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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中國民主運動的“路線圖”
送交者: 武振榮 2005年09月03日09:32:0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引子:誰認為1989年的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運用正常的寫作議論文的方式來議論本文中的問題,那麼,決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夠勝任的,因此,我在議論的開始,就立即提出了一個時間段,假設它是議論中的“路線圖”中的一個“站”,在這個“站”上,我暫時地落下腳,然後做一個前瞻後顧,“圖”中的“路線”就有幾分的可觀了。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先談下面的一個問題。

(1)誰不認為1989年的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當然,要回答這個問題是比較簡單的,就是:1989年運動中的大學生們不那樣認為,那些在“幕後策劃”運動的“長鬍子的人”(何東昌語)也不那樣認為,包括趙紫陽這樣的黨內“改革派”亦不那樣認為;他們都認為89運動是同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的政治運動,無論是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可以說是標準的、純粹的民主運動,同文化大革命中的“動亂”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特別是對於一代大學生們來講,他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一場運動是他們用世界上最標準的民主方式作成的最純粹的民主運動(如運動中有美國的國旗,有17世紀英國哲學家的口號),沒有摻進一點中國式“動亂”的“沙子”。因此這場運動對他們來說,是問心無愧的。至於說這些可愛的大學生們和他們的“參謀們”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看法和認識,那不是本文要議論的問題,本文其所以涉及到它,乃是出於以下的議論在展開時必須要作一種對比的緣故。

(2)鄧小平為首的“8老集團”

鄧小平們是用“動亂”的這把尺子衡量1989年4月份發生的我們目前叫“89運動”的政治運動,在此以前他們已經用了這同一把尺子衡量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並且把毛澤東生前定性了的“革命”一下子就打成了“動亂”,所以當他們在認為1989年的春季又發生了“新的動亂”或者說“第二個文化大革命”時,是不能夠作壁上觀的,應當立即地“制止動亂。”

1989年4月20日,彭真打電話對陳希同說:“這幾天北京這麼亂,要防止出現第二個文化大革命。”同一天,王震打電話給鄧小平:“小平同志啊,這些學生要造反啦!”4月26日,何東昌在國家教委會議上說:“要記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決不能讓他們把娃娃們鼓動起來。”5月17日,在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說:“如果我們現在10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內戰,不一定都用槍炮,用拳頭棍棒也可以打得很兇。”也就在這個會議上,老奸巨滑的薄一波說:“這幾天為聲援絕食而連續進行數十天的遊行,甚至超過了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大串聯的年代”。也就在這個時候,身在上海即將要比“8老”拉出來當新的接班人的“江澤民就非常擔心”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重新出現,他十分憂慮地說“工總司有100多萬人呢”(見張偉國〈〈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為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最有力的人——李先念在5月20日的“8老會議”上,竟然抄着毛澤東的口氣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語言說:“我老早就說過,問題出在黨內,黨內有兩個司令部”。讀者們,如果說李先念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他們認定的“第二個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因已經坐上了趙紫陽這樣的“小毛澤東”,就已經使它的面目可以辨認的了。

(3)部分“專家學者”

1989年,那些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蹲過牛棚”的一部分“專家學者”們也是認為正在發生的學生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一部分人的數量雖然不多,但是他們的觀點卻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的。1989年7月中旬,我參加了由陝西省工業廳舉辦的專門批判89運動的政治宣傳幹部學習班,學習班上請來了陝西師範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著名的歐陽先生來“現身說法”,批判“89動亂”。不用說,老教授是“蹲過牛棚”的人,所以,他說這個運動如果鬧到了最後,真的成功了,那些肯定有人會象文化大革命中的他一樣地“蹲牛棚”,但是老教授究竟不是“8老集團”線上的人,他沒有說教授們要“蹲牛棚”,而是說“另有一小撮人”,在說這樣的話的時候,我注意到了他面帶諷刺的微笑。

儘管這種“專家學者”的認識和上面的“老傢伙們”的確是有區別,但是正在發生的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結論是一樣的。他特別說道,5月初的某一天,當他自己到西安火車站去看望本校上京的學生們的時候,發現火車站“人山人海,一片嘈雜、一派混亂的場面”後,“腦袋裡‘轟’的一下子就閃現出了一個念頭:‘這不是文化大革命又是什麼?’”正如我在《讀圖時代的民主錯覺》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在現代條件下,一個民主運動的圖像和一個動亂的圖像的區別是很難以辨認的,有的時候,民主運動的圖像套上了動亂的畫面,而動亂卻往往又會同民主運動的圖像重合。

在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引用更多的例子來說明我的觀點,只是大概的指出有相當的一部分在教育界工作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受到過衝擊的人,都認為大學生們是用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那種方式和方法來搞運動,因此這樣的運動如果最後地引起了工人、市民、農民的參與,使後者也象學生們一樣的組織起來,要求自己的權利,甚至起來造反,就會形成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天下大亂”的局面,那個時候,靠趙紫陽、胡啟立這樣的人去收拾局面,是完全不可能的。

(4)普通人的看法

對1989年運動的認識的分類性質的工作所產生出的結果,有一點的特別,那就是中國社會上的許多普通人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認為“89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們運用在過去的時代中所形成的那種簡單觀念來分析問題,是不是普通人民群眾和鄧小平等“同穿一條褲子”呢?其實,情況比這要複雜得多。我們如果要弄清楚這裡的問題,那麼,就得首先對上述人們想象的或者說認識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什麼的問題進行考察,然後再研究各種人所說的文化大革命在性質上有什麼不同?差距到底有多大?最後得研究一下上述的人們是如何把各自的想法和看法投射到“89運動”中去,也就是說一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為什麼在中國人的觀察和反映中竟然會產生出如此巨大的差異?

1889年5月18日下午,我從單位走了出去,要到咸陽市街道上去看一看,快到市中心的時候,迎面走來了我在部隊服役時的一位“老上級”,他老遠就跟我打招呼,情緒顯得非常的激動地說:“老武,你預言的第二個文化大革命到來了,你怎麼還能夠沉住氣?我剛剛從西安回來,西安市的形勢好極了,群眾幾乎都發動起來了,我們咸陽市還不行,死氣沉沉的……。”他越說越激動,最後“煽動”我“跳出來為大學生的運動說話,替人民吶喊,發表演講。”也就在那幾天,我朋友中間的幾個還在解放軍中服役的“鐵杆朋友們”也非常興奮地和我在一起談論即將在“全國出現的第二個文化大革命”,有幾次的談論是在大街公開進行的,並且談話時圍了不少的“聽眾”。也就在這個時間上,我已經意識到:此時此刻沒有參與運動的工人、市民和農民,對於正在發展中的運動最終要引起他們的參與的事情一點也不懷疑。在這樣的問題上,中國普通人對民主運動的敏感,不亞於大學生們。所以,那麼多的“圍觀”學生運動的人,哪個不是“別有用心的人”呢?說他們“摩拳擦掌,嚴陣以待”,可能有些過分,但是說他們“等待時機,以求一逞”卻是恰如其分的。因此,我在以前發表的幾篇有關“89運動”的文章中強調,鄧小平們的鎮壓如果再推遲一個月,那時的政治問題就不是可以用在北京殺人的方式可以立即解決得的了。

也正是已經意識到了上述問題之存在,我才對一場偉大的政治運動的自身性質的認定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可不是嗎?“設計”89運動的人和直接參與了運動的中國大學生們有着一個目的,這樣是用不着議論的問題,可是於這樣的問題並存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是:運動一旦具有了民主的性質,那麼它會按照自己的法則發展和前進的,而在許多的情況下,運動完全可以走上不顧及“發動者”們的意圖會在更加廣泛的意義上實現自己的價值。66運動之於毛澤東,89運動之於大學生和“長鬍子的人”,都是一樣的。1996年毛澤東的本意是要搞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但是這樣的革命一旦被“發動”起來,不是“無產階級的人”要參加進來是“勢之必然”,連毛也拿它沒辦法;89年的情況也是一樣,大學生們為保護自己的運動的“學生”性質,百分之百地拒絕北京市民和外地人的參與(湖南喻東嶽3青年事件就是例子),但是,從解放軍進城的那一天起,廣大北京市民“奉”“民主之命令”參與運動,給“純粹的學生運動”“摻”進了“市民”的“沙子”——這樣的事情若不是由民主運動自身內在的法則所支配的話,那麼它就永遠不會得到合理的解釋。

(5)通過歷史“淨化”了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如果說1966年的人民運動在“出生”時也“不乾淨”的話,那麼,歷史這樣的東西卻可以“淨化”它,使它“出生”時的那些“污物”或者“污點”在時間的“河流”中被“洗刷乾淨”——這就是我致力於“66學說”研究30年之最主要的體會和心得。雖然到今天為止,我對歷史這樣的事情和大家一樣也說不出些新東西,但是我總是看到了它對人類的作為具有“洗滌作用。”

我在後來的思考中發現,人們所說的“第二個文化大革命”有以下的3點被“淨化”掉了:1,毛澤東個人因素。如果我們要說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那麼,你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化大革命”誰會反對呢?因此在1966年,“7億人民”把人民群眾中間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我叫66運動)和毛澤東捆綁在一起,那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種現象,但是,在1989年的中國人民的記憶和回想中,我卻忽然發現了“第二個文化大革命”少了個毛澤東因素,大家都把由中國大學生們“發動”起的運動自然而然地看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誰也沒有想到要求助於毛的“幽靈”。2,沒有普通人害怕在即將到來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自己會“挨整”,也就是說在經歷了23年時間之後,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慘”了的不幸的人(“地、富、反、壞、右”)卻沒有任何害怕的感覺,即使被共產黨統治者視之為“社會渣滓”的人員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在運動被“整”,相反,他們還想要在運動中“撈一把”(民主運動允許的)。因此。可以這樣說除了鄧小平所代表的極端反動的那一幫子人(他們被毛澤東斥之為“黨內資產階級”)外,沒有普通人會對“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心懷恐懼,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解放意義在此時此刻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了。3,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傷害了不少的共產黨的基層幹部,他們好象被一把無形的“梳子”“梳”出來的“虱子”,全部地幾乎可以說都被“擠干”了,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在人們想象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沒有多少基層幹部害怕,相反在他們之中,同情和支持學生運動的人的確不少,其中也不乏有少數的想興風作浪者。

在這裡,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讓人們在研究和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換一個方式和方法,就是說通過對於1989年即將要發生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分析中發現的問題去試圖打破對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認識的那些堅硬的、甚至可以說是頑固不化的模式,從而對中國民主運動的現代源頭作一次徹底的清理,以便作到正本清源。源頭不清,我們的民主運動之水就是渾濁的,目前的情況正是這樣。

(6)一點想法

在搞中國的民主的問題上,我們要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力量,我們不是上帝,我們沒有摶土造人的能力,在動員人們參與民主化運動的事情上面,我們只不可能憑自己的意向和自己的想象去行事,任意地塑造運動和塑造人,我們必須要利用現有的民主的資源,而這樣的資源在我們的中國本身就是貧瘠的,所以我們更不應該浪費它。可是我們現在的情況就不是這樣,我們對我們中國的民主的資源缺乏認識,因此,我們把許多的本身是民主的東西或者說具有民主的因素的東西當成了專制的東西而企圖“否定”之,於是,我們就不得不變成為一些面目可猙的人了。我們其所以在20多年的時間內除了說空話外什麼事情也沒有干出來,原因也在於我們自己就是貧乏的人。雖然我們接受了多元化這樣的口號,但是我們卻沒有多元化的精神,因此一個文化大革命在事實上引申出多元的觀點和思想時,我們卻只知道由毛澤東生前所“灌輸”給我們的那個一元化的觀點。這樣,我們只知道有個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也有一個我們普通人自己的文化大革命——這樣非常淺顯的道理的了。我想如果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寫作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生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他又在北京大學任教,不變成“聶元梓第二”才怪呢?

於上述的問題相關的是,我們在研究1989年的運動時,也會作同樣的蠢事,我們對一個本來從中國的傳統中發生的運動,也是完全是中國社會的政治產物的東西卻要放到西方社會的時髦的框架中去解釋,說什麼“新權威主義問題”、“中產階級運動”、“合法性的破壞”、“非暴力主義的抵抗”等等與中國人民的感受格格不入的話,以表現自己是真正的理解那個運動的人,殊不知那個運動到今天為止還處在他們的理解之外哩。他們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場沒有傳統的完全新的運動,和以前的中國社會的“動亂”沒有任何的聯繫,而完全地忽視了它是一個發展勢頭還是沒有表現出來的運動,如果說在北京一地,這個純粹學生運動因市民自發地組織起來抵抗解放軍進城而變成了一場由“不同年齡的人參與”的民主運動的話,那麼除北京外的各大、中城市的運動僅僅是學生運動的事情誰可以否認得了?因此,我的意見是如果你不能夠勾畫出那個運動的發展的可能性前景的話,你對那個運動即使說出一大堆的話,又能夠幹什麼呢?

如果說在某些“專家學者”的眼睛裡,89運動是一個“拆除”一切的運動,那麼,我們的意思是:連89運動的形式也是從66運動“借來的”——這一點你能夠否認嗎?民主的運動和民主的行為不是一種“拆除”性質的東西,在民主的話語中有一種聲音很是清楚,那就是“你不能夠拆除一切!”如果說建設民主的行為好比是建設一座大廈,的確要出現對原有建築物的有拆有卸的情況,但是,這是有限制的行為,同共產黨當年“建設社會主義”時所運用的“剷除一切舊建築”的行為是絕對不同的,因此,你想把“共產黨社會的一切剷除掉”的行為會在客觀上造成把這個時期的人民建築物也給完全地毀掉!關於這一點,波普爾對民主的“零散工程”式的論述你也可能會接受,但是,你卻不會把他應用到我們中國民主化建設問題分析這樣的事情上來。如此這般,你會符合如下的一種聽起來很熟悉的聲音:“破壞的越徹底越好!”如果你有過文化大革命的經歷,你讀到這裡一定會說:“這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語言嗎?”是的,不錯,的確是,但是,我作當年的紅衛兵告訴你,我們當年不過是喊了這樣的口號而已,事實上,我們並沒有那樣作,最明顯的事情就是我們把毛澤東就沒有破壞,不但沒有破壞他,而是把他造成了我們的“神”,借着他“打鬼”;我們也沒有破壞“紅軍”這樣的東西,而是用類似於“藝術”的手段把自己“化裝”成了“新時代的紅軍”(我們那時頭戴八角帽,要束皮帶,打着綁腿就是一種“化裝”啊),這樣,共產黨社會在我們身上造成的壓迫,不是被我們以政治的方式訴說出來,而是以“文化”的方式和方法訴說出來了。於是,一個從政治上我們怎麼也解釋不通的問題(我叫它“66問題”)用“文化”的方式給象徵性地解釋了,這就成全了如下的事情:我們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專制的話語作了一樁民主的事業——這樣的事情你如果不同意的話,算什麼民運人士?

中國民主運動的“第一桶金”,不是1989年“開發”的,也不是1979年“開發”的,而是1966年“開發”的。因此,我斷言:未來的中國民主化運動將會是一個“已竟”了的89運動和“淨化”了的66運動。按照這樣的意思,我們就可以繪製出中國民主運動的“路線圖”,有了這樣的“圖”藏於我們的胸中,在從事中國民主運動的偉大事業時,我們就是胸有成竹的人了!

200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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