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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日本軍醫的懺悔
送交者: 溪畔草 2005年08月29日13:41:4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一個日本軍醫的懺悔

 1934年,成績優秀的湯淺考上了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預科。他回憶說,當時單純地認為“認真學習,成為醫生的話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對於自己生活着的時代、國家一點也沒有去思考”(《抹殺不了的記憶》,吉開那津子記錄,日中出版社出版)。
 1937年發生了盧溝橋事件,冬天日軍攻入南京。當然,湯淺對大屠殺全然不知,也並不關心。

 1941年醫大畢業後他成為駒病院的內科大夫,在傳染病房工作。這是因為他認為如果去了戰地,傳染病的知識會有用的。當年10月志願做短期現役軍醫,進入旭川的步兵第二十八聯隊。6月徵兵檢查時被建議做軍醫。

 進入軍隊那年的12月8日,日軍攻擊珍珠港,開始了太平洋戰爭。1942年1月末他到山西太原附近的潞安陸軍醫院赴任。潞安陸軍醫院有1名中佐院長和8名軍醫。湯淺軍醫在這裡的傳染病房和病理檢查室工作。傳染病房裡收住着排菌期的結核病患者和傷寒、副傷寒、赤痢、斑疹傷寒、回歸熱患者30來人。

 上任40余日後的3月中旬,在軍官食堂吃完午飯後,西村慶次中佐(醫院院長,岡山醫專出身,外科醫生)讓干雜活的人退下,通知說:“下午1點開始手術演習,全體人員到解剖室集合。”

 湯淺想:“果然來了。”這是因為在慈惠會醫大做學生時就聽說過軍醫做活體解剖。那時雖然覺得可怕,卻也想試一下。然而事到臨頭,還是有些牴觸感。湯淺平時做什麼工作都很積極,這次去解剖室卻遲到了。雖然在那裡他已經數次解剖過死於結核、赤痢、傷寒者的屍體,但這天他步履沉重。

 空蕩蕩的房間足有三十多平方米,這裡不僅集合了潞安陸軍醫院的軍醫,還有師團的軍醫。

 房間左角有兩個男性農民被反綁着雙手站在那裡。體格健壯的那個沉默着,而黑皮膚、小個子、上了年紀的那個則嚇得一直在“啊呀——啊呀”地叫。

 護士把手術刀、截肢刀、截骨鋸等擺在手術台旁邊的桌子上。在手術器械稀里嘩啦的響聲中,軍醫和護士竟說着笑話,時而放聲大笑。這意味着“一切已是家常便飯,絲毫沒有什麼緊張的感覺”,不過是職業演示。

 湯淺學着周圍的軍官,裝出平靜的樣子,但還是忍不住問旁邊的平野中尉:“這些人做了必須得死的事嗎?”“八路(八路軍),要殺掉!”“噢,是嗎。”湯淺輕輕地點了一下頭。

 西村院長說:“那麼開始吧。”衛生兵一推,那個健壯的男人坦然地走過去,自己躺在了手術台上。

 湯淺感到意外,心想:“雖說是敵人,但值得佩服。也許是在日本軍的威勢前屈服了。”他相信是這樣。

 但另一個相貌貧寒的男人卻悲鳴着不肯前行。拿着刺刀的衛生兵越往前推,他越拼命往後縮。這個臉上帶着污垢的男人退到了湯淺的面前。

 已經80歲的老醫生向我講到這裡時咬着牙,竭力控制着眼裡的淚水。“自己無情啊!”他說。

 這句話包含着如此深刻的反省,使我感到那是第一次在與平時不同的意義上說出的。

 “不該做那種醜惡的事啊!”

 “站在了罪惡的立場上!”

 “新來的軍醫,有勇氣嗎?……大家都看着你呢!”

 “若是和這個髒傢伙扭打成一團,會弄髒我的白衣服。”湯淺一邊這樣想着,一邊做出威嚴的樣子:“前邊去!”他伸手推過去。

 往後退的農夫,由於突然從後面來的力量而失去了平衡,向前一衝,被順勢按在了手術台上。他仍然發出“啊呀——啊呀——”的聲音。“幸虧沒扭打到一起,”湯淺感到得意。

 農夫抓住手術台,支撐着身體。

 護士靠近農夫說:“躺下。給你打麻藥,不痛。”

 那個農夫也許因這番中國話解除了恐懼,被護士拽着躺了下去。“這個護士竟如此說謊!”感到愕然的湯淺扭頭看去,護士似乎笑着對他說:“怎麼樣,不錯吧?”

 靜脈麻醉後,農夫再也沒有起來。20來名軍醫分成兩撥,圍着兩張手術台,剝去農夫的粗棉布衣服,裸露出整個身體。

 湯淺軍醫注意到,農夫的身體上沒有傷痕,沒有拷問的痕跡。他覺得不可思議。這個男人沒有被審問過,被抓後就直接帶到這裡來了。

 後來,湯淺也成為實施活體解剖的組織者之後才知道,有關教育實習不是突然進行的。雖說西村院長是那天吃午飯時通知的,準備工作卻在這之前就完成了。首先由第一軍(華北方面軍的一部分,曾占領山西省)向各師團、旅團、陸軍醫院下達實施命令,然後由陸軍醫院的庶務主任進行準備。

 不僅是在上級有通知的情況下進行活體解剖實習,實際上,只要陸軍醫院向憲兵隊說“某日送來若幹個人”,就肯定有中國俘虜被送來,憲兵會抓來必要的人數。例如某個中國人被密告,馬上就會遭逮捕。因為並非依證據逮捕,很可能有被誣告的。無論怎樣,活體解剖同一般所說的“反正也得殺,正好派個用場”的所謂合理利用是毫無關係的。

 “並非是由於必須殺死而進行活體解剖,而是‘因為需要,務必送來’。因為那是救日本軍人生命的手術演習。就是為這個目的去抓人的。”

 一個軍醫為了進行腰椎穿刺的練習,將農夫的身體置於側臥位,正要插入針頭,湯淺問:“消毒呢”“橫豎是殺掉”平野中尉帶着吃驚的表情回答。

 腰椎麻醉後,將這個男人面向上放平,綁上手腳。接着用口罩捂在鼻子上做氯乙烷全身麻醉練習。掙扎的男人被摁了一會兒就發出鼾聲,睡了過去。

 首先由兩個部隊的軍醫做闌尾切除手術,也就是平時所說的盲腸炎手術的練習。在抗生素還不普及的時代,切開的傷口必須儘可能地小。按照兩根手指可以插入腹腔的長度切開後,由於沒有發生炎症的正常闌尾很小,找不到,於是再切第二次,還是不行。第三次把盲腸全部拿出來,切除後,縫合。

 接着由陸軍醫院的O中尉做上臂截肢。如果炮彈碎片進入四肢,造成嚴重創傷,只能截肢。在上臂和側胸之間深深插入截肢刀,用力轉一圈,將皮膚和肌肉一口氣切斷。初次做截肢手術的O中尉好不容易才將皮肉切開。

 截肢刀切到骨頭後,用止血鉗紮緊血管。然後將周圍的肌肉盡力往上推,截斷骨頭。這是為了儘可能使骨頭的截斷面往裡。大骨頭用鋸鋸,發熱揚起粉末,於是邊塗食鹽水邊鋸。截斷面用銼銼平。然後將神經拉出,為了避免以後疼痛,儘可能在深處截斷。最後縫合血管,慢慢放鬆止血帶,確認不出血,縫合肌肉皮膚,結束。農夫的臂沒有了。

 接下來,兩人小組練習腸的吻合手術。槍彈打入腹部會發生穿孔性腹膜炎,因此要將受傷的腸切除,進行吻合。兩個軍醫在腹部正中切開,取出腸,任意切除一段後進行腸道吻合,再縫合腹部。失去臂又被切除了腸的農夫的呼吸逐漸變淺。

 接着切開氣管。當胸部中彈時,血液會堵塞氣管造成窒息。使用叫作野戰氣管切開器的鈎狀手術器械,一個軍醫從脖子向喉頭部切開,帶着泡沫的鮮紅血液隨着呼呼的呼吸聲冒出。將冒出的血液清除。血液逐漸減少,剩下越來越微弱的哨子般的呼吸聲。

 手術演習進行了3個小時,在下午4點結束。部隊的軍醫都回去了,護士也都離去了,解剖室里只剩下醫院的醫師和衛生下士官七八人。

 “手術台上的兩個中國人還沒斷氣,仍在呼吸,就這樣扔到解剖室後面挖好的坑裡覺得難為情。西村院長用2cc的注射器向心臟注入了五六次空氣,但呼吸狀態沒有變化。我扼住脖子,壓迫頸動脈,呼吸仍不停止。於是我和O中尉用中國人的腰帶各拉住一頭用力勒緊脖子,可呼吸還是不止。

 “這時,後進入解剖室的大谷操衛生曹長說:‘靜脈注射麻醉劑,馬上就可以解決。’於是我把剩下的5cc麻醉劑裝入注射器,注射進左臂靜脈。注射了約2~3cc後,中國人連續輕咳了五六聲,停止了呼吸。

 “那之後肯定是衛生兵去收拾了屍體,我們在這之前離開了房間。”

 這天晚上,他不能平靜,和同事外出去喝酒。

 以上是1942年3月第三十六師團野戰部隊的軍醫進行的手術演習。由於是初次體驗,湯淺清楚地記得。

 我聽着這些講述,不禁啞然。我當學生時以狗為對象練習過全身麻醉、呼吸控制、腸道吻合;成為醫師後,在手術現場作為助手積累了一定經驗後,做過腰椎麻醉及闌尾炎手術,協助做過急救患者的大腿截肢。將這些需要花費一定時間去經歷的事情,用一個人做材料,3個小時就做完了。這同我通過文獻知道的人體試驗——穿刺採取肝細胞、使人處在寒冷狀態下測定死亡過程的溫度、將空氣注入血管致死等等——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是為了快速培養軍醫而使用活人做手術實習材料,然而這個年輕的軍醫作為人並沒有受到傷害。

 從那以後到戰敗為止的3年時間裡,湯淺軍醫連同第一次,共參與了7次活體解剖。其中5次是師團軍醫的手術演習,1次是衛生兵的新兵教育,還有1次是太原軍醫部的軍醫教學。

 除活體解剖外,湯淺還把從患者身上分離出來的傷寒菌、赤痢菌送交師團的防疫給水部。當時不知道用途,實際上是防疫給水部為了進行細菌戰,需要剛分離出來的更強的病菌。病菌經培養後,交付給部隊供作戰時撒布。

 湯淺1942年2月到山西省潞安陸軍醫院就任,3年半後的1945年8月15日,在山西太原迎來了戰爭結束。當時,在山西的日軍中存在着“回到混亂中的日本什麼也幹不了”,“留下來為中國盡力”的議論,這就是所謂“殘留運動”。其背後包含着“不想失去在中國積蓄的財產”,“回國後不知會被怎樣對待”等算計。居留民會會長河本大作原是參與炸死張作霖的關東軍參謀,後來成了山西產業會社的社長,是這些人中的頭號人物。結果,應國民黨軍的徵用,2700名武裝部隊人員、3000名技術人員及其家屬留在了當地。

 湯淺當時考慮:“如果日本人留下,自己作為醫師,也留下照顧他們。 當前需要我們。”東京被燒光了,回去也不知道幹什麼。同時,多少也有一些通過給中國人看病而補償中國人的心情。湯淺開設了日僑診療所,開始給日本人和中國人看病。留下來的日本軍人繼續和八路軍作戰,湯淺也做過隨軍的醫生。

 1949年4月太原終於失守,他被命令繼續在省立醫院工作。每天上午門診,下午在病房巡診,還給年輕的中國醫師講課。

 1951年1月發生了他無論如何也沒想到的事:他被送到了河北省永年的俘虜收容所,家屬也被收容到家屬隊。

 湯淺當時絲毫沒有罪惡感。他想的只是:“憲兵或是做凍傷實驗的石井四郎一伙人是做了壞事,醫師就是在戰爭中也沒犯什麼罪。”全然意識不到手術演習是一種犯罪。開始一段時間,他以為收容所大概是讓他們學習共產主義思想的地方,但當被要求坦白罪狀時,他開始對活體解剖產生了不安,疑神疑鬼。“這個收容所里有多少知情者呢?”“和自己一同幹過的人會保持沉默嗎?”隨着朝鮮戰事趨於激烈,湯淺認為“中國不可能戰勝強大的美國,情況會發生變化的。自己做過的事情不會成為問題”。

 被送進收容所卻並沒引起真正不安的另一個理由是中國政府的態度。中國方面反覆強調:“中國人民是寬大的。真心悔改、進行思想改造的,會得到原諒,可以回國;只是表面認罪,骨子裡卻頑強反抗的,終將會暴露出來,受到懲罰。”這在收容所里叫作“寬大政策”,是對日本戰犯進行所謂“思想改造”的政策。

 中國方面確實對日本俘虜採取了寬大政策。伙食供應比看押他們的中國士兵還要充分。被命令給日本俘虜看病的湯淺醫師甚至得到了報酬。

 他們集體勞動、學習和坦白罪行,聽二萬五千里長征和中國農民悲慘生活的故事,還聽日本俘虜講述解放軍士兵背着受傷的他在泥濘中行走的事跡。集體的感動引發了個人反省的情緒,他們紛紛流着淚悔恨“自己殺了如此困苦、如此善良地生活着的中國人”。反省和對中國方面的信賴相互作用,使他們開始坦白罪狀。如果使用《伊索寓言》中太陽和北風的比喻,可以說主要是靠太陽來促成反省;但也包含着這樣的警告:如果不坦白罪行,就會刮北風。

 湯淺坦白了活體解剖的事,但關於自己摘取大腦皮層和泌尿科醫師取出睾丸的事還是沒寫。他心裡辯白說這是依令而行,但又覺得是太骯髒、太可恥的幼稚行為。他的坦白書因為充滿辯解、缺乏反省而被退了回來。

 1952年末,朝鮮戰爭進入膠着狀態。湯淺等100多人作為戰犯被移送到山西太原監獄。乘偽裝的列車深夜到達後,分不清哪裡是哪裡,後來才知道是太原監獄。太原監獄那不正是湯淺他們對4名中國人做活體解剖的地方嗎?

 在太原監獄的最初3個月,約10塊榻榻米大的牢房收容了10個人,除非接受檢察員的訊問外,否則不允許離開房間。到了3月,待遇有了改善,伙食是米飯加魚或肉。6月湯淺患肺結核病倒了。這是因為他同有肺結核的同伴在牢房裡比肩而眠受了感染。發燒,咳血。中國方面用從蘇聯得到的抗生素給他進行了積極的治療。湯淺一心想回國,想和孩子們一起生活,同病魔搏鬥,終於控制住了肺結核的發展,恢復了健康。

 在此期間,湯淺坦白了一切罪行,包括先前隱瞞的事。他曾收到過一封信,是那個為教育補充衛生兵而被做了活體解剖的男人的母親,那個被自己殺死的男人終於不再單純是一個活體解剖的犧牲者,而是作為同親人共同生活着的活生生的人浮現出來。這使他感到了難以忍受的痛苦。那位母親是這樣寫的:

 “湯淺,你殺死了我的兒子我是他的母親。那天的前一日,兒子被抓到了潞安的憲兵隊。我追到了憲兵隊,一直在門口守着。第二天,門突然開了,兒子被捆着拖上卡車,不知要被運到什麼地方去。我跟在車後拼命地追,但纏着足,當然追不上,很快就看不到車的蹤影了。我四處找兒子。他去了哪裡,我一點兒也不知道。第二天有個熟人來告訴我。他說:‘大娘,你的兒子被帶到陸軍醫院,給活活解剖了。’我悲痛欲絕,幾乎哭瞎了眼睛。一直耕種的田不能再耕種了。我吃不下飯。湯淺呀,聽說你被抓住了,我向政府要求一定給你嚴厲懲罰。”(湯淺直接讀的漢文信件)。

 在昏暗的監獄中,他一個人不停地思考着,並想起了一些業已忘卻的細小事情。這以前他一心想回日本,想不論怎樣,好好寫個坦白書,通過檢察官的追究,而這時此類打算都消失了。他清楚地感覺到自己作為醫師是如何走過了一條扭曲的路。當初希望像父親那樣,做一個與患者共同生活的醫生,而事實卻完全相反那決不是自己的意志,而是被國家驅趕、被周圍潮流沖卷的結果。是否可以說自己曾是個毫無自我的人湯淺從心底里這樣想。

 在太原監獄,看守們吃的仍舊是小米飯,戰犯們吃的卻是大米飯,還有魚、肉等副食。這被解釋為要給俘虜們同自己國家生活相近的待遇。他們還可以在運動場打排球。1956年春又把他們分成幾個班,參加有關方面組織的參觀新中國的旅行。

 1956年6月,湯淺以免予起訴被釋放。中國方面把他自己的行為和上司的命令區別開來,在此基礎上追究行為的責任。即使如此,還是對他免予起訴。

 7月湯淺到達舞鶴,再乘火車到品川。離別14年後回到故鄉,很多人來迎接。除了對日本的復興感到吃驚之外,他還受到了一個不小的震動。

 來迎接的人中有過去一同入伍的醫師、護士。一個戰敗後馬上就回國了的軍醫說:

 “湯淺,你怎麼會是戰犯?那場戰爭是正確的呀!你堅持這樣說了吧,用不着遮掩。”

 “不是那樣。不是和你一起幹過那種事嗎?”

 “嗯?什麼?”

 戰後11年,他頭一次因為湯淺的話想起了活體解剖的事。一直在思考過去的湯淺醫師和前來迎接的醫師之間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不僅這位來迎接的醫師,從華北歸國的醫師們都是這種姿態。華北方面軍有30萬人,共有20個以上陸軍醫院。醫院的軍醫和野戰軍醫加在一起應有數千人,衛生兵和護士加在一起也有幾千人,但這些人誰也沒有就活體解剖的事說過一句話。只要其中有一個人說“做過那種事的人可是很危險的”,那麼誰也不會留在太原。不認為是罪孽,當然也沒有否認的必要。在“戰爭是悲慘的”這種籠統的解釋下,那些事情都被忘卻了,絲毫也沒留下記憶的痕跡。

 湯淺回國後立刻住進東京紅十字醫院,接受已出現空洞的肺結核病的治療,次年3月進入母校慈惠醫科大學內科進修。自1958年開始在東京杉並西荻窪診療所工作,直至今日。在做診療工作的同時,他一直參加日本的和平運動。

 歸國後的前6年,他沒有說過有關在中國犯罪的話。那段時間他要為生存而竭盡全力。如果那種事情被人們知道,患者就不會來了。不久,他得到了地區患者的信賴,終於能夠在和平運動的集會上暢所欲言了,但妻子卻不願意他多講。“妻子可能是由於經受過中國收容所生活的勞苦,不願再想過去的事吧。可自己真是挺孤單的”,湯淺說。

 關於在中國的戰爭犯罪,吉開那津子曾訪問過湯淺,出版了《抹殺不了的記憶》一書。許多人正讀着這本書。/戰爭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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