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純
最近,華北油田出台了下崗職工重新上崗的新政策,其中規定:“雙職工都買斷工齡的,有一方可以上崗;離婚後的下崗職工等同於單職工,可以上崗。”此舉導致不少夫妻為了增加上崗機會,突擊辦理離婚手續,有時一天能達20對(據8月17日《燕趙都市報》報道)。
乍一看來,華北油田的這一政策無可厚非:相對來說,離婚後的單職工由於生活缺乏照應,往往更容易處於困難之中,因而出台向單職工傾斜的政策,其動機不可謂不良好。然而,這麼一項“動機良好”的政策卻導致如此荒唐的一種局面,箇中蘊涵,頗耐深思。
首先,一種容易理解的分析是,這一局面折射出那些下崗職工們生活的現狀———離婚的事實,畢竟使婚姻和家庭不再受到法律的保護。因而即便可以想見,這種離婚絕大多數只是權宜之計,但是也不排除有些確會弄假成真,假設如此,那些婚姻中的弱者便可謂欲哭無淚。
往更深一層看,該政策則是當前並不鮮見的“制度性羞辱”的一個標本。“制度性羞辱”,是社會倫理學家馬格利特在《正派社會》一書中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在該書中,他力倡這樣一種社會倫理規範:“不讓社會制度羞辱社會中的任何一個人”,“正派社會的第一原則不是做什麼,而是不做什麼”。根據這一原則,華北油田的這一政策,即便“動機良好”,亦應受到指摘。
華北油田這一政策的失誤,就在於其沒有守住“應該不做什麼”的界限。在“上崗”對人們充滿誘惑的情況下,明文規定有離婚證便可以上崗,實是對離婚行為的變相鼓勵,乃至無意的誘導。權衡之下,這樣的政策當然是不出台為好。顯然,如此政策,在客觀上已經對那些正為了生存而掙扎的職工形成“羞辱”———即便這是無意的。
如果說,讓某些職工上崗是為了解決其生活困難,那麼惟一應該參考的條件就是其家庭經濟條件,不能為了操作上的簡便,就不計後果地實施“一刀切”。而且我非常不能明白的是:華北油田到底還能提供多少“上崗”的機會?難道“崗位”數目是可以隨離婚人數變化而變化的嗎?如果不是,那麼如此一個政策,即便在操作層面上也是不嚴密的。
來自“制度”的羞辱,是最嚴厲的羞辱,是人們最感無奈的羞辱,也是最易被習慣的羞辱。“長期的羞辱確實會使許多人不把羞辱再當作嚴重的傷害,他們當中有的甚至還不惜以進一步的羞辱去換取物質利益”,於是,社會的整體羞恥感將會因此而麻木,進而,秩序也會因此而被破壞———就像為了“上崗”而離婚,勢必使《婚姻法》在此被虛置被架空一樣。因而,要追求社會的進一步和諧,即便不公平總是難以避免的,但我們必須向這些“羞辱性制度”開刀,首先確保“制度”不會歧視、羞辱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