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絕不能遺忘,有些話不得不說。可是在這樣一個功利追星、娛樂至死的世代,太多不該遺忘的事情被遺忘,太多應該說的話沒人說,太多的傷痛留在了這些本來絕不該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受難者心頭──即使他們是那樣的高尚善良,即使他們遭受了太多的迫害和苦難,即使他們正是為了苟活至今的我們才挺身而出的。
16年前的今天,北京(也包括全國各地)的社會各界良心人士,包括市民、工人、幹部、學生,為了阻止戒嚴部隊入城血腥屠殺無辜學生和知識分子,甚至還懷着對人民子弟兵及共產黨的善良幻想,自發地趕赴各個交通要道,企圖憑着自己的血肉之軀,手無寸鐵地勸阻戒嚴部隊入城屠殺──結果不言而喻,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倒在了劊子手的槍口下,死不瞑目地成為了“6. 4”死難者;另一部分人受傷致殘,僥倖留下一條活命,這麼多年來一直艱難屈辱地活着,成為“6.4”傷殘者,如齊志勇、方政、龐梅青、黃林、張斌;還有很多人僥倖逃離屠殺現場,卻在“秋後算帳”和舉報中,成為“反革命‘6.4’暴徒”,被抓進各地監獄重判快判,刑期或長或短,有期、無期、死緩,甚至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成為“反革命暴亂”的替罪羔羊──更加悲慘的是,由於種種原因,16年來,這至少6、700人以上的“‘6.4’暴徒”群體,孤苦無助地承受了無盡的苦難,卻幾乎被我們遺忘貽盡。
在這些被自由陽光遺忘的“‘6.4’暴徒”中,有的筆者親自接觸過,有的是根據多年的訪談記錄下來的。現將這些殘缺不全的案例公布如下:
1、北京師範大學的趙剛、許敬、史虹揮等學生,他們僅僅因為把市民撿來的槍支展覽(後來交給了學校的保衛部),就被誣告為“反革命暴徒”,打入牢獄:趙剛被判刑5年,江蘇高考狀元許敬被判刑10年,史虹揮被關了1年後釋放。目前,趙剛和史虹揮都在北京生活,許敬到江蘇服刑後,現況不詳。
2、北京1個化工廠的青年工人齊輝,“6.4”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正好與我在204號樓19監號一起關過兩個月時間。他因是“‘6.4’暴徒”,長時間被帶着10幾斤的大號腳鐐。據齊輝在秦城監獄時跟我講,他在被押送到秦城監獄途中時,還被戒嚴部隊戰士從軍車上拖到野地里,毒打之後又澆上汽油準備活活燒死,後經他苦苦哀求,加上又有人來了,才免得一死。調整監號後,我就再沒有他的消息,只是聽說齊輝又被轉監獄了。
3、孫傳恆、劉子厚、胡忠喜、李寶芹、侯軍,被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重刑,當時這種罪名並不多見。孫傳恆是“工自聯”骨幹,被判最重,無期徒刑,屬於“‘6.4’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長的之一。在難友眼中,他為人謙和,勤學不輟,又是硬骨頭,多次和韓罡等“反革命”抗議勞改產品出口,向獄方提出改善獄內政治犯待遇的問題。孫傳恆常講:“我們的權利是爭來的,不是恩賜來的。”這些年孫傳恆身體很瘦弱,患有腰椎病、腸結核、貧血等綜合病症。他的父母年紀都很大了,每月依靠4、5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水電費和看望獄中兒子的開銷,所剩無幾。
4、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廠的工人。“6.4”那天,董盛坤正趕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見到處是火光沖天,到處是喧鬧的人 群,到處是人們的哭喊聲,他被慘烈場面驚呆了。當時,他最惦記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剛剛降生不久的孩子。於是,他不顧一切沖開雜亂的人群,騎着自行車飛快地往家趕。但是,在離家不遠的地方,他遇到了一隊軍人。擁擠在道路上的人群還沒有反應過來,軍人們已經向着密集的人群開火了,許多人倒下了。董盛坤當過兵,知道一些軍事常識,為了保護自己,他沒有跟着人群亂跑,而是甩掉自行車臥伏在路邊的花壇中。槍聲停了,軍人走了,他才從地上爬起來,狂奔進一條胡同,坐在街上的一個門樓下面歇斯底里地狂笑不止……沒過幾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名是放火燒軍車,證據是據說有一個公安特工記下了董盛坤的自行車牌號。為了不死在大兵毒打之下,他也只能屈打成招。最後法官留情,把董盛坤判了個死緩,留了一條命。終日生活在恐怖環境中16年,董盛坤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人格未變,他家的通信地址是:中國北京市崇文區龍潭西里16樓3單元8號。提起往事,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慄。
5、劉玉生,北京一家建築公司的工人。劉玉生平時就是一個熱心人,“6.4”時就更呆不住了,用他的話講:“解放軍都圍在城邊上了,作為1個北京市民怎麼着也得盡一份力!”誰都沒想到的屠殺終於發生的時候,劉玉生也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頭頂上密集的子彈,不時划過漆黑的夜空;街頭到處都是隆隆的坦克聲。軍隊過後,道路兩側的牆壁上布滿了彈孔。一些癱瘓了的裝甲運兵車、坦克車還停在路邊。軍人早已隨着大部隊跑掉了,只有上面的機關槍還可怕地對着街頭的市民。為了不使這些武器成為殺人兇器,他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機關槍從坦克車上卸下來,扔在了路邊。沒過幾天鄰里舉報,他就被軍人們抓走了。當時,軍人們對待“暴徒”的態度是“往死里打”,他也只能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他被定為“破壞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關押在第一監獄時,由於生存條件惡劣,他身上多處腐爛,最大的患處直徑達12厘米,難友們只能自己“治療”──方法是:先讓幾個人把他按住,然後由“主治大夫”用撿回的碎玻璃把他患處的爛肉刮掉,直到見到粉色的新肉;最後,在整理好的傷口上塗上食用鹽,用衛生紙縛住,“手術”就算完成,幾天后他的傷口竟然奇蹟般痊癒了。98年,劉玉生又大病一場,命最後保住,但小腦被摘除了。至今他依然認為,“6.4”那一晚他做了這一輩子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6、“苗大俠”,因為燒軍車被以“反革命破壞罪”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死緩,在監獄裡曾經有1次被管教武警長時間用7根電棍電擊而死不屈服,因此被難友們尊稱為“苗大俠”,真名反而記不住了。
7、王稼祥,年齡最大的“‘6.4’暴徒”,出於義憤,70多歲的老人參與了燒軍車的行為,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緩,1997年80多歲時死於北京第二監獄。
8、朱文義,因燒公共汽車阻止戒嚴部隊入城,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緩,關押在北京二監。
9、張燕生,因為在家裡抄出幾件軍衣,被以“搶劫罪”判處無期。
10、高亮,因為用磚頭砸爛軍車玻璃,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無期徒刑。
11、蔣生,因為在家裡抄出一些軍用設備,被以“搶劫罪”判處20年有期徒刑。
12、孫燕才兩兄弟,家住大興縣,因為用石頭砸入城戒嚴部隊,被交通攝象機拍到,被以“破壞罪”,1個判處17年,1個判處15年。
13、路洪澤,1個所謂“‘6.4’暴徒”,1998年4月突然生病,沒幾天就含冤死去(1998年4月18日);
14、另外,還有孫伯光、劉洪、宗景山等等被稱為“‘6.4’暴徒”的數百名良心犯……
據從北京市各大監獄服刑出來的韓罡、王國齊、陳晏彬、劉京生、康玉春等政治犯難友回憶,北京市各個監獄服刑的所謂“‘6.4’暴徒”,加起來最起碼不下6、 700人之多。單是在1990年12月25日,中國政府為了便於對“反革命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就把100名“‘6.4’暴徒”,從北京第一監獄轉到了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監獄。從此,一般只關押10年以上重刑犯的北京市第二監獄多了個通稱為“暴徒隊”的犯人中隊,長期關押有120個至130個“‘6.4’暴徒”進行集中勞動改造。而在北京市監獄管理局茶淀分局,由14個小監獄組成的監獄群中,還有3、4個所謂“暴徒隊”,每個隊一般有140個至160個 “‘6.4’暴徒”,都是被判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外再加上已經被槍斃的“‘6.4’暴徒”,如“6.4”幾天后即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斃,中央電視台進行了全國直播的7個“反革命暴徒”分散關押在北京其他各個監獄的“‘6.4’暴徒”,以及許多“失蹤”的學生市民和關押在全國各地的“暴徒”,不知道所謂的“反革命暴徒”到底總數有多少了!
必須指出,目前真相被捂得死死的,遠遠沒有揭示出來,筆者上述記載的,也只是遍及全國的眾多所謂“‘6.4’暴徒”、“反革命暴徒”中極少的20多個人而已。由於筆者無法去司法部門查找資料,只能找剛出監獄的政治犯了解情況,而政治犯與“‘6. 4’暴徒”又是分開關押的,所以他們的接觸面也有限,並且記憶也可能不準確。網絡上也僅有韓罡、韓東方等人寫的幾篇相關文章,更多的受難者需要被人們所記錄。而真相大白之日,恐怕得等到民主中國實現之後了。
記得1989年我剛進長春鐵北監獄時,抗議一個監獄管教無端毆打同號刑事犯,當即被他暴聲喝問:“你是什麼人?”我回答說:“我是大學生!”那個兇猛如野獸的“政府”即獰笑道:“好啊,又一個反革命暴徒!”6個管教、武警拖我出監號,拳打腳踢槍托砸,真的把我“屎都打出來了”,奄奄一息,後來他們才把我拖回監號,象死人一樣扔在地上,揚長而去。及至後來被轉送到秦城監獄單獨關押,孤獨難耐時大喊:“管教啊,再派一個暴徒來陪我吧!”博了難友們一笑,還被王丹先生寫進《秦城回憶錄》裡,我也絕不以被管教貶斥為所謂“反革命暴徒”為恥。
這些人數眾多的“‘6.4’暴徒”:存在以下幾個共同特點:
1、他們僅僅出於良知道義,做了一些義憤之下的勇毅之舉(甚至許多人還是被刑訊逼供的),就被當局當作“反革命暴亂”!
2、當局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從重從快”嚴加懲處,他們所被判處的刑期都非常重非常長,光是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暴徒隊”,就長期關押了120個至130個“‘6.4’暴徒”,很多人現在還被關押着,甚至一些人已經死在監獄裡。
3、幾乎所有“‘6.4’暴徒”,都是按照刑事犯來判處的,不是“破壞罪”就是“搶劫犯”,不是“故意傷害”就是“殺人犯”只有極少人是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的,有些政治犯也區別對待他們,這對這些真正的良心犯來說是很大的傷害。
4、16年來,外界極少對他們的了解和關注,也極少給予應有的救助和溫暖,更別說是為他們伸張正義、討個公道了!在這樣一個弱勢群體身上,沉沉壓着執政當局的殘酷迫害,和自由世界令人痛心的冰冷遺忘。
“6. 4”死難者有以丁子霖教授、張先玲女士為首的“天安門母親”在進行不懈的吶喊呼喚,“6.4”傷殘者有以齊志勇、龐梅青等勇士為代表在不斷的抗爭,“學生領袖”、“民運名人”更是光芒四射,八方呼應!這些群體都或多或少為自由的陽光所照耀、為人世間的關懷所溫暖,雖然仍舊艱難,但是也有一分慰藉,情況也算正常。可是,那些被“從重從快”判處了重刑、死刑的所謂“‘6.4’暴徒”群體,又有誰在替他們呼籲?!又有誰在為他們伸張正義?!又有誰在關心和幫助他們的家小?!沒有,幾乎沒有,除了李海先生千辛萬苦地尋找到500多名“6.4”受害者資料,並為此而獲罪9年大刑外,除了江棋生先生曾受託給過少數幾個 “‘6.4’暴徒”以幫助外──16年來,他們在監獄中承受了無盡的苦難,付出了極為慘痛的犧牲,他們的親人也陷入無際的迫害和痛苦之中┅┅
在這些“‘6.4’暴徒”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維林了,因為他隻身擋坦克,突顯了作為公民的不屈良知和道義勇氣──可是16年了,這麼多年來他在哪裡?他還活着嗎?沒有人知道,似乎也沒有人關心。成都廖鬍子(亦武)說:“這世界新聞太多,轉眼又被人遺忘了。”
在“6. 4”慘案16周年忌日的今天,我被困在上海警方的天羅地網中,無力掙扎。除了絕食自省24小時以悼念“6.4”死難英靈以外,我只能在飄曳黯淡的燭光下寫下這些文字,為這些同樣善良無辜,卻最為孤苦無助的“‘6.4’暴徒”群體,講兩句公道話,權作一個可恥的遺忘者,微不足道的一點贖罪。
(寫於2005年6月4日上海;修改於2005年7月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