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刚刚收到朋友从国内寄来这篇辛子陵的讲话。此前本人对辛子陵其人其事一无所知，据说他在发表这篇讲话之后招来麻烦。又有人说他是温总的支持者。粗粗读过此文，感到所谈到内容比较有冲击和震撼性。但是本人对此文还没有自己的观点。转贴于此，供大家参考。文中的字体颜色皆原本如此。欢迎讨论。但是本文 并不一定代表本人观点。特此说明。】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 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 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 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 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 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 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 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 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 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 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 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 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 一般局长在500～600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赃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 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 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 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 为党堕落至此一哭! 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 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 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 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13)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 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 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 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