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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愛好和平嗎?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9月05日09:25:4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歷史向來不是溫情脈脈的說辭


“中國人自古愛好和平”——這是諸多流行的神話之一。誠然,就國際政治的層面看,這是一個有用的宣示,並在一定程度上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支持;不過,政治學和歷史向來不是溫情脈脈的說辭,而總是冷酷的計算和無情的現實。

一、擴張:進攻性與防禦性

“愛好和平”是人類的美好願望之一,但不幸的是,美好的願望往往總是在經過殘酷的鬥爭之後才產生的。從動物行為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種為了種族自相殘殺到滅亡而進化出來的一種抑制機制——動物界越是兇猛的動物(如狼、虎),抑制同類相殘的基因越強。人類幾千年來進化出越來越強大的武力,這種抑制心理也必然同步進化,以避免同歸於盡、滅絕人類自身。



中國人愛好和平嗎?

但在遠古蒙昧的時代,生存條件艱苦,要在這種情形下取得發展繁衍的機會,尚武是一種必要的精神。漢字中的“族”,起源於甲骨文,其字形象旗幟之下一支箭——旗幟是權威的象徵,箭則是尚武的象徵。丁山和張光直都認為,商王朝的基本社會組織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而其基本社會組織“族”(這裡當然是氏族,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就是軍事單位。

周朝的“周”,一般認為其最原初的含義為盾牌——這雖然並非一種進攻性武器,但也足以看出這個當時的農業民族,與這種武器有着密切的聯繫。並不奇怪,雖然後世的儒家多推崇周文王和周公,但這個王朝的實際奠基者是周武王——一個以其軍事行動推翻商朝的王。錢穆在《國史大綱》中也指出,周初對外控制主要通過沿河淮向東及沿漢江向東南兩路,並都帶有武裝拓殖的色彩,這是一種毫無疑問的擴張行為。

華夏族由一個侷促在黃河中游的小小氏族集團,逐步向外擴大影響,而春秋戰國(前776-前221)的五百年,乃是具有本質影響的一段時期。在這五百年中,諸侯均不遺餘力地執行對外擴張政策,並基本奠定了華夏族的疆域範圍。其中秦、晉、燕等諸侯,在分封之初的本意,就包含着周王朝希望它們對外擴張,與戎狄爭奪控制權的意味。

韓非子云:“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今世爭於氣力。”這句話赤裸裸地道出,在一個文明發展的過程中,隨着人口的密集化和國家政治的出現,國際間無政府狀態必然發展到一種強權政治。在這種情形下,沒有強大武力為後盾的“愛好和平”或如宋襄公一樣侈談仁義,是不堪一擊和可笑的。

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中,法家、兵家、縱橫家等思想中均包含有對外擴張的成分;墨家、道家雖主張非攻、小國寡民,但對急於富國強兵的諸侯來說,只是一種純學術,而於政治無益。秦入侵巴蜀、楚進占吳越、趙滅亡代北、中山,引起的只是各國對國際均勢影響的擔憂,並不見到有對他們不熱愛和平的譴責。固然,山東各國紛紛指責秦為“虎狼之國”,但這種譴責未必是單純出於人道主義,而更多只是對自己命運的擔憂,因為山東各國自身也一直在竭力擴張,未必見得就更熱愛和平。

到秦統一天下時,又出兵河套、嶺南,五百年間,華夏族的勢力遂得到極大擴張。至漢武帝開闢西南和河西走廊,基本已奠定漢族在此後二千年內的本土。

由此可見,華夏族基本的疆域仍是依靠一系列的武力擴張或武裝拓殖而來的;固然,諸子中也有鼓吹仁義、非攻的學說,但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成為一個主導學說的。這也是為什麼儒家的荀子見趙王,談的卻是兵法的原因。

二、擴張成本

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說:“大國的統治者一般是很少有鄰國可以作為他們的野心目標的:如果他們有這樣的鄰居,他們也早就用武力把他們吞併了。因此,這種國家的疆界就是海洋、山嶽和大片的沙漠,而這些地方的貧困竟保證了它們的不受威脅。”當漢武帝驅逐匈奴、開闢西域、占領朝鮮、東甌、征服西南夷,無疑他有發現自己已成為這樣一個“大國的統治者”,即他已經沒有鄰國作為自己的野心目標了,而帝國的擴張已經抵達它的自然疆界。

這解釋了此後兩千年內漢族政權疆域的穩定性:四周是大海、雪原、沙漠、高原、高寒山區……總之,是不適宜農業文明紮根發展的地域,在這些地方進行征服擴張活動,往往耗費巨大,但收益極小,並且不容易鞏固。

一個帝國的擴張取決於幾個因素:如可動員的人力/財力資源、自然環境的艱難程度、技術手段、遇到抵抗的強度、統治者的意志……以上簡潔來說,可概括為“擴張成本”及其承受能力。

換句話說,在前現代的條件下,漢武帝時代漢族勢力抵達以上自然疆域之後,擴張成本大大上升,而帶來的收益則急劇下降。如果說驅逐匈奴作為一種防禦性擴張,還在可承受的範圍之內,那麼出兵十數萬,只為奪取西域的天馬,就不能不使當時人深為不滿,因為這一帝國行為帶來的利益遠不足彌補損失。這也是明太祖劃定永世不征伐周圍諸國的原因。

後代的儒生反對對外戰爭,其根本的着眼點並非所謂“愛好和平”,而不如說是一種對擴張成本的承受力達到了極點。無論是反對隋煬帝征朝鮮、唐玄宗開邊;還是反對鄭和下西洋,最根本的一點是:這類活動消耗民力極大,即使沒有失敗,卻也沒有什麼有價值的紅利。但帝國的自衛-反擊,與成功的征服活動,並未遭到如此強大的反對——歷來文人多稱頌唐太宗擊敗突厥、明太祖驅逐蒙古的豐功。

同時,在一個帝國達到穩定態勢時,它自然會發現,高唱和平以維護現有秩序,是成本最低的統治方式——儘管這一行為有時並非一個有意識的冷靜計算的結果。正如羅馬帝國在擴張到一定程度後,也開始大談“羅馬統治下的和平”:這時它北方邊界已經抵達寒冷的條頓森林,南方是撒哈拉沙漠,西方是大西洋,只有東部還在與波斯爆發拉鋸戰。儒家學說在漢武帝時代起才得到獨尊,並非偶然。和平與仁義,是一切帝國的標準官方學說,而在一個強權鬥爭的時代,這若非示弱,就是自我保護的手腕。

對一些現實政治家來說,和平和武力不過是兩種可選擇的手段罷了,正如孟德斯鳩評論阿提拉時說的,“當和平能給予他足夠多的利益時,他是決不宣戰的。”漢宣帝聽說太子崇信儒術,發出了著名的嘆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三、愛好和平:願望與代價漢武帝時代之後漢族疆域基本穩定,但他仍進行了一系列成本高昂的擴張活動,如果“愛好和平”指的是不對外實行侵略擴張,那麼中國的反戰和“愛好和平”正是起源於這個時代。

我們可以想象:假如西域並非只有沙漠中的小片綠洲,而是如美洲一樣土地肥沃,那麼,漢武帝的征服活動大概更容易被接受,甚至被無地的農民認為是一個福音。自然,對中國史而言,擔當美洲這一角色或許應該說是南方——此後東北又扮演了這一角色。

當然,反戰和擴張並非僅受擴張成本這一因素的影響,事實往往更加複雜。例如明朝僅以武裝屯墾的手段控制了西南貴州、雲南一帶,但對北方蒙古族則十分無力;而清朝卻連續在北方用兵,控制了蒙古、新疆、西藏各地,在此期間,技術手段和人力資源並無質的變化,但清朝能進行這種征服活動,與統治者意志及滿清一貫的政策有密切關聯。

反戰與和平是美好的願望,也是必然隨着武器和戰爭殘酷性同步進化的。但一種理念,僅有其溫情脈脈的外表是沒有說服力的,正如《倚天屠龍記》裡殷素素問張翠山:“行善有什麼好?”張翠山一怔,他向來只覺得行善是自然而然的事,目瞪口呆之下只說:“行善便良心平安,心裡舒服。”殷素素冷笑:“我卻偏要把人害得慘不可言才心裡舒服。”張翠山說:“你強詞奪理。”殷素素固然是強詞奪理,但反戰、和平與其說是被人類的善良的願望所驅使、或因“人性本善”,還不如說是一種現實計算的結果。除了對擴張成本的無力承受之外,還有一種“水晶球效應”——如果我們現在通過水晶球都知道如果爆發核戰爭人類全得死,那麼也就不會進行此類擴張活動了。

但任何東西都不是絕對的。和平固然帶來紅利,但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擴張到一個無力逾越的邊界時,往往也就喪失了最初的活力,而開始慢慢腐爛。這個時候,對外擴張的血腥消散了,但內亂的陰影正在慢慢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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