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两岸的大学生朋友

施化

同学们好！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华人，现在住在加拿大。用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们交流，可能不太合时宜。不过有几句话，真的从心里很想对你们说出来，如果你们觉得不喜欢或不爱听，就当我没说。

事情的起因是最近几天发生在大陆杭州和台湾的那件事。你们也许都知道，杭州的大学生以抗议的方式，抵制了台湾歌手张惠妹参加演唱会。台湾的大学生，也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抵制香港电影明星成龙的新拍影片。因为有了互联网，所以很快两岸和全球的华人就都知道了。

我很欣赏同学们的热情和勇气，不但随即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表达出来，而且迅速采取行动。行动组织得也很不错，在你们自己看来，是成功的，为此你们也许很兴奋，感到欢欣鼓舞。不过我想说的是，做一件事而且做成它，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是要判断它的利弊、价值和影响，就不是那么容易，可能要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我一点也不想倚老卖老，教训什么人，只想平等地和你们交流，告诉你们我自己的经历和后悔。这些话不一定每个过来人都会这样对你们说，但我还是决定说。说出来主要是为你们，部分也是为我自己。为自己临终的时候不后悔。

我在1966年有一个很后悔的经历。那一年我才初中一年级，当时发生了什么，想必你们的历史课本里都有记载。学校停了课，搞“破四旧”，大批判。有一天全班开批斗会，批斗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数学老师黎天慰。黎老师是一个小个子、深度近视、很厚道的资深女教师，据说丈夫好象和国民党有什么瓜葛。当时我突然有一个很“英勇”的举动，当着全班的面，走到她面前，用手指点着她的鼻子大声说：“你在狡辩，你必须老实交待！”当然，这很容易地激起群体的义愤，口号声接连不断。黎老师脸色惨白，厚嘴唇不停地在颤抖。

事情过去了将近40年，直到现在我还在反省自己。毫无疑问她是无辜的，有罪的是我。当时不但没人责备我，还有人赞扬我表现不错，可以参加“红卫兵”了。当时我的确踌躇志满，觉得相当有成功感，可丝毫也没有替对方设身处地想一想：她是多么冤屈，多么孤立无援，多么深感羞辱，她的心一定在那一刻破碎，即便死去也没有那一刻痛苦。她的后半生很可能就由这次创伤而改变，对人生美好的希望将被碾得粉碎，对后一代的热情将化为冰雪……

同学们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小题大作。这种事在那个年代，的确微不足道。可是要知道，因为和我同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学校的一个美术老师被打死了，是被棒球棍猛击头部打死的。打死他的是一个高年级的我认识的同学，这个同学说，“没想到打得重了一点，谁叫他不老实。”和他同样的思维方式，你们应该知道，“文革”中死去的无辜者无法统计。打死一个人就是从践踏一个人开始的，在生到死之间并没有任何鸿沟，差别只是“重了一点”而已。特别是群体一致的时候，一旦突破“人的权利不可侵犯”这条堤坝，决堤的洪水将一直冲到“群体灭绝”才会停下来。人杀光了，不停也得停。历史一直在重复着告诉我这个道理。

你们会说，我们和你不同，我们反对的是一种反动的力量，我们代表正义。我一点也不反对你们想代表正义，正义是每个年轻人都向往的美好的东西。但是建议你们把握一条准则，如果你们为了追求正义，必须要伤害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并没有危及社会安全和他人生命，仅仅不过在思想认识、政治立场、民族认同、宗教信仰上和你不同时，请把这个正义追求暂时搁置一下，宁可不要去伤害任何人。正义是有时效的，而人的生命、尊严、情感的贵重是永远的，不可挽回的。如果不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把你自已的位置和将被你伤害的那个人换过来试试就知道了。我现在意识到自己在黎老师面前有罪，但当时我可自认完全是正义的。知道吗，大陆国台办的官员都说，张惠妹可以继续在大陆演出，你们的正义反应是不是过激了一点？

云南大学生马加爵刚刚被处死。他是另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我认为他精神正常。他是在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毫无保护地被践踏的时候，忍无可忍，铤而走险的，但他罪已至死。和被他杀害的同学一样，他自己也没有人权意识，把别人和自己的生命看得都只有一盏火燭的价值：“人死如灯灭”。他的四个同学死了，他自己也死了，结果怎么样？他们的父母、家庭、同学、亲戚、朋友、社会关系，将要承担多么巨大的痛苦，如果痛苦需要时间来冲洗，又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宁静详和、友谊快乐，补得回来吗？我想这也是加拿大废除死刑的原因之一。

当然，张惠妹和成龙都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多受点委屈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公众人物有影响力，有示范作用。如果把你们的正义行动稍稍鼓励一下，波及开去，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将是你们不想看到的：一群群义愤的年轻人将满街地去围剿 “台独分子”、“亲共分子”，有人反抗，就打一顿再说，不小心“重了一点”，就会打死人。打死人也不要紧，只要为了正义。历史就是这样陷入一个个恶圈。

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下一代，为了下一代的下一代，请认真考虑一下我说的并不中听的话。谢谢。

载于《环球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