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幹部子弟紅二代中不愛讀書、不會思考的，都喜歡簡單霸氣、徑情直遂的表達，“有事說事，少給老子來什麼‘哩格隆’”。所以，不管什麼理論，都得像林彪說的，能活學活用，立竿見影才好。他們作為勝利者的後代，就是這種思想方法，立場掛帥，簡單實用和“以成敗論英雄”。

可惜，人家老列、老毛、老鄧、老江提出他們的理論時，想的不是你習核心今天會碰上什麼問題，他們一心想的是解決他們當時所面對的問題。所以，即使是用他們裝點門面，也得繞山繞水，一串‘哩格隆’，讓人不勝其煩。

（二）

如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習核心今天碰上的是什麼問題呢？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怎麼樣不通過改革就保住一黨專政的問題。這是前輩們都沒有碰到過、思考過或着手解決過的問題。所以提前輩們的理論沒用，失去現實意義，反而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反而把習近平思想必須創新才能解決它要解決的問題，弄模糊了。

這就是為什麼習核心在近期的講話中，不提或跳過前人理論。他的核心馬仔宣揚說，習近平思想的實質就是理論創新，有的放矢，另起爐灶，完成他的使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住一黨專政，並通過中美爭霸，將專制制度發揚光大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什麼非得另起爐灶，不能繼承發展呢？倒不完全是為了高大上，當“宇宙偉人”和金正恩比肩，而實在是這幾位前人的理論和實踐，從今天的眼光看，都不算成功，或者只是一時的成功，相對於眼下黨“走什麼路，舉什麼旗”來說，已時過境遷，沒有意義，甚至是負資產。

（三）

先來說列寧主義。網上有個江森哲，習粉，對人們看不起習，認為習志大才疏，一事無成，大為憤慨。江說，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最後落腳為第一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而列寧卻要實現共產主義，所以習不認同，還是要回歸社會民主主義。扯。這個江森哲應是白丁的學生一輩，或學生的學生一輩，道行太淺。列寧主義解決了什麼問題？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國首先勝利的問題。馬克思以前說，只有發達國家（不包括俄國）的無產階級一起起義，革命才能成功。保證這個一國勝利，當然就要對階級敵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思想統一組織嚴密紀律嚴明凌駕於社會的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軍隊，從糧食物資的統購統銷和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中發展出來的計劃經濟等等。這些“共產主義”實踐，今天都已成為浮雲，“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國首先勝利”74年後，蘇聯解體了。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主義政黨-軍隊、計劃經濟、思想控制雖然還在中國存在，但列寧主義的主幹倒了，它要解決的問題沒有解決，俄羅斯大地上正在拆除列寧的塑像，執政的普京批判列寧主義，建“共產主義殉難者紀念碑”，習核心有什麼理由非堅持這個失敗的主義，給戰略夥伴添堵呢？100年前的“首先勝利”，對今天的中國保住一黨專政的實踐已經沒有意義。

（四）

毛澤東思想怎麼也不要了呢？老毛說他一生幹了兩件事：建政和文革。所以，毛澤東思想要解決的兩個問題是：1.怎樣在一個甚少現代工業和資本主義的半殖民地半宗法制度的國家中，通過農民革命，奪取政權。2.怎樣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確保共產黨的統治不會偏離共產主義的實踐。習近平呢，他繼承了老毛開創的政權，不需再“奪取政權”，而是要防止別人奪取政權，毛的經驗用不上。第二點，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早已偏離共產主義的實踐，走資近40年了，習近平不想也不可能把中國拉回到毛的軌道。保住一黨專政，就是為了以權謀私，這正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所反對的。所以，相對於習核心的問題和目標，毛澤東思想正是習近平思想的另一個最大對立面。還有一個當然就是西方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法制。

中國人被 “習核心想成為毛澤東第二” 的似是而非所惑，其實除了對權力的追求和對人民的控制之外，毛、習對理論、道路、制度有完全不同的“自信”。不管農民革命還是文化革命，毛澤東思想的基調是革命，是造反，是觸及靈魂改造人。而習近平思想的基調是堅守既得利益，是維穩，是利用人性怯懦控制人。2015年社科院王偉光想重提“階級鬥爭”，習王掉頭而去——你丫想什麼吶，誰斗誰啊？階級鬥爭的祖宗老毛被封進了水晶棺，而以“唱紅打黑”挑動階級鬥爭的薄熙來，進了秦城。

從以警治國和國家恐怖主義（一口氣抓300多維權律師，以醫療手段處死政治犯）的思路說，說習是“斯大林第二”更接近事實。但斯-習的最大的不同是經濟基礎，計劃經濟換成了市場經濟，黨對民眾、對社會生活的控制力，一下減損了50%以上，習的使命艱巨複雜了千百倍，非得在揚棄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

（五）

那老鄧和老江又哪裡讓習核心不爽了？鄧-江理論解決的問題正好和習近平思想要解決的問題掉個個兒，怎麼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通過可控的“和平演變”建成市場經濟。沒有鄧-江在解決這個問題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就沒有習近平思想所要解決的問題。鄧-江把他們面對的問題解決得“太好”了，以至於現在一黨專政阻礙了市場化改革的制度性深化，市場經濟中滋生出來的權貴資本又在腐蝕着一黨專政，孕育着巨大的社會不滿，鄧-江理論在實踐中走到頭了，再往前，就是蘇聯解體式的和平演變，或者習王心目中的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的法國大革命。現在必須掉過頭來問，在市場經濟中怎麼做，才能一避免轉型，二又保住一黨專政。

從保住一黨專政說，鄧-江時代的認知是，老百姓日子過好了，自會擁護黨。所以他們的理論只是把一黨專政當做隱含的前提，並不特別論述，更不會去從歷史中找什麼“紅色基因”。另一方面，他們的理論雖然迴避政治體制改革，從實質上說卻是面向社會轉型的。老鄧的方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帶動後富，防止兩極分化。可惜只有願景，沒有利益機制、強制措施作保障。老江的方案更“開明”，不分先後，各顯神通，全民腐敗，悶聲發大財，豬八戒踩西瓜皮——出溜到哪算哪兒。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自會變。“三個代表”有一種“全民黨”的內涵，黨囊括所有利益攸關方，從黨內利益多元到黨內民主，再到社會民主，過程漸進可控。所以當吳邦國說“五不搞”時，江直斥“五個都要搞”。以全民黨化解一黨專政，思路奇特，邏輯上卻說得通。所以我說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後的理論創新。前民運的爭議人物馮勝平給習近平上書，如果早個15年，上給江曾，或許還可能受青睞。按沈大偉說，慶親王在胡溫後期還在為習設計政改方案。

人都有歷史局限性，不許人家動自己的奶酪，那你也別想動人家的奶酪。所以江曾下台後考慮的政改方案只能不了了之。現在輪到習近平來動別人的奶酪了，但卻失去了制度轉型的含義，變成純粹的“不服從者不得貪”的集權手段和內部控制手段。

由此我們看清楚了，習之不喜歡鄧-江的理論，是不喜歡它的制度轉型內涵。習王上台伊始，就借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表明了反改革的態度，聲稱不能犯路易十六的“顛覆性錯誤”。習說，我們要保持定力，保持自信，才能實現偉大復興夢想，這背後的動機就是維持現行制度，讓趙家人只摸石頭不過河——你們“老領導”是摸夠了，我們可才剛上桌。所以孫立平說，改革現在處於絕境，向左是極權，向右是共貪。

（六）

習近平上台以後，搞過三個重要文件。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這就是反腐運動的依據。習王在這個看似無害的規定之下，把全黨打蒙，“軟約束”根本招架不住霹靂手段。然後是三中全會的全深改決議，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決議。後兩個基本是形式主義的假招子，甚至背道而馳。全深改，一面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一面以行政手段強制經濟轉型，一面號召股市沖萬點，一面又為金融安全加強維穩，一面吹噓互聯網+“萬眾創業”，一面在民企建黨委處處“姓黨”…全無章法，控制型“改革”，使經濟漸失活力。依法治國就更荒唐，709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打死雷洋，越境綁架，肝癌治死劉曉波，重審香港學運領袖製造出政治犯…踐踏法制，無所不為。所以這三個文件不應從字面上去理解，要從習要達到的目標去理解。

我在此前討論XJP思想的文章中談到，習五年的實踐幹了4件事，反貪、維穩、整軍、造島，效果可疑，不足以支持XJP思想的“霸王硬上弓”。但是聯繫到上述三個文件的“反其意而用”之，聯繫到本文闡發的習的“理論創新”所要解決的問題，你會赫然發現，習這五年，集了多大的權，還有待十九大的檢驗，但他已經在無形中完成了一件事，讓黨的工作重心從1978年11屆3中全會後，再次轉移——從經濟建設-改革開放，轉到維穩保權-對外擴張。

（七）

本文的要旨是廓清XJP思想所要解決的問題，值得正在杜撰XJP思想的栗戰書、劉鶴、陳希們深思。同時，這個要旨，也為觀察習的第一個五年，提供了一個視角。這個視角絕對不支持那樣的想象，即習在第二任期，會突然天良發現，變身為蔣經國或戈爾巴喬夫，帶領中國民主轉型。事實上，這個視角從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證明，習一定會向着這個想象的反面，走到底。

（八）

最後一個問題：習為什麼還保留着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共產主義只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假說，沒有實踐上的指導意義。這個幽靈對一黨專政-以權謀私來說，不構成任何妨礙，而且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永遠是一個不能證偽的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