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總論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王朝循環正是華夏政治、文化的光明、先進、正確的最好標誌。這是現實性的、比較性的光明，先進與正確；是不能以完美的理想，紙上空談的絕對理念來衡量的。

    西方社會從來沒有一個道義，人民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當權者有“是非、善惡、人性”地管理社會；人民沒有任何物質力量可以和權勢抗爭。所以貴族統治千年不變的、世世代代地傳下去，所以權貴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絕對的獨裁，絕對的黑暗。結果女人的唯一出路是嫁給一個有錢人，平民男子的出路是冒着八死二生的概率到外國去發財。

    西方一直用一套理想的，紙上空談的標準批評、醜化、攻擊中華文明。只要用實踐來檢驗西方自己的做的怎麼樣，只要用實踐來比較中國與西方的差別，是很容易批駁西方的宣傳、欺騙。今天的西方，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是不允許人講實話的，在社會真正起作用的是潛規則。權勢總是輕而易舉操縱多數，而在老百姓的生產勞動生活中，是權勢決定什麼是事實，真假，是非，善惡。

    本文有如下五個部分：（1）總論;（2）中國的王朝興亡循環;（3）西方為什麼沒有規律性的王朝循環;3.1:在思想精神界西方沒有光明、進步、人性的理念;3.2:在現實的物質世界，西方社會的最終裁判者是權勢;3.3：以司法為例看西方社會;3.4:西方社會是不容許人講實話的;（4）人類需要有所忌憚，政治需要理想、精神；（5）西方一直都是用自己都不去做的標準來攻擊中國。

    這些都是我研究的結論。似與社會上的觀點很不同，歡迎大家討論，批評，指正。因為精力有限，如有討論、批評、指正，請到我的文學城的博客。

2：中國的王朝興亡循環

2.1：中國農耕社會生存的方式

    華夏民族以農耕立國，是農耕民族。一個五口家庭，百畝糧田，種蔬菜，栽桑麻果樹，養雞鴨豬羊，一家人的生活雖然談不上富裕，但可以滿足了。這是中國歷代王朝創建時所規劃的，也基本上做到的，給人民的生活。三千年以來，中央王朝都以為人民提供一個基本的生活保障（即土地）為政府的最根本的責任。

    農耕人民的思想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少時，父母養育自己。中年身強力壯，敬養父母，撫育兒女。年老體弱力衰，靠兒子，含飴弄孫，享受天倫之樂。所以中國人生活有保障，老來有歸屬，人生也就有活頭。人生有安有守，所以不求冒險創業，不期大富，修一個好名聲，還有百畝田，留與子孫耕，代代不已。

    中國的王朝是以農耕為天下第一政事。新王朝成立時，因為開國皇帝建立的政府都是強有力的政府，能夠實行中國王朝正統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精神。男子18歲後，政府授田百畝，必須勤力耕種。三年之耕，必須節省而留下一年之用。21歲時，為國家服役一年。在此一年裡全家靠之前的節省過日子。這當然是國家為人民置產，人民要守衛這個國家的思想。但中國的大儒們有更深的用意：在人生的開始，人民必須學會勤勞節儉。不然的話，作為農耕民族，個人是活不下去的，民族也是生存不下去的。60歲還田於政府。此時，必須依靠兒媳供養。兒媳供養父母，只要有一個好的風俗習慣，在全社會實行並不難。儒學的大師們順勢建立了一個全方位的重孝道的社會體制：在刑法，政府褒獎，風俗輿論、倫理道德、宗教鬼神道等。孝是華夏倫理道德的基礎，然後由孝入忠：對皇帝、朝廷、國家、民族、家族、責守盡忠。這就是古人常說的“聖朝以孝治天下”。華夏文明要求人民對王朝忠的同時，也要求王朝替天行道，施仁政，必須為人民謀生計。如果王朝不能替天行道，是要革命的；反動者被人民誅殺，只是殺一匹夫，一民賊而已。這是儒家思想關於國君理論的核心，是肯定王朝循環的。

    農耕是以家庭為單位生產，但要生存下來，卻依靠全社會：如抗旱澇，止蟲獸，抵抗游牧民族的侵殺。所以農耕民族是以有組織的、大集體的方式生存。秦漢以來兩千年的社會模式是：宗親鄉黨，聚族而居，大家守望相助，和睦友善。通常是“民間事，民間管”。有糾紛，肇受兩方自己去找一個雙方都接受的鄉紳去評理，做裁判。一個能說明中國鄉村自治的精神的是吃講茶。選一個公共場所，如茶館，請一位鄉紳做主持。雙方陳述原因、理由；任何人都可以旁觀，可以發表意見、評論，以理以情以法取勝；最後由主持裁決。中國人要的是公平正義，是雙方和全社會的人都能心服口服地接受。任何人（包括皇帝）以任何權威按照任何程序作出的決定，都必須要讓大家能心服口服。這是真正的公平正義，對西方人來說，象天方夜譚一樣不可能。西方文明從古到今在思想、理論上永遠達不到的境界，在現實生活永遠做不到的水準。

    不平則鳴，當民間管不了時，才去見官。從知縣開始，去知府，去知州，去刑部。可以攔路喊冤，直接向大臣、皇親、皇帝告狀，還可以向鬼神述怨，向宗廟陳情。這些都是現實可行的，也是有效的。只要被冤枉的人有決心，是不需要權勢與金錢為基礎，就可以做到。大的冤案總是記在史冊里，讓一代又一代的人指責王朝的荒庸無道，哀悼無辜的冤魂。

2.2：皇帝與政府的職能

    從上述情況可以了解“皇權不下縣”的事實。中國的政府大都是高高在上，但它有一個基本職能就是維護社會公平運行，是在強者（權貴、豪強）與弱者（平民百姓）之間維持公平正義。所以在和平時期，朝廷總是站在平民百姓一邊，阻止強者以權、以勢、以錢、以眾欺凌弱者。

    保護弱者最根本的，同時也是最有效的辦法是保護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只要他們有土地，他們就能活下去。只有在沒有活命的壓力的時候，人民才可能要求公平正義。弱者只要有土地，加上各級政府與皇帝都有維持公平正義的責任，其他的一切問題要好解決的多。在農民的土地問題上，歷代王朝的在它的興衰過程中都走了同樣的一個軌跡：（1）王朝開始時，政府給18歲的男子發放土地，60歲時收回土地；（2）後來，政府既不發放土地，也不收回土地，讓每一家保持自己的土地；（3）然後是不容許土地買賣；（4）當政府容許買賣土地時，很快出現大規模的土地兼併，社會上是出現了大富人。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窮人，流民，盜跖。這時人民造反風起雲湧，新王朝要出現了。這個過程也是皇權興衰的直接反應。其背後深層次的原因是皇帝已經不能號令政府去實行以前的重大政策，必須對現實妥協（即官僚集團，權貴豪強，主導社會的精英，地主階級）。王朝已經不能有效地治理全國了。

    唐朝從租庸調製退變到兩稅制大概用了一百五十年，朝庭給人民發放土地只能堅持了八十年。仔細考察這一段歷史，你就能發現，當皇權逐漸衰落時，也就沒有力量能在豪強與百姓之間維持公平正義。人民必然受欺凌，逐漸地喪失生存權，幸運者成為有錢人的奴僕，混不到一口飯的人為賊為匪。一個王朝不能夠保衛農民的土地時，必然不能保衛農民不受豪強的欺壓。這時候，農民的稅收不斷加重，而國庫的收入反而是減少了，因為財產大多進入了豪強的腰包。沒有了皇帝，農民被權貴欺壓的更重。

    一個重要史實是：同各級的權貴們的獨裁、專制、削剝相比，皇帝獨裁、專制、削剝對老百姓的負擔與損害要小的很多。以皇帝為目標來研究獨裁、專制，是失焦。以田地稅收為例，漢朝的正常稅收是十五分之一，但常常只收一半甚至免收。所以漢唐的稅收一般不超過三十分之一。而漢唐是中國國家與人民都最富有的時期之一。可見中國歷史上重稅收並不是皇室的奢侈，而是進了層層權貴們的腰包。

2.3：誰管皇帝

    皇權高高在上，必須神威嚴厲，才有能力制止一大群權貴豪強的不法。皇權是至高無上的，但皇帝並不是獨裁的。關於這一點可以看二十五史。如果出現皇帝昏庸無道，欺凌劫殺百姓，怎麼辦？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看。一個方面：與同時的西方國家元首、政府整體相比，中國的皇帝、王朝要比西方明顯的好得很多。可以看文章：《不看歐洲史不知道什麼是無恥》，然後相比較。這還不是最可怕的。西方動輒幾百甚至數千的大小貴族、國君，他們大多是拉一支隊伍，占一片土地，圈一批老百姓，建一座堡壘，然後就在那裡世世代代做統治者。他們一個個象上面所講到的羅馬的皇帝們，大國的國王們一樣昏庸無道，欺凌辱殺百姓。即使如此，還能穩如泰山地將統治權世世代代傳下去，因為西方沒有王朝循環。

    另一個方面：華夏的史實是皇帝所受到監管是不僅多方面的，而且是實際有效的。監管方式有人民內部矛盾與非人民內部矛盾之分。

    皇帝的過失與罪行是人民內部矛盾。秦漢以後，每個朝代都有制度性的對皇帝的監管。華夏文明的道統是這個文明能生存與復興的基礎。憑藉道統，一個小官、小吏、平民老百姓都可以同皇權、政權、神權、民意（即民主決策）抗衡。只要道理在小老百姓這一邊，扭轉乾坤是有希望的。我有一文，舉了一些史例說明歷史上對皇帝的監管:論“小法官推翻總統令這就是美國的偉大！”。在西方，今天下級是絕對不容許為了道理、對錯妨礙上級的私利。好心人Noworry就建議華人練就一身烏龜王八縮頭功，才能在美國不吃眼前虧，立與不敗之地（文章：閒話兩句（25）為noworry辯幾句）。

    還有一點，中國封建社會皇帝專制、獨裁，又從何說起！兩千多年來，“皇權不下縣”，絕大多數老百姓一輩子不進官府，不見官。縣城之下，民間沒有警察（官府的差役）。“民間事，民間管”，老百姓不滿意，可以找政府，找皇帝。官府做的不對，可以再回到民間，評理、議論，可以憑持道統和政權、皇權講理。那裡象今天的美國，警察到處都是，老百姓不聽話是開槍，聽話也是開槍。老百姓被打死後，即使全程有錄像為證，大概率的結果是法院判警察無罪。只要是法院作出的決定，即使不公正，受害人也只能接受，全社會不但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還堅定地相信西方司法公平正義。唐代杜祜的《通典》，及之後都有詳細記載，歷朝歷代都有詳細、周全的規定：租稅，兵役，刑罰，朝廷褒獎，學人考試，官員任用、責任、權限、考核、生降。一這些不是皇帝，宰相說了算，大家都必須按規章行事。規章制度同今天西方的相比，豪不遜色。二這些規章制度既不是那一個朝代制定的，更不是那一個皇帝制定的。中國王朝的通典是在前朝的制度上（就是那個被他們推翻的王朝），由儒學大家與朝廷共同討論增減以適應時代。這些通典同時也是合是非、合善惡、合人性。中國王朝的規章制度、法律有極強的繼承性，它們不是皇帝制定的，也不是為了皇帝的利益制定的，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全體人民。

    皇帝的過失與罪行是非人民內部矛盾。一是換皇帝。當換皇帝不能解決問題時，就換王朝。“君主視人民如草芥，人民視君主如仇寇”，人民根據這個理論要求更換王朝。這是儒家關於政治制度理論的核心。這也是對皇帝的警鐘，但西方統治者是從來沒有的。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人民沒有辦法過日子是皇帝最大的罪惡，是王朝被推翻的最大原因，也是人民廣泛接受的改朝換代的理由。中國的王朝興亡循環背後的深層次的原因是王朝腐朽、沒落，不能正常管理國家了。

3：西方為什麼沒有規律性的王朝循環

    西方文化與文明有一個根本性的，巨大的黑洞：西方沒有一套光明的、進步的、人性的思想理論標準，老百姓可以用來衡量、監督世俗權力，淘汰不合標準的王朝。歷史上，無錢無勢的老百姓在統治者的面前，從來都是弱小的、卑微的，無助的。不論是在物質世界裡，還是在精神世界裡，他們都沒有任何反抗的力量。千年的、穩如泰山的、世世代代傳下去的貴族統治用“權勢決定一切”鍛造了西方社會和西方文明。現世的權勢成為世俗世界一切（人事物情）的最終裁判者時，最後決定他們統治範圍內的事實，真假，是非，善惡。

    我們先看西方文化的政治理論與意識形態，再看西方的歷史事實。我寫的既是西方文化，也是歷史事實，並且同西方今天的現實是一脈相承的，是吻合的。諸位可以用自己的知識，自己的見聞，自己的親身經歷去驗證。

3.1:在思想精神界西方沒有光明、進步、人性的理念

    西方文明沒有華夏文明的道統，代替道統的是神統。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西方社會的最終裁判者是基督教的神:上帝。上帝是有形的，具體的。《聖經》裡清清楚楚地記載祂做的一些事，說的一些話。上帝是至高無上的，祂說的話，做的事是神聖的，絕對正確的。然而只要你讀一下《聖經》，你就發現基督教的上帝與人類詛咒的惡魔唯一的不同就是神的力氣更大，能打贏對手。上帝的行為與道德用任何文明的標準來衡量都是極端壞的。可以看文章：基督教上帝的一些事實。

    基督教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是有罪的，而且那個罪才是最大的罪。人的一切罪（原來的罪加上後來犯的罪）是人類自己不能解決的。唯一的出路是靠上帝。只要一信上帝，人的一切罪不但都解決了，而且不是任何問題。所以基督教徒可以毫無忌憚，做盡一切壞事（最近有一位牧師，發現得了艾滋病後強姦了30名五到十歲的女童，還堅信自己一定能進天堂）。如果沒有信上帝，不論你再好，再完美，也一定要進地獄。上帝是萬物的主宰，祂決定人的思想與行動。所以一個人信不信基督教，也是由上帝決定的。也就是說，誰上天堂，誰下地獄，在很早很早以前上帝就定好了。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上帝要人類絕對崇拜，絕對服從。但祂卻不管人間事，還要求人民服從人世間的一切權勢。人靠權勢作惡，基督教肯定世俗統治者的權力，庇護人世間權勢的一切罪惡。他們的一切罪惡在宗教神學上，在倫理道德上，在文化、風俗習慣上都是站的住的。上帝對人類沒有任何責任，在任何條件下人類都沒有任何權利，任何理由要求、指責、反抗上帝。上帝建立了一個準則，人世間的統治者，也象上帝一樣，既要統治下的人民絕對服從，又不對人民有任何責任。這樣下來，人世間的唯一重要的、唯一起作用的是物質實力：即權勢。你只要能統治別人，你就可以要求他們絕對服從，而且不必負任何責任。西方人在殖民地不就是這麼做的嗎？！

    （1）上帝是不講（實際上是反對）“是非、善惡、人性”的。祂根本不以這一套標準來獎罰人世間的事與情。沒有神的力量起作用，“是非、善惡、人性”在西方沒有強大的精神的力量的支持。它在社會的作用是微弱的。（2）在現實的、物質的利害得失上，統治者並不用它來獎罰人民，約束官吏，自己更不實行。“是非、善惡、人性”與人生前的一切獎罰，與人死後的一切獎罰都沒有關係。它不能對人的言行有影響，也就沒有社會作用。在上帝的天堂，在權勢統治的人間，公平正義是毫不相關的事。必然結果是在西方人的現實生活中，在他們的思想里，是沒有是非、正義這麼回事的。所以在基督教思想指導下的社會沒有“是非、善惡、人性”為核心的政治理論與倫理道德。

    與華夏文明相比就更明顯了。（1）在中國民間實行的儒道佛，作為一種宗教，宣揚的是因果報應。常識如：“福善禍惡”，“禍福之來，必象其德”，“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其核心是佛教的業。在人的生死輪迴里，唯一永遠伴隨着你的，而且是唯一決定你以後人生的禍福的是你的業（你自己的一切行為）。以後的好事，壞事，並不能改變你以前的業，只能再增添新的業，得出一個新的總和。（2）“是非、善惡、人性”為核心的政治理論與倫理道德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老百姓可以理直氣壯地同皇權，政權，民意，神權相抗爭。一部二十五史，處處皆是，老百姓敢於面對權勢，要求公平正義的最大勇氣、最大力量是中國政治理論的道德傳統。當玉皇大帝不願意祂的女兒們嫁給凡人時，小老百姓都堅信玉皇大帝是錯的。當人民確定廟裡的一座神像是做了壞事，人民會敲鑼打鼓地去將祂砸碎的。

    只要仔細分析一下中國社會對讀書人的態度，就有深刻體會。如果說中國文人是主攻社會科學的話，那麼華夏的道統是所有的社會學知識的一以貫之的、唯一的大綱。道統是中國社會的政治理論，哲學思想，神學宗教，倫理價值，司法禮儀的基礎與根據。國人尊重讀書人是源於尊德重賢。要讀書人治理國家，是因為他們講道理，有品德。讀書人不講理，要被天下的人唾罵，所以春秋備責賢者。漢武帝任用公孫弘為丞相，開始了中國王朝的正統：選賢能的讀書人為政府首腦，統領天下官員，實際治理國家，向皇帝、向天下人民負責。中國王朝的理想的運行模式是“聖君賢相”：即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西方從來既沒有這種歷史，也沒有這種文化、思想。誰治理國家？世世代代永遠不循環的貴族。統治者尊重誰？統治者尊重為他們保天下的騎士。隨着西方政治制度的穩定（主要是意識形態的功能），統治者對騎士的依靠減少，統治者對騎士的尊重就跟着同步減少。老師不受尊重，歷史上多半以奴隸身份依附貴族。學生象老師學的只不過是知識，技術，掙錢、糊口的工具而已。既然是為了掙錢、糊口，那麼提供掙錢、糊口的機會的老闆當然比老師重要得多，高貴得多。這個傳統一直保持到今天。在工作單位裡面，能決定你掙錢、糊口的經理要比“民主自由人權”，要比選舉的議員、總統更實在地控制你，欺凌你。老百姓迫於生活，打掉了牙齒和血吞到肚子裡。歐洲、澳大利亞這幾年有很多報道，一些打工的人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自願地、“民主自由人權”地同任何有一點小權力的人們上床。而工人們所拿的只不過是政府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可見“民主自由人權”從虎皮大旗到小老百姓的真實生活，已經沒有什麼實質了。

    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所以中國人尊重老師。由尊重老師開始，培養成一個習慣：尊重道理。所以中國的老師是先教學生做人，再教學生知識。從皇帝（太子），大臣，到老百姓，都是這麼教的，也都是這麼學的。而西方的老師只談知識，根本沒有傳授“是非、善惡、人性”的做人。西方貴族對人民沒有任何責任，卻世世代代永遠統治下去，是不合理的，不正義的。他們要世世代代地統治下去，就必然要反對“是非、善惡、人性”。西方沒有“是非、善惡、人性”是必然的。東西文明的高低不是立見嗎？

    中美在抗美援朝的談判時，中方準備了一大推道理，事實。美國人很簡單，讓朝韓雙方在各自的盟友的支持下打起來，能打到那裡，那裡就是朝韓邊界線。談判，只不過是用“文的形式”找出那個邊界線。想當年，西方列強侵犯中國時，中國的儒學出身的官員們在同西方打交道時氣的吐血，因為西方人只講勢力，不講道理。西方今天的行事準則仍然是一脈相承的。

3.2：在現實的物質世界，西方社會的最終裁判者是權勢

    只要信上帝，基督教不但庇護世俗權勢的一切罪惡，而且讓統治者的一切行為合法，合理，合神的旨意。蘭德的著作在美國的影響僅次於《聖經》，她的觀點就更露骨了。所以西方的權勢階層都是堅定地擁抱基督教。基督教統治帶來了歐洲千年黑暗史。那個時代社會的政治、法律、禮教、倫理道德、文化習俗、哲學都是根據《聖經》決定的。歐洲文藝復興是要從萬惡的神權統治中解放出來。資本主義推翻了基督教統治，自己一掌權，立即將基督教請回來，高高地供在上面，成為資本主義政權的保護神。美國內戰時，南方邦聯的口號是“上帝是我們的辯護者”。為奴隸制度辯護的論據完全出自《聖經》。婦女平權運動中，反對者都是引用《聖經》裡女人要服從男人的話。希特勒在《我的鬥爭》裡說清洗猶太人就是按上帝的意志行事。納粹士兵記着上面刻了“上帝與我們同在”（Gott mit uns）的皮帶，去犯喪盡天良的罪惡。產生這些歷史事實的土壤是以基督教為基礎的西方文明，這個土壤今天並沒有本質改變。

    基督教要求人民屈服於世俗權力，“凱撒的歸凱撒”。歷史中，大大小小的土財主將歐洲分成許多莊園。在每一個莊園裡，土財主就是小號的國王。上帝賦予他們人世間的一切權力。天上的神權從來不管制這些土財主，人世間也沒有一個國王或大財主過問他們怎麼樣統治手下的人民。沒有一個講理的地方（沒有倫理道德），可以勸誡、管制這些土財主。他們是人間一切對錯、一切道理的最終裁判者。大小財主之間會有矛盾，但在對付農奴反抗時他們是精誠團結。農奴們分成一塊一塊的，很難團結一致，不構成有實質意義的力量，所以貴族的力量是壓倒性的，貴族的統治能夠穩如泰山。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英、法、意、美、日等國軍隊支援俄國的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戰爭，就是出於同樣的心態。

    起初，西方成千上萬大大小小的貴族如中國占山為王的土匪，他們是用拳頭決定人間事務。歐洲文藝復興不僅是西方歷史，同時也是全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最偉大的進步。從此之後，西方逐漸由“比拳頭”過度到“數人頭”決定人世間的事務，但就是沒有象中國那樣，用道理、對錯、善惡決定人世間的事務。宋人洪邁《容齋隨筆》談論到秦、漢、唐、宋，皇帝與大臣討論好的，在朝廷上制定的政策方針，詔書頒發全國後。受到小吏或士人的批駁，朝廷收回詔令。小民之所以理所當然地批駁，皇帝也理所當然地改正：道理之所在也。這在西方如同天方夜譚。

    西方從來沒有一個道義（道理），人民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政府（權貴）有“是非、善惡、人性”地管理社會；人民沒有任何物質力量，可以和當權者抗爭。西方有錢有勢集團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絕對的獨裁，絕對的腐敗，絕對的黑暗。

3.3：以司法為例看西方社會

    西方的司法必然與其文化相對應。西方的法律是神聖的，這既是政治規定，也是西方統治者長期以鐵腕手段，以不容任何懷疑的，絕對地鎮壓任何不聽從政府法律行動的成果。中國人到了美國，馬上就學會絕對的，無條件地服從警察（文章：從警察暴打16歲高中女生所看到）。被捧為“神聖的”的西方法律，實際上同神聖一點關係都沒有。如果司法規定以兩方打架勝負判斷案件，西方人民一樣接受司法的神聖性。501年日耳曼規定在審判中可以通過決鬥判定案件。“決鬥法”很快在歐洲普遍實行。直到十二世紀末，英國率先廢除了“決鬥法”。逐漸地直到十七世紀,司法決鬥才退出歐洲的司法舞台。要如何黑暗的社會，要如何高壓的統治，人民連動物都需要的公平正義都不要了，還信奉沒有公平正義精神的司法是“神聖的”。是的，動物都需要的公平正義，都會判斷是不是公平正義；但西方人不需要，也不會判斷。請看一個用猴子作實驗的視頻：Capuchin monkeys reject unequal pay。

    權勢階層按照自己集團的利益制定各種規章制度、法律，無論這些規章制度、法律的對錯、是非、善惡、人性，人民都必須象敬畏神那樣敬畏法律。這就是西方崇拜法律，信奉法律是神聖的起源！西方“法律是神聖的”問題是：在肯定法律權威的同時，將否定道理、違反人性、甚至本身就是不公正的法律正當化。這種文化是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司法只要堅持程序公正就行，它的實質（有一個公正的判決）竟然變成毫不重要。荒唐嗎？其實一點也不荒唐。程序公正神聖化是有權勢的階級在後面長期不懈努力的結果。誰是最大的贏家？能玩得動程序，而且保證它公正，受益的人當然是精英們，還有能讓精英們為他們效勞的有錢有勢的人。所以西方所談論的公平正義同中國的公平正義是兩碼事。我討論過西方司法（西方司法公正嗎？；西方司法公正嗎(2)？；西方司法公正嗎(3)？；西方司法公正嗎(4)？）。

    西方在國會辯論中，在制定政策、爭奪利益中，甚至在司法調查中，否定、攻擊一項政策，一個事件，一個判決，通常是與事件本身的“是非、真假、善惡”沒有關係，百分之一百取決於自己或集體的立場。治理國家的政客將這一點做到極至。民選的政客能這樣做，必然造成一種社會的風氣：所有人都跟着學。這樣做肯定不犯法，也肯定免於責任，當然還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去看內部的操從，各級有權勢的人是跟着政客學。面對任何事實、任何道理，都能找出藉口，沒有道理還氣忒壯為任何觀點辯論。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民主社會的結黨營私與操縱，“事實，真假，是非，善惡”是主觀的，是由態度，利益決定的。這種風氣，甚至已經蔓延到學術界。

    今天，對於90%的美國人民而言，他們的意見（贊成也好，反對也好）對國會立法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是零（視頻：美國政府代表人民嗎？）。這個事實很重要，因為實際上是有權勢的人（1%）控制了法律。他們作為一個集體，將自己集團的利益用法律規定下來，並將為他們謀私利的法律神聖化。西方居然能成功地讓99%的人民接受它，還認為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除了司法，權勢集團是依靠潛規則，是通過人民不得不賺錢糊口養家的生計來控制人民的：即在生產勞動中。對白領，上層人士來說，違背了你工作大環境的潛規則，你就混不下去了，在專業世界找工作更難。不信，你調查一下在西方那些沒有團體在背後支持的，出來講實話的人的遭遇。（1）美國最著名的女記者海倫托馬斯的遭遇。她的遭遇是合法的，合潛規則的，因此有權勢的人可以用同樣的手法毀掉任何不聽話人。（2）澳洲一個牧師Gerald Ridsdale能性近侵一千名兒童。在一個有一點可能伸張正義的地方，一千名兒童，他們的家長，親人，擔心自己的小孩的家長，還有各種人權機構會不去討一個說法？到了這個規模的事情還能掩蓋怎麼久，什麼黑暗不能掩蓋？中國人能知道西方的真相嗎？

    社會學界有一個難題：為什麼西方國家能在民主制度下穩定運行，而其他許多地方引進民主後，就會出現混亂，倒退。一是潛規則。西方民主成熟了，在正常情況下是按照潛規則有效地管理人民。那些偉大、美麗的口號是給外人看的，同人民的生活，特別是生產勞動生活是沒有關係的。要理解潛規則的運行，可以研究日本社會。日本可以引進任何規定、法律，但日本社會總是可以一切照舊運行，因為起作用的潛規則並沒有變。二是法律（即政府）的權威。人民無條件地、絕對地服從法律，即政府通過的法規，即政府對人民的管理。

    同中國相比就更明顯了。（1）中國王朝首先是保證人民的基本物質生活（土地）。（2）國家的權力機構與民間的權力運作都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兩個權力機構是相互支持、相互監督的。在和平時期，總是豪強通常是在合法的手段欺凌弱者。政府是站在平民百姓一邊，阻止強者以權、以勢、以錢、以眾欺凌弱者。皇帝的權威是讓國家有權力對付豪強的聯盟。（3）中國的意識形態，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宗教迷信是高度一致，並強有力地維護“是非、善惡、人性”道統。這個光明、先進、正確的道統的影響之深之廣，請看中國人的一切仙道、龍狐、鬼妖、精怪,它們要修成正果，都是無一例外地要向這個準則靠攏。

3.4：西方社會是不容許人講實話的

    潛規則在西方社會的正常運行中起支配性的作用。與此相對應的是：西方在言論自由的大旗下是不允許人講實話的，內幕運作是極端不透明的。西方發生了那麼多醜聞，奇聞，犯罪，傷天害理的事情，有幾個內部知情人（如果沒有權勢的集團在後面支持）站出來，談真相，更不用說開記者會，出書了。在西方，一個個參加事件的，知道真相的人是不敢講真話的。誰公開，誰玩蛋！這是西方的現實權力結構必須做到的，否則西方社會就不能照常運行。它既維持了西方社會的穩定，也保護了西方社會的腐敗，同時也給中國趕超西方提供了可能。

    舉兩個例子，美國天字一號的事是總統選舉。總統選舉作弊、違法是正常的事，大家都知道，卻沒有人敢揭露內幕。（1）1960年，肯尼迪就是靠作弊贏的總統寶座。在芝加哥，他們動用了黑手黨。在德州的一個小鎮，只有四千選民，卻開出了七千張選票。尼克松因此輸掉了。後來因為水門事件，有二十年的時間尼克松是美國最遭人憎恨的總統。即便如此蒙冤屈，尼克松也不敢公開談論1960年選舉作弊。你又看到那一個參加這次選舉作弊的人站出來開記者會、出書，揭露肯尼迪選舉作弊的。（2）2016年第三場總統候選人辯論會，川普說要等到選舉結束後，他才能下結論這次選舉有沒有問題。這不是最正確、最完美的答案嗎？西方不是自我標榜是法治國家？法治的第一律不是要以事實為依據？民主不就是要對權力要監督？那為什麼等到選舉結束後，再評定選舉是否公正，就象是犯罪。辯論一結束，這就成為川普的最大問題（罪行），被西方的和親西方的媒體異口同聲地鞭打、討伐。

    與中國相比，就更明顯了。中國出了事，內部的人，周圍的人，親戚朋友熟人，有類似經歷的人，喜歡評論思考的人，都出來爆料。中國人是熱心傳播。如果可以用來攻擊中國政府，西方的輿論是象着了魔地宣傳。西方的問題，你可曾看到相同的場景？除非是有錢有勢的團體在後面支持，否則內部人是不敢出聲的。西方社會沒有那種土壤，那種空氣讓正氣在人間生存，讓人民敢、能為真理、為是非善惡說話。我們有時看到西方人挺身而出，堅持公正，那是因為雙方不在同一個圈子裡，沒有面對管自己的權勢，是潛規則不管的地方。

    結果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完全錯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也錯了。如王朝循環，黑格爾等西方人知道西方的歷史事實，但他們隱瞞不說。中國人認為人，特別是讀書人，應該有良知，講道理，所以相信西方人的話，先是接受西方文化沒有這樣的問題。再憑着求實求真的精神，發現中華文化的許多問題。然後，然後就是今天這個局面：被忽悠了。

    當人世間除了世俗的權勢之外，沒有任何超世俗的道德、精神、理想存在時，當現世的權勢成為人類的最終的裁判者時，當現實的、物質的權勢，而不是客觀的理論標準，決定什麼是事實，真假，是非，善惡時，一個人除非他有自己的經濟來源活下來，否則他必然要為了生存以“民主自由人權”的名義非常自願地做權勢暗示他的一切。在這個時候，人世間就沒有事實，真假，是非，善惡了。

    社會的風俗習慣，人的倫理道德最後還是同現實社會的獎罰連在一起的。你不相信吧？請看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社會環境的改變，由於道德的衰頹，如影隨形地引起人心的變化。兩漢重孝道，選孝廉，獎孝子。這是漢末家族興旺，魏晉南北朝的高門大族控制中國的直接原因。讀這一段歷史，就能想象西方沒有道統累積幾千年而帶來的黑暗。

4：人類需要有所忌憚，政治需要理想、精神

    王朝興亡帶來巨大的破壞，但腐朽、沒落的王朝如果不被更換，必然導致文明變質，成為黑暗、反動、反人性的文化。所以王朝循環是一種極端手段：正本清源，大清洗後從頭開始。不論是一個個體，還是整體，人類需要有所忌憚，特別是統治者；政治需要理想、精神。這應該是常識。中國歷史有許多記載。

    元清最大的不同是政治理想的不同。元朝征服天下，並不把天下當作一種精神、事業，僅當作生錢的工具。朝廷官吏以橫徵暴斂為政績。忽必烈汗以二百二十萬兩銀子的總數把天下的稅收包給一個回回人，他要的是錢，而不是國家人民。在元朝人分四類，職業有十等。最上層是軍人貴族，後是僧道醫卜（保命的職業），之後商人，這些是社會的上層階級。下面是工匠，農牧民，他們的勞動直接支撐這個社會。讀書人排在娼妓之後，與乞丐並立，因為不能從他們那裡搜刮到銀子（不交稅賦）。不僅僅王公大臣，連地方行政長官都是世襲，等級森嚴，每一個官吏都視下屬為奴隸。工匠和農牧民則等同奴隸，象解放前西藏的農奴制。以漢人為例，禁止打獵、習武、擁有兵器、聚會、夜行。二十家為一甲，設蒙古人為甲主，甲內男女老少任其姦淫。受到時代的影響，元朝高級僧侶享受王公貴族的待遇，墮落到公開娶妻生子，擁地蓄奴，甚至直接參加姦殺掠搶。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風俗的一個最低點。傳統的儒家的政治理想破滅，讀書人精神喪失。請看那個時期有權勢的人與讀書的人的表現，是不難悟道：政治需要理想、精神（也就是說，西方的那一套行不通）。

    日本的歷史是個註解。日本社會與中國相同，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是建立在“天理人倫”上。王朝是“天理”與“人倫”的最主要的聯繫者與執行者。當王朝墮落、或沒有能力行使職能時，人間沒有更換王朝的希望時，人世間就沒有天理了。建立在天理之上的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就是空的，假的，騙人的。社會風俗習慣、文化文明的就會被污染了，人類的良心就很難存在了。研究日本的人都發現日本人沒有是非觀念，對任何權勢絕對服從。我有一文講述了日本社會的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反常現象，原因也在此（為什麼你總是被謎一樣的日本所騙）。

    印度也是一個註解。印度的統治者是永遠不更替的。今天你看到的許多印度權貴家族，他們世世代代統治着那個地方，一千年，兩千年，三千年。這個王朝不循環的國家建立的文化，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就必然是種姓制度，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解釋，才能保護永恆不變的權貴世家。賤民的污賤是會傳染的，他們將不祥傳播到經過的地方，所以他們必須隨身帶一把掃帚，打掃他們腳踏過的泥土；他們必須避免自己的影子碰到高貴的人與物，因為他們會玷污身邊的一切。這一切都是他們的出身決定的。當墮落的王朝不能被推翻，當權貴統治經過千年的定格後，人世間的一切事情與公平正義就沒有關係的，人世間也就沒有道理了。讀世界史，常常令人感嘆、悲哀：原來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三大區域之一（神州大地，地中海沿岸，印度次大陸）的印度竟然走上了以種姓制度為核心目的的社會（即政治、經濟、文化在無形的理論與道德上，在有形的獎罰設施上）。印度實行了人類權貴不循環的最有效的辦法。

    西方同印度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種性制度的實施上，可以從西方的神話傳奇，民間故事，文藝記實中直接體會到：女孩子的唯一出路是嫁給一個王子（有財產的紳士）。可見平民百姓在西方社會是沒有一點點機會的。這就是為什麼在十八世紀時，歐洲的窮人願意做七年的勞役換一張去美洲的船票。而美洲七年勞役之後，他們能夠存活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二十，同十九世紀中國被販賣到巴拿馬的鐵路勞工的死亡率相同。“西方文明猛於虎也”是全社會的現象啊！

    以英國為例，他們能征服全世界，建立了號稱“日不落”的帝國，卻在一個小小的島嶼上不能融合、統一成一個國家。為什麼？世俗權力是合法、合理、合潛規則的專制獨裁者，社會沒有是非、善惡、公平正義。人民對管理者的決定、審判、獎罰不能心服口服，怎麼願意接受別人集團的統一。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吧，在這樣的環境裡，只能做老大，為所欲為，不能在人下，被為所欲為。所以西方世界的每一塊地盤上都是邦國林立。今天宣揚西方文明的大本營：好萊塢，要演戲（實際上是要生存下來），就的陪男的，女的，不男不女的上床。沒有人認為這樣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潛規則的，還沒有講理的地方。如果你有一個攤子，能混的下來，如果你不能做永遠老大，你願意同有錢有勢又強大的好萊塢統一嗎？你手下的人願意嗎？與中國相比，就更明顯了。公元一千年前，周公制禮樂，興教化，華夏以是否“明理守道”為華夷之分，所以中國人能夠建立一個廣土、眾人、多民族的統一國家。豈是偶然！

    世界史大家湯恩比終生研究的結論是：將來統一世界的很可能不是西方，而是中國。那時在偉大的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剛剛洗刷掉“東亞病夫，黃禍，愚昧、黑暗”的帽子。很明顯，湯恩比的結論不是根據中國當時的科學技術，生產發展水平，物質精神狀態，而是中國的文化、道德、思想傳統。習總說：中國人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擺事實，講道理，不要被西方宣傳忽悠。否則我們真以為美國人一邊高呼“人生而平等”，“不自由寧死”，一邊高舉“聖經”和“自由人權”的兩大旗幟，同時還能騰出一隻手屠殺了一億多印第安人，販賣了一千多萬黑人奴隸。這些缺德事就是正宗的“民主自由人權”，是真正的普世價值，是上帝的真愛大愛。

5：西方一直都是用自己都不去做的標準來攻擊中國

    長期以來，西方一直用一套理想的，紙上空談的理論為標準批評、醜化、攻擊中華文明。如果停留在抽象的、理論上的、單方面的研究中國的問題，中國人很容易被忽悠，被坑蒙拐騙。如果理論聯繫實際，用實踐來檢驗西方自己做的怎麼樣,用實踐來比較中國與西方的差別，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在任何一個方面都不比西方遜色。

    觀察西方士兵的民主自由人權，從表面上看，他們可以選最高統帥，真了不起！但最高統帥同他現實的實實在在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呢？那些與他生活有關的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和他生活的規劃、細則，他屁都不能發一個。看每一個士兵的實際生活中，他們的民主人權要比中國差，有調查顯示，美國軍隊的每一個女兵都受到過性侵（軍隊有強姦文化，《時代》周刊報道是三分之一）。那些在戰場拼殺的女兵，雖然非常害怕敵人的炮火，卻更害怕男性戰友的強姦。女兵敢講實話嗎？講了有用嗎？有“民主自由人權”的女兵被強姦後，現實的最好辦法是不作聲。她們絕大多數也是這樣做的。那些拿着槍，提着腦袋上戰場的大兵都敢強姦，還能逼着她們不敢講出來。那種制度下，那樣的人們，對社會上的一般人，能好到那裡去？你自己去想想吧！

    與中國相比，很明顯以選舉為基礎的西方政治制度沒有能解決士兵最關心的問題，他們最低的人權也沒有得到保障。這種失敗幾乎是全方位的，但並不妨礙西方的政治制度被宣傳成最完美、最先進、一點也不需要反思。可以去問西方生活的人：全世界的人今天最關心的是他們的人身與財產的安全。在你的所有選舉中，不管是選出來的總統，還是任何一級的官員，有十分之一的民選政府能切實有效地解決你們的安全問題嗎？恐怕連一個也沒有見到。全世界的人最關心的明天的事是他們孩子的教育。有民選政府能切實有效地解決孩子的教育問題嗎？據我所知：在西方，沒有人會相信他們民選的政府能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所以他們從來不會去等下一次選個好政府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的解決辦法都是，全部是，百分之一百的是：一走了之。搬到一個他們的經濟能力容許他們搬到是好地方（好的治安，好的學校）。再看看，西方所謂的好區的安全與教育，其實連中國的一般水準都達不到。

    西方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是不允許人講實話的。在西方社會真正起作用的是潛規則。今天結黨營私是西方民主社會運行的本質特性。一個人必須擠進實權人物的私人集團，才不會成為圈外人，而進這個集團是必須要通過上梁山的投名狀的過程與考核。這是歷史的，長期的積累的局面。在西方現世的權勢成為人類的最終的裁判者時，現實的、物質的權勢幾乎能一手遮天。看你所在的機構在每一件管理者在乎的事上，權勢總是輕而易舉操縱多數。結果是權勢決定什麼是事實，真假，是非，善惡。重複一遍：今天西方在每一件具體的、管理者在乎的事上，在老百姓的生產勞動生活中，是權勢決定什麼是事實，真假，是非，善惡。這既是西方民主選舉的政客在國家政治中作了榜樣，也是西方文明千年統治的遺產。西方的結黨營私與操縱“事實，真假，是非，善惡”的程度是沒有在西方生活的中國人難以想象的。

    我寫此文，目的不是為中國的帝皇時代唱讚歌，更不是說華夏文明不需要發展，不需要學習西方文明的優點，而是為了讓大家去認識西方的真相，不要學西方的黑暗、反動，不要受西方忽悠而重蹈前蘇聯的覆轍。要西方生活的、有西方經驗的人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評判，要讓其他人有機會知道真相。這才是自由民主人權的真諦。如果話都不讓人講，那我們也應該知道西方的言論自由，只是吹捧西方，謾罵中國的自由。

本文的許多思想、觀點、內容都是學錢穆的，特別是《晚年盲言》一書。我深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