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兩岸的大學生朋友

施化

同學們好！我是一個很普通的華人，現在住在加拿大。用這樣的方式來和你們交流，可能不太合時宜。不過有幾句話，真的從心裡很想對你們說出來，如果你們覺得不喜歡或不愛聽，就當我沒說。

事情的起因是最近幾天發生在大陸杭州和台灣的那件事。你們也許都知道，杭州的大學生以抗議的方式，抵制了台灣歌手張惠妹參加演唱會。台灣的大學生，也準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抵制香港電影明星成龍的新拍影片。因為有了互聯網，所以很快兩岸和全球的華人就都知道了。

我很欣賞同學們的熱情和勇氣，不但隨即把自己的思想觀點表達出來，而且迅速採取行動。行動組織得也很不錯，在你們自己看來，是成功的，為此你們也許很興奮，感到歡欣鼓舞。不過我想說的是，做一件事而且做成它，相對來說是容易的。但是要判斷它的利弊、價值和影響，就不是那麼容易，可能要花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我一點也不想倚老賣老，教訓什麼人，只想平等地和你們交流，告訴你們我自己的經歷和後悔。這些話不一定每個過來人都會這樣對你們說，但我還是決定說。說出來主要是為你們，部分也是為我自己。為自己臨終的時候不後悔。

我在1966年有一個很後悔的經歷。那一年我才初中一年級，當時發生了什麼，想必你們的歷史課本里都有記載。學校停了課，搞“破四舊”，大批判。有一天全班開批鬥會，批鬥當時我們的班主任、數學老師黎天慰。黎老師是一個小個子、深度近視、很厚道的資深女教師，據說丈夫好象和國民黨有什麼瓜葛。當時我突然有一個很“英勇”的舉動，當着全班的面，走到她面前，用手指點着她的鼻子大聲說：“你在狡辯，你必須老實交待！”當然，這很容易地激起群體的義憤，口號聲接連不斷。黎老師臉色慘白，厚嘴唇不停地在顫抖。

事情過去了將近40年，直到現在我還在反省自己。毫無疑問她是無辜的，有罪的是我。當時不但沒人責備我，還有人讚揚我表現不錯，可以參加“紅衛兵”了。當時我的確躊躇志滿，覺得相當有成功感，可絲毫也沒有替對方設身處地想一想：她是多麼冤屈，多麼孤立無援，多麼深感羞辱，她的心一定在那一刻破碎，即便死去也沒有那一刻痛苦。她的後半生很可能就由這次創傷而改變，對人生美好的希望將被碾得粉碎，對後一代的熱情將化為冰雪……

同學們不要以為我在這裡小題大作。這種事在那個年代，的確微不足道。可是要知道，因為和我同樣的思維方式，我們學校的一個美術老師被打死了，是被棒球棍猛擊頭部打死的。打死他的是一個高年級的我認識的同學，這個同學說，“沒想到打得重了一點，誰叫他不老實。”和他同樣的思維方式，你們應該知道，“文革”中死去的無辜者無法統計。打死一個人就是從踐踏一個人開始的，在生到死之間並沒有任何鴻溝，差別只是“重了一點”而已。特別是群體一致的時候，一旦突破“人的權利不可侵犯”這條堤壩，決堤的洪水將一直衝到“群體滅絕”才會停下來。人殺光了，不停也得停。歷史一直在重複着告訴我這個道理。

你們會說，我們和你不同，我們反對的是一種反動的力量，我們代表正義。我一點也不反對你們想代表正義，正義是每個年輕人都嚮往的美好的東西。但是建議你們把握一條準則，如果你們為了追求正義，必須要傷害到一個人，而這個人並沒有危及社會安全和他人生命，僅僅不過在思想認識、政治立場、民族認同、宗教信仰上和你不同時，請把這個正義追求暫時擱置一下，寧可不要去傷害任何人。正義是有時效的，而人的生命、尊嚴、情感的貴重是永遠的，不可挽回的。如果不相信，最簡單的辦法，把你自已的位置和將被你傷害的那個人換過來試試就知道了。我現在意識到自己在黎老師面前有罪，但當時我可自認完全是正義的。知道嗎，大陸國台辦的官員都說，張惠妹可以繼續在大陸演出，你們的正義反應是不是過激了一點？

雲南大學生馬加爵剛剛被處死。他是另一個很極端的例子。我認為他精神正常。他是在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嚴毫無保護地被踐踏的時候，忍無可忍，鋌而走險的，但他罪已至死。和被他殺害的同學一樣，他自己也沒有人權意識，把別人和自己的生命看得都只有一盞火燭的價值：“人死如燈滅”。他的四個同學死了，他自己也死了，結果怎麼樣？他們的父母、家庭、同學、親戚、朋友、社會關係，將要承擔多麼巨大的痛苦，如果痛苦需要時間來沖洗，又需要多麼長的時間？一個健康社會所需要的寧靜詳和、友誼快樂，補得回來嗎？我想這也是加拿大廢除死刑的原因之一。

當然，張惠妹和成龍都是公眾人物，公眾人物多受點委屈也沒什麼大不了。但是公眾人物有影響力，有示範作用。如果把你們的正義行動稍稍鼓勵一下，波及開去，結果會怎麼樣？結果將是你們不想看到的：一群群義憤的年輕人將滿街地去圍剿 “台獨分子”、“親共分子”，有人反抗，就打一頓再說，不小心“重了一點”，就會打死人。打死人也不要緊，只要為了正義。歷史就是這樣陷入一個個惡圈。

為了你們，為了你們的下一代，為了下一代的下一代，請認真考慮一下我說的並不中聽的話。謝謝。

載於《環球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