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剛剛收到朋友從國內寄來這篇辛子陵的講話。此前本人對辛子陵其人其事一無所知，據說他在發表這篇講話之後招來麻煩。又有人說他是溫總的支持者。粗粗讀過此文，感到所談到內容比較有衝擊和震撼性。但是本人對此文還沒有自己的觀點。轉貼於此，供大家參考。文中的字體顏色皆原本如此。歡迎討論。但是本文 並不一定代表本人觀點。特此說明。】

   中國政治危機比經濟危機嚴重

   經濟出現危機，政治也出現危機，是不是改革開放搞壞了，搞錯了? 不是。改革開放縱有一萬條缺點也比毛澤東時代強得多，起碼沒有餓死一個人，在比毛時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況下，取消了票證配給制，保證人人吃飽穿暖，生活達到了小康。這是了不起的成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功不可沒。社會主義在解決公平問題上有探索，資本主義在解決效率問題上有成就。兩者必須結合，變成一個新東西，才能建成一個現實的、缺陷最少的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實踐，一種探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掉了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證公平和正義，還是社會主義; 如果丟了公平和正義，就從根本上變質了。我們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謀發展，不丟社會主義旗幟，是要擺脫貧窮社會主義，在更高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上，實現公平和正義，讓人民都過上好日子。我們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問題，導致了權貴集團的孕育、誕生、成長和坐大，他們占有了經濟發展的太大的份額，導致改革共識的破裂。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來幾年的政治決戰是: 或者是黨內改革派制服權貴集團，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公平正義，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權貴集團制服改革派，在中國建立比現在還要厲害的專制統治。進一步剝奪壓榨人民，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引發一場暴力革命。

    中國權貴集團的形成和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官倒時期。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利用“雙軌制”的漏洞，權貴們通過“官倒”即倒買倒賣，把計劃內物資轉化為計劃外物資，賺取差價; 或倒買倒賣進出口物資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斂起第一桶金。

　　二、包攬大型工程時期。90年代中期以後，通過包攬大型工程虛報成本、出賣國家和工人權益提高優惠條件吸引外資、在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國家的和省一級工程中，就有高達40～60%的工程款流進了他們的口袋。1998年以來，中國開始興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國家支付1億200多萬元，而實際僅需7000萬元，權貴們每公里攫取了3200萬元。這樣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僅此一項，承包工程的權貴就掠奪5120億元以上。

　　三、國企改制時期。中共十五大以後國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業引進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股份制;小企業實行私有化。問題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後的國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認為“經營者持大股”是國有企業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權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報》2002 年8月7日發表新華社記者關於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的調查報告：《“新百萬富翁”震盪大江南北》。我們看一位董事長的自述，可知“新百萬富翁”是怎樣“一夜之間”產生的:

    具體確定為國家保留22.5%的國有股;董事長占22.5%的股份，即1125萬元; 職工持股會占20%;外來法人股占35%。這樣，我就成為了名義上的“千萬富翁”。我的1125萬元股份，除自己積累50萬、向親朋好友借200萬以外，第一塊是經營者才能獎金100萬元，第二塊是技術獎勵150萬元，第三塊是職務配股250萬元，第四塊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讓375萬元，而這375萬元期股實際上是以現金分期付款的方式買斷國有資產存量，靠分紅的錢還。這幾年我經常受邀請到上海、山東、四川等地作報告，反覆講經營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萬年才有一次機會。(5)

    這位董事長交了好運，市政府給了他875萬。主事的官員能夠統一認識把這筆錢給他而不是給別人，這是幕後交易的結果。他當然要通過巧妙的方式給官員們送錢，把這個人情還回去。國企改制因為沒有民主監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級政府官員黑箱作業，導致腐敗叢生。通常是政府參與設計公司管理機構，尋找經營者，為國企資產作價，甚至承擔部分債務。由於較大的國企資本存量大難以賣掉，就乾脆由主事的官員將其從“全民所有”“界定”為內部人所有，在內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後的“經營者持大股”。這種類型的改革被稱為“界定”式的改革。所謂“界定”，說穿了就是行政劃撥，這就給官商勾結髮“改制財”留下了廣闊的運作空間。如果主持者是個貪官，為了國企脫困提高經濟效益而改制的這本“經”就被徹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誘惑下，官員們很難潔身自好。只要在領導集團內部按權力身份把利益擺平，政府、人大和黨委一路綠燈通過，大家既有了資本，又有了政績; 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於是形成了受現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護的所謂“利益集團” 。在這種體制下個別人潔身自好是很難的。假定班子裡成員每人200萬股份，十個人九個人拿了，就一個人堅持原則不拿，這個人就很難在這裡繼續混下去。他就成了異類。 “怎麼，你準備揭發嗎?你準備將來上級查處時當堅持原則的代表嗎?” 先找個理由把他淘汰出局。這就是所謂逆淘汰制，在整個風氣壞了的時候，當清官很難，許多不是很壞甚至比較好的幹部是這樣下水的。在處理權貴集團的時候要把這部分人分化出來。

　　現在權貴集團坐大，成了黨的心腹之患。他和共產黨搞在一起了，穿一樣的衣服，在公開場合說一樣的話，都念鄧、三、科這一本經，你很難分清誰是共產黨的改革派，誰是權貴集團成員。

    四、買官賣官時期。這是權貴集團的惡性發展。2001年6月15日，中紀委、監察部召開新聞發布會，揭露了原瀋陽市市長慕綏新、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案件。這個案子的特點是開了買官賣官的先河，有人寫成紀實文學《新官場現形記》。在遼寧瀋陽查處的慕馬案中，涉及16個人是“第一把手”，市長、法院院長、檢察長、財政局長、國稅局長、土地局長、物價局長、煙草專賣局長、建委主任、國資局長等要害部門的第一把手紛紛落馬，新華社記者描述說，“一把手”的腐敗行為直接影響了一個地區和一個單位的風氣。市長收局長們的錢，局長就收處長們的，處長再收科長的，從而形成了“對上送，對下收”的潛規則。買官賣官在一些地區和部門已經司空見慣，“官市”極其火曝。(6)

    黑龍江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領導幹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級幹部，上百名地市級幹部。在馬德任書記的綏化市，有50多個部門領導和70%的縣級領導捲入買官賣官生意。(7)

    國家級貧困縣河南上蔡縣原縣委書記楊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樣明碼標價，財政局長40萬元; 人民醫院院長30萬元; 各鄉黨委書記6萬元至10萬元不等。(8)

    安徽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極致，從鄉鎮到縣直機關，大到鎮長小到婦聯幹事全部明碼標價出賣。(9)

    依靠這些黨棍官僚治國安民，建設和諧社會，無異於緣木求魚。

　官場商業化，必然導致官員劣質化、流氓化、黑社會化。這些官員身上不僅沒有一絲一毫共產黨人或國家幹部的正氣，而且完全喪失了做人的底線。贓官徐其耀，有“教子書”一封，深刻揭示了權貴集團的世界觀: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 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 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10)

    現在揭露出來斂財最多的貪官是廣東省政協主席、前公安廳長陳紹基，雙規後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摺，涉案金額總計人民幣20億元。(11)

    據揭發，最近被雙規的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親口講過：“現在沒有關係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 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據說為了當這個市長他花了3000萬)，我已經投了不少資了，現在已經豁出去了。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長，都願意豁出老本。這些人出錢幫我當官，我得還債呀。” 為了還債，他賣官開出的價格是：“一名區的正職不低於1000萬; 大集團(企業)正職不低於800萬; 一般局長在500～600萬之間。”

　　清末賣官，最大是候補道，地司一級官員，是個社會身份，無俸祿，很少有人能補到實缺。現在賣官是實職，有人花3000萬買市長、省長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撫這一級官員花多少銀子也買不到的。共產黨的天下，腐敗是沒有底線的。

       贓官們道貌岸然的背後，除了斂財，就是搞女人：

　　新華社報導，貪官95%都有情婦，60%以上的腐敗案與二奶有關。有好事者根據真人真事製作“全國二奶排行榜”在網上傳播，有九個“獎項”，揭露了這些贓官的驚人的腐敗：

“數量獎”授予包養146奶的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就是寫“教子書”，把貪污作為當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質獎”授予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學生17人;
　　“學術獎”授予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記載性愛日記95本，製作標本236份;
　　“青春獎”授予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20個情人年齡都是16到18歲;
　　“管理獎”為安徽宣城市委副書記楊楓奪得，妙用MBA知識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揮金獎”得主深圳沙井銀行行長鄧寶駒，給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揮霍1840萬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團結獎”得主福建周寧縣委書記林龍飛，被稱為“三光書記”：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團結”事跡是與22名情人舉辦群芳宴，選出一位芳中之最，頒發佳麗獎，獎金30萬元。
　　“和諧獎”得主是海南省臨高市城管大隊長鄧善紅，有6個情人，生了6個孩子，對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幹勁獎”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長曾國華，面對5位情人立誓：保證到60歲時，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於3次。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以上這些極壞的典型已不是個別現象。五十步與百步之間的貪腐官員已經占了多數。原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中紀委會議上說：“根據中央的考察、調研，不能說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級黨委已經變質，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是不稱職，不合格的” 。(12)

　　請大家注意這個數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兩級黨委已經變質，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不合格，這是吳官正講的呀! 省市兩級黨委班子，人數可能就是幾千人，但這就是操縱我們國家運轉的那隻看得見的大手呀!十個指頭壞了八九個，這雙手還能依靠嗎? 還能信賴嗎?

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溫將領導幹部公示財產的陽光法案提交全會，竟然被否決了。這件事給了我極大地震動。陽光法案反映了黨心民心，如果全黨公決，或全民公決，都會通過的。被否決的事說明，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準確地說是他的多數，不能反映黨心民心，跟全黨已經不是一條心了，跟全國人民已經不是一條心了。這些反對陽光法案的中央委員還是我們的人嗎?還是我們選出來的代表嗎? 作為一個老黨員，我動議：十八大選舉，凡拒絕向全國人民公布財產者，不能當十八大代表，不能當中央委員、候補中委和紀委委員的候選人。省、市、縣換屆選舉也應該如此。

　　走筆至此，我這個老黨員不由得仰天長嘆，為國家腐敗至此一哭! 為黨墮落至此一哭! 現在的縣委書記們不是焦裕祿了! 試問吳邦國委員長，在林龍飛這樣的縣委書記領導下，這個縣怎樣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 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制衡監督，就統一成了周寧縣那樣一種“三光”的局面，即“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 黨都這樣子了，還奢談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優越性，還奢談政治體制改革是黨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權貴資產階級的人數，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導: 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億元以上的90%是高乾子女，有2932人，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如果放大一些他們的社會基礎，家有千萬(人民幣)以上的權貴集團人數約有500萬人。(13)但在13億中國人民面前，他們是微末的小數。在7000萬黨員面前，約占7%。

　　問題積累到今天，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同權貴集團的矛盾。權貴集團造成四大惡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貧富兩級分化使社會矛盾尖銳化，從根本上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基礎; 第二是藉助政治權力強勢壟斷，以發展壯大“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掩護，實行“國進民退”，蠶食和鯨吞民間財富; 第三是反對“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壟斷在自己手裡，成為壓迫、剝削農民的“紅色地主”; 第四是形成了一個拼命反對民主憲政的特權利益集團，以批判普世價值和兩個“絕對”關閉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權貴集團是中國共產黨的掘墓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