字報貼了又貼。

信中真真假假舉了許多政策對頭，群眾心滿意足，感謝毛主席的事例。

錢和物兌現消息傳出去，轟動了全縣每個角落。

據信中說:群眾的生產情緒，直線上升。城關公社五四一隊，原來只有900人出工，25日增加到1700人，共中278個婦女，是公社化以後一直不出工的。以前每人每天做營養缽1345個，25日每人做3795個，群眾說，過去吃飯“摔摔打打“，幹活時“懶懶踏踏”；現在吃飯時心情愉快，幹活時勁頭很大。五四九隊60歲老社員劉光啟，聽到消息後，說出了內心話：“毛主席說的話，我都聽，都說對，可是有一個問題我想不通，五七年我沒有很好幹活，還分得一百三十二元，去年都講風格，我拼命做了五千七百多分，卻只分得一塊三角錢，我三日三夜沒有睡覺，去問隊長，隊長說：搞共產主義嘛！要講風格，你還想個人發財不成？我想，毛主席真是這樣整我嗎？從此以後，我把每天不離身的糞筐扔了。這次聽了政策，我明白了毛主席永遠是英明的，我罵了他，對不起黨。現在老頭又把糞筐找回來，整天起早摸黑地揀糞。

安排口糧。全縣6014個食堂，口糧接到麥收的1638個，有困難的2545個，目前就要供應的1821個。全縣沒一個地方不吵供應，產糧區和高產區吵得更厲害。信中認為，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是怕多徵購。會議上，報上來麥收前全縣需供應糧食三千多萬斤，比縣計劃增加兩千多萬斤。經過縣委工作，“緊張的空氣逐步緩和下來”，“多要供應指標的自動少要了”。

支援窮隊。富隊退了錢，大部分窮隊卻還要負債。會議宣布：窮隊欠公社和國家的債務，一律緩還。縣、社給窮隊貸款280多萬元，並派出400多幹部和一批技術人員加強窮隊，發展生產，幫助窮隊趕富隊。

4月2日，毛澤東接到王任重呈來的材料，對此批示：“這幾個文件都值得看。特別是《麻城萬人大會的情況》，值得看，辦法很好，縣、社兩級該退還的，迅速還給生產隊了，一身清淨，然後進而解決隊與社員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發展起來。”

就算帳中揭露出來的社、隊幹部貪污問題，3月30日，王延春、姜一、吳德簡又寫信專門匯報。

在解決縣、社平調問題上，會議本想解決糧荒缺口，但無法落實。信中說，全縣八百多個生產隊就有七百多個要供應，要糧2500萬斤，不僅超過縣裡900萬斤的指標，而且超過全縣庫存糧1800萬斤的指標。於是，縣委決定發動群眾，算清生產隊的帳。

29日,僅半天討論就揭發出很多問題。

許多生產隊帳目不對。宋埠公社抽生產隊錢77萬，生產隊帳上卻有99萬，各小隊上交生產隊籽棉24.8萬斤，生產隊帳上只有19萬斤。張畈一隊，9個小隊和隊裡查對帳目，出入很大。糧食差2.9萬斤,高梁差1100斤,花生差60斤,芝麻差500斤,黃豆差270斤,錢差幾百元。

生產隊幹部普遍有貪污行為，宋埠公社岐亭六隊24個幹部，19人貪污2400元，5個貪污的都因不在家。生產隊幹部貪污十幾塊錢算“清白幹部”，貪污一二百元相當普遍，多的千元以上。小隊幹部貪污一般幾塊，十幾塊，多的幾十元。

貪污的名目很多，有貪污工資的，中一公社21000個勞動力，生產隊領去23000個勞動力工資。有貪污超產獎金的。三河公社5個大隊，有4個大隊獎金被貪污了。有貪污工農業投資的，東木公社丁家河十一隊的幹部，把社員投資工農業的現款和7個大元寶貪污了。有貪污副業收入的。龜山公社八隊4個幹部集體貪污4900元事業款，因為分不平，下手搶了，連通訊員也抓了一把。有貪污過節費的。

三河公社春節發肉發錢，有的生產隊幹部就把錢扣了。貪污罰款的，龜山公社8個幹部，私罰社員40元，拿去喝酒。此外，有貪污利息、貸款、救濟款、購糧款、伙食費等，反正是見錢就抓。

信中認為，這涉及到黨群關係問題，寧可多開兩天會，也要抓好。

收到王任重轉來的這封信，毛澤東於4月3日批示全黨：“此件極好，每個縣、社都應這樣做。算帳才能團結；算帳才能幫助幹部從貪污浪費的海洋中拔出來，一身乾淨；自由才能教會幹部學會經營管理方法；算帳才能教會五億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監督公社的各級幹部只許辦好事，不許辦壞事，實現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月1日24時，王、姜、吳再次寫信，匯報大會揭露出的生產隊幹部貪污和瞞產私分問題。

信中說，自29日轉入解決小集體（生產隊）與社員矛盾以來，情況很好。今日止，有177個生產隊突開了，搞出了私分和幹部多占的糧食1969萬斤，棉花41萬斤，油脂20萬斤，幹部貪污挪用款36萬元。下面說幾個典型材料：

城關公社楓樹十四隊原總收入7.5萬元，算帳後清理出5.3萬元，增加70%。

白杲公社星火一隊報出瞞產50萬斤糧食。

宋埠公社116個生產隊幹部貪污挪用6616元，人均570元。

白杲、城關公社116個生產隊549個幹部（包括小隊長）共貪污87451元，人均159元。

城關公社紅石三隊區幹部貪污挪用12000元。

三合公社一個生產隊會計就貪污816元。

中一公社各生產隊幹部一直都多領3000多個勞動力的工資，貪污了。

宋埠公社五星三隊隊長洪中明用假發票、偷賣公物、改單據等十種辦法貪污挪用1418元。

白杲公社星火十隊幹部以補助照顧為名，私分三次，計500元。第三次曾有一個黨員反對，人們用“腦筋太死，趕不上形勢”說服了他。

東木公社木子店六隊一個食堂主任貪污226元，會計懷疑，他就這樣嚇唬會計：“你看哪有共產貪污的。”

由於貪污引起的幹部生活特殊、皮鞋、煙酒、魚肉、不務生產、亂搞皮絆等現象也是極其嚴重的。
對待生產隊幹部，首先肯定他們大躍進中的功績，肯定絕大多數是好幹部，然後嚴肅指出他們貪污多占的錯誤，嚴重性是破壞了黨和農民的關係。

毛澤東對此有幾分憤怒地批示：是在於毀壞社會主義事業，是在於毀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於毀壞幹部自身。

4月3日下午，毛澤東將此件批發全黨： “此件連前兩件，中央、省、地、縣委書記、委員人人必讀，各縣、社都應仿此辦理。”

從這三封信，毛澤東第一次系統接觸到大路進中幹部普遍貪污挪用的嚴重問題。然而，信中掩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嚴重糧荒，並將之歸結為瞞產私分和幹部多吃多占，這就為後來大饑荒中全黨“反瞞產”、“搞後手糧”，開啟了思路。

以“天下第一田”知名天下的麻城縣，又以剎“共產風”，反幹部貪污風而天下聞名。

從各地上報中央的材料來看，麻城萬人大會經驗，成為各地整風的指導文件，對當時全國整社運動起到了樣板效應，對全國農村緩和緊張局面、舒解民眾疾苦和反對幹部貪污浪費，起到了積極作用。

萬人大會後，麻城各社隊發動群眾，貫徹政策，整頓公社，全縣830個生產隊全面開花，省、地、縣、社派人幫助整改。全縣2264個小隊，退賠20萬元。部分退還社員財產，把煉鋼鐵時強收的社員銅鐵器皿，作價9.8萬元;“調用”社員糧食折款90.8萬元退還社員；其它物資，部分退款3.5萬元;退家俱3.2萬件;1.2萬戶社員搬住退還的老房;退社員牲豬7172頭。

1959年4月，湖北省委召開擴大會議，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會後向中共中央報告中，檢查說：“勝利沖昏了頭腦”和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助長了下面幹部的命令主義、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的風氣。並修改了原上報1958年全省糧食產量，從450億斤降為300億斤。中共中央以充分肯定的批語，將此報告轉發全黨。此後全省浮誇風有所收斂。

據信中反映, 一時間，社員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春耕生產熱火朝天。用社員的話說：“共產黨和毛主席知錯就改，我們有盼頭了！”

十、 1959：“苦日子來了！”

自1959年春荒，麻城人開始過上了“苦日子”！

至今，回憶起大躍進和“苦日子”，麻城的過來人仍是毛骨悚然，心驚肉跳。

用“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一位當事者的話來說：“麻城人跑過白匪、跑過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來了，你還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來了，躲都沒法躲！”

1959年春荒，驟然降臨到荊楚大地，饑民如潮，災情如潮，而且各地的城市紛紛出現庫存緊張，糧食告急的情況。這令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大惑不解，又怒火中燒。

1959年3月11日，整社糾風的湖北省六級幹部大會。本來談到人民公社體體和所有制問題時，還不失灑脫的王任重，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糧食徵調，各地上報糧荒問題，不由得火冒三丈，怒然失態：“全省一九五八年農業生產是大躍進、大豐收。在大豐收的情況下，出現了怪事情：糧食、棉花、油料的統購任務完不成！”

他聲色俱歷地瞪着台下幹部嚷了起來：“全省糧食產量1958年比1957年增加了200億斤，中央要我們多調出多少斤糧食呢？比一九五七年只多調六億斤。可是到現在完成得很差。這一點，我們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是呵，增產200億斤，卻拿不出糧，交不了差。

王任重又氣憤又激動地說：“更怪的事情是，不僅僅沒有完成收購任務，有一部分地區還大鬧糧食風潮，什麼食堂停伙，沒有糧食吃了，一天十二兩米（十六兩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兩米、四兩米、挖藕、吃菜、往城裡跑。有的地方鬧得烏煙瘴氣，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災荒後的樣子，簡直惶惶不可終日。”、

而災荒危如刀兵水火！就在他說話的同時，全省有800萬人一天只能吃到三四兩米（老秤），更有1300多個食堂斷炊！1959年春，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北，發生了歷史罕見的現象：初春樹葉剛發芽吐綠，就被饑民一掃而光，捋了長，長了又捋，樹葉捋去填飢腸。至五月暮春，許多地方還是只見樹枝不見葉。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見到綠色就撲過去。餓得眼都發綠的男人們，把泥塘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挖出一個藕節巴，也是妻兒老小們救命的希望。

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餓致死的農民高達十多萬人，浮腫病人大量出現。一時間荊楚大地饑民遍野，逃荒、要飯的“盲流”滾滾……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設卡堵截，大抓破壞社會主義形象的盲流，送勞改，罰苦力。

大躍進,黃岡在湖北出了名，“苦日子”黃岡民眾遭罪更深。高產高徵購，黃岡徵購高於歷年。地委原報1958年糧食總產50億斤。後在“糾風整社”時，調整為33億9908萬斤（實際不到30億斤），比1957年減產4.5%。而徵購任務，卻由上年6億2907萬斤，增加到7億1065萬斤，多征8158萬斤。

麻城縣牛皮吹得大，徵購自然更高。徵購任務是按產量比例下達的。麻城縣委書記在《人民日報》上公然宣稱：繼“天下第一田”後，高產“衛星”此起彼伏，畝產10萬斤、20萬斤的高產“衛星”形勢喜人。

縣委書記吳德簡和趙金良先後宣布：1958年，麻城糧食總產量超過10億斤。因此，下達的徵購任務為1.2億斤，後調整為9294萬斤。比上年多1169萬斤，全縣人均多征17斤。而1958年糧食產量，實際不到4億斤，縣委後來“落實”為4億2725萬斤，比上年減產5709斤。

一方面，糧食高徵購，一平二調，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秋收勞力短缺，粗放收割；另一方面糧食減產，必然導致糧荒。

1959年春荒，湖北最嚴重的是黃岡，黃岡最嚴重的是麻城、應城、蘄春這些高產“衛星”縣。蘄春上報材料說，張榜公社大桴沖大隊8460人，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一個多月餓死139人，113人餓成重病，682人浮腫，屙血！

據《麻城縣誌》：“1959年，饑荒。民食草根、樹皮、觀音土。”

“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1958年放大“衛星”，結果高產、高徵購。徵購後，全社留下的糧食不夠吃兩個月。12月開始，社員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二兩米！食堂一天開兩餐，有時開一餐，吃的摻菜稀飯。而且食堂人員、幹部先撈稠的，剩下稀的給社員。本來冬天也長菜，但耐不住拿菜當救命糧。青菜吃完了，社、隊員發動社員去采野菜、草根、樹皮摻在稀飯里。

縣委還一個勁發動幹部搞“瞞產糧”，要完成徵購糧任務。到了春節，家家戶戶哭聲連天，男女老少餓得肚皮貼着脊粱骨。

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垸一些農民家裡冒出了煙，那是飢餓難耐的人們，把填枕頭的穀殼倒出來，磨成糠煮一餐“團年飯”！大年初一，小隊幹部望着空蕩蕩的糧倉，心裡流血，只好把餵豬的粗糠，分給社員磨了吃。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隊又把餵牲口和積肥的菜枯、麻枯餅，分給社員當糧。

到了3月，公共食堂斷炊了。“天下第一田”如今卻連吃糠、吃野菜都難了。社員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觀音土”當糧吃。還有社員跑到20多里路外的大坳水庫，到山裡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當糧吃。近處挖完了，又跑到60多里外的野馬崗挖野菜。

1959年春荒，河北垸的群眾，吃的野菜，真能開博覽會了：灰灰菜、地米菜、馬齒莧、豬婆菜、鵝鵝腸，這些豬草，如今成了好吃喝。竹葉草、雞葉草、車前草、水葫蘆、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鐵盤根草、各種樹葉，這些豬都不吃的東西，人們拿來填肚子，還不容易採到手—饑民太多了！

當初人歡馬叫參觀“天下第一田”的“迎賓路”上，如今樹葉捋得禿頂光，樹皮剝得淨淨光。就邊山坡上的油樹皮全都剝光了——那東西有毒，人吃了瀉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會死人。但餓極了的饑民也顧不上死活了。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最難吃的是糠殼和觀音土。咽下去不容易，屙出來更難，只好請人用小耳勺從屁眼裡往外掏，不少人被活活憋死。河北垸因此死兩人。這一年，全垸餓死49人。羅毛 和她弟弟餓死時，一個12歲，一個才2歲。羅毛娟臨死前最後一句話：“我餓啊，想吃一頓飽飯。”

58年放出中稻畝產52599斤“大衛星”的熊家溝鄉，距河北垸十多里。59年的春荒駭人聽聞。58年徵購糧，使熊家溝鄉成為麻城縣缺糧斷炊最嚴重的地區。至1959年春，全鄉大規模出現糧荒，浮腫、死人時常發生，而縣裡催交徵購的電話不斷。

該鄉徐家山垸，本是糧豐谷茂富饒之地，59年春荒，餓死、病死近百人。五級幹部大會問題反映後，白杲公社派人前往救災。當他們運送1500斤大米，5000斤蔬菜趕到徐家山垸，家家斷炊，戶戶倒人的慘況，令那些救災的漢子們人人潸然淚下，泣不成聲。也虧了這批救濟糧，大批饑民才得保性命。

另據《麻城縣誌》載：7月，部分地區農民因饑荒外逃。白杲公社望花山6隊外逃52人。政府大力工作，全部回村。

1961年整風整社時，省、地工作隊有一份材料：1959年春荒，麻城縣因食堂斷糧餓死、病死4500多人（1960年，縣委一份檢討材料中說是死人1370人），病倒37380人。實際情況，應該遠比這嚴重。
幸好糾風整社，縣委發下920萬斤救命糧，春荒終於熬過去了。夏糧開鐮後，麻城民眾吃到了半年來第一次飽飯，儘管夏糧因“吃青”和社員無心生產而嚴重減產。但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六七月間，麻城饑民的大批外逃，討米要飯。

直到7月，白杲公社望花山大隊6隊外逃社員52人。結果全被“勸說、動員”和抓了回來。

對於59年春荒，麻城縣委有一種說法和交待，1960年，在縣擴大幹部會議第一階段的總結報告中，趙金良這樣說到：“58年年成也不錯，就是因為大吃大喝，結果餓肚子。當時我們打電話叫你們吃，吃飯放衛星，不光吃飯，還叫你們吃肉，全縣殺了六萬頭豬。白天吃不算，夜晚還要吃。這樣吃了兩個多月。到59年春季，有的糧食吃完了，幾天沒有米，光吃代食品、吃菜。59年又沒有吸取這個教訓，又搞了一些，今春又是半斤糧食。”

1959年的春荒，到麥收終於熬過去了。政策寬鬆了些，社員們允許生火，還分了一點自留地，而夏季田地里、山崗上生產的野菜還多一些。

被飢餓折磨慘了的人們，開始鼓勁生產，期望着早稻開鐮，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吃飽肚子。

十一、 天絕人路 

1959年8、9月間，廬山會議改變了中國歷史和人民的命運。

廬山會議原定議題是進一步糾左，克服困難，以利繼續躍進。上廬山之前，毛澤東一路視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湖南在糧食安排、食堂問題、大煉鋼鐵方面，工作比較好，毛澤東去湖南時，專門帶了王任重同行，幫他轉轉腦筋。而湖北糧食緊張，王任重也想向湖南借糧。

湖北的情況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呢？不僅是農村斷糧，湖北各地城市糧食供應也非常緊張，就連糧食之外的副食、肉類、油類甚至是香煙等物的庫存也幾乎快要挖空了。

1959年6月，不僅省委領導人的特供物品大幅度削減，甚至為了迎接毛澤東隨行人員的生活，也成為湖北省委頭痛的麻煩事。

以前,毛一行來到湖北，管吃夠吃飽的魚、肉、禽、蛋及特色菜點，已極為奇缺，就連蔬菜也偶爾才能讓人嘗鮮。毛澤東的伙食就更為難了，往往省委一連忙上幾天才能找到一點毛喜歡吃的腊味。

毛澤東由此也感到了湖北的困難。王任重向毛澤東匯報時，還是一口咬定湖北的困難是1958年遇到天災。不過，他後來也曾向毛澤東承認過領導失職之錯。

6月22日，毛澤東的專列到達湖北廣水車站，毛澤東約王任重晚上到專列上談話，談大躍進問題和湖北的情況。兩人從深夜11點談到第二天凌晨2點半鐘。王任重心情沉重地對毛澤東說：“我最近到麻城、新洲去參加勞動，看到農民面有菜色，我心裡難過。”

當然，所謂勞動是沒參加的，飢餓的農民他倒是看到不少，社員的苦難他也了解到一些，更主要的是毛澤東關注到了這一點，他也就選了這樣的話題說。

毛澤東聞言，語重心長地說道：“你們估產估高了，用糧用得太多了，提倡敞開肚皮吃飯，不妥當。富日子要當窮日子過。”

跟着毛澤東到湖南的王任重，卻幾次受到他不能容忍而又無可奈何的羞辱。

在長沙、王任重本想找個機會向周小舟開口借糧。但他是個虛榮心特強的人，總也並不了這個口。

在一次和周小舟、羅瑞卿幾個人閒談中，周小舟對自己上一年的大躍進“插白旗”，挨批評表示不滿，對湖北上年浮誇放“衛星”得表揚，而1959年出現大饑荒感到氣憤。周小舟當面挖苦說：去年我們產量低挨批評，但是我們現在還有糧食和臘肉吃。湖北不是放“衛星”，報高產嗎，怎麼搞得現在連飯都沒得吃？王任重聽到此話，滿臉脹紅，訕訕地出門走開了。

不過兩個月以後，廬山會議反擊“彭、黃、張反黨集團”，王任重可好好地出了這口惡氣，周小舟被整得九死一生。

6月下旬，毛澤東回到故鄉韶山，隨行的王任重又被毛澤東的鄉親們不意中狠狠地羞辱了一番。那天毛澤請家鄉的親戚、朋友、烈士家屬吃飯。酒席上飯讓吃飽，酒上喝好。餓肚子好幾個月的韶山鄉親們，見到好酒好菜好飯，如狼似虎，狼吞虎咽。

毛澤東起身敬酒之際，他的一位親屬老漢當着毛澤東的面向同桌的王任重說話了：“你們湖北去年放衛星，報紙上一登就是上萬斤，幾萬斤，不愧心？我不相信你湖北的田土再好，就能產谷上萬斤？”

王任重當場非常尷尬，只好解釋：“畝產萬斤，確實說謊，但有少數高產千斤是真的。”老漢聽了直搖頭。但這是毛澤東的親屬，王任重丟了人也沒法去找回面子。但此事弄得他心煩意亂，當晚無眠。

廬山會議，毛澤東定下19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在學會過日子這個問題中提及，湖北農民批評幹部：一不懂生產，二不會過日子。去年湖北的錯誤，是窮日子當富日子過了，放過衛星的縣過的最差。顯然，象麻城這樣的衛星大戶，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據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在“神仙會”上，王任重反省了湖北的大躍進，認為教訓確實沉痛，比五四年大水災情更困難。今春500萬人幾兩糧，吃稀飯，教訓才深刻。已死了1500人，15萬人浮腫病（按：當時省委掌握的不完全統計材料，死人37000多人，浮腫51萬人—引者）。早稻下來才可好轉。這是全黨全民教訓，很難過。對所謂勝利估計錯誤，是盲目性，主觀主義 ，沖昏頭腦。

糧食只產200多億斤，卻按450億斤過日子。今年一月還報400億斤（反了浮誇，公社上報的說有430億斤）；三月還說有350億斤；四月再摸，不到300億斤； 上山前由縣委書記再摸，230億斤（實際產量不到190億斤——引者）。五七年是219億斤，為什麼增產不多？大躍進掩蓋了水旱災情，500萬畝只收幾十斤（仍報千斤），有100多萬畝早稻失收。去年增產密植、高產，放衛星成風。領導只抓了小面積樣板田，只抓了公路邊看得見的。腦子發熱，難於轉彎。說真話不容易，縣委書記、勞模當面說假話……


看來已清醒了的王任重，卻在毛澤東就彭德懷“上萬言書”而怒發雷霆萬鈞，大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後，見風轉舵，全力投入揭批鬥爭之中。王任重也因此更為毛澤東所重用。周小舟被打為“反黨集團主將”，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也受到牽連。用王任重的話說，湖南省委“坍了台”了。按毛澤東的意圖，從湖北省委調來張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調來王延春任湖南省委書記兼省長，湖南省委被改組。

廬山會議後，湖北象全國一樣，掀起了“更大躍進”高潮，機關、工廠、農村、學校全面揭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揭批否定 “三面紅旗”的“右傾機會主義”，工、農業生產“更大躍進”，城市全面建立人民公社，農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全面恢復，農民自留地全部歸公。

8月25日至9月15日，中共湖北省委擴大會議在武漢召開。8月31日轉入“反右傾”鬥爭。會議仿照廬山會議抓“軍事俱樂部”形式，武漢市委宣傳部長夏衍綬、《長江日報》社長肖松年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文化俱樂部”成員。

會後，全省大批“觀潮派”、“算帳派”，大搞“更大躍進”、“反瞞產”運動。

十二、 “ 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麻城，“更大躍進”造成更高指標、更高徵購、更大糧荒，造成更為嚴重的幹部違法亂紀，強迫命令，更為惡劣的幹部生活特殊化，更加尖銳的社會矛盾。

一位原縣人委會幹部，對廬山會議後麻城形勢，作過中肯的概括：“廬山會議後，一切理想化的幻想都破滅了，從人心說，上級的高調沒誰信了，工作無法推動。但共產黨的幹部肯定跟着中央走，中央說咋個子辦，幹部肯定跟着走。吃虧的肯定是群眾。幹部說不聽，就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暴力成了動力。工作中心就是糧食，高指標、高徵購，搞不到糧食就‘反瞞產’。農村能搜刮的糧食都搞走了，整個社會都亂了套了。社員吃什麼？偷、搶糧食、挖野菜、吃觀音土，得病死人，那個罪遭大了。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廬山會議後，麻城縣委把上半年糾風整社中的承諾一風吹，社社隊隊大搞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提過意見的人被扣上“右傾”帽子挨整。1959年9月開始的“反右傾”運動，兩年中開除黨籍者112人，留黨察看84人，撤職40人，嚴重警告處分65人，警告67人。被批判者一律受到體罰。

糧食生產又大放“躍進衛星”。59年夏收減產，早稻減產也已成定局，而縣委訂的糧食生產指標，從四億斤、四億五千萬斤、最後“躍進”到五億五千萬斤。上級下達的徵購任務，定在一億一千萬斤。而實際產量，三億三千二百多萬斤。若完成徵購，留下種子，牲口糧，人均口糧不到三百斤，出米二百斤，人均每天吃糧不到六兩。幹部多吃多占，食堂人員貪污偷拿後，公共食堂能讓社員吃到的口糧，平均每天半斤。

收早稻、插晚稻，縣委提出口號：“交足國家的，再留自己的。”收下稻穀就地封倉交國庫，社員一看寒了心：糧食泡了湯，日子怎麼過？因此，只有保命的心，沒有生產的勁，晚稻秧頭天插下去，第二天漂起一層。人哄田，田就哄人。稻田裡，只見禾草不見谷，普遍畝產一二百斤。“天下第一田”，畝產不到一百斤。

59年早稻、晚稻收割，糧食成為干群衝突焦點。縣、社幹部緊急下鄉，在曬穀場蹲點。縣委要求：“邊收，邊曬，邊入庫，邊上交，武裝護糧。”膽大的社員則邊收、邊偷、邊藏，以備饑荒。縣委聞訊，下令“堅決打擊階段敵人的破壞活動！堅決打擊偷糧瞞產的歪風邪氣！”在中一公社“反瞞產”現場會上，縣委書記布置：偷糧的，要批鬥、送勞改。搶糧的，就地鎮壓。1959年至1960年，麻城縣幾個糧庫發生武裝人員開槍打死人命事件。

暴力，成了幹部們開展工作的法寶。群眾稍有不滿，“就遭亂鬥、亂罰、亂打。”縣委書記在中一公社和宋埠公社提出：“棉花一天要長三寸”，將棉株插上標記，派人檢查。達不到要求，就地“整風”搞得人心惶惶。

縣委在宋埠公社搞“高產試驗田”。9月，聽說省里要來人檢查工作，縣委急忙抽調大批社員“突擊作戰” 。第二天，縣委負責人到田裡檢查，一看草未薅盡，劈頭蓋臉兩耳光，當事的社員在毒熱太陽下的田裡罰站兩天，不准吃飯，並發話：“還吃飯？人活都不會幹，吃屎吧！”

1960年12月，全縣糧荒十分嚴重，幹部群眾都惶惶不安。而趙金良《在縣委擴大幹部會議第一階段的總結報告》中，對與會者大力施壓，務必完成徵購任務。“我們的任務就是一億一千萬斤，把它完成再沒任務了。明年的任務一億一千萬斤已經定下來了，夏季如果豐收了，可以完成任務的50%。如果增產30%，也只增加10%的任務。我們過去的缺點，是生產的發展趕不上統購任務的增加。”

在這個會議上，他還神氣活現地傳達了王任重吃糧少也死不了人的指示：“今年再講清楚，現在每人每月留了25斤，再吃不到，不能找我們。我們20多斤糧食只要安排好，完全可以過得去。去年幾斤谷也過來了。任重同志講：四兩糧食不作重活，只作輕微的事，死不了人；半斤糧食只能搞半日制，勞動半天，休息半天；二兩糧食，吃的水也不能挑。沒有糧食有藕吃，也餓不死人，如果沒藕吃光吃菜也可以維持20至30天，死不了人。” 

這可不是趙金良假傳聖旨,胡說八道,硬把這沒人性的話往省委第一書記頭上扣，這的確是王任重在全省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上的親口指示。

明知就在嚴重缺糧的情況下，縣委不顧人民死活，搞起了“反瞞產”運動，全力搜刮“徵購糧”，以證實麻城生產確確實實現了“更大躍進”。

會後，幾位縣委負責人親自出動，蹲點“反瞞產”，查“後手糧”。

一到公社，他們首先宣布把各生產隊糧倉，公共食堂糧倉一律封存，上交國庫。又組織社隊幹部，帶領武裝民兵，挨戶查抄。先是“坦白交待，自查自報”。報不出來就“辯論”。再不交糧就抄家。各社隊都奉命派幹部來參加現場取經，然後回去照此辦理。社員斷不斷糧，餓不餓死沒人管，反正回家要的糧食一斤一兩都不能少。

麻城縣委第一書記吳德簡就在反瞞產大會上兇狠地交待下來：“國家的徵購任務，一斤一兩也不准少。少了一兩，黨籍干籍一齊拿。你不拿糧食，我就拿你的人！”全縣在這場運動中，打死逼死67人。“反手後糧”運動的結果，把社員口糧，及部分公共食堂糧食一掃而光，加劇了大饑荒，造成更大規模浮腫死人。

社隊幹部更為惡劣。據整風材料揭露，三河公社捆綁、吊打、辱罵社員的幹部達661人。其中，平堵山管理區團支書硬說社員曾志文偷了食堂的糧食，派民兵把他抓來，把他雙手反到背後，用繩子把他雙手的大、小手指捆緊，吊起來毒打，背後還壓一塊幾十斤重的大城牆磚下面燒一堆辣椒，用煙熏。直到曾志文4根手指吊斷，人摔到地上，只有出氣，沒有進氣，才讓把他抬回去。

三河公社動手打人的公社幹部（包括公社工作組）5人，管理區幹部11人，生產隊幹部64人，小隊幹部78人。被打的群眾318人，因打致傷的10人，因打外跑的28人，致死的4人。被搜查的社員1014戶，占總戶數的4.6%。亂懲亂罰的有11個管理區,84個生產隊90人,占幹部總數28%,其中生產隊幹部83人,小隊幹部7人,被罰的社員4096戶,占總戶數的19%。

“反瞞產”運動加劇了糧荒。全縣出現大規模逃荒、斷糧、浮腫、乾瘦、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小兒嚴重營養不良情況。僅1959年全縣發現婦女子宮下垂病患者即高達34595人。沒被“發現”者當然不在此列了。

據1961年冬，中共麻城縣委給省、地委的報告《關於一年來農村整風整社的總結》稱：“今年三月整風中所揭發的問題，除政策方面外，幹部作風是十分嚴重的。

據統計：小隊長以上的幹部嚴重蛻化變質的有858人，‘五類’分子253人，他們貪污多占糧食44萬多斤，現金7萬多元，瞞產私分糧食125萬斤，油料一萬多斤，皮棉一萬多斤，打罵群眾946人。破環了黨群關係，挫傷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如白杲公社梁家畈一隊黨支部付書記李安恆，從三月到八月，共捆打吊罵社員幾十人，捏造社員董純紹偷他的皮包一個，人民幣60元。首先派民兵到董家進行搜查，又親自動手用扁擔毒打一頓，苦打成招，逼着賠款20元，棺材一個，衣服一件，共折人民幣37元。董因受傷過重，被打後一個月就死了。6月18日，又以反偷盜為民，組織非法鬥爭，將偷走救命的婦女抓來，一次打7個婦女，有的打得不能走路。群眾罵他們是‘國民黨’。通過整風，發動群眾訴苦鬥爭，將李逮捕法辦，人心大快。各公社都根據揭露問題的情節輕重，分別進行了黨內的和行政的處分。

1960年至1962年,省、地、縣整風整社，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組，收集了大量幹部問題材料，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權力的現象，是權力者對社會成員的支配和控制，權力的本質，則是權力者對社會產品的支配和占有。當社會整體利益還感召着權力者們面向即定目標時，權力支配的利益也會朝向此際。當大躍進理想主義破產時，權力支配的利益必然趨向二元化——權力系統和權力者本身。暴力推動工作，腐敗浸透幹部。

糾風整社中被揭露整改的幹部腐化墮落問題，廬山會議後則如洪水猛獸，捲土重來。

一位整風整社受到黨紀處分而一直喊冤的幹部，曾這樣對筆者辯解：“當時的情況很複雜。前幾個月的整社，幹部認識到了錯，辦了糊塗事，傷了社員的心，也想把工作做好。但廬山會議後形勢跟白色恐怖差不多，誰還敢堅持原則講真話，批鬥、吊打、勞改等着你。當時的中心工作，就是搞糧食，交徵購。下面又沒糧，怎麼辦？只好昧着良心辦事，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形勢那麼緊，糧食那麼難，當幹部也有妻兒老小，利用權力搞點多吃多占，也是人之常情，不然也跟社員一樣忍飢挨餓，那不多占點，就逃不脫浮腫死人。為了保命搞點吃喝錢財，我看遠比現在的幹部好得多。”

廬山會議後,幹部隊伍墮落到如此境地：貪污腐化，多吃多占，巧取豪奪，魚肉百姓，只是為了危機中的生存本能。大躍進的理想主義，在他們心裡也蕩然無存了。

按照後來整社，“三反”和社教運動的揭發材料及我們的調查所顯示，幹部腐敗，從1959年下半年更加泛濫，到1960年上半年橫行無忌，下半年有所收斂，1961年以幹部“五風”為目標後，大量問題被揭發出來。

1961年，麻城縣委組織部在一份報告中寫道：“幹部中普遍存在特殊化，以權謀私和貪污行為，開小灶貪污公款，私分糧食成為尖銳問題。有的人見錢手癢，見物就拿，見吃喝就張嘴，用公款如用自己腰包。社員反映最激烈的問題，就是食堂斷伙，浮腫死人，小灶都天天大吃二喝，酒肉不斷，全縣67%以上的公社、管理區、生產大隊一二把手，小灶常年不斷。”

幹部不僅多吃，而且多占，往家拿。1960年春節，宋埠公社7名主要幹部，從食堂小灶拿走牛肉25斤，豬肉118斤，糧13.5斤，油70斤。1960年10月至1961年4月,白杲公社幹部,從生產隊平調的牲口中,殺老弱病牛6頭,豬58頭,羊22口,雞1750隻,鴨630隻,以招待客人、開會、打牙祭為名,大吃二喝,集體私分。有的幹部竟把配給浮腫病，乾瘦病人救命的營養品和救濟糧，貪污私分，宋埠公社60%的營養品被私分。”

據1960年開始的農村“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整風運動揭露，湖北農村大隊、小隊幹部中，貪污多占的達23%，平均每縣隊幹部貪污多占15萬元，打罵群眾嚴重的約占5%。而據省里大大縮水的材料，弄虛作假的長期吃小灶的占10%，不勞動的占7%。1960年2月湖北省委上報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三反整風運動的報告》，認為湖北省農村幹部30%——35%變質了，“主要是手腳不乾淨，強迫命令，弄虛作假，‘吃小灶’，不勞動等。群眾意見很大。”群眾批評說：“有的幹部是三子：穿的衣服公子，做起事來象戲子（做假），吃起飯來象月婆子（產婦）。”又說：“有的幹部是三化：生產指手化，匯報說假話，生活小灶化。”麻城縣宋埠公社大塘角管理區五隊的貧農們寫了一張大字報說：“幹部大不該，貪污又抹牌，小灶天天開，超支個個來；生產不領導，躍進從何來？要求上級黨，快快做安排。”

60年春荒，麻城流傳一首順口溜：“幹部家裡人不死，食堂家裡不死人，糧店家裡死不了人。”而廣大社員則衣不遮體，腹內填草，村村死人，戶戶浮腫。

飽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有權有勢，就有錢有糧。幹部“也是人嘛”，沒有制約，便乘機大發災荒財，貪污之餘，用糧食換社員私藏的金銀首飾，大洋、元寶。有的好色，用小恩小惠，用幾十斤甚至幾斤糧食，就脅奸一個婦女或大姑娘。更可憐的是男人在外的軍屬，家無勞力，生活更苦，一些女人便成為幹部勾搭成奸，或長期逼奸霸占的對象。麻城縣27名幹部為此受到黨紀國法處分。

隨着全國性社會危機的嚴重加劇，在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統一布置下，1960年4月開始，麻城縣逐步進行了整風整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反五反”運動……以期挽救局面。

麻城縣委的“三反”整風運動重點，定在白杲公社。湖北省委、黃岡地委和麻城縣委，派出精兵強將組成三級工作組，發動和開展“自下而上的、以群眾揭發檢舉為主的“整風運動，中心工作是整頓幹部作風，解決社員困難，落實生產生活。

白杲公社是麻城幹部“五風”最重的災區之一，也是省委、地委、縣委整風的重點。

據中共黃岡工作組於1960年9月25日《關於白杲人民公社開展整風運動的檢查給地委的報告》稱：白杲公社，自春季解決幹群關係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以來，各級幹部作風有很大的改善。“但從這次檢查情況來看，部分幹部作風轉變仍不徹底，在工作中還存在嚴重的強迫命令作風。如全公社小隊長以上的幹部有3163人，犯有捆、擁、吊、跪、打等錯誤的就有333人，占幹部總數的10.8%。其中公社幹部6人（包括公社抽調的工作組幹部在內），占公社幹部52人的11.5%，管理區幹部11人，占管理區幹部86人的12.7%，生產隊幹部168人，占生產隊幹部653人的24.1%，小隊幹部154人，占小隊幹部4323人的6%。

從各級幹部的違法亂紀情況看，捆、吊、打、跪 、罰群眾的有10個管理區64個生產隊158人，占幹部總數5%，其中公社幹部（包括公社工作組）5人，管理區幹部10人，因打外跑28人，致死4人。被搜查的社員1041戶，占總戶數的4.6%，亂懲亂罰的有11個管理區84個生產隊90人，占幹部總數28%，其中生產隊幹部83人，小隊幹部7人，被罰的社員4096戶，占總戶數的19%。”

從幹部違法亂紀的情況來看，也是十分嚴重的。

如明山管理區，有6月間，因麥收產量由350斤降為240斤，總支認為有瞞產水分，在6月2日總支委員會後，由總支書記王坤義和黃世發等領人，分頭到工隊，對全隊232戶進行大搜查。全區除4隊的25戶未搜外，其餘1002戶全部被搜抄。幹部們是見糧就抄，見食物就拿，共抄走小麥4791斤，大麥637斤，元豆522斤，大米324斤，薯粉56斤，食油16斤，二隊的王婆婆正燜一罐子豆子，也部幹部們搜出吃掉。氣得61歲的老人痛哭一場——老人全家已好久沒吃過一餐飽飯了，好不容易連借帶求人的弄了點豆子全部抄走吃掉，往後的日子怎麼過！

夫子河管理區7隊一位社員小孩偷麥，生產隊幹部到他家大抄家，搶走布料14.5尺，水桶一擔，糞桶一擔，水瓶一個、蜂箱一個，磁缽2個，被子兩床，蚊帳一床，公債6元，扁擔一根。家中只剩下一張三尺寬的床，和抄拿時被小孩哭下來的一個鼎罐。全隊對小偷小摸的罰款，合現金18185元，公債3819元，罰走沒收的有牲豬52頭，羊79隻，兔子27隻，雞鴨20隻，小牛一頭，球鞋28雙，熱水瓶18個，布料400尺，曬罩16床……（字跡已不清——引者）大麥128斤，棉花46斤，鐵銃一根，丸罐46個，其它物件456件。

更為嚴重的是目無法紀、侵犯人權，任意體罰群眾。如麻溪河管理區團總支書記談自榮，在9隊工作，說4小隊有瞞產私分，在一次群眾會上，到會30餘人，被他罰跪的有小隊長王光力等12人。談自榮領頭高喊：“反對瞞產私分！”“打倒小隊長王光力！”逼迫承認瞞產，一直鬧到半夜才過去。

公社幹部袁正龍，因婦女張國珍等4人偷谷，即進行非法鬥爭，不但將4人毒打罰跪，還叫團支書彭全川用谷捏手，因體罰過重，致使張國珍身懷一個多月的孩子流產了。另外，該隊婦女呂三春等2人，在打穀時，把兩籃稗子拿進公共食堂，被財經隊長蔡紹安發現後，即把呂毒打一頓。打後，呂三春跳到水塘自殺。蔡紹安不但不救，反而讓團員陳從美下去，揪着頭髮，往水裡連淹多次。拉上岸後，蔡隊長又是一頓毒打，並下令：“衣服不干，不准回去！”因傷勢過重，致使呂三春從8月4日到現在臥床不起。

麻溪河管理區第四生產隊隊長，因讓社員朱長本出工，而朱因人不舒服與隊長發生糾紛。第2天就罰他割草500斤，必須完成任務，否則全家人停伙扣飯。結果朱長本未完成500斤任務，全家人停伙十天，隊長還說：“你再要調皮，就要扣死你！”結果朱在7月2日投繩自縊而死。

在白杲公社黨委的重點梁家畈管理區，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由於受上級領導人包庇，李安懷等12人嚴重違法亂紀的幹部不予處理，反而重用。李安懷在1959年整社時，就因在水利工地上嚴重違法亂紀，吊捆毒打群眾，受到處理。下半年又當上黨支部副書記和管理區主任，而違法亂紀行為更加嚴重。黨員幹部戴定法在夫子河管理區第七隊蹲點，不到一月，就毒打社員8人。李安懷分工在11小隊蹲點工作，先後捆打4人，致殘1人。

公社黨委副書記鄭明在夫子河管理區蹲點工作，在8月底召開的一次總支委員和支部書記會議上，就動手打完成任務不好的幹部2人，並要參加會議的幹部“好好看看，學會完成黨交給任務的工作方法。”在同日的另一次總支委員和支部書記會上，因人沒到齊，就罵總支書記彭其祥的娘。

麻溪河的社員說：“大躍進幹部們口口聲聲要改天換地，搞啥子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大堂沒見麼樣子，幹部個個都象閻王、判官，我們社員只差下油鍋、過火山了，比過閻羅殿還難哪！”

這就是“天下第一田”所在地的歷史寫照！

1960年2月開始的農村“三反”整風運動，湖北省委又把麻城定為重點，工作隊已經下去蹲點了。但與此同時，原黃麻起義的將軍和高幹們，接連來電來信，反映和詢問家鄉災情，請省委給家中親人老友以救濟補助。為避免刺激他們，認真掂量後，湖北省委研究決定，改變典型，另劈新路。麻城終於從“樣板田”的位置上隱退了。

十三、 “有幸莫當樣板田”

“反右傾”和“更大躍進”運動不到半年，1959年冬糧荒連着1960年春荒，如雪崩般鋪天蓋地席捲全國。中央決定，立即開展全農村“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以挽救局面。在許多省、市、區仍然以“更大躍進”為中心，還不太清楚如何一手抓好“更大躍進”，另一手抓好“三反”整風之際，湖北的經驗材料已經總結上報。

1960年4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上報中央《關於農村三反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報告說：“我省農村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2月中旬開始，到4月15日止，生產隊一級的整風，已結束的70.2%，正進行的29.8%,預計4月底可基本結束。整風摸底，全省大隊、小隊兩級幹部94.7萬人，約60—65%是好幹部，30—35% 幹部本質是好的，但有程度不同缺點錯誤；真正壞分子，包括鑽進來的五類分子，拉出去的蛻化變質分子，不到5%。

報告從六大方面統計了幹部作風和“基層組織不純”問題，並就此進行了統計。“整風揭發問題主要是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及命令風、浮誇風、共產風，及一些基層組織嚴重不純。

初步統計，全省3.3萬個生產隊中，問題較多的12052個，約占36%；問題嚴重的5621個，占17%。這些問題嚴重的隊中，五類分子當權的20.1%，蛻化變質分子當權的18%，富裕中農當權的28.8%。大隊、小隊幹部中，貪污多占的23%，計貪污多占現金1036萬（平均縣15萬），糧食2319萬斤；打罵人嚴重的5%，弄虛作假嚴重的約占5%；不勞動或很少勞動的占7%；長期吃小灶的占10%。

在壞人掌權的地方，簡直就是封建式的、國民黨式的統治。陽新縣三溪公社白揚生產隊副支書明安國，解放前一貫不務正業，參加過會道門，58年通過副社長混入黨內。找個機會把土改時斗過他的老貧農明昌柏打一頓，關38天，明昌柏回家10天死去。又把他老婆、兒子、孫子逼死了。去年以來，他直接間接逼死人命11條，活埋1人，捆綁吊打76人。以‘查瞞產’為名，3次挨戶搜查，沒收群眾糧食和其他食物供他吃喝；敲詐勒索，強迫群眾給他送禮，計246元，480斤糧，其他副食品和用品16種對上面欺騙逢迎、虛報產績，樹為‘紅旗幹部’，群眾恨之入骨，稱他‘活閻王’、‘東洋人’。全隊外逃26戶、70餘人。該隊是縣委委員兼三溪公社黨委書記李延年的重點，幹部群眾幾次反映明安國的問題，都被壓下去，還說是‘立場堅定，鬥爭堅決，這個隊沒有他，生產就搞不好。’經整風揭發，李本人就是蛻化變質分子，娶資本家女兒做老婆。公社公共積累13萬元，被他貪污6萬多元，個人有4部收音機，兩部照相機，價值400多元的自行車，還有鋼絲床，膠皮面的麻將桌。他還拆毀一部全新的康拜因和另兩部機器給他做小汽車。買一部錄音機用錄音向幹部做報告，叫放映隊到他房裡放電影，獨自一人躺在床上看；春節到水庫慰問的時候，大擺酒席，叫文工隊唱歌跳舞給他看着助興。工作上官僚主義，他虛報成績，隱瞞災情。1959年元日—60年2月，他領導的公社死1957人，占死人4.37%，其中非正常死亡387人。”

報告按照“黨的階級路線”政策，把幹部“五風”問題往“階級敵人”身上一推了之，以避免十分敏感的權力體制問題。各地紛紛把把歸結到“五類分子”鑽進來。湖北省委在報告中說，據公安部門統計，公社化後，全省五類分子混入黨內515人，當上生產隊，小隊班幹部8300多人。英山縣南河公社麻園墩管理區紅星二隊支書胡志甫是富農，浠水縣兩次參加工作被開除，到英山又鑽進來。

襄陽地區不完全統計，被開除回鄉的1489人中，762人又當幹部。

幹部和五類分子家屬結婚，也是很大的漏洞。襄陽地區不完全統計，公社以下幹部和五類分子家屬結婚的3800多人，一部分因此變壞。新洲縣鳳凰公社民主管理區第10生產隊長劉家富，打過3人，貪污多占80多元，8尺布票，8斤米票，不在食堂吃飯，59年只做了十幾個工，還私餵一頭牛。

棗陽縣太平公社李崗生產隊鬥爭3個壞分子大會上，群眾鬥志昂揚，幾次宣布散會都不肯散，最後自發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人民公社萬歲！食堂萬歲！

鄭陽縣景陽公社是一個重災區，黨委書記魏光才總是向縣委報告生活安排好了。最近縣委下去檢查，發現非正常死亡一千多人，群眾沒有吃的，公社卻蓋了26間樓房，過春節時丁幾個公社幹部吃了200多斤豬肉，50斤羊肉，50斤魚，50斤酒，還放了40多元錢的鞭炮。有一個社員餓急了拿了一點公社的乾飯吃，黨委書記親手吊打。當陽、遠安兩縣初步調查，11個公社從生產隊無償抽調的東西有耕牛742頭，騾馬驢303頭，豬887頭，羊211隻，鴨174隻，大中型家俱1114件，馬車板車465輛，房639間，現金16000多元，糧63000多斤，耕地6250畝，還抽調2196個勞力到公社農場。

此時，毛澤東的興奮點還在“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高潮”，對於湖北省委的報告，毛澤東一反往常，並沒有親筆批示，而是由中共中央轉發各省、市、區黨委。

1960年春荒以後，全國各地的糧荒災病報告一浪高過一浪湧向中南海。毛澤東終於向現實做出了心不甘、情不願的讓步。“更大躍進”至1960年夏收前後偃旗息鼓，無聲而終。1960年夏季全國農村正式開場的整風整社運動，標誌着毛澤東寄予奮鬥厚望的大躍進最後一絲希望也破產告終。湖北省委在中央新的精神和部署下，進行着新的努力，準備着新的報告，並且不斷地得到毛澤東新的批示，新的重用……….

不過，儘管麻城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1961年開始，中共湖北省委卻不再拿麻城做典型、寫材料、樹形象了。典型在於領導樹，何必去刺激黃麻起義的元帥，將軍和高幹們呢？

麻城民眾喜乎？憂乎？但麻城縣的幹部，卻踏踏實實減輕了精神上壓力。在1961年以後，凡湖北省委在整風整社、三反、五反、社教、四清運動中報中央的典型，那裡的班幹部都會因自己對民眾造孽而付出大代價。

但幹部作風問題並沒有就此終結，民眾的苦難並非就此熬出頭。

1962年，麻城縣陳縣長聽到八屆十中全會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精神，即到中一公社布置要找那些投機倒把分子（做小買賣）和“地富反壞分子”進行鬥爭，說是“看看群眾忘了鬥爭沒有？”中一公社幹部怕縣長說他們“右傾”，立即發動鬥爭。先斗“地富反壞”，後轉向貧下中農和一般社員。由開會鬥爭到罰站、罰跪、捆綁、吊打等，一個多月中斗139人，捆、打、吊、跪82人。

陳縣長又從中一公社跑到白杲、鐵門、宋埠布置“階級鬥爭”。白杲區斗20人，除9人經區委批准外，其他都由幹部圈定，抓來就斗。“階級鬥爭”運動雖只搞了半個月，即被縣委制止，但造成嚴重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縣11個區，鬥爭331人，其中被打21人，捆綁65人，吊打3人，罰跪42人。按成份論，地主54人，富農50人，“反革命分子”1人，“壞分子”2人，貧農15人，中農9人。湖北省委在一份匯報材料中，將此案作為幹部違法亂紀典型上報，中共中央批發全黨。

從廬山會議“掀起更大躍進”，到1960年4月整風整社的7個多月中，麻城縣人民直接承擔的災難，從縣委一份縮水的統計材料中可見一斑；死亡15300人，浮腫、乾瘦、子宮下垂等病人127836人。三河口公社因飢餓死人2447人，占該社總人口7.8%。其中,八磊石管理區7個月中死亡631人,占人口28%。

1960年12月6日，中共湖北省委在麻城縣三河口公社開展反“五風”試點。麻城縣委召開全縣幹部擴大會議，整風16天，麻城縣幹部“五風”才開始全面剎車。

這一年，全縣浮腫、乾瘦、紫紺、婦女子宮脫垂、閉經五病劇增。縣委、縣政府組織搶救，抽調一千多醫務人員，40多名幹部建臨時醫院263個，收治病人25491人。

因為是革命老區，黃麻起義發源地，湖北省委調撥了一“營養品”和糧食，來搶救災民，治癒了一批浮腫、乾瘦、紫紺、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下垂、閉經等病人。又考慮到麻城特殊地位，1961年地委調整了麻城縣的徵購糧。自大躍進以來，“天下第一田”所在麻城縣人民才第一次從省委的“重點”中得到好處。重點樣板田是幹部的希望，重點照顧才是百姓的實惠。

1958年到1960年，麻城縣人口統計，告訴了我們大躍進•苦日子年代，麻城人民受害的大致程度：

年份 總人口數 死亡人口
1958 703859人 11254人
1959 679819人 15269人
1960 672781人 16362人
1961 691400人 19850人

資料來源：黃岡地區革命委員會《國民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5）》

這是文革年代公布的大大縮水的統計數字。查閱公安部門存檔的資料，從1953——1957年，人口正常死亡每年六七千左右。

而大躍進至苦日子，包括老、弱、病人的死亡都直接與飢餓勞累有關。另據《麻城縣誌》，大躍進這幾年，麻城年均死亡15816人。

依據有關材料綜合統計，麻城死人總數約在5萬多人左右。而據1962年麻城縣委關於整風整社工作總結的草稿，和趙金良檢討書的草稿來看，麻城縣因飢餓、勞累、疾病、自殺而死亡的人數，約在七八萬左右。後來正稿中刪去了這份數字。

大躍進還造成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土地大量荒蕪，耕畜大批死亡，生產工具大量破壞，房屋大部損毀，群眾生活用品大量毀失，糧食生產嚴重滑坡。從下表我們可以看到糧食生產的大略情況：

糧食播種面積、產量統計表 《麻城縣誌》
年度 面積（萬畝） 單產（公斤） 總產（噸）
1953 119.02 172 204930
1957 121.4 189 228960
1958 115.06 186 213625
1959 101.32 164 166045
1960 133.56 161 214390
1961 153.55 138 211820
1962 138.4 168 232730

從表中可以看出，大躍進年代的糧食畝產,僅相當於戰亂之中1949年的生產水平,而那時農民根本沒有雙季稻等等的生產強度和成本。大躍進，“躍進”到了戰亂經年也不如的境況，人民群眾，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一位麻城縣原領導曾給我許多幫助，結束麻城縣的調查採訪時，我們就“天下第一田”及麻城大躍進•苦日子一系列事件做出長時間的交流。聽我談到“三反”後，省委改換了樣板田，沔陽事件省委又搞出一大堆典型的時候，這位退下來的幹部苦笑着說：“不是搞樣板田，麻城大躍進和苦日子能搞得那麼慘？有幸莫當那個樣板田，麻城百姓還不會受那麼大的罪哩！”

0進步力量

毛把經濟搞的一塌糊塗.

0阿發5574

瞎搞

地球也就這裡可以這樣亂了來, 我想非洲黑人也不會這麼瞎聽話.

十四、 省長哭請緊急救援

麻城告急！黃岡告急！！湖北告急！！！

湖北人民群眾的生活陷入了空前悲慘的境地。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至1962年，湖北省浮腫病、乾瘦病、婦女子宮脫垂、閉經等病人累計1493多萬人，外逃270多萬人，斷糧斷炊占公共食堂總數近20%。數百萬人死於饑荒！省政府把省里庫存的餘糧，火速運往最困難的地方。然而，車薪杯水，無濟於事。

省長張體學流着眼淚，以湖北省委的名義，給中共中央和李先念打長途電話，哭請緊急救援。

“先念同志，我真沒有辦法才向你匯報啊，我是來向你要糧食的，天災人禍，湖北在挨餓哪！”

“啊！”

“中央怎麼批評，我都接受，可一定要給我們糧食.......最近我到下面走了一趟,看到老百姓在餓肚子,看到那些在戰爭年代支持我們的老蘇區的群眾餓肚子,我心裡真難受。”他邊說邊流淚：“我沒領導好......現在,給我什麼處分我都沒意見,只求中央支援我們糧食......”

沒兩天,中央給湖北撥來了一億斤供應糧!

多少年以後,一談起大躍進•苦日子，這位原省長就說: “這是個大教訓呀!要講給子孫後代聽,以後再不要犯這種錯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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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阮銀甫為本文提供了部分資料和文字。本文由余習廣負文責。

余習廣 1989年9月 一稿 於 頤北

2004年2月 三稿 於 聖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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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巴巴爸爸

用接受作者調查的原工作隊員的話來說，當年這類神話多了。柚子樹上嫁接桔子,要讓桔子長的比柚子還大。高梁杆上嫁接玉米，聲稱杆上長苞谷，穗頭長高梁。尤其是技術革新會上,那就沒邊了。在領導的“革命浪漫主義”感召下,有的說蘿蔔跟白菜嫁接,上面長白菜，下面長蘿蔔。有人說讓黃牛跟母豬配種,生下的豬有牛大......那年頭,別說幹部,就連積極點的種田人,也都跟發癲似地,胡言亂語,瘋話連篇。 

汗```汗````汗``` 幸虧他沒想到讓大象和母豬配種！荒唐的年代

0九月九喝酒

偉大領袖竟然娶了一個反革命的老婆，更荒唐！

qaz000

0四季白楊

俺再次感謝瘋瘋癲癲兄、京客兄。也十分感謝值班編輯！

以前，俺只知信陽，而不知麻城。
想想現在，生活確是好了很多，但二級分化嚴重，貧困階層的難處非常人所能體味；其次，缺乏安定感，生活就象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怕就怕現在的官員GDP，就是過去糧食產量的翻版。

0便簽

看到前面哈哈大笑，看到後面想哭……

0京客

四季白楊兄:麻城不算什麼嚴重的,信陽事件只是中共中央點名的12大事件之一啊!

0老龐

一個餓死人也不能乞討的社會！中國歷史上最沒人性的時期!!

0老龐

一個國家主席不必經什麼手續就被整死的社會，除了B-52，誰人不是奴隸？！還以為自己是主人了?可悲!可憐!

老龐

0老龐

毛的治下農民比例越來越高。

0老龐

不僅農民要種田，城裡的青年也要下鄉種田。

老龐

和平時期餓死千萬人的統治者，被稱為“大救星”，I服了U，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