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明演化的實際例證

前面兩節我們從理論上討論了文明社會的演化發展階段，這一節我們來分析一下人類歷史中實際發生的幾個例證。因為很少有一個不受任何外來文明影響的孤立的文明社會存在。所以，即使以相對長期獨立發展的中華文明來看，雖然由於其自身特殊的歷史地理原因導致了這個文明相對隔絕，但它往往是還未發展成熟起來，還未完整地經歷過三個發展階段，就衰亡毀滅掉了（改朝換代）。於是新建立的王朝一切又從頭開始，從第一個發展階段再次重新起步。而西方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以及近現代的歐美文明更是如此，更缺乏長期的、相對獨立的發展環境，當然也就更無法完整地體現出文明演化的三個發展階段了。因此，在這裡，我們只能從非常宏觀的角度、同時也是非常近似粗略的角度，來描述一下歷史中顯示出來的文明社會的演化階段。

讓我們先以近代以來的歐美文明為例。大致來看，從中世紀（在這裡我們可以近似地把中世紀看作一個準文明社會）走出來的歐洲文明，首先是經歷了一個明顯的民族國家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們可以看出行政系統在整個社會中起着相對來說更重要的作用。接下來，就是英國革命，以及隨後發生的工業革命，這時，市場系統逐漸發展壯大，並最終在社會中起到了主導作用（也就是上述的第二歷史階段）。再往後，以美國的誕生和崛起為標誌，理念系統逐漸在歐美文明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間又經過法國大革命（由啟蒙思想所引起）和蘇聯的崛起（一個完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而誕生的國家），並最終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後開始占據主導地位（也就是上述的第三歷史階段）。當然，在西方文明的理念系統中，指導市場系統的理論體系要遠遠多於、也重要於指導行政系統的理論體系，但無論如何，指導理念系統本身的理論體系，已經開始重於指導市場系統的理論體系了。其具體的表現就是，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等等這些理念系統的規則，其影響要強於市場系統的私有權的規則。美國的憲法中，已可看出這樣的苗頭。而且當代歐美國家在和其它國家相互駁難時，攻擊的往往也主要是對方國家中的言論思想不自由，而公有制倒在其次。

    我們再以當代（1949年之後）中華文明為例來看一下。從1949年到1978年，無疑是行政系統占據着絕對的壓倒優勢。從1978年到21世紀初，市場系統也開始在社會中占據着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外資外商本質上也是市場系統的一部分），當然其重要性還趕不上行政系統。而從21世紀初開始，理念系統的重要性也開始逐漸（儘管幅度很小）上升了。其初步的表現就是，每當行政系統要做出重大決策時，總要諮詢傾聽一下民主黨派及黨外專業人士的意見。甚至行政系統的最高領導們已經開始定期地請一些理論界的專家們到中南海上課。所有這些都標示着一種趨勢，即：理念系統的地位開始上升了。當然，目前，無論是市場系統還是理念系統，它們的重要性還遠遠低於行政系統，但我們已經可以隱約觀察出當代中華文明如下發展階段的徵兆了，即：從行政811式文明發展到行政622式文明，最終將發展到行政433式文明。

除了從歷史事實中可以大致觀察出文明社會的發展階段外，我們還可以從一些間接的證據來考察文明社會的演化階段。例如，世界各文明社會中的民間故事中都有着王子和公主的傳說，我們就可以間接地推知在文明社會的早期，都是以國王為代表的行政系統占據主導地位。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某個文明社會的思想發展史或者倫理道德的發展史中看出一些演化階段的端倪來。從美國的《獨立宣言》到法國的《人權宣言》，理念的規則越來越多，在人類倫理道德中占的權重越來越大。這一點在歐洲歷史上表現最明顯。中國由於長期行政系統占絕對優勢，倫理道德基本沒有變化。直到1978年三中全會以後，市場系統的倫理越來越多，行政系統的倫理越來越弱，理念系統的倫理也在逐漸萌芽發展。下面，我們再主要從外部，從不同文明社會間的相互關係的演化發展角度，來考察一下文明社會的發展演化階段。

先看一下不同文明社會間相互關係的演化發展。首先，歸根結底，人類畢竟起源於動物界，在人類的身上，也就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保留着動物的本性。或更準確的說，保留着動物界的規則習慣。動物界的行為規範是什麼呢？我們講過是弱肉強食。因此，當兩個原始部落相遇、或兩個文明社會相遇、或一個原始社會和一個文明社會相遇，如果雙方的力量過於懸殊，那麼，強大的一方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按動物的本性、也就是弱肉強食的規則（同時也是成本最小的方式）行事，強迫弱小的一方就範。例如，假設強者自身所信奉的是行政規則，弱者主要信奉的是市場規則，那麼，雙方相遇後，相互之間的交往規則就必然要以弱肉強食的規則或強者的風俗習慣規則或行政規則為準（視雙方實力相差的程度而定，例如古羅馬和迦太基之間的交往）。反過來也一樣，如果強者信奉的主要是市場規則，而弱者主要信奉的是行政規則，則兩方的交往規則就必然要以弱肉強食的規則或強者的風俗習慣規則或市場規則為主（例如1840年之後，西方列強與中國的交往）。

對於這一點，強者的一方往往也是直言不諱的。早期的例子如，強大的雅典出兵弱小的彌羅斯，雅典的使者對彌羅斯人直言：“大家都知道……正義的標準是以同等的強迫力量為基礎的；同時也知道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1978，414頁）晚一點的例子如，19世紀末，強大的日本欺負衰弱的滿清，日本的伊滕首相（時已退休）就直言不諱地對與他討論的滿清官員說（大意）：按照日本的觀念，只有強大的國家，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才有權力和別人平等地商談一切。

當然，早期人類文明社會相互之間的這種弱肉強食的現象還是和動物界有區別的，強者往往並非是一定要從肉體上把弱小的一方完全消滅掉，而是只要你接受我的行為準則，服從我的命令或服從（被強加的）約定就可以了。而且，和生物界中的“物競天擇”的自然選擇規律不同，人類與動物的最大一個區別就是，他可以向其它的人類社會學習。（動物之間無法相互學習，如一隻羊不能像狼學習長出利爪，也不能向大象學習長成龐大的身軀。）弱小的原始社會可以向其它強大的原始社會學習製造自然工具，而弱小的文明社會也可以向其它強大的文明社會學習製造社會工具，從而或慢或快地追趕上來。

總之，人類社會早期的那種一方過強，一方過弱的現象早晚會逐漸消失，而被若幹個同樣強大的文明社會並列的現象所代替。而且，隨着不同文明社會之間的相互競爭發展，人類終於發展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即，不同文明社會之間相互都掌握了足以毀滅整個人類、大家誰也活不了的核武器。此時，不同的文明社會之間的交往原則顯然就不能以弱肉強食為準則了。無論是從肉體上消滅對方的弱肉強食，還是要求對方完全按自己所信奉的規則辦事的弱肉強食，都行不通了。當然也不能以彼此過去所習慣（風俗）的交往規則行事，因為彼此的風俗不同。此時，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規則會來自何方呢？當然它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或從石頭縫裡蹦出來，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以戰爭為手段反覆試錯試出來，而只能從每個文明社會都具有的三大社會工具系統的規則體系中（這是不同文明社會都具有的唯一共同點）逐漸組合搭配生發出來。

例如，在第十一章我們中曾討論過，在國際關係中（各文明相處的關係中）大家所遵從的各項基本公律，我們都可以從中看到其和原始社會的基本公律及和文明社會中三大工具系統的基本規則之間的淵源、派生關係。當然，這些基本關係準則也不是一下就實行的，它也有着一個逐漸演化的發展趨勢。在早期的文明社會中是以動物界的弱肉強食規則為主，隨後是以原始社會的基本公律為主，而以三大系統的規則為輔，最終發展到以三大系統基本規則為主，而以原始規則、動物規則為輔了。而在逐漸展開的以三大系統規則為主的歷史時期又大致呈現出一種先略微以行政規則為主，後又略微以市場規則為主，最終又略微以理念規則為主的三大系統規則的綜合運用的發展演化脈絡。總之一句話，我們在國際關係（這裡我們以比較典型的歐美文明為例）的演變過程中，也能隱約看出文明社會三個發展階段影子。（見下表）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三大規則系列在國際關係中的綜合調配運用，是以相互交往的各個文明社會中每個文明社會各自的三大社會系統都大致處於一個平衡狀態為前提的。只有各個文明社會內部的三大系統基本上是均衡的，每個文明社會在同其它文明社會打交道時，才能實施並接受一種以三大規則系列調配為主要內容的國際關係準則。換句話說，如果在各個文明社會內部，三大系統都是失衡的，那麼在它們相互交往的國際關係中，也就不能以三大工具規則的均衡調配來做為國際關係的準則了。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們可以說，正像在一個文明社會內部，不同社會系統之間的均衡，是每個社會工具內部兩大定律、兩大法則之間保持均衡的有利條件一樣，不同文明社會內部三大系統之間的均衡，也是文明社會群體國際關係準則中三大規則系列保持調配均衡的有利條件。當然反過來看，我們也可以說，正像前面論述第三文明均衡原理時所曾指出的，在國際關係準則中，三大規則系列的均衡調配，也是進一步促使各個文明社會中三大工具系統保持均衡的重要因素。比如，中國在1978年以前的行政811式的文明形態就和當時國際關係中的冷戰有關；反過來，中國811式的行政形態又進一步加劇了國際關係中的冷戰氣氛。兩者互相影響，互為因果。與之相對應，中國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或者說從811式文明形態向622式轉化，就和國際局勢的緩和有關。反過來，中國的轉化又進一步加速了國際上的緩和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