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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頓大學校園大門正對着普林斯頓鎮中心的威瑟斯波街，這街用的是該校第六任校長威瑟斯波的姓命名的。 (John Witherspoon, 1722-2/1794-11；1768/1794擔任校長。) 威瑟斯波校長是新澤西州參加費城第二屆大陸會議的代表、《獨立宣言》的簽字人，所以有國父之尊。1789年北美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成立時他被推舉為第一任會長。 他去世後就葬在威瑟斯波街旁一個長老會的墓地里，離開校門兩個街口，順理成章。將近一百年後（1882），一個出生在普林斯頓鎮的新奧爾良商人圖蘭（John Tulane，1801-1887）打算向普林斯頓大學捐款，附加條件是校名改用他的姓，被拒絕。不過新奧爾良市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收下了那36萬美金，並改名“圖蘭”大學至今。

善事沒有做成，但圖蘭還是想把自己葬回到普林斯頓鎮，同威瑟斯波校長挨在一起。不過要求讓他墓穴塑像坐南朝北，這樣他就可以永遠背對普林斯頓校園，以示不屑。有人認為這個商人太不自量力。因為論資格、成就，這個墓地里有很多地位、影響要比他大得多的人。比如這裡葬着美國第22/24任總統克里夫蘭（ Grover Cleveland 1837-3/1908-6 ）；第三任副總統伯爾，（Aaron Burr，1756-2/1836-9）伯爾父親、普林斯頓大學第二任校長（Aaron Burr Sr. 1716/1757——1748-1757任校長）及他的外祖父，第三任校長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1703-10-5/1758-3-22 ）。此外，愛因斯坦的同事、匈牙利裔猶太數學家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2/1957-2）、蓋洛普民調機構創始人George Gallup（1901-1984）等也葬住這裡。所以有歷史學家稱普林斯頓公墓為“美國的西敏寺”。"The Westminster Abbey of the United States"。（見維基“Princeton Cemetery”）

副總統伯爾也是新澤西本地人。他出生後一、兩年裡其父母先後撒手人寰，而且外祖父不久也去世，所以伯爾成長過程中沒有沾附到父輩們智慧的恩澤。不過他少年早慧，13歲時被普林斯頓錄取、16歲就從該校本科畢業，然後繼續讀神學，後來還學法律，做過律師。在伯爾政治生涯里，他擔任過紐約州眾議員，州司法部長、參議員、副總統等職。不過他給歷史留下最重一筆是他在副總統任上 、為維護自己政治名譽而向前財政部長漢密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1755 or 1757）-1/1804-7） 提出決鬥 ，結果打死了漢密爾頓。

從時間上看，伯爾/漢密爾頓的生死恩怨可以追溯到1790年伯爾戰勝紐約州在任參議員、 漢密爾頓的岳父那刻開始，但是實際情況可能要複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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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4月，喬治·華盛頓、約翰·亞當斯宣誓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副總統，隨後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1743-4/1826-7）被任命為國務卿、漢密爾頓擔任財政部長。雖然總統堅持非黨不派，可他身邊的這幾位開國元勛在對憲法的解釋、聯邦和州權管轄範圍，民權，宗教信仰的地位以及同英、法關係等等一系列問題上持不同立場，從而產生分歧。1792年美國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開始成形，漢密爾頓是黨魁、綱領的主要編纂者，亞當斯亦屬聯邦黨人。隨後，傑弗遜創立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以同聯邦黨的各項政策針鋒相對，美國兩黨政治即告確立。1796年華盛頓宣布不再留任，那一年的總統競選就在聯邦黨亞當斯和民主共和黨傑弗遜等幾位中進行，伯爾也加入了競選。漢密爾頓則對伯爾展開一系列的批評和攻擊。最後亞當斯票數最多成為總統、傑弗遜得票其次擔任副總統，而伯爾排名第四落伍。

目睹黨派在政府運作及競選中的負面影響和作用，華盛頓在他卸任告別詞中用了很大篇幅針砭這種政治現象。他指出：黨爭在所有政府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其根源同人的本性有關，是人類思想中一種最強烈的激情，給不同時期、不同國家造成了消極的後果。他甚至使用十分嚴厲的措辭，認為由於這種紛爭的自然屬性加上人的復仇心態，黨派政治底下“一個派別對另一個派別的替代統治本身就是一種可怕的專制主義”。（......Let me now ... warn you in the most solemn manner against the baneful effects of the spirit of party generally. This spirit, unfortunately, is inseparable from our nature, having its root in the strongest passions of the human mind. ....... It exists under different shapes in all governments, more or less stifled, controlled, or repressed; ...... The alternate domination of one faction over another, sharpened by the spirit of revenge, natural to party dissension, which in different ages and countries has perpetrated the most horrid enormities, is itself a frightful despotism. ......）

四年後（1800年），傑弗遜邀請伯爾搭檔，挑戰並擊敗了在任總統亞當斯。競選中，伯爾公布了漢密爾頓過去撰寫的批評亞當斯的一系列文件，這引起了聯邦黨內訌，最後民主共和黨贏得了選舉。由於傑弗遜、伯爾兩人得票都沒有過半數，需要由眾議院（在聯邦黨人控制下）決定誰總統、誰是副總統。漢密爾頓利用他在聯邦黨內的影響力使傑弗遜成為第三任總統，而伯爾為副總統。漢密爾頓毫不掩飾他對伯爾的成見，在不久後寫的一封更為廣泛流傳的信中詳細說明了他對伯爾的許多指控，稱他腐敗、揮霍無度，極端的墮落，指責他在擔任立法機構成員的同時受益於一個荷蘭土地公司的利益，還批評他的軍事委員會並指責他以虛假藉口辭職，等等。（見維基Burr-Hamilton Duel）

進入1804年後，新一輪總統競選開始，這時傑弗遜決定不再同伯爾搭檔，伯爾知趣地退而求次、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加入紐約州長的競選。而漢密爾頓亦不停歇，為伯爾的競選對手（並非聯邦黨人、而是民主共和黨的人）站台背書，結果伯爾輸了選舉。伯爾把競選失利歸罪於漢密爾頓對他一貫的惡意攻擊所帶來了名譽損害。他去信要求漢密爾頓澄清、並收回對他的毀譽，被漢密爾頓拒絕。新怨舊恨，伯爾遂提出決鬥，漢密爾頓欣然接受這一挑戰。

漢密爾頓是華盛頓發現、提拔到身邊的得力助手，華的告別詞亦出自漢之手，可見開國先賢都不樂見黨派之爭。但是這兩百多年來，民眾並沒有把他們的告誡當回事。相反，中間立場選民則越來越少、兩黨分裂越來越嚴重，如今發展到已經勢不兩立的地步了。我覺得這大概可以看作是民主制度下的一個悖論：首先，黨派本來就是基於政治、經濟或者意識形態的共同利益和信念而結成的組織，它具有明確綱領和紀律，在民主制度下，黨派通過選舉獲得立法、行政權力進而推動它的政策。所以結黨必須排他、一定營“私”；其次，直至今天，兩黨成員一邊都認為黨派主義有害，一邊卻都堅信自己代表的是正直和正義，而把社會分裂的責任推給他方。確實，民主制度只是給兩黨爭權奪利一個公開對等平和的機會，而不是創造求同存異雙方一致的局面。倒是伯、漢兩人在政治競爭到最後雙方結下仇恨非要用決鬥的方式來解決倒是值得我們是深思。

1804年7月11日一早，兩人分乘小船渡過哈德遜河，來到曼哈頓對面的新澤西地界的一塊高地上。根據慣例，作為被挑戰者，漢密爾頓除了有先開槍的機會外，他還有選擇站立位置的權利。決鬥場地不僅西高東低，西立者東視則面對紐約城，那地形優勢可以影響心理狀態，漢密爾頓當然不會放棄。不過也有一種說法是，儘管漢密爾頓占據各種有利條件，但是他第一槍故意射偏，希圖伯爾也能跟進，這樣雙方既保全尊嚴，又不給對方造成傷害，但伯爾那時沒有那種慈悲。
如果這個說法真實，那就顯示在決鬥雙方，挑戰者的意志更加堅定，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受害者。榮譽既已受損，維以生命去彌補挽救。所以輪到他時，他擊中了漢密爾頓的腹部，致其次日死亡。那年漢密爾頓還不到50歲， 一個思想巨人、民主憲政締造者以如此方式逝去，實在讓人扼腕。

3

我們知道，歷史上決鬥通常在封建貴族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之間進行，這是決鬥行為的客觀性。不過光有這客觀方面還不夠。只有那些在主觀上把榮譽和尊嚴當作同生命一樣珍貴的紳士才會參與決鬥。兩者缺一不可。因為決鬥是以人格和自尊為提前，所以有決鬥便有自尊；無決鬥，則自尊可有可無。換一句話說，社會文明程度同人格、自尊有關，而決鬥則會起到提升和激勵的作用。另外，決鬥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理性行為。在紳士眼裡，提出或者接受決鬥的本身就已經起到保護、或者恢復自己名譽的效果。在準備實施決鬥的過程中，雙方總能達成某種默契而不實際傷害對方。比如伯、漢兩人在此之前都分別參與過多次決鬥，但最終是以妥協、退讓的方式結束。所以決鬥曾經是一種高尚的行為。

今天，決鬥已經成為非法而被世界各國普遍禁止。不過我倒認為，貴族之間基於情愛或者財利紛爭的決鬥可以禁止，而像伯爾、漢密爾頓這樣由於黨派政治相互批評攻擊導致競選輸贏而提出決鬥則應該允許。尤其是在民主國家競選活動的前和後，那些出於黨派政治利益而持續惡意攻擊詆毀陷害他人名譽和名聲的行為，應該允許被攻擊人提出決鬥的要求。因為它很可能是民主政治制度下一個有意義而且可能是很有效的行為。

應當承認，民主選舉是迄今為止人類發明的比較理想的政治制度，但它的缺點也顯而易見。尤其是美國。一方面，美國兩個大黨壟斷了社會主要政治資源，使獨立候選人沒有勝出的可能，這就迫使民眾跟着黨走；另外一方面，投票選舉領導人本來應該基於候選人自身的品質和經驗，但那操作起來比較困難，而選黨相對容易得多，所以相當一部分選民擇便行事。這兩個因素合成在一起，就讓社會朝左右兩極分化、分裂。又由於熱衷參與黨內初選的都是些具有強烈、極端立場的選民，這樣到了普選時，黨內溫和中間派則沒有其他選擇。還因為投票是基於黨派不同理念，但選舉結束後這種慣性不會自動停止，這就讓人繼續以意識形態左右道德評判機制。選民社會一旦陷入選舉這個來回不停的循環機制，黨派至上，結果往往連做人的最基本的好壞是非標準也被扭曲拋棄。比如家長教育子女在學校里不要bully他人，卻對自己推選的領導人相同行為網開一面、不以為然。本來，有人投票時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辦法，但實際上一旦其中一“害”勝選後，他/她倒立即成了一個完人。因為人都有自家孩子自家寵的習慣，那麼自己選的“領袖”也就自己愛了。其實候選人原本可能就是一個一戳即破的皮球，選舉制度讓民眾把這個球推到了山頂，如果沒有外部制約力量，這個球什麼時候從山上滾下來，它一定會砸死人的。

當然，民主國家經選舉產生的領導人，他的職責行為會有政治責任，而個人行為還有法律責任。承擔政治責任的一個標誌是被選下台。可是選舉不能天天舉行，所以只要上台就有一段時間可以恣意妄為。承擔政治責任的另外一種形式是受立法制約。但當國會在同黨的控制下，這種制約就徒有虛名。承擔政治責任的還有一種形式是媒體的監督。問題就在這裡。正由於美國這個民主國家現在只有媒體還在發聲、還在行使他們輿論監督的權利，所以他們就成了總統嘴邊的“敵人”，而且是美國“人民”的敵人。這實在是耐人尋味。

在使用中文的人群里大家都知道，在專制國家，統治集團常常要把“人民”掛在嘴邊，比如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人民代表，人民日報，等等。有人會問，一個政權根本不是“人民”選的，他們為什麼要披上“人民”的外衣？那麼現在同樣有人問，民主國家各級領導人都是從點票機里出來的，為何現在有人也要高舉“人民”的大旗？這實在都是好問題！其實同獨裁者一樣，民選總統常常也在扭曲事實掩蓋真相。這個真相就是：民主社會獨立的媒體，它們的鋒芒針對的既不是總統個人，也不是推舉他上台的選民，而是總統手裡權力。只有那走到權力中心後不想承擔政治責任、而且不惜挑起社會對立的無良之人才會把媒體打成是“人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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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美國，總統天天指名道姓攻擊媒體，給媒體貼“假新聞”的標籤而無需承擔任何政治責任，這是多麼荒唐和危險。當一個民選總統背棄民主政治原則，踐踏文明社會規範，整天撒謊耍賴、無端指控、侮辱、詆毀他人人格、品德時，議會不管、法律不管，媒體還要保持他們正直形象，那麼民間就必須要有另外一種制約手段。這就是伯爾/漢密爾頓決鬥對今日社會政治形態的意義所在。

平心而論，今日美國總統對他人的誣陷指控要比漢密爾頓對伯爾的攻擊要嚴重的多得多，如果社會允許決鬥，那麼CNN也許會先禮後兵，學伯爾要求漢密爾頓那樣，要川普具體指證那一天、哪一條新聞是假的，或者證明CNN全部新聞都是假的。如果川普拿不出證據，那麼CNN就可以要求川普收回並且立即停止那些無端指控並保證下不為例。如果這兩個合情合理的要求他都做不到，那麼CNN的法人代表、或者被川普多次當眾點名為假新聞機構服務的記者（如Jim Acosta）就可以向他提出“決鬥”。如果民選總統惡劣品行不需要承擔責任，那他和獨裁專制有什麼區別？

我們看到，自宣布競選、上台以來，川普的政治訴求、或者上台後的建樹（如果有的話，）都和推翻建制有關。這建制除包括多年來形成、完備的政府部門框架以及具體的政策，也包括一些無形的處事規則，還應該包括公民社會應該有的平和秩序，即civility。Civility這個詞在中文裡可以同善意、禮貌、尊敬、謙恭，平和、端莊等相對應。如果我們把視角稍微放大一點：美國現政府對內對外打破建制式的政策後果尚未顯露，但是這個總統對公民社會civility的損害則已經非常明顯。比如在兩黨兩百多年競選歷史中，一些基本共識是：競選時對方是對手，開票後則不計前嫌、握手言歡。候選人之間既不是敵對關係，更不會把對方當作罪犯。而四年一度的總統競選結束後，社會多少會有一段（把分歧擱置起來的）平和期，絕大多數選民也會自覺地不把政治立場和觀點充斥到日常生活中去。另外，新晉總統一般都有一種謙卑姿態，會去避免糾纏、牽扯競選失敗的對手以及自己的前任，我認為這都屬於健康的文明建制。這共識後面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失敗後退出舞台的政治人物歸隱於市井村野後不再擁有權力和影響，因此自然恢復過去的平民身份，那麼他們應該擁有一份安寧的平民生活；二是競選過程中信誓旦旦要讓人心重新振奮、國家重新偉大，那麼哪怕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哪怕媒體或者反對派的批評毫無根據，總統都要有那麼一點心胸和肚量，接受民主制度對政治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此所謂civility是也。

可是就在前幾天（8/9/2018），離開上次選舉已經過了將近兩年，川普還沒有放過他的前競選對手希拉里，繼續對她抹黑和誣陷。他在推特里又一次指名攻擊希拉里，說目前獨立檢察官對川普陣營勾結俄國人干擾2016年大選的調查是由不正之人希拉里出資以及她的主意。(It was started and paid for by Crooked Hillary and the Democrats. )他這是在利用總統的權力和影響力、明目張胆地對他人（private citizen）進行語言bully的行為。看他如此毀譽糟蹋競選對手，稍微有點獨立思考講點文明禮貌的人大概都會問，這哪裡還有一點做人的人格和尊嚴？

面對如今這種局面，我覺得這個社會應該有人站出來呼籲大家學一學歷史上伯爾和漢密爾頓那種古典紳士，學學他們是怎樣為了捍衛榮譽和尊嚴去面對挑戰、接受挑戰。我以為，一旦法律保障所有被峙強凌弱過的人都可以有適當的武器向權力挑戰，那麼局面可能會有所改變。因為根據目前的實際情況，我們知道川普既拿不出任何證據證明他對其他人的指控，他也無法指出媒體哪一條是故意編造的虛假新聞，他更沒有膽量回應決鬥的挑戰。如此，當政治、法律、道德都束手無策時，決鬥這個形式就可以遏制那些灰色地帶中的卑鄙骯髒行為。在“決鬥”這面鏡子裡面，川普那種陰暗醜陋的嘴臉則會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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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爾、漢密爾頓因政治而弄出你死我活的事情今天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不過在民主政治發展的道路上，美國走過彎路，而且還在走。從那個同情、支持蓄奴的演員在內戰停止後的第五天刺殺了林肯，到去年夏洛茲維爾白人至上主義者把卡車開向那反對遊行示威的人群，到今天那些戴着MAGA（讓美國再偉大）帽子參加當地助選大會的川普選民，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因為政治立場而殺氣騰騰。

“你以為你的筆比劍更有力？同AR15相比呢”？（Do you think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or that the AR is mightier than the pen?）有人打電話給紐約時報專欄記者（溫和右派）斯岱芬斯（Bret Stenphens）並在其辦公室座機上這樣留言。“媒體是美國人民的敵人。我希望墨西哥人（移民）會殺你，不過我更希望是黑人用槍擊中你的頭。”（You’re worthless, the press is the enemy of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and, you know what, rather than me shoot you, I hope a Mexican and, even better yet, I hope a n— shoots you in the head, dead.”）斯岱芬斯在他最新的專欄文章《川普的雙手將沾滿鮮血》結尾里寫道：如果針對媒體發生流血事件，那麼川普一定逃脫不了干係——而且那一天正在到來。（We are approaching a day when blood on the newsroom floor will be blood on the president’s hand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03/opinion/trump-fake-news-enemy.html

在民主社會裡，當立法司法道德輿論所有正當的制約力量對惡意陷害攻擊行為無能為力時，請允許公民向權力提出“決鬥”以避免流血以致造成新的內戰！

8-14-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