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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國學與思想爭論的三重境界
送交者: 冼岩 2005年07月07日16:40:1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作者:冼岩

自從5月29日人大校長紀寶成向媒體宣布人大組建國內高校首個國學院以來,“國學
”即成為學術界及公共輿論關注、爭論的焦點。雖然自由派知識分子中也有人支持國學
,但抨擊、非難的聲音大多來自自由派陣營,其理據也主要是源於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
;在爭論中反對之聲最高的袁偉時,更被一些人尊為南方自由派的領袖人物。因此,人
大彭永捷提出了“自由主義者為何頻頻狙擊儒學?”的質問。

人們奇怪,標榜寬容多元的自由主義為什麼會對國學頻出重手。其實,思想爭論很正常
,自由主義的標榜寬容與它對其它學說的窮追猛打並不矛盾。自由主義的寬容,體現在
它主張一種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多元並存的思想、政治格局,在認同這種格局的前提下,
思想者還可能與不同思想在三個層次上發生碰撞、衝突。

首先,作為思想者個人來說,一般會形成一個核心觀念,並以此為中心來結構化自己的
思想體系。不管思想者贊成什麼樣開放、兼容的外在體系,就觀念體系本身而言,都是
排斥異質的。任何思想如果危及核心觀念的中心地位,都會遭到猛烈抨擊。這種思想之
間的自然碰撞,是思想爭論的最普遍形式。

對於已經形成流派、結成陣營的思想體系來說,還有一個話語主導權誰屬的問題,即由
哪一種思想掌握話語主導權,行使對其它思想進行評判的權力,而不是被其它思想所評
判。即使在開放、多元的格局中,話語權也不可能是平等的,總有一種思想體系居於主
導。例如,自由主義支持的就只是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多元格局,而不是其它思想主導下
的多元局面。為了這種話語主導權,主張溫和、兼容的思想也可能與其它思想爭得死去
活來。

一定的思想學術往往還對應於一定的政治主張,一旦關涉現實政治,思想爭論就會變得
更殘酷,更具你死我活不相容特性,由不得你費厄潑賴。在中國語境下,政治之爭往往
不便明言,只能隱於思想爭論背後。正是由於涉及現實的政治主張,自由派對國學的打
擊才毫不手軟。

這就涉及到當前國學界對國學的兩種認同。一種觀點認為,國學主要是一種學術知識體
系,它包括諸子百家等傳統文化,儒學只是其中一個單元,雖然是很重要的單元;實際
參與人大國學院運作的學者似乎多持此一觀點。另一種觀點認為,國學主要是一種精神
文化體系,雖然諸子百家均在其中,但它有自己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是以儒學為
核心的;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蔣慶、陳明。

如果國學僅僅只是第一種,它不會激起如許波瀾,思想爭論將止於第一層次。學術知識
意義上的國學,並不對應於特定的政治主張,不會與其它學說發生政治層面的衝撞。即
使在話語權層面,在現代語境下,這種國學應該也沒有謀求話語主導權的自信,而只是
希望覓得公共言論的一席之地,因此在這方面的衝突也不會太激烈。

自由派的警覺和激烈顯然是針對第二種國學,但他們顯然也弄錯了批評的對象。此次人
大國學院的實際運作者,大多只是第一種國學的認同者,自由派往往要求自己的批評者
區分他們內部的不同支流,但輪到自己出手時,同樣不分青紅皂白、眉毛鬍子一把抓。
當然,自由派的過度反應其實也是一種話語權反應。自覺掌握了話語主導權的自由派要
對思想界的“異動”作出評判,規範其它流派的表現:現在出來的雖然只是第一種國學
,誰知道是不是玩韜光養晦?一旦任其坐大,第二種可能就要乘勢噴薄而出了;不行,
必須先敲警鐘--這就是衛道士心態。

為什麼說第二種國學會引致話語權的全面爭奪並將戰火引向政治層面?這要從第二種國
學的自洽性說起。沒有人否認國學應該包括諸子百家在內的一切傳統文化,但第二種國
學要求儒家在其中占據核心主導位置,它如何來論證自己的這種主張呢?從學術精神價
值而言,諸子百家各有其長,至少儒、佛、道三家難分軒桎,法、兵、醫諸家也各擅勝
長。儒家在歷史上的顯赫地位是政治權力賦予的,由於儒家在政治層面具有特殊的穩定
功效,因此被歷代政權賦予道統正位。所以,儒學要在今天的國學中占據特殊主導位置
,就必須重回權力支持的道統正位,謀求重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理論。

這當然會引致關於思想話語權和國家政治前途的激烈爭論,但引發爭論並非壞事,更不
證明這種主張就不合理。批評者有一認識誤區,以為儒家要求重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就
是主張原封不動回到古代,原汁原樣的禮教又要復辟。實際上,除極個別原教旨主義者
外,大多數當代儒家都主張依據現代性改造儒學,使其符合新的時代需要。遺憾的是,
當代儒家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蔣慶就持原教旨主義立場,而其他代表人物也並沒有
以足夠明確的態度將自己與蔣慶區分開來,反而更多強調彼此的共同性。從處於起步階
段的儒家復興運動的弱勢處境來說,這種做法可以理解;其它流派如自由派在這一點上
更不堪,他們的激進部分更強大,其他人也更不願意與激進者區分立場,因為後者據有
強大的“道義資源”。但是,這種含糊在借勢的同時也必然增強普遍的誤解。筆者認為
,在現代市場社會,當代儒家的主流如果不與“言必稱聖人”的原教旨主義劃清界限,
就難有真正的復興、壯大,這不僅僅是因為外部阻力,更因為原教旨主義必然使儒學內
部的現代化改造徒勞無功。

必須承認,要求儒學重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即政治儒學是可欲的,它至少可以作為當代
中國政治前途的諸多選項之一。確實,這樣的儒學或儒教必然謀求政府支持,如果成功
必然致其它學說於不平等位置。但是,世界上又哪裡有真正平等的思想氛圍?不說在西
方民主國家政府同樣干預思想文化,美國中央情報局更自覺承擔文化部的職能;即使撇
開政府因素不談,大多數市場社會中傾向於資本利益的思想學說總是能夠獲得比傾向於
勞動者的思想學說多得多的資源,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不能說其它的不平等都不可避
免,唯獨儒家的不平等應該避免。當代儒家的主流呼籲政府支持,但反對思想專制,即
主張由儒家主導的多元化思想格局。

政治儒家縱然有其存在理由,但國學沒必要與之重合,國學可以保持一種更開放的結
構。即使國學不以儒家為核心價值取向,它仍然是中國的,它在世界文化中仍然是獨特
的、可以被區別開來,它仍然有自己獨有的精神文化元素。只是這樣一種開放體系,未
必表現為一種嚴謹的結構性,而是表現為內含多元的非線性特徵,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國學為什麼一定要成為一件結構主義的作品?它應該更宏大、更包容,才能有更好的適
應性和生命力。

在最近發生的“鄭家棟事件”中,自由派代表人物徐友漁對國學派建言:如果你們珍惜
自己的事業,對之有長遠打算,那麼一定要保持低調,力戒鼓譟;首先而且長期埋頭做
學問,把對中國大陸傳統文化的補課工作做好,至於那些微言大義、事業理想,等以後
再說--話說得很好,但真要做到極不容易,至少自由派自己就遠遠沒能做到。國學固然
需要補課,自由主義在中國需要補的課更多。當下中國大多數自由主義者憑的只是信
念、熱情,問他們在中國應該如何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實行的後果會如何,如何應對
各種可能的負面效應,絕大多數人都茫然不知所以;自由派精英在海外的“民主試驗田
”也屢試屢敗,但自由派“鼓譟”“微言大義、事業理想”的勁頭卻比誰都足。對此,
人們不能不疑問:他們的信心從何而來?許多人根本就不關心事後的成敗利弊,只是埋
頭起勁向着理念方向“鼓譟”,驅策他們言行的,究竟是理性,還是神性?

“鄭家棟事件”並沒有令國學或儒家蒙羞,否則,世界上所有的學問、學說早就應該被
羞得抬不起頭來。真正不帶觀念或利益偏執的學者都會支持當今國學及儒家的復興,原
因無它,在這個現代性充斥的時代,國學及儒家的精神元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
之道,損不足而補有餘;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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