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其榮
    秦孝公即位，以改革圖強而招賢納士。商鞅由魏受招入秦，並為秦孝公重用，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統一度量衡和建立縣制系一系列變革。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為秦統一天下奠定基礎。商鞅變法對此後秦代以後的影響是甚是深遠的，也堪稱法治的典範，至今也為法學界津津樂道。
    人類歷史上，大凡改革必然會觸及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也由此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對。而改革其實質也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這就使得改革不得不面對阻力。而要將改革推行下去，必然去克服阻力，商鞅變法又如何來做到克服這些阻力的呢？那就是向秦孝公借權，因為皇權是最高權力，具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商鞅為了變法，不可避免把皇權擺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把改革中的任何措施直接等同於君王命令，並為違反者制定苛嚴的制度。例如，官吏必須逐字逐句地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在執行過程中，無論誰膽敢對法律的規定增減一字，都要一律格殺勿論，這使得做官的就必須精通法律，特別是其主管事務的相關法律，若有一條背不出來，都要受到懲罰。對官如此，對民更如此，輕者斷手斷足，重者車裂滅族，也是常事。
    當然懲罰只是手段，也非目的，商鞅變法要推行，還得取信於民。商鞅變法又是如何取信於民的呢？這就是歷史有名的徙木立信或稱移木賞金。商鞅為取得百姓信任，在國都市場南門立下一根長約三丈的木杆，招募百姓如有能夠搬到北門者就賞十鎰黃金。百姓剛開始對此並不信任政府，沒有人願去搬木杆。於是又宣布命令說：“有能夠搬過去的就賞給五十鎰黃金。”重賞之下有勇夫，終於有了一個敢吃螃蟹的人，把木杆搬到北門，商鞅立即賞給他五十鎰黃金，以示誠信以此取信於民，接着開始頒布改革的內容。在今天看來商鞅變法博取信任，用的是耍小聰明，不是去說服民眾來取得社會共識，而是不惜採取一些極端和匪夷所思的手段來恩威並重，用的不是辦法的辦法。
    任何為改革制定法律或法規，都存在合理與不合理的內容，但商鞅為樹立法律的威信以便於推行，卻不允許任何人評論。說不好的不行，好的也不行，那些溜須拍馬說好的照樣被他殺掉了。商鞅給出的理由是，法即君命，只能服從，不能評價。說穿了，商鞅所謂變法，無非就是通過權力強制來推行愚民政策，而非依靠人民的信任來支持改革。
    愚民的目的無外乎是奴民，奴民與愚民，就好比狼與狽的關係，狽欺騙設套目的就是讓狼吃人。愚民的目的就是奴民，奴民不外乎是窮民和役民，通過役民達成民窮國富，實現利益輸送。那麼商鞅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一是焚書坑儒，打壓知識分子，商鞅的焚書坑儒可謂是天下一絕，不光禁絕民眾接受教育和評論時政，商鞅還奉行嚴格的掃黃打非，黃和非的東西更被當眾焚毀，來禁了民眾的欲望，一輩子為君王當個無憂無欲的螺絲釘，或勇往直前的衝鋒陷陣者，來實現秦國的強國和富國夢想。再者禁止人民用腳投票的權利，這裡說明一下，秦國當時是一個農耕國家，又因山川之險，河流之隔居民流動很少。商鞅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像是“十伍連坐”社會控制措施。事實上商鞅也是第一個以國家立法的形式，使民無得遷徙以誅愚，亂農之民無所於食而必農。阻斷民眾對國外的了解。在商鞅眼裡，只有秦國與他國，控制外界的信息在秦國傳播，以達成愚民的目的。
    在治吏上，商鞅認為國家任用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也即任用善良之人，那麼民眾就會信任官員而相親相愛；國家任用奸惡之人，那麼民眾就會敬畏君王。因此治吏上非奸勿用，導致社會道德大潰敗。所以，深究商鞅的改革目的無非就是通過愚民以奴民，窮民以富國，弱民眾以強政府，來實現秦國的大國崛起。改革之目的，並非以民眾帶來富足和幸福為依託，通過強國強軍強權來實現秦國爭霸天下的夢想。
    秦始皇在商鞅變法後，如願以償統一了中國。但如此改革，早己民怨沸騰，社會越來越不穩定，到秦朝快撐不去的時候，又出現了廣為人知的另一段故事，這就是指鹿為馬。在秦始皇死後，秦二世繼位，朝臣趙高把持了朝政，趙高測試朝中大臣對他是否忠誠，就牽了一頭鹿來到大殿上，指着鹿硬說是馬，而群臣附和。經歷過商鞅變法的當朝文武官員，無一不是精通秦國法律的專家和學者，更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來以身作則。但他們冒着欺君之罪，對着秦二世當面撒謊時，早己心如明鏡，這時的權力己經易位，權力早己不在秦二世，而在趙高的手裡。而由商鞅提撥的這些則民親其制的奸官，自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不可能再去堅持所謂忠君的原則，自然讓商鞅變法由權力始，更因權力而終。
    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有快玩不下去的時候，主政者自希望改革圖存，也會搞一些反腐治吏之類的改革，幾乎都是失敗的。究其原因，這些改革無非是通過改革來維持權力，而以權力為中心進行任何改革，沒有達成社會的廣泛共識，更非以民眾帶來富足和幸福為依託，就猶如商鞅變法一般，自然由始力始，也因權力而終，使改革難以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