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承諾是靠不住的

送交者: 李亞軍 2018年03月06日02:10:0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習近平2018兩會新語習近平縱論新型政黨制度 “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 為何說它是“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用三個“新”字作出精準概括： ——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 ——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着共同目標而奮鬥，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 ——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範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於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 立三“新”除三“弊”。“新”，意味着統一和團結，意味着力量和希望。 除千年積弊，發舉世之未發。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無疑是“偉大政治創造”。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並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這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特色”。 “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 “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多黨合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就是這種民主最基本的體現。” 張千帆    　　笑蜀先生編的《歷史的先聲》日前在港再版，集中再現了1940年代新華社等中共媒體刊發的毛澤東等人支持憲政民主的言論。這本書所引用的都是中共領導人及左派人士的原話，沒有任何“造謠誹謗”的成分，卻還是沒有逃過被禁止在大陸出版的命運。究其原因，應該是“討債”味道過於明顯──中共當時對民主、自由、憲政、分權、聯邦制乃至反對一黨專制的承諾，六十多年後怎麼一個都不見兌現？言下之意，現在是兌現原始承諾的時候了。 　　對於中共的進步承諾，近來反憲政逆流的代表人物楊曉青的文章解釋說，這是當時“對敵鬥爭的策略”。換言之，這本來是一套騙取民心的謊話，是不能當真的；自由派別“拉大旗作虎皮”，拿這個來要挾現政權。這套言論和承諾當時確實“欺騙”了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加深了他們對國民黨專制政權的厭惡、對貌似反專制的共產黨的信任和親近。在那些因此而堅持留在大陸、拒絕蔣介石從海峽那邊拋來的橄欖枝、甚至千里迢迢從太平洋彼岸趕回來“報效祖國”、後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飽受磨難乃至冤死的高級知識精英看來，這套承諾很可能更像一個騙局。 　　但是，從不少歷史資料來看，諸如此類的“陰謀論”或“陽謀論”是沒有多少根據的。假如當時國民黨願意坐下來好好談，中共完全可能按其所提的憲政方案去做，並似乎已經採取了一定的實際行動。這也很好理解，因為在內戰開打之前，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相比老蔣的盲目樂觀，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倒是相當清醒。更不用說從中共建黨到“西安事變”，從來只有國民黨“老大”打共產黨“小弟”的份；雖然中共在八年抗戰中養精蓄銳、不斷做大，但還不至於有後來三年打垮國軍的自信。國共合作對它是有利的，提倡憲政、民主、分權、聯邦的效果是限制國民黨老大的權力，對它也是有利的。國民黨要回到抗戰前的一黨專政格局、重新“統一”中國，共產黨則只要能“劃江而治”就很滿足了，何樂而不為呢？ 　　因此，你可以說中共當年的憲政言論是一種“策略”，至少不能排除宣傳“策略”的成分，但是沒有必要把“策略”解讀成謊言。毛澤東當時主張憲政，很有可能是出自真心，但這也不是說他就是一個“憲政鬥士”；他顯然不是，但是當時的國共實力格局使得他認為憲政對中共有利，於是就支持憲政。 　　今天，我們已沒有必要糾結於中共支持憲政是出自真心還是假意。這個問題已經不相關，因為現實很清楚，1949年之後，中共不僅沒有兌現當年的承諾，而且憲政、新聞自由、三權分立、聯邦制乃至公民社會都成了報刊中不能出現的“敏感詞”。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這個道理簡單──格局變了。國民黨掌權的時候，憲政是限國民黨的政；現在還提憲政做什麼？那不是和自己過不去嗎？ 　　其實，沒有兌現的豈止是1940年代的承諾，1982年憲法不也承諾了許多權利嗎？有幾條是真正兌現的？紙上的規則和“潛規則”大相徑庭，這種現象在大陸是再正常不過了。 　　你可以從道德上批判它出爾反爾，但是沒有實力支撐，道德批判是蒼白無力的。當我們興高采烈地把所有生殺大權都交給一個我們認為“先進”無比的政黨，我們已經把自己降格為“政治奴隸”。主人能欠奴隸什麼“承諾”？即便以前做過承諾，那確實是出於“鬥爭需要”，不得不如此；現在事過境遷，兌不兌現我說了算，不兌現又能怎麼樣？當年“打土豪、分田地”，農民歡欣鼓舞跟着黨走；1950年代初，也確實分了幾畝地。但是沒幾年，土地又統統收回來，歸“公社”了，你難道還能不交？不要忘記，“國家”是幹什麼的，國家機器掌握在誰手裡。 　　你現在站起來向主人“討說法”，那就表明你已經不是奴隸了。不過，主人還沒有適應這種變化，他還和從前一樣把你定位成奴隸。他的主流邏輯是：只要你還沒有實力和我叫板，就慢慢等着吧。不要忘記，國家機器掌握在誰手裡！這個江山是我們先輩打下來的，當初也是在你們擁戴下得到的。 　　每每看到今日中國的困境，便不禁聯想起往日失去的機遇。清末是一次多好的機會！民初又是一次多好的機會！國共二次合作何嘗不是一次真正的機會！但是我們一次又一次丟失這些機會，不能只怪慈禧或醇親王，不能只怪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或毛澤東。畢竟，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是我們把他們扶上位的；至少，他們是在我們的普遍麻木和無動於衷下執掌權力的。我們在推翻舊政權的時候，是何其興高采烈、毫無保留，但是等到我們發現自己的處境正像托克維爾說的那樣，“被推翻的舊政權總是比替代它的新政權更好”，一切為時已晚；這個民族已經把自己的全部命運交給它的新主人，因而只有忍受更深重的苦難。一次又一次不智的選擇讓我們淪落到今天，每一次都讓我們陷入離憲政更遠、更深的漩渦…… 　　也許，這一切都是這個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貴學費。農民的輕信是無可指責的，但知識精英的天真爛漫是不可原諒的。長期浸淫在儒家正統的教條主義思維當中，中國知識分子對權力政治學從來沒有任何概念。我們從來只認“君子”、“小人”、好人、壞人。壞人便是絕對的壞，必欲打倒並踏上一隻腳、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而後快；好人便是絕對的好，可以託付身家性命乃至賦予其一切生殺大權，並天真地期待它作出過的“承諾”，而不知道這樣的“好人”即便有也鳳毛麟角，當你手裡已經沒有任何底牌的時候，你憑什麼相信他會兌現承諾？ 　　正如托克維爾對中央集權時的法國觀察的那樣，政治專制必然造成國民的政治幼稚，因為他們得不到由政治實踐走向政治成熟的機會。因為國民幼稚輕信，這樣的國家往往越改革越危險，因為它容易爆發革命。一遇到“壞人”政府，人民就鬱悶憤激；一遇到“好人”的承諾，人民就投懷送抱。專制政體使之無法近距離比較“好人”、“壞人”及各種承諾，並做出理性的政治選擇。 　　不誇張地說，近代中國所有“更壞”的政府都是因為國民（尤其是社會精英）的不智選擇而登場的。每當我讀到某個滿腔熱血的歸國精英慘遭“反右”或“文革”迫害的悲劇，心裡就泛起一陣悲哀。這是一個幼稚政治傳統所得的報應，因為他們所憧憬的烏托邦，其實就是一個公權不受限制的地獄。 　　當代中國大陸的憲政意識已今非昔比，約束公權的必要性已經成為官民常識，但是深陷於威權政治的不幸遺產之中，憲政仍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歷史的先聲》把中共曾經做出的憲政承諾再度呈現在我們面前，與其說是提醒執政黨兌現早已過期的承諾，不如說是提醒每一位讀者：承諾是靠不住的。更準確地說，它對每一個生活在大陸的人提出了關乎其切身利益的沉重問題：如何兌現執政黨對你做出過的承諾？要讓當年的承諾成為今日的現實，你該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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