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掀起中國共產黨的胸罩 (一) |
| 送交者: 韓鋼 2005年07月17日07:44:2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中共歷史研究的若乾熱點難點問題 (修訂稿) 韓鋼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些年來中共歷史研究的動態。列了二十二個問題,實際上,這些也只是一鱗半爪,遠不能反映研究動態的所有方面。還要說明,我的介紹憑自己的印象,沒有稿子,所以一定會有不準確的地方。如果想進一步了解,還需要核對著述文本和原始文獻。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歷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很多問題的研究比過去要深入得多。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就是中共歷史研究的民間化,從主流意識形態剝離出一個民間研究的學派,它的話語、結論和判斷與主流不一樣,更為史學界注意,國外反響大的也是這一塊。主流這一塊基本上沒有太多的進展。
●一、陳獨秀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後,官方對陳獨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給他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以外,對他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都從來不提,從來不講他一九一五年創辦《青年雜誌》(後來改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從來不反映。只講李大釗、毛澤東,李大釗的作用當然重要。最早提出陳獨秀問題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發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 陳獨秀一共有五頂帽子——叛徒、漢奸、托派、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漢奸”的帽子。“漢奸” 的帽子最早見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國時報》,有人說“中國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貼的漢奸”(但是沒點陳獨秀的名字)。十月份,伍平在《救國時報》發表文章,說 “陳獨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貼的漢奸”(伍平是誰?我不清楚)。《解放》周刊、《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最厲害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的《解放》周刊發表的文章《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這篇文章有兩萬多字,是針對陳獨秀寫的。該文實際上是根據蘇聯的肅托精神來的,因為當時蘇聯正在公審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講蘇聯的托洛斯基分子,後一部分講中國的托洛斯基分子。康生文章的依據就是一九三六年伍平的文章。開始陳獨秀沒說話,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八人聯名質問《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說你們有什麼根據說“陳獨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貼的漢奸”?這個事鬧得中共很被動。《新華日報》還不認錯,發了一篇短評,毫不講道理地說陳獨秀就是漢奸。後來陳獨秀自己要訴諸法律了,周恩來委託徐特立去做陳獨秀的工作,才平息了這件事情。研究者根據文獻材料,把陳獨秀“漢奸 ”的帽子給摘掉了。事實上,不僅說陳“漢奸”毫無根據、子虛烏有,而且相反的,陳獨秀發表了許多關於抗日的言論和主張。《毛選》原來的版本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有一個注釋,原來的注釋說托陳取消派是說托洛斯基分子、漢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那個注釋改了,就是原來托陳取消派是日本漢奸,是根據蘇聯審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錯誤結論得出來的,等於就給翻過來了,這頂帽子就給摘掉了。 緊接着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虛烏有。所謂 “叛徒”,一個是抽象地說他在大革命時期,把領導權拱手讓給了國民黨新右派,出賣了革命;還有就是說他一九三二年被捕,被關到國民政府監獄,做了叛徒。他一共被關了五年,一九三七年出來的,期間沒有發生任何因為陳獨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腦機關或其他機關遭破壞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獄以後,蔣介石一度邀請他出任教育部次長,被他拒絕。所以,這頂帽子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托派”這頂帽子沒法摘,因為他確實當過一年多中國托派的領袖。關於“托派”的帽子,從蘇聯解密的文件來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帶價值判斷的話,陳獨秀肯定是托派領袖,他確實當過幾年托派領導人,後來因為托派內部矛盾,也被開除了。 最後剩下的兩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這兩頂帽子摘得非常艱難,從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現在,筆墨官司打得非常多,為此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陳獨秀研究會影響很大,自動參會的人每年都在增加,這個研究會包括相當一批研究黨史的人,大家紛紛為摘掉陳獨秀最後兩頂帽子打筆墨官司。陳獨秀研究會還辦了一個內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締了。 最近幾年,學術界關於陳獨秀的研究突破更多,這是由於蘇聯的檔案大量被解密,國際共運的檔案大量被披露。過去給陳獨秀扣帽子的時候,說陳實行“右傾投降主義”,向國民黨新右派讓步,比方說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這叫三大讓步。其實這些事件的經過非常複雜,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顧問在其中起了關鍵性作用。有研究者統計,從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開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裡,僅聯共中央發布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個,聯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七百三十八次,這還不包括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文件和會議。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蘇聯顧問、共產國際代表,而不是陳獨秀自己的主張,相反,陳獨秀跟共產國際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些研究者認為給陳獨秀扣上這兩頂帽子毫無道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給陳獨秀摘掉了一頂帽子— —右傾投降主義,保留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但仍有研究者強烈批評這部《簡史》:為什麼還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的修訂本,還是保留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經把它摘掉了,在他們編寫的中共歷史著作中,已經不再說陳獨秀是 “右傾投降主義”,連“右傾機會主義”都不提了。這個筆墨官司沒完,現在還在打。 陳獨秀研究步履艱難,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有關。八十年代出了《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下兩卷),一九八三年《中共黨史資料》第一期發表了陳獨秀《金粉淚》五十六首(在南京監獄寫的詩)。有關領導人就警告說“對陳獨秀的宣傳不要過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時,黨史界的精神污染列為第一號的就是這兩件事,說為陳獨秀評功、擺好、翻案。 陳獨秀研究會除了研究陳獨秀問題外,對當代中國歷史包括現實政治和社會有很多尖銳的議論。它有個內部刊物,很多人在公開的媒體發表不了的,都在那裡發,針砭時弊的言論很多,後來還上了網。這就觸怒了某些人,這恐怕是這個研究會被撤消的關鍵原因。 陳獨秀演研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陳獨秀晚年對斯大林模式的反思,非常深刻。 陳獨秀到現在為止不能平反,有人說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大冤案、最大的冤案。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陳鐵鍵先生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說北京東黃城根的五四紀念浮雕,是貽害子孫、誤人子弟的一個東西,在那裡面居然沒有五四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兩個最大的頭像是李大釗和毛澤東,連陸宗輿、章宗祥都有一個小頭,居然沒有陳獨秀!這是反歷史的。但實際上學者的研究已經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到現在為止這是一個難點,也是一個熱點,還在不斷的有文章,主要就是爭取最後摘掉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徹底平反。
●二、富田事變和蘇區肅反問題 富田事件。一九三〇年九月紅一方面軍打吉安,破獲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團檔案,牽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當時在蘇區已經有一些反特、肅托的呼聲,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派政治保衛處的處長李韶九帶了一個連的人,到當時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人,讓他們交待誰是AB團,手段非常殘酷。嚴刑之下,交待出來一二百人。接着繼續抓人,事態越來越擴大,導致紅二十軍譁變,喊出口號:“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他們認為主要就是毛澤東干的,毛是許克祥第二。宣布脫離一方面軍。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後,事變領導人認為他們的這些做法有些過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臨時中央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匯報,一方面檢討自己,一方面說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事情的處理上有問題。因為他們已經不相信紅一方面軍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認為他們是反革命暴動。蘇區中央局的看法和紅一方面軍不一樣, 項英認為這件事情兩方面都有錯,主張按照黨內矛盾處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後發現有問題,從此消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一個中央代表團去處理這個事情,他們撤消了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直接處理富田事變。首先把事變的領導人都逮捕,第一個槍斃的就是劉敵,緊接着就把其餘二十多個人都槍斃了。然後把紅二十軍從前方調到後方,包圍了全部排以上的幹部七八百人,包括軍長全部殺害(只有兩個人逃脫。一個是172團副官叫謝象晃,後來當了江西省民政廳廳長,八十年代當過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還有一個是排長叫劉守英,後來當過八路軍團長,在百團大戰中犧牲了)。紅二十軍番號從此取消。此後就開始在各根據地大規模肅反,結果殺了 “AB團”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六千二百人、“改組派”兩萬多人。 最早關注這個歷史問題的是江西省委黨校教員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贛南老區搞調查,發現老區人沒有不知道AB團的。從一九七九年底開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贛南收集材料,走訪調查,發現這是一個冤案、錯案,並且發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響。此後,關於富田事變的爭論得非常激烈,一種觀點是維持原案,認定事變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完全是個冤案。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選為全國黨史研究會理事,有機會接近研究會顧問蕭克,將自己的文章送給蕭克指正。蕭克贊同戴向青的看法,他當年就在中央蘇區,親身經歷過歷史,非常清楚這個事情。他認為江西富田事件和蘇區肅反的問題必須要澄清。事情終於引起中央最高層的注意,胡耀邦明確說,這個問題該解決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責成當時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和副主任馬石江,到湖南、江西調查,專門調查“富田事件”問題。這個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幾個月,整理出AB團和富田事變兩個材料,上報中央領導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開中央組織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同意上報材料的觀點,認為這樁延誤多年的大案應該澄清,並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起草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組織部組織了一個富田事變覆核小組,以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苹為首,又查閱大量材料,把當年段良弼給臨時中央的報告都找出來了。這個報告非常關鍵,敘述了整個“富田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證明段良弼和劉敵等根本不是“AB團”。一九八九年春夏,覆核小組將平反文件上報中央。但是,到現在為止,一直沒有結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有一個新說法: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各個根據地的肅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這算是某種程度的平反。但是學術界對此並不滿足,因為任何一個冤案、假案、錯案的平反,都應該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這樣的文件因為某些人的干預迄今沒有。 ●三、長征中“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 一九三五年,紅一、四方面軍長征在懋功會師以後,對兩軍戰略方向出現分歧。張國燾主張向西退卻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來、毛澤東主張北上。隨後召開的兩河口政治局會議決定紅軍向北進攻,張國燾勉強同意。八月,紅軍總部決定將一、四方面軍進行混合編隊,分成左右兩路軍。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左路軍行動,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實際是十日凌晨兩點),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事件,就是右路軍中一方面軍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突然轉移,先行北上,脫開了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右路軍的四方面軍領導人是陳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軍還差點交火,後來徐向前說了一句“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才沒有打起來。 原因是什麼?長期以來的說法是:這天晚上,右路軍的作戰科長吳黎平,接到了來自張國燾的一封密電,密電勸右路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南下,“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吳黎平拿到這個電報以後,就給了葉劍英。葉劍英把它抄在了一個煙盒上,然後向毛報告。毛澤東等決定晚上迅速開拔。幾十年來都是這個說法。代表性的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吳黎平發表的回憶文章《嚴峻的時刻》。 國防大學教員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紅四方面軍戰史的過程中,查閱了大量的檔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發表了一篇文章,對這個長期流行的說法第一次提出質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沒有找不到“武力解決”的密電原文。第二,中央批評張國燾的一系列相關文獻中,均無此記載。第三,如果有這樣的電文,了解情況的人當會述及,但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劉伯承的《回顧長征》這類著述都沒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一發表,引起研究者注意,也引來當事人批評。吳黎平發表文章,仍舊堅持原來的說法。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的《黨史研究資料》再次發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質疑。除了原來的理由外,文章還增加了幾點理由:一是原紅軍總部三局局長兼左路軍電台台長宋侃夫、原右路軍電台台長王子綱均回憶,凡是張國燾發出的電報或收到的電報,無論指定人譯成或親譯的,都要經過他們,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所謂“武力解決”的電報。二是毛澤東稱讚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時講的。毛澤東原話是這樣說的:葉劍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接着毛對葉劍英說,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裡毛講的是葉劍英寫了一部著作,與密電問題無關。什麼著作呢?後來,國防大學教員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發表文章說清楚了。一九五九年中央軍委擴大會批判彭德懷,這部著作其實是根據會議精神寫的一篇文章,發給高級幹部閱讀。但是,長期以來以訛傳訛。 這個筆墨官司從此打了多年。一九八六年十月,紀念紅軍長征五十周年,范碩(軍科院研究員)發表了文章又談密電問題。文章發表後,引起一些四方面軍老人不滿。李先念去見鄧小平,談及此事。鄧聽說後很不高興,囑咐秘書查這是誰寫的文章。並說,幾十年前的事,公開爭論幹什麼?當時,這個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並沒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華兒女》,連載范碩的長篇文章《紅軍長征中的“密電事件”揭密》,論證有 “武力解決”的電報,引用了大量的回憶錄。而且指責說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為張國燾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今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學學報》髮長篇文章《也談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反駁范碩。朱玉、王年一認為指責別人想“翻案”,總得有“案”;如果確有其“案”,肯定會記載在有關的決議或歷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覆查閱中央檔案館、軍委檔案館的有關歷史檔案,始終找不到載有 “武力解決”中央字樣的電文。第二,從一系列文獻中,同樣可以斷定沒有這樣的電文。認為有“武力解決”密電的研究者,主要依據是個人回憶,朱、王的文章對這些回憶,特別是對同這個電報直接接觸的六人(張國燾、陳昌浩、朱德、徐向前、葉劍英、毛澤東)的回憶,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澤東的回憶有兩處,一處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清算“國燾路線”時毛澤東的發言,毛說葉劍英將密電偷來給他們看,電文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還有一處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沙同韋國清、丁盛、劉興元等人的談話,說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前一個發言說張國燾電文“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意思是張叫部隊南下,南下後再“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而不是就地“武力解決 ”。“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與“反右”、“反傾向”、“開展路線鬥爭”一類的話。都是當時流行的黨內鬥爭的布爾什維克語言,與“肅反”、“武力解決”不是一碼事。後一個談話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性質就變了,變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陳和四方面軍就要當地“解決”中央,“俘虜”中央,即是要動武。事實上並非如此,徐、陳既沒有動武的任何軍事部署,且在中央率軍北上出走後,又嚴令禁止部隊追擊。可見,後面的談話,與前者的發言出入甚大,與事實也相去甚遠。 所謂“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迄今仍爭論不休,成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歷史和軍史研究的一個難點。
●四、西路軍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以後,中央軍委有一個《十月份作戰綱領》,提出了寧夏戰役計劃。這裡面有一個背景,三個方面軍會師以後,有一個總的行動方向,就是按照聯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國際路線,讓紅軍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據地,毗鄰蘇聯,在西北造成一個抗日局面。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無暇東顧。斯大林的意願是,蘇聯遠東地區不受到日本人的威脅,希望中國的紅軍牽制日本從東方進攻蘇聯,而中國紅軍也可以通過這條途徑,從蘇聯取得物資援助。為什麼要北上?就是這個意圖。要打通國際路線,當時的說法就是要“打通遠方 ”。寧夏戰役計劃實際上就是要實現這個意圖,所以,當時的方向是寧夏不是陝北,準備到寧夏去,就是準備過河。但是,這個時候蔣介石也在調動軍隊,想在黃河以東把紅軍全部解決了。 十月份,紅四方面軍的紅九軍、紅三十軍再加上紅一方面軍的紅五軍,連同四方面軍軍部,先過了黃河。國民黨調集兵力趕往堵截,原準備渡河的紅三十一軍南下阻擊,終因敵眾我寡,被敵軍切斷黃河,未能渡過黃河。過了黃河的三個軍一共二萬一千八百人,成了孤軍。開始還讓他們繼續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西北是馬家軍的天下,馬家軍有正規軍三萬,民團八萬,一共是十一萬,敵我力量懸殊,根本沒法完成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份,中央軍委就提出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組成西路軍,讓他們西征,以一年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這才是西征的開始。最後整個西路軍全部失敗。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陳雲和滕代遠到星星峽去接西路軍的時候,二萬一千八百多人只剩下四百多人。事情的經過大致就是這樣,但是西路軍浴血征戰、兵敗河西,長期以來卻被作為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破產的一個標誌。《毛澤東選集》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及其注釋就是這麼說的,各種中共歷史教科書當然也是這樣說的。 八十年代,研究者對這一歷史結論提出疑問,國防大學教員朱玉教授、叢進教授最早寫了文章。長期以來,把“打通國際路線”作為張國燾“逃跑主義”的產物,認為這個口號 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戰略背道而馳,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大量文獻檔案表明,“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共中央整個戰略部署的主要環節之一,而不能與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劃等號。因此,河西部隊從北進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到改為西進執行打通新疆的任務,完全是執行中共中央戰略計劃的結果,是執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方針、部署、指示,而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西進計劃”。毛澤東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這時西路軍還沒有失敗,中共中央也沒有清算張國燾路線,怎麼會有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內容呢?顯然,這是後來對稿子整理補充時所加。 至於西路軍的失敗,也談不上是張國燾“逃跑主義 ”路線的結果,原因非常複雜。徐向前在回憶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大大超出應有限度,這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原因;二是敵強我弱,西路軍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左右迴旋不好迴旋,企圖援應沒有援應,喪失了作戰主動權;三是戰場指揮缺乏機斷專行,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沒有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中央軍委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而在河西走廊建根據地缺乏起碼的客觀條件,河西走廊這個地方一無好的地形,二無群眾基礎,更談不上武器彈藥的接濟,一個狹長的地帶,四周是荒漠,根本無法建立根據地;西路軍最高領導人陳昌浩不能靈活執行軍委指示,從長征中違背中央決定、極力主張南下的一個極端,跳到機械執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個極端。舉一個倪家營子戰鬥的例子,是一個最慘的例子:西路軍在倪家營子同馬家軍血戰二十多天,終於突圍出來了,但是陳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在那裡建立根據地,因為這是中央的指示。徐向前同陳昌浩激烈爭論,最後不得不服從陳的命令。結果部隊又回到了倪家營子,再度被馬家軍包圍,待第二次突圍出來時,西路軍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將文章《“西路軍”疑》報送鄧小平,鄧小平批轉李先念研究。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寫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的報告,給了陳雲。陳雲同意李先念的說明,讓他把這個說明送中央黨史研究室,並送中央檔案館存檔,請鄧小平批轉中央常委,鄧小平批了兩句話:“贊同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關於西路軍的問題,黨史界爭論很大。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發表了朱玉、叢進的一組關於西路軍問題的文章,引起高層指責,有關部門下令收回這一期刊物。有一種觀點仍然認為,西路軍和西征就是張國燾“逃跑主義”的產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出版,有人寫西路軍是“奉命過河”。李先念看到後給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寫信,質問“奉命,奉命,奉誰的命?”幾萬冊全部印好的書將那一頁全部撕去,改成“根據中革軍委命令”, 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電視台播映電視文獻片《李先念》,其中第二集《血染祁連》,把西路軍的來龍去脈介紹得非常清楚,對西路軍的歷史作了全面和客觀的反映。不久,香港鳳凰電視台也連續五次訪談西路軍的問題。 當然,到現在為止,學術界實際上還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認為西路軍的失敗,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軍本身也有問題,在處理建立河西走廊根據地的問題上也有失誤。
●五、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說九十年代以來突破比較大。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高華教授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這本書可以說是關於延安整風最翔實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來源於公開的文獻、回憶、著述,沒有內部檔案。它的核心觀點,就是延安整風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他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最高權威的上層結構,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跟這個問題有聯繫的是“搶救運動”,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作了一些研究,但是都不深入,而且幾乎都把帳記在了康生的頭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對“搶救運動”負有不可推脫的重要責任,但毛澤東是中共中央領導人,而且是整風運動的領導人,難道對此沒有責任嗎?有研究者指出,在這一點上,主流意識形態是不能突破的,極力把康和毛摘開,相反去強調“搶救運動”後期毛“發現了問題”,使得運動及時剎車。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黨校教育史研究組” 著、中央黨校王仲清教授執筆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一書,說的是黨校,實際上也部分反映了當時整個延安的情況,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澤東、任弼時、彭真的講話。這本書只印了三千冊,還是內部發行。
●六、朝鮮戰爭問題 朝鮮戰爭歷史的研究,是當代歷史、中共歷史研究進展最多、成果最多的一個領域。原因在於檔案的解密。從七十年代開始,相關國家陸續解密檔案,首先是美國、英國。九十年代初俄羅斯檔案也大量解密,這使得朝鮮戰爭歷史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也開始陸續公布了一些檔案,比如《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軍事文選》、《毛澤東外交文選》、《周恩來軍事文選》、《周恩來外交文選》、《彭德懷軍事文選》收入了部分相關文獻,軍科院編寫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了《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來傳》,披露了一些材料。 還有一個原因,隨着蘇聯的解體,冷戰宣告結束。冷戰成為歷史,冷戰史便越來越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國際學術界一個比較共識的看法認為,冷戰開始的標誌就是朝鮮戰爭,研究冷戰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鮮戰爭。因此,朝鮮戰爭的研究最近這些年進展很快,成果也很多。 這裡主要介紹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朝鮮戰爭緣起的研究。以前大陸傳統的說法是,“美帝國主義指使南朝鮮李承晚匪幫首先發動全面內戰”。其實在國外,這種觀點一開始就被否定,現在中方的學者也都非常清楚這一點了。中國專家已經對這個問題作了系統研究。這個問題要從雅爾塔體系講起。雅爾塔體系的實質,是東西方戰勝國對法西斯國家失敗所造成的空間進行填補,重新劃分勢力範圍。有專家認為,雅爾塔體系的建立使蘇聯在戰後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證,至少在斯大林看來,蘇聯在戰後世界的勢力範圍是通過西方盟國的國際協議的形式固定下來的。出於維護雅爾塔體系的考慮,蘇聯對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與西方合作的基礎上。根據《雅爾塔協定》,戰後朝鮮並不是由美國和蘇聯分別占領,而是由美、蘇、中、英四大國共同託管。然而,金日成不滿意這樣一種格局,他要完成朝鮮半島的民族民主革命,當時只有一半完成了,另一半沒有完成。所以,金日成及朝鮮勞動黨醞釀了一個解放整個朝鮮半島的軍事計劃。毫無疑問,這個計劃沒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實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斷跟斯大林提出這個計劃,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一是戰後蘇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面臨十分艱巨的任務,需要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斯大林根本不願意跟美國人直接交手,因為他知道朝鮮戰爭一打起來的話,就不是南、北朝鮮的問題,而是蘇、美之間的問題了。朝鮮方面曾經試圖取得中國方面的贊同和支持,但是,毛澤東同樣也不贊成朝鮮對南朝鮮實施軍事行動。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澤東在同朝鮮代表會談時表示,這種軍事行動尚無有利的形勢,同時中國軍隊也在忙於國內戰爭,難以他顧。的確,1949年秋天,中國國內的戰事還沒結束,十月份以前,西南、西北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更不要說台灣問題了。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變主意,同意了金日成實施解放朝鮮半島的計劃。斯大林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什麼,迄今為止還缺乏權威的文獻檔案揭示。一些研究者作了觀點並不一樣的分析,其中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作為重要背景的見解值得十分注意。一九五〇年一月,訪問蘇聯的毛澤東經過同斯大林的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蘇聯歸還中國的旅大海軍基地和中長鐵路。旅大是蘇聯海軍在遠東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凍港,按照條約歸還中國後,蘇聯海軍遠東艦隊顯然需要尋找新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即使戰爭失利,由於東北亞局勢的緊張,會使得中國要求蘇軍留駐旅順、大連。作為利益置換,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鮮半島的軍事計劃。這個分析和推論,我以為是很有道理的。斯大林還提出,這個問題應當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不過,在金日成看來,斯大林同意了,毛澤東還能有二話嗎?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儘管毛澤東一開始還不大相信:斯大林是否真的同意?一旦證實後,毛澤東當然只能贊成而不便反對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開始了朝鮮戰爭。事情的真相在國際上早已為人所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其中有關朝鮮戰爭的注釋,說法不同於過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沒有涉及戰爭爆發的原由。《毛澤東著作選讀》當然是官方出版物,編輯者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注釋的說法也就有了鮮明的官方色彩。不過,官方儘管向事實靠攏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於外交考慮,卻無論如何不再捅破這層窗戶紙。倒是中國的研究者個人,把這個國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訴給了國人。 一九九七年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創刊號,發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灣計劃擱淺的幕後》。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承擔出兵援助任務,從而停止了原定這年解放台灣的計劃。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據史料,對朝鮮戰爭的真正來由作了詳細交待。結果,引起了一場風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傳的高層人物分別批示,有關部門約見雜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負責人,《百年潮》雜誌更是挨批、作檢查,差點沒受處分。其實,關於朝鮮戰爭的由來,在國內史學界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國內最有水準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志華教授的《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這本書本來想在內地出版,但未獲批准。令人費解的是,這本書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還被新聞出版署列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點圖書,書名稍有改動,叫《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另外一本書,其中內容也涉及朝鮮戰爭,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楊奎松教授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楊奎松就是前面介紹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一個評估,這也是學術界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第二個問題比前邊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來,除了人們熟知的“愛國主義的勝利”、“國際主義的凱歌”的結論外,學術界對於抗美援朝戰爭得失的評估,看法很不一樣。一種觀點認為得失相當,整個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後既沒有失去什麼,也沒有獲得什麼,其理由是交戰雙方最終都回到了三八線。另一種觀點認為失大於得,主要對中國來講,付出遠遠超出了獲得。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好做簡單的比例估計,最好做一些比較具體的分析,看“得”得在什麼地方,“失”失在什麼地方。 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在三個方面即軍事、經濟和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代價。軍事方面:整個抗美援朝爭,中國志願軍兵員損失共計四十二萬六千二百人,包括陣亡、負傷、失蹤、因傷病致死四種情況。志願軍跟美軍的兵員損失是二點六二比一,差不多接近三個人比一個美軍,損失的代價遠遠超過了美軍。經濟方面:中國消耗的作戰物資五百七十餘萬噸,支出軍費六十二億人民幣;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設想,一九五一年中國的軍費開支要從一九五〇年占預算總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點六降到百分之三十,結果不僅沒有降,反而漲到了百分之四十五點六四,影響和擠壓了國內經濟的恢復,同時使得中國更多地在經濟上依賴於蘇聯和東歐。政治方面:最大的代價就是解放台灣的計劃擱淺了,因為不可能實施原來的作戰計劃。朝鮮戰爭之前,杜魯門已經準備放棄台灣了,對蔣政權表示失望。當時第七艦隊已經開回夏威夷了,朝鮮戰爭一開打,美國第一個行動不是出兵朝鮮而是派第七艦隊重新進入台灣海峽。最關鍵的是聯合國通過決議制裁中國。
●七、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這個問題的爭論就比較久了,從八十年代一直爭論到現在。官方有一個結論,就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 歸納起來,可以概括成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完全按照當年那個調子,全盤肯定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沒有錯,失誤在於過急,開始過渡的時間提前了,過渡時期的時間縮短了;第三種觀點則認為中國根本就不應該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從學術界看,相當多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這裡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毛澤東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關於未來中國社會曾經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即在中國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政治上組成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經濟上實行五種經濟成分並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毛自己反覆強調過,這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既不同於歐美的資產階級專政,又不同於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還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將要實行一個很長的時期。但是,執政以後不到四年,毛就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從而放棄了原來的新民主主義的制度設想,結束了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 毛為什麼放棄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設想?關於這個問題,學術界有很多看法。 一種看法說,毛新民主主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構想完全是一個策略,他從來就不準備真正實施。理由很簡單,因為處於在野黨的地位,要成為執政黨,需要有一個贏得社會各階層廣泛贊同和擁護的綱領,新民主主義就是為了這個實現目標提出的一個策略甚或只是口號。一旦目標實現了,策略就可以放棄。 第二種看法,歸結為外部因素影響,即來自蘇聯和斯大林的意識形態壓力。斯大林、聯共中央本來就不承認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在斯大林看來,毛這些人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用斯大林的話說是“半個鐵托”。這給中共很大的壓力,所以,中共執政之後不久就要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第三種看法,認為中共執政後所採取的工業化戰略和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放棄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關鍵原因。中共的工業化戰略,效仿了蘇聯斯大林模式,採取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而擠壓農業、輕工業的方針,這種模式實際上是政府主導型的工業化模式,它要求政府集中和控制各種資源。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將各種所有制經濟統統納入計劃的軌道,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改造。 第四種看法,是認為毛自己的思路發生了變化。新民主主義設想原來的確是一個戰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以後毛開始變了。導致毛思想變化的因素有三點:(一)國民經濟在三年時間裡迅速恢復,比原先估計的三到五年更快地實現了經濟恢復的目標,這使毛覺得既然經濟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復,經濟的改造也可以更快地實施;(二)中國公、私營經濟比例在一九五二年有了一個倒置性的變化,一九四九年私營經濟的比重占國民經濟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營經濟則占到了三分之二還多;(三)一九五一年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的興起農村互助合作運動,毛認為農民中“蘊藏着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有走集體化道路的要求和願望。 第五種看法,認為毛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沒有明確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從而忽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長期性;還比如,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判斷,是一種“二元論”,一方面說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說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兩者在邏輯上發生牴牾;再比如,從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條件,強調政治力量對比發生改變,而忽略物質基礎這個最根本的條件。這些局限導致了實踐上的失誤。 毛什麼時候開始考慮放棄新民主主義制度設計的?許多研究者都認為是一九五二年,根據就是這年九月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這樣說當然是有根據的,毛的講話也已經公布。但是,放棄原來的設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有一個從模糊到愈來愈清晰的漸變過程。從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初露端倪。現在能夠看到最早的材料,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毛原來認為中國應該搞“新資本主義”,到1948年這次政治局會議前一直是這麼說的。到這次會議,他不再提“新資本主義”了,反而批評“新資本主義”的說法。而且,他肯定中國革命勝利後,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意味着他根本不會搞“新資本主義”。毛的思想發生這個改變,原因恐怕在於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時,中共武裝力量準備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能夠進行決戰,當然是雙方力量對比有了重大變化。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時,毛對未來形勢的估計是困難重重,認為中國很可能要走一段聯合政府的道路,跟國民黨共同組建一個聯合政府,而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比重會非常小。到這時,共產黨跟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可以完全獨立執掌政權,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義了。 這樣才能解釋他為什麼在五十年代初對劉少奇不滿。一九五〇年,劉少奇對東北局有個批評。東北局要把老區的互動組提高一步,要削弱、動搖農村的私有制基礎。劉少奇認為高崗他們違反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說現在不是搞社會主義、走集體化道路的時候。毛當時沒有表態,據簿一波的回憶,高崗說劉少奇把這個報告給了毛,毛就批給了陳伯達,當時毛的表情是面露慍色,但是沒有說話。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個關於長治地委報告的批語。長治地委的報告和山系省委的批語跟東北局的政策主張是一樣的。華北局和劉少奇都認為山西省委的這個批語是不對的,劉少奇還是說現在我們不能動搖農村的私有基礎,搞社會主義還是一個很遠的事情,說它違背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這回,毛沒有沉默,批評了劉少奇。他找了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劉瀾濤,說馬克思也說過,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早期也有工場手工業階段,工場手工業階段通過簡單的協作分工,也可以產生新的生產力。劉、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評和意見。 關於新民主主義問題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最近這幾年最大的爭論發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繩在湖南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發言,題目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再評價》,認為毛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存在和發展,並且最早批評了中共黨內的民粹主義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沒有堅持新民主主義理論,反而染上了某種民粹主義的色彩。在他看來,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物質基礎極大豐富後,才能搞社會主義。中國五十年代搞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後來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搞“窮過渡”,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否定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實際上就是超越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這個階段,倒回去了,落入了俄國的民粹主義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繩的發言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和《中共黨史研究》雜誌,引起廣泛反響。 第一個出來批判胡繩的是沙健孫。沙健孫說胡繩的意見,不僅是針對毛澤東的,而且是針對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針對鄧小平的有關論述的。沙認為,胡繩提出的與歷史決議、鄧小平論述相左的觀點,不僅事實上站不住腳,而且還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亂。沙說:“事實告訴人們,不是領導中國人民搞社會主義改造的毛澤東等在搞民粹主義,而是指責毛澤東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產力論的泥潭了。這種庸俗生產力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不過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歪曲。” 從此,贊同和反對的意見打了好一陣筆墨官司,聲勢不凡,以至驚動高層,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了結。
●八、反右派運動問題 官方只承認反右派運動“嚴重擴大化”,而發動運動本身是“必要的”。這是鄧小平的基本估計。研究者的看法一直有爭議。 一個最大的爭論是反右派必要不必要?實際上民間的研究早已經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萬人。據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錯劃的“右派”改正,全國沒有被改正(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嚴)的,大概不到一千人。中央統戰部掌握的“右派”一共是二十七人,改正了二十二人,只摘帽不改正的五個人: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有人調侃說: “為了五個人,搞了一場反右派運動。” 還有一個爭論的問題是整風運動一開始是不是就要 “釣魚”(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的看法是很明確的,他認為整風運動就是要 “釣魚”,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作為證據。朱正先生則認為,毛一開始是要整風,要鳴放,到後來他覺得形勢不對,才改變了,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個人傾向於朱正先生的看法。毛一九五六年的心態是比較高昂的。為什麼呢?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斯大林長期不相信中共會搞社會主義,現在中國搞了,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說過他比四九年解放還要高興。另外一個,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歐洲事務。本來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劉少奇會談的時候有明確的分工,斯大林明確表示,社會主義陣營的亞洲事務由中共負責,歐洲事務由聯共負責。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共不僅介入了歐洲事務,而且在東歐一些國家如波蘭贏得好感,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提升了威望,得了分。所以,毛的心態非常好。他說過,像波蘭和匈牙利那樣的事件,在中國不會發生,不是沒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來波、匈那樣的七級颱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過一句話,叫“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後來整理發表時刪掉了。可見,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澤東是非常自信的。在他看來,異端起不了大浪。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風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漸感覺事情起了變化。一是所有的輿論全都是批評,這其實也都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評意見。一時間,報刊、電台和各種非中共人士的座談會都是批評,你想那是一種什麼氣氛,就像是“一邊倒”。二是民主黨派主要不是提什麼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而是提制度問題,認為主要是制度、體制有弊端。這就跟鐵托的觀點一樣,鐵托在南斯拉夫普拉發表演說,指出斯大林問題的發生的主要不在於斯大林個人品質,而是制度出了問題。民主黨派也認為這個制度是一個過分集權的制度,一九五四年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後,民主黨派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言論中還涉及到中共執政以後歷次政治運動,比如鎮反、肅反、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私營工商業改造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話題,遠不是毛認為的僅僅是作風問題,他沒有想到。特別是五月中旬以後,言論愈來愈激烈尖銳。高校學生也動員起來了。比如北京大學“五一九”大字報,非常厲害。當時有一個謠言,說毛已經坐不穩了,快要被趕下台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文章。文章才明確表達了“引蛇出洞”的意思,要求再搞兩個星期的整風、鳴放,然後就開始收網,反擊“右派”。
●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 這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成果也很多。因為時間關係,這裡不做更多介紹。主要介紹兩個問題。 一個是“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比較值得注意的有六個數字。 第一個是《中國統計年鑑》的數字,這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數字。但是只統計了一九六〇年減少人口一千萬。 第二個是中科院的報告的數字(這個報告我沒看到,是別人引用的)。大概是一個關於國情問題的報告,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涉及人口,講到“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減少人口一千五百萬。統計口徑大於《中國統計年鑑》。 第三個數字出自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振華教授。他統計的口徑更大了,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時間,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六百九十七萬。 第四個數字來自國防大學教員叢進教授。他在自己的著作《曲折發展的歲月》中說,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這三年,減少人口四千萬左右。這個統計口徑與中科院的報告一致。 第五個數字是來自金輝的文章。他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也在四千零四十萬。 第六個數字是美國人口學家科爾統計的。科爾是美國著名的人口學家,他提供的數字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減少人口兩千六百八十萬。 我個人對二千萬以下的數字都持懷疑態度。有一個材料是半公開的,就是信陽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這個報告收入了國家農業委員會編輯出版的《農業集體化文件選編》一書中,報告列舉了兩個縣的材料,一個是正陽縣,最初報告的死亡人數是一萬八千人。信陽事件出來以後,揭發的是八萬人,同原來報的數字相差三倍多;另一個是新蔡縣,最初報告的死亡人數是三萬人,以後複查,揭發出來的數字是接近十萬,相差兩倍多。報告還列舉了嵖岈山人民公社(這是聞名全國的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數字,嵖岈山公社最初報告死亡六百人,複查的結果是近四千人,相差六倍多。按照《中國統計年鑑》公布的數字,取一個相差四倍的平均值來推斷的話,也不止兩千萬。當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艱苦的考證和調查,從多方面去統計,如公安部門的戶籍統計,衛生部門的疾病死亡統計,民政部的救濟統計等等,更不用說政府統計部門。幾個方面的數字互相作參照。再說,當年統計的數字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準確,這個也很難說,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點。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 “三年自然災害”是一個沿襲了很長時間的說法,當年說嚴重的經濟困難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叫做蘇聯撕毀合同,增加了中國經濟困難;一個叫做“三年自然災害”。 國內有研究者根據全國一百二十個水文站的統計資料認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三年,即便說不上風調雨順,至少沒有全國性的大的自然災害。這個統計是怎麼做的呢?就是全國氣象狀況一共可以劃為五個等級,叫做負二度區、負一度區、零度區、一度區和二度區,分別表明澇、偏澇、不澇不旱、偏旱、旱。就是說,結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災害就越少。在公布的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長達十幾年的年份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三年,比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區值。因此,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站不住腳。這個統計是非常紮實的,是根據水文總站歷年的歷史資料來說的。
●十、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問題 這個問題現在研究得比較清楚了。 李銳先生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大躍進”親歷記》,一本是《廬山會議實錄》。《“大躍進”親歷記》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上海遠東出版社的,只出了一個上卷;一個是海南南方出版社的,上、下兩卷,但是這個書排版、校對一蹋糊塗,質量很差,幾乎每一頁都有錯誤。《廬山會議實錄》有三個版本,一個是一九八九年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內部發行;一個是一九九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還有一個一九九九年也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兩部書絕不是簡單只是他憑記憶寫出來的,裡面有大量的原始文獻材料。《“大躍進”親歷記》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歷次中央會議和某些小範圍內的講話、談話、插話都披露出來了,相當完整。《廬山會議實錄》就更不用說了,用了大量的個人筆記和文獻。所以,廬山會議其實是比較清楚了。 廬山會議的歷史有一個爭論的問題,就是毛為什麼突然要批彭?有人說是因為彭德懷沒有保護好毛岸英,毛遷怒於彭。這個說法恐怕站不住腳,也缺乏有力的材料證明。 有研究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當時糾“左” 有一個根本的底線,就是“三面紅旗”絕不動搖。從一九五八年秋天開始,他雖然糾 “左”,但是始終肯定和維護“三面紅旗”,多次說過對於那些“動搖分子”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會議,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會議,一直在講。所以,毛的糾“左”絕對是有限度的。其實,毛上廬山開會之前,會議期間,已經看到很多材料批評和指責“大躍進”,比如江西中級黨校的材料、廣州軍區四十二軍的材料、中央國家機關討論人民公社決議的材料,那裡面有章伯均、羅隆基、龍雲的言論摘錄,龍雲說得很厲害,說“天安門工程就是秦始皇修長城 ”。毛對這些材料實際上早已不滿。 還有研究者認為,蘇聯和赫魯曉夫的態度,對毛有很大負面影響。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蘭波拉采夫農業合作社發表演說,他說:把個體經濟改造成為集體經濟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爭一結束後,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麼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指農民覺悟)。結果是大家生活都想過得好,而在公共事業上又想少花勞動,正所謂“儘可能幹,按需要拿”。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赫魯曉夫的演說,講的是蘇聯的歷史,實際上批評的是中國的人民公社。敏感的美國《紐約時報》駐華沙記者馬上報道了,這個記者好象就叫索爾茲伯里。毛對蘇聯的看法是特別關注,從斯大林去世以後,毛要創造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的典範,就是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中扛大旗。他希望中國走出一條跟蘇聯完全不一樣的路,樹立社會主義的正統旗幟。有研究者注意到,蘇聯官方報紙一九五八年一年沒有一篇關於 “大躍進”的文章,只有《共青團真理報》有一個報道,對於人民公社則一篇報道都沒有。這個時候出來彭德懷的意見書,毛當然很惱火。他認為國內有一批人跟蘇聯人呼應,跟美國人呼應,跟黨外的這些人呼應,一齊向他示威。這是毛要批彭的一個更根本的原因。你踩了我的“線”,攻擊我的“大躍進”,攻擊我的“三面紅旗”了,我當然要反擊。
●十一、七千人大會問題 這個事現在公布的材料不多。七千人大會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歷史事件。可以認為,這是毛髮動“文革”意圖的肇始。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原因講,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直接原因,即毛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是深層原因,即毛何以能夠發動起“文化大革命”。關於“文革”的起因,研究者有很多種分析,有人概括了十種說法。但是,這些分析和觀察大都把兩個層次的原因混為一談了。我以為,就直接原因而言,恐怕還是“大躍進”失敗以後中共中央高層的分歧,而這個分歧隱伏的起點就是七千人大會。有人認為,七千人大會毛同劉沒有什麼分歧。這恐怕不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不僅有分歧,而且毛對這個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會的。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作了一個書面報告、一個大會講話。書面報告在談到工農業生產減產、下降和目前的許多困難時,說一方面是由於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工作上和作風上的錯誤引起的。大會講話說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缺點和錯誤與成績,全國總起來講,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講話特別舉了他到湖南農村調查聽到的農民的說法:“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提到了“三面紅旗”,他說,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又說,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再來總結經驗,那時侯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劉的話說的比較委婉含蓄,但聽話聽音,實際上可以聽出某種程度上批評的意味, 劉的書面報告,按程序是應該經過政治局討論以後再下發的,可這次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報到毛那以後,毛決定直接印發發會議討論。據參加報告起草的《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張沛回憶,當時他就覺得這件事非常蹊蹺:為什麼政治局不討論就發下去了?發下去以後就引起了爭論,有人認為報告對過去幾年的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而關於後面十年的國民經濟發展指標提得太低了。華東的柯慶施對報告關於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務表示不滿,說“越看越沒勁”。報告起草委員會討論中,彭真發言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第二天,陳伯達發言直指彭真: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彭不得不作辯解。後來,這就成了彭真的一個罪狀。林彪的大會講話,更是袒護毛的錯誤,說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對於林彪的講話相當欣賞。林一講完話,毛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會後不久,毛審閱林的講話整理稿後批示說,林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還有一段看起來挺蹊蹺的批語:“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黨內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話裡有話,“那些人”是些什麼人?什麼人認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據說,毛問羅瑞卿: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回答,我作不出來。 對比劉少奇和林彪的講話,兩人的基調大不一樣。而毛顯然是相當欣賞林的講話的。這不能不說是毛對劉不滿的開始。 七千人大會後,毛去外地,劉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層的分歧凸顯出來的半年。在對經濟形勢的分析上、對國民經濟的調整措施上,毛澤東不滿中央一線。聯繫到當時的國際共運大論戰,毛對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央統戰部也不滿。當時,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在對外關係上有一個長篇的意見書,主張在對外關係、對外鬥爭方面要講究策略,後被批判為“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開了兩次會議,調整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關係,調整知識分子政策,被指責為“三降一滅”。這樣,在毛看來,“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三降一滅”,整個黨完了,大勢已去。不僅僅是劉的問題,而是整個黨的問題。他當時跟外國黨代表團多次談話,都講到了這個意思,說“三和一少” 是修正主義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修正主義國內綱領,這些人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也就是他後來說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混進了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會見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說得更清楚: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裡面也許有些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過去我們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鬥爭,在農村的鬥爭,在工廠的鬥爭,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說的“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形式、方式,顯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十二、“高饒事件”問題 “高饒事件”是中共執政以後黨內高層第一次政治鬥爭,在當時和後來都發生過很大影響。中共中央對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饒反黨聯盟”,“文革”中毛將這次事件作為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一。八十年代作的《歷史問題決議》,“聯盟”和“路線鬥爭”的定性都改了。鄧小平也明確說過,高崗沒有拿出一條什麼路線,確實沒有什麼路線。但是,反高饒鬥爭仍然是被肯定的。《歷史問題決議》對高饒的定性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實際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結論。 迄今為止,相關文獻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來,有關機構編寫出版的毛傳、劉傳、周傳以及薄一波寫的《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對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敘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高饒事件”的當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過去人們不大了解甚至未曾聽說的情況,如張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張明遠的《我的回憶》,趙家梁的《高崗第一次自殺經過》、《高崗之死》。“二張”當年被列為高的“五虎上將”(張秀山、張明遠、馬洪、趙德尊、郭峰)成員,趙是高崗當年的秘書。另外,前幾年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也披露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細節,史料價值較高。 學術界對“高饒事件”一直很關注,不時有著述發表或出版,坊間也有出版物流傳,其中,前國防大學教授林蘊暉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來一個較大的突破,就是不單把“高饒事件”視作一場政治權力鬥爭,而把它置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觀照,即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前面說過,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在是否繼續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否開始搞農業合作化等問題上,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發生了分歧,毛對劉、周不滿。對劉的不滿,主要是山西省委報告批語的事情,對周不滿主要是新稅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的報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務院提出了一個新稅制方案,是中財委的薄一波主持的。當時在稅制上出現一些問題,一個是加工定貨和經銷、代銷使得買賣關係減少了,政府的稅收收不上來,還有就是私營企業的納稅稅率過重,私營企業主有意見。中財委提出的方案把原來流通領域的稅加到了工廠,還提出“公私納稅一律平等”。這個稅制方案沒有經過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報》公布了。新稅制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見,在具體的稅制環節上也有些混亂。毛對此很惱火,認為這件事沒經過他,說他知道這件事還是通過報紙。毛一方面嚴厲批評薄一波,一方面對中央政府機構的領導體製作了重大更動。原來中央人民政府設立黨組幹事會,周是黨組幹事會書記,政務院各部、委、署設立分黨組幹事會,中共中央對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通過黨組幹事會、黨組幹事會再通過分黨組幹事會實施。“新稅制”事件,是在政務院也就是周恩來分管的工作範圍里發生的,因此,事情牽連到周。毛決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要求政務院各部、委、署的黨組分別直接向中共中央請示報告工作。並且重新分工,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由高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分管,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分管,農林、水利由鄧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習仲勛分管,而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貿)。這次體制變更和重新分工,其實是上收權力。恰好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主持起草政協一屆四次會議的政治報告,稿子在敘述建國以來的成就之後,寫到:“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已經加強”。毛刪去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的說法,幾個月後又明確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面批劉、周,另一方面對緊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崗大加讚賞、重用。據張明遠回憶,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崗寫了東北農業互助合作的報告,毛“非常讚賞”,以後又不止一次批轉東北局和高崗的報告,對東北的經驗加以宣傳。一九五二年年中調高到京,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指五個大區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調北京工作,高的任職最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計劃工作,在政務院二十個經濟部門中管了八個部(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一批一褒,一輕一重,研究者認為,反映出來的是毛不再打算實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而要否定劉、周等人繼續實施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主張,將國家發展的軌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來。高崗不過是明顯看出了毛的意圖才向劉、周發難的,他只是整個“棋局”上的一顆“棋子”。 除了對事件背景的重新審視外,史實方面最令人關注的,就是一些當事人或知情者的回憶使一些事實真相浮出水面。一個是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以後召開的東北高幹會的情況,那次會議使得批判高崗的政治鬥爭在東北局無限上綱,抓“高崗親信”和“以高崗為首的東北小集團”,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關係的東北局一些幹部無端受到批判和處分;一個是張秀山在第二次全國組工會議的發言的情況,張本來是不參加這個會議的,也沒有準備發言,只是寫了書面意見。是毛澤東聽說後,支持張去組工會議上發言,劉少奇事先也建議張發言,此事與高崗無關。至於發言本身,既符合組織程序,也沒有攻擊劉少奇的意思;還有一個是高崗自殺前後的情況。關於高崗之死,過去多有不實傳言。高的秘書趙家梁對事情經過作了詳盡回憶,文章刊發於《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饒事件”仍有許多史實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澤東既然支持、欣賞高崗,為何後來又要反高?有人說,主要是高同蘇聯的非正常關係引起毛的警覺。這種說法一來尚無文獻檔案證實;二來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訪蘇時,就告知了毛有關高向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層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覺,毛為什麼還在此後重用高? 高散布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打算讓劉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等言論,是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因為毛讓高搞政治局雖無從查考,然而劉少奇和周恩來後來的任職,卻印證了高的說法)? 財經會議上高發難,毛澤東既未作制止,更無任何譴責。財經會議後,劉少奇約陳雲一起到高崗處做自我批評,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見。若無一定的政治壓力,劉沒必要登門檢討;高崗若不摸底數,又豈敢對劉如此無理。這些與毛當時的政治態度是不是毫無關係?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毛為什麼不出席?有研究者認為,本來,毛澤東提出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文件時,並未建議召開中央全會。後來毛建議開一次中央全會,又明確交待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這說明,毛對高的基本意圖是“保”高過關。同時,毛又要劉也在全會上作檢討,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劉、周,在政治上與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劉、周,不便妄加猜測,但進行“敲打”則完全是事實。高的行動雖難說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點瓜葛也沒有?楊尚昆的日記透露,毛在與楊談話前曾對高崗一事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志若幹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生錯覺?在中共黨內的最高層,由誰與高崗“談論”過 “某同志若幹個別錯誤”,能使高崗“發生錯覺”,因而引發出一場拱倒劉、周的非常行動呢? 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兩天,後改為三四天);發言者有44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翻了個兒的是,在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有關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絕然不會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麼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 這些(其實還不止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考證的歷史之謎。 待續...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04: | 中共真的需要民間網站來監督腐敗嗎? | |
| 2004: | 如果不武裝驅逐,師兄有什麼法子清場? | |
| 2003: | 北明的《臨陣脫逃殺人滅口的“血染的風 | |
| 2003: | 失業問題最可能成為動亂的導火索 | |
| 2002: | 對草莽英雄胡文海的讚譽是民族的悲哀 | |
| 2002: | 中蘇改革成敗原因淺析(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