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哈維爾和布羅茨基之爭

                               茉莉

            2003年茉莉在捷克與哈維爾總統合影

凡是像本人一樣，從小做“黑崽子”，長大做“反革命”，看夠了親戚鄙夷的眼神，有過熟人相遇假裝不認識的體驗的人，大多會對哈維爾和布羅茨基這一場爭論產生興趣。

貝嶺先生在其《哈維爾與布羅茨基》一文中，介紹了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和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國流亡詩人布羅茨基的筆戰。那是1993年，哈維爾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後共產主義的噩夢》一文，布羅茨基寫了一封很長的公開信，質疑哈維爾的見解，由此引起一場直指人心和人性的精彩筆戰。

這場爭論的導火線，由哈維爾的一個小故事引起。哈維爾說：“記得曾有一段時間，我的朋友和故舊總會在街上避開我，雖然我自己從未那樣想過，但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把我看成他們的良心，如果停下來和我交談，就會感到不得不為自己沒有去反抗那個政權而道歉，要麼就要向我解釋為什麼他們沒有那樣去做，亦或是以宣稱反抗無論如何也無濟於事來為自己辯護。對警察可能跟蹤我的恐懼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另一個原因，和我交談會使他們的處境變得複雜。與其如此，不如就不走近我。這樣既可以省去不愉快的對話，同時也避免了可能隨之而來的迫害。簡單地說，我成了這些朋友的一種不方便，而對於不便最好避開為是。幾十年來，民主世界最主要的噩夢是共產主義。”

簡言之，哈維爾認為朋友故舊曾經迴避他，是因為他們心裡有歉意，因此感到尷尬為難，或者擔憂自己也遭到迫害，由此歸結出：這一切都是共產主義的禍害。

這就是布羅茨基所不能接受的了。思想更為敏銳，對人性認識更為深刻的布羅茨基，尖銳地譏諷哈維爾說：“在我看來，總統先生，你那出名的禮貌，在這裡，似乎沒有為你的事後聰明帶來多少益處，你真的敢肯定人們當時迴避你，僅僅是因為出於尷尬和擔憂──潛在的迫害，而不是因為他們想到那個制度表面上的穩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們之中沒有人把你當成一個被監視的、厄運將臨的人，在這樣一個人身上浪費太多時間是愚蠢的？……難道你沒有想像過他們在黃昏時分對他們的妻子說：‘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維爾。這下夠他受的了。’”

布羅茨基這番話，道出了一個無情的現實：人們並非都像哈維爾所想像得那樣，把被共產黨當局監控的反抗者視為“良心”，因而產生那麽多富於人性的溫情感受：歉疚、尷尬和擔憂，他們更可能有對反抗者的輕蔑，甚至是對失意者的幸災樂禍。

這樣的人性黑洞，就不是只拿“共產主義”做替罪羊，所能完全掩蓋的了。布羅茨基因而一針見血地對哈維爾指出：“人類的邪惡永遠如此。地理名稱或政治術語提供的不是一個望遠鏡或窗子，而是我們自身的影子：即人類消極潛力的影子。我們在世界這個部分於超過三分之二世紀裡發生的事情之廣度，是不能以一個‘共產主義’就可以勾銷的……你所指稱的‘共產主義’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一個人類問題，是我們的種類的問題，因而也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本性的問題。”

在筆者看來，這兩位文學大師的辯論，涉及到一個人性善惡的哲學問題。哈維爾總統把他的那些迴避他的同胞想像得很善良，有點接近中國孟子的性善說，即“人皆有惻隱之心”，也來源於西方哲學家康得的說法：“每個人都有道德感。”

而布羅茨基作為一位特立獨行的天才詩人，對人性持一種深刻的悲觀主義態度，這種態度源自西方哲學對人性本惡的確認。曾經是蘇俄制度下的“文學囚徒”，對政治迫害有過切膚之痛的布羅茨基，希望捷克的前政治犯哈維爾誠實面對人類天性中的冷酷。

但布羅茨基說的只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即人類永遠的邪惡，他沒有看到，哈維爾對共產主義異化人性的這一指控，具有其特殊性的意義。用刺刀和謊言維繫的共產黨制度，造成了人類精神上的紅色恐怖，極大地摧殘和腐蝕了人性，助長了人性之惡。哈維爾所遭遇的事情－－捷克人道德上的屈從和冷漠，這種共產黨國家中人民中產生的“平庸的邪惡”，是與其制度有一定關係的。

200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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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哈維爾與布羅茨基

貝嶺

一，布羅茨基質疑哈維爾

　　文字有時真的奇妙。

　　如果說布羅茨基是一位高智慧的詩人，善以雷霆萬鈞般的文字拷問力量，密集地將他的質疑擲向對手的內心深處。而哈維爾，則好用他政治家低調的老練和思想者四兩撥千金般的不疾不徐從容回應。所以，他們的思想一旦發生碰撞，擦出火花，必將足夠精彩。

　　一九九三年，美國知識界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雜誌《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Books）上，美籍俄羅斯詩人（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Brodsky）針對哈維爾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的《後共產主義的噩夢》（ThePost-CommunistNightmare）一文，寫了一封很長的公開信，質疑作為總統的哈維爾在這篇（他獲得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授予其總統勳章時發表的）演講中提出的許多見解，哈維爾為此寫了回復的公開信，並在信中邀請布羅茨基能約個時間和他見面溝通。

　　作為我此生讀到的最發人深省、也是最精彩的思想論戰，這兩位既有深厚歐洲文明背景，又有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經驗的作家在文字上的一來一往絕對令人神往，而且一直讓我難以忘懷。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到作為總統府的布拉格城堡拜訪哈維爾，在交談時，我特地詢問哈維爾，他後來是否和布羅茨基見過面，並一起坐下來深入探討他們顯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觀點，哈維爾沈吟了一下，告訴我，他還沒有機會和布羅茨基見面交談。看得出來，他對我會關注那場論爭頗感訝異。

　　“可是，布羅茨基已經過世了。”我說。

　　“什麼！他已經去世了？真的嗎？”哈維爾一下子楞在那裡，他驚呆了。

　　“由於心臟病突發，他已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在紐約去世了……”我說。

　　交談在一瞬間凝固了，我那句未說完的話，似乎也僵立在空氣中。哈維爾睜大眼睛望着我，那碧綠色的瞳孔一動不動，透著一種複雜的、讓我難以看透的神態。我也呆在那裡，我和他都被震驚了，但震驚的原因各不相同。他震驚的是，那位真正觸到他痛處的對手過世了，而那場論爭也無從繼續了。

　　我震驚的是，布羅茨基已經逝世整整兩年九個月了，哈維爾竟不知。難道，因為做了總統，他不僅遠離了文學世界，甚至連如此重大的文學事件也渾然不知了？

　　我看着哈維爾，哈維爾則看着正緊張地不知怎麼應付老闆的兩位助手，顯然，他對助手們未能提供關於布羅茨基逝世的消息頗為惱火，可這兩位只知道政治世界的助手，完全不知道布羅茨基是誰，甚至搞不清楚他的老闆究竟和布羅茨基發生了什麼。最後，哈維爾不得不向他們解釋我們這一對話的來龍去脈。我看出哈維爾的窘迫，我不僅觸及了一個敏感、微妙的話題，而且將一個噩耗帶給了哈維爾。

　　我知道，哈維爾這些年病得很重，多次和死神擦身而過。就是在此刻，在他見我之時，我面對的仍是一位大病初癒，面龐浮腫，滿身透著疲憊的哈維爾。

　　那十年，哈維爾所經歷的幾乎都是政治、政治、政治。假如我沒有記錯，一九九六年一月，他深受人民愛戴的原配妻子奧爾嘉（竟和布羅茨基同年同月）因患癌症逝世了。那之後，他經歷著喪妻之痛、肺癌、腸穿孔，多次的高燒，七次入醫院搶救。後來，他還要和他的政治對手前總理克勞斯進行對於捷克未來的重大辯論。也許，他真的無暇知道文學世界裡的任何消息。

二，布羅茨基為何批評哈維爾

　　布羅茨基是一位真正的文學天才，他在十四歲那年就厭倦了任何制式化的學校教育，從中學退學，之後便再也沒有去學校讀書，他是一位天性厭惡權力、甚至專和統治者作對的倔頭，他痛恨謊言，好修理那些自以為是的傢伙。他對詩歌保持着最高的敬意，並將詩視為人類良知最後的庇護所。他早年的詩帶有古典的哀婉，孤立卓絕，沒有一絲雜音。一九九六年一月，他在定居的紐約，因心臟病突發在睡夢中逝世，那一年他才五十六歲。他的遽然逝世曾讓我沈痛不已。

　　布羅茨基逝世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代表俄國在哀悼這位前蘇聯流亡詩人的唁電中，稱他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是繼普希金之後最偉大的俄羅斯詩人。”他痛悔蘇聯將他驅離祖國，稱這是俄羅斯永恆的恥辱。葉爾欽又說，在這之後，我們又沒能及時將他迎回祖國，這是俄羅斯永遠的遺憾。他發誓，一定要迎回布羅茨基的遺體，讓他的靈魂和軀體都安葬在俄國的土地上。

　　在這篇演說一開頭，哈維爾說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小故事，他說：“記得曾有一段時間，我的朋友和故舊總會在街上避開我，雖然我自己從未那樣想過，但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把我看成他們的良心，如果停下來和我交談，就會感到不得不為自己沒有去反抗那個政權而道歉，要麼就要向我解釋為什麼他們沒有那樣去做，亦或是以宣稱反抗無論如何也無濟於事來為自己辯護。對警察可能跟蹤我的恐懼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另一個原因，和我交談會使他們的處境變得複雜。與其如此，不如就不走近我。這樣既可以省去不愉快的對話，同時也避免了可能隨之而來的迫害。簡單地說，我成了這些朋友的一種不方便，而對於不便最好避開為是。幾十年來，民主世界最主要的噩夢是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雪崩般坍塌三年後的今天，另一個噩夢──後共產主義──似乎已取而代之。……”

　　正是這個小故事，和哈維爾推導出來的結論，觸動了敏銳的布羅茨基，看得出來，布羅茨基已對哈維爾關注多年，他讀出了這篇演講里有着某種政治家或政客慣用的帶着取悅大眾味道的“寬宏大量”。布羅茨基當即寫下這封視野廣闊、洋洋灑灑、誠懇但不乏譏誚的公開信，那是一封不僅寫給總統，也是寫給作家同行，甚至是寫給同在極權制度下坐牢的獄友哈維爾的信，布羅茨基寫道：“在我看來，總統先生，你那出名的禮貌，在這裡，似乎沒有為你的事後聰明帶來多少益處，你真的敢肯定人們當時迴避你，僅僅是因為出於尷尬和擔憂──潛在的迫害，而不是因為他們想到那個制度表面上的穩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們之中沒有人把你當成一個被監視的、厄運將臨的人，在這樣一個人身上浪費太多時間是愚蠢的？……難道你沒有想像過他們在黃昏時分對他們的妻子說：”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維爾。這下夠他受的了。‘或者，難道是我誤解了捷克人的個性？“布羅茨基甚至尖銳地指出：”因為一個與邪惡抗爭或抵制它的人幾乎會自動地把自己當成是善良的，從而迴避自我分析。“”人類的邪惡永遠如此。地理名稱或政治術語提供的不是一個望遠鏡或窗子，而是我們自身的影子：即人類消極潛力的影子。我們在世界這個部分於超過三分之二世紀裡發生的事情之廣度，是不能以一個’共產主義‘就可以勾銷的……你所指稱的’共產主義‘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一個人類問題，是我們的種類的問題，因而也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本性的問題。無論是作為一位作家或作為一個國家的總統，你都不應該使用術語來模糊人類邪惡的現實——我應加上一句，術語是邪惡為了模糊它自身的現實而發明的。“

三，哈維爾對布羅茨基的反應

　　哈維爾一讀到《紐約書評》轉寄來的布羅茨基的公開信後，立即在《紐約書評》上向布羅茨基回復了一封短信，信中亦不乏反唇相譏的智慧。他說：“由於你的道德力量和才能，你和其他相對來說僅是一小批的作家，接下了俄羅斯十九世紀偉大詩人、小說家和評論家，以及少數幾個不可壓抑的藝術家，例如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斯坦姆、巴別、佐先科甚至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工作。你嚮往自由，而你贏得了。當你的親密或疏遠朋友看到你為那種勝利付出代價而離開他們走向監獄，他們很有可能會說，他們一點也沒有感到正處於自由所帶來的不方便危險中。說不定他們還由此而獲得了某種見不得人的滿足哩。……”

　　那個布拉格陽光燦爛的夏末上午，我和哈維爾交談時涉及的範圍廣泛，他像是一位和藹的長者，我感受着他的靦腆、輕鬆、幽默感和獲知布羅茨基逝世後的沉重，他那深思熟慮的政治家式的反應能力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哈維爾跟我在關於他和布羅茨基論戰這個話題上的交談是這樣結束的，哈維爾對我說：“其中有討論到本質意義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可是那次的討論並不成功，混亂了，我不把它當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輝煌的部分。”

　　我能了解也理解哈維爾的遺憾。但我從他們的討論中獲得了巨大的快感並由此引發了更多的思考，我確信，作為總統的哈維爾和早年作為劇作家、一個異議份子的哈維爾之間有着差異。對於應該怎樣看待人類、人心和人性？做為作家的布羅茨基和已是總統的哈維爾看待問題的視角已顯然不同。哈維爾雖不是一個喜歡用簡單的文思取悅大眾的人，但哈維爾寫這篇演講時面對的恰恰是大眾，正如布羅茨基所說：“有些事是隨着講壇而來的，不過我們應該抵制它，……”作為總統的哈維爾已不可能將人類的墮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更不可能不留情面地用文字“拷問”那些當年躲着他的老熟人或認得他的布拉格市民。

　　而布羅茨基不是這樣，他昂着頭、目光犀利，從不取悅大眾。他甚至是目中無人的，但他無視的是平庸，是那些忙着抒發泛濫情感的文人，以及目標短淺的職業政客。多年來，我始終無法忘記他的那句名言──“時間只能使邪惡升值”。就像一九九八年秋天，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SeamusHeaney，一九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對我談起布羅茨基時令我動容的說法：“我真的很懷念他。當你在約瑟夫。布羅茨基面前，首先你感到你在接近一個能量的噴泉，其次是一個誠實的噴泉。他從不害怕講真話。但你也是在一個傲慢的噴泉邊，但這不要緊，沒什麼。”

　　哈維爾戲劇性的一生確是傳奇。他成名頗早，三十多歲便已是獲得歐美戲劇界注目的捷克劇作家。一九七七年，他參與起草了具有歷史裡程碑意義的捷克人權文獻“七七憲章”，並成為此一憲章運動的發言人，受到舉世注目。他曾多次入獄，飽受邪惡專制政權摧殘。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他領導了捷克那場迫使共產黨交出政權、溫和如“天鵝絨”般的革命，當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及後來的捷克共和國總統。成為被自己形容為“一個奉善良之命的男孩，以頭部撞擊一座被邪惡之王居住的城堡，直至城牆倒塌，他自己即成了國王，進而英明統治了許多年。”的一個神話。哈維爾當上總統後，在西方世界有着英雄、聖徒、名仕般的光環。這種敬意許多是來自西方知識界對於一位專制政權下受難知識份子不無自卑的傾慕。

四，布羅茨基是徹底意義的“個人”

　　布羅茨基雖也飽受專制政權的摧殘，但他是一個徹底意義上的“個人”，一個絕對拒絕使用“我們”，而只用“我”來思考的人，一個極富個性的“高文化的詩人”（切斯拉夫。米洛什CzoslawMilose語），他對人性的黑暗、人類整體的墮落不僅毫不留情地予以抨擊，甚至還深表憂慮地開出拯救的藥方。布羅茨基告訴哈維爾：“因為除了懷疑和良好的品味外，別無其他抵抗人心粗俗的解毒劑，而我們發現這些東西是融合在偉大文學作品中的，包括你的作品。”他在公開信中建議哈維爾：“你處於一個很好的位置，不僅要把你的知識傳達給人民，在某種程度上還要醫治那種心靈疾病，幫他們成為像你那樣的人。……通過向你的人民介紹普魯斯特、卡夫卡、福克納、普拉托諾夫、加繆或喬伊絲，也許你至少可以在歐洲的中心把一個國家變成一個有教養的民族。”

　　哈維爾未必昏庸，也尚未喪失自我反省的能力，當了十三年總統之後，哈維爾不久前清醒地告訴世人：“這一切其實是命運對我投下的殘酷陷阱。因為，我的確是在一夜之間被彈進神話世界，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年，回到地上，更清楚了解到神話只是人類現實的投射，以及世界的構造絕對不像神話那樣。於是，在從未嘗試成為神話國王，並發現自己確實在歷史的意外中被逼上這個位置之餘，我並未能免於從令人興奮的革命世界衰落到官僚例行公事的痛苦。”

　　對於善好沈思的人，這一直指人心和人性的筆戰，彌足珍貴。而且，隨着布羅茨基的逝去，已成永遠的遺憾。

──轉自《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