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美關係的三個特點

比較而言，現在中美之間的關係則要複雜得多。大致說來，中美關係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中美在戰略核武器方面很不平衡，常規軍力亦差距甚大，戰略上美國對中國構築了C形包圍圈，這些，加上其它一些因素，決定了戰略上美國處於主動的優勢地位，而中國處於被動的劣勢地位。自從冷戰結束以來，人們對於美國的政客或軍頭時不時的對中國發出戰爭叫囂或戰爭威脅，已經習以為常了。美國過去對中國進行過多次直接的軍事威脅或軍事冒險，像93年強行搜查”銀河號”貨船，96年干涉中國台海軍事演習，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南海撞機，和航母闖黃海、南海等等。可以想見，如果中國不進行戰略轉變，美國隨時都可能再對中國進行軍事冒險，比如美國新任國務卿蒂勒森提到的美國可能會封鎖南海諸島嶼，甚至可能直接轟炸這些島礁等。

第二，與中國一邊高叫“韜光養晦”一邊高叫“和平崛起”的毛躁形家不同，美國一邊坐着霸權的交椅一邊警惕地尋找着潛在的威脅者。自從冷戰結束以來，中國，俄國，和“伊斯蘭恐怖分子”便是美國"維穩”的三個主要對象。 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的戰略重點仍然在歐洲。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美國開始把戰略重點轉移到亞太地區，但是，”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911”事件的發生，打亂了美國的部署，美國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反恐”上。與此同時，美國繼續緩慢地進行戰略轉移，一步一步的強化對中國的C形戰略包圍圈。除過加強在中國周邊一系列的軍事基地外，美國增加了航母巡邏的規模和頻率，像航母闖黃海，闖南海等。美國還加強了同日、韓、奧、新、菲、印尼等的軍事同盟或準軍事同盟關係，像日美安保條約原來並不包括釣魚島，現在則擴大到釣魚島及其周邊海域。美國也增強了同這一地區幾乎所有國家(包括過去敵對的印度支那三國，和敵視的緬甸等）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關係。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國際上包括自己的周邊連一個真正的同盟國都沒有。由於當權者的愚蠢，中國硬是將用鮮血和生命凝成的友誼的唯一的同盟國朝鮮，將一個替自己看守東大門的國家，逼成了自己的敵人。中國的封建官僚買辦天生就蠢，可是鄧江胡習在朝鮮問題了愚蠢到這個程度，不說絕後，起碼是空前的，直讓前輩李鴻章蔣介石自嘆弗如。以目前的情勢，如果中美之間發生軍事衝突，可以想見美國會有很多僕從國或同盟國，而我拿着放大鏡找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找不出那怕一個中國的同盟國來。美國深知”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個道理，誘導、操縱、協助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可夫列夫等人，內外夾擊，搞垮了蘇聯。美國對中國更是多管齊下，一方面和平演變，包括在中共上層核心尋找扶持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樣的人物，在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各個領域利誘收買有影響的人物，在社會上大力培養第五縱隊等等；另一方面就不是那麼和平，包括支持台獨、港獨，支持藏獨、疆獨及其恐怖分子，支持法輪功以及民運等等。現在，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倫理道德等等各方面的亂象有目共睹，其混亂程度比當年蘇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情形，只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這些豐碩成果主要應當歸功於以鄧江胡習為首的中國封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也功不可沒。

第三，儘管美國對中國構築了C形包圍圈，準備好了一根大棒（沒有胡蘿蔔），或者借用李敖的話說，抓住了中國的睾丸，但是，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美國並沒有給中國多大的壓力，只是偶爾舉一下手中的大棒而已。這裡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一直在深化改革開放，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美國和西方的最愛。正像當年支持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一樣，美國一直大力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白求恩同志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成他自己的事業，而美國政府也把中國的改革開放當成它自己的事情，其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熱衷與堅持，常常超過了中國人自己，使得一些中國人都感覺到不好意思，“一個外國政府，十分關心我們的改革開放，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呢？” 中國的改革開放，“符合美國的利益”。主要有二點。一是中國當局反覆向美國表白的和做的，即積極支持和維護以美國霸權為基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包括台海分裂現狀；二是創造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這個模式。當年蘇聯解體後，美國人直接指導葉利欽在俄國搞改革；而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改革，據說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到了“決戰階段”，像“三朝帝師”王滬寧這樣的土包子已經是江郎才盡，只會做黃梁美夢了；像劉鶴這樣哈佛培訓出來的官員說到底也還是土包子，最多也就是在西方的故紙堆里翻出一個“供給側”來，實在難堪大任。所以，深改組正副組長習近平和李克強乾脆直接請來了美國人給改革做"頂層設計”。不過，“摸石頭”也好，“頂層設計”也好，在這些封建官僚買辦及其反動文人眼裡，“跟着美國的都富了”，無非就是步所謂的“亞洲四小龍”的後塵，為美國做嫁衣裳，做美囯的跟屁蟲。對於一個老實能幹的奴僕，有哪一個主人再忍心去打呢？老戲中唱的“一日無事打三遍，三天九頓不離身”，那是藝術的誇張，實際當中是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