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泰斯獲獎的意義

－－－談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

茉莉

去年瑞典文學院剛宣布英國作家奈保爾獲獎，作家、記者和編輯們紛紛發難，在瑞典媒體上鬧了個不亦樂乎。今年卻不同，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是在英、瑞文文學大辭典上找不到名字的主兒，雖然他的作品已有四本被翻譯成瑞典文了，但大多數人都還沒有讀過，人們急着去補習功課呢。電視上，最先翻譯凱爾泰斯作品的瑞典出版社職員一個個喜笑顏開，他們舉起香檳酒歡慶：“哈！這世界還是有一點兒公正。”

只有出版社社長斯萬特沒有笑，他流着眼淚說：“凱爾泰斯和我很接近，他回答了我年輕時的許多問題，告訴我怎樣認識納粹大屠殺和共產黨極權制度。”瑞典首相約然－佩爾松罕見地出面表態：“我非常高興。我讀過他的作品《一個沒有命運的人》，這是一個偉大的吸引人的作品獲得獎勵。”雖然匈牙利語和瑞典語是兩個不起眼的小語種，但瑞典和匈牙利之間曾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歷史佳話：1944年，瑞典外交官瓦倫貝爾曾經以中立國代表的身份，在布達佩斯使用一切手段，從納粹手中營救出十萬匈牙利猶太人。

他承擔起人類的集體記憶

當年從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下來的猶太人，有三個成為以筆作證的著名作家，其中就有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威塞爾。但後來，由於抹不去焚屍爐殘留的灰燼記憶，這些痛苦的藝術家不是逃遁到猶太教信仰中去，就是選擇了死亡－－－以拒絕生存來譴責這個殘酷的世界。

凱爾泰斯不肯逃向宗教和死亡，甚至也拒絕逃亡他鄉，他選擇留在匈牙利，以他獨特的方式、獨特的思考、獨特的語言承擔起這一集體記憶。他知道，奧斯維辛就像邪惡的黑雲，一直籠罩着天空，並等待適當的時機再次興風作浪。他拒絕把奧斯維辛視為歐洲正常歷史之外的一個異常事件，瑞典文學院認為，他在寫作中“顯露人類在現代經驗中墮落的終極真相”。雖然哲學家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作是不可能的，但對於凱爾泰斯，在慘絕人寰的奧斯維辛之後不寫作，也是不可能的。在一個如此荒誕、壓迫人的世界上，凱爾泰斯依靠心中的承擔---記憶的責任和人性的責任，默默無聞地寫作了五十餘年。

這不是一位渴望以寫作成名的作家，而是一個力圖紀錄歷史重大事件的人，寫作是他生存的意義。這樣一個命運多蹇的人，他七十餘年的人生，居然經歷兩種極權制度---納粹的和共產黨的，並用他的紀錄創造了一個新的文學視野。過去一個經常被人重複的觀點是：“大屠殺是不可理解的。”凱爾泰斯卻用藝術對大屠殺做出清晰的解釋，他客觀具體地描繪了奧斯維辛，孜孜不倦地探尋、分析大屠殺殘忍事件的深刻哲學內涵，對世界提出有關善與惡、自由與不自由等一系列辛辣的問題，讓人們睜開眼睛看清世界的醜惡。

瑞典文學院高度肯定他的文學見證，他“由於其作品確認了與歷史的野蠻專橫抗衡的脆弱的個人體驗”而榮獲諾獎。然而，幫助凱爾泰斯獲得桂冠的，還有歐洲的反猶分子。多年來，歐洲人對納粹大屠殺持久的討論，出現了各種新奇的解釋。人們或者不願再提起排猶浩劫，乾脆把一切罪過歸咎於德國佬；或者竭力否定納粹集中營的罪行，把焚屍爐的煙火說成是麵包房的煙囪。

儘管當年有不少匈牙利人幫助苦難中的猶太人，但匈牙利警方卻與納粹合作，對猶太人非常殘忍。今天匈牙利的極右種族主義分子活動有日益猖獗之勢，匈牙利的書店甚至公開發售一批反猶書籍，因此我們可以說，大屠殺在歐洲是一個永遠無法打上句號的題目。對於種族主義者的叫囂，文學必須做出自己的回答。據說，凱爾泰斯將於十二月來瑞典領獎，其演講的題目是———“作為抵抗的文學”。

鼓勵中歐文學與寫實主義

瑞典文學院今次頒獎給這樣一個大屠殺見證人，既有對抗野蠻的重大意義，同時，這也是對中歐文學、對傳統寫實主義的一個很大的鼓勵。凱爾泰斯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的母語是一個小島的語言。諾貝爾文學獎等於是對匈牙利文學的一種肯定。”“它將是對來自前蘇聯集團國家的作家的鼓勵。”

對於匈牙利文學，我們中國人了解最多的是裴多菲的一些優美詩作。由於匈牙利的歷史是一部力爭自由的血戰史，因此，匈牙利稍有價值的作家大都有點像裴多菲，擅長在作品中發表政論。但由於匈牙利語特殊難懂，它幾乎與周遭國家語言毫無血緣關係，因此，匈牙利文學不太為世界熟悉。在凱爾泰斯獲獎後，中國媒體對他一無所知，出版社甚至找不到匈牙利語的翻譯。

諾獎驚醒了匈牙利。匈牙利官方非常明白，第一個匈牙利作家獲得諾獎，這對匈牙利文學是一座雄偉的紀念碑，也等於是打開了這個中歐小國與世界之間的柏林牆。因此，匈牙利總理親自致電祝賀凱爾泰斯，文壇、媒體和廣大匈牙利人都紛紛表示“非常高興”，慶幸世界終於把焦點瞄準匈牙利的歷史和文化。長期以來，凱爾泰斯是一個被匈牙利主流文壇遺忘的人，現在，諾貝爾獎把他的名字鐫刻成金牌。

就連波蘭、捷克等鄰國的作家也為之高興，但凱爾泰斯是絕不會被匈牙利某些圈子看好的，對於極右派極端分子、反猶主義者和匈牙利沙文主義者，筆尖帶着硫酸的凱爾泰斯，是一個可憎的公開的敵人。當瑞典文學院宣布頒獎名單之後幾個小時，匈牙利書店賣光了凱爾泰斯所有的書，正在趕緊加印之際，憤怒的匈牙利右派報紙馬上對凱爾泰斯發起攻擊。這次諾獎對他們實在是一個致命打擊，因為凱爾泰斯的聽眾已經從歐洲擴展到了全世界。

人們在重視凱爾泰斯描寫的內容時，也注意到他冷靜的寫實主義風格。瑞典文學院新聞公報說：“ 在凱爾泰斯的風格中，可以明顯地感觸到一種拒絕妥協的姿態， 它使人聯想到一片濃密的山楂籬笆，以其棘刺防範不速之客。但是，他緩解了讀者難免引起的感情負荷，並且激發起一種獨特的自由思考。”

凱爾泰斯的小說不煽情，它不讓人們沉溺於同情和哀嘆，而是用細緻入微的心理描寫，讓人們去沉思。他說：“我不喜歡吼叫。”“我基本上是一個古典主義者。現代派文學沒有什麼不好，但很容易陷入荒誕中去。”這位在納粹集中營靠隱瞞年齡、吃麵包屑活下來的猶太作家，不但愛聽古典音樂，也深入研究過尼采、托馬斯－曼、加繆等人的作品，他因此可視為具有寬闊視野的歐洲文化遺產繼承者。瑞典文學院說他的作品是“見證文學”，其實他的現代哲學思考遠遠超過了見證。

一個符合諾貝爾精神的好選擇

在筆者看來，頒獎給凱爾泰斯，是最符合諾貝爾遺囑的選擇之一。遺囑對所有諾獎的共同要求是：“給人類帶來最大益處”，文學獎的特殊要求還包括“理想傾向”和文學上的“ 最佳”兩個方面。關於理想傾向，瑞典文學院前常務秘書阿連認為：諾貝爾首先是一個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者。那麼，“理想傾向”首先應當是一種道德理想，是與野蠻主義的一種對抗，是以作家對弱者的人文關懷為核心的。 

儘管瑞典文學院內部一直存在着堅持遺囑和忽略遺囑兩種傾向，個別院士甚至貶低“道德價值參照系”而抬高“試驗性藝術”，但這次頒獎表明，瑞典文學院仍然尊重一百年前設立的諾貝爾遺囑，並竭力用其正確的選擇“回到遺囑”。

02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