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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危机与中国魂(1)
送交者: 爱小瓜 2004年09月05日11:31:0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信仰危机与中国魂(1)
内容: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机。第一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是出现在大约两千年前,周朝的没落和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期。那一次的信仰危机在五百年间的诸侯逐鹿中原,争霸混战中,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个诸子百家学说,百花争艳的思想活跃和文化复兴时期。


  另外两次则都是发生在近代。第二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即在封建皇朝面临崩溃时期出现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进而引发的打倒孔家店,否定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对封建帝制和传统文化的否定,使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西方各种主义和理论包容兼收地乘虚而入,填补了在这次信仰危机时期的思想和文化的空缺。中国从此进入了反帝,反封建,国内革命战争的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最终打垮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建立了新中国。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中国压倒一切的核心指导思想。文化,教育和艺术一切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第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是发生在建国以后的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它起因于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对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重要领袖和干部,以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职能的自我否定,伟大领袖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的连续三次重大失误,和在毛主席去世后, “四人帮”随即倒台和文革被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撕开了蒙在社会主义中国外表的美丽面纱,就像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使参与其中的千百万小人物,尤其是年轻学子看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动摇了伟大革命舵手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对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认识上产生了怀疑,彷徨,甚至否定。西方的各种思想和主义再次乘虚而入,填补和占领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主要阵地。这一次严重的信仰危机,同时引发了更为深层的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影响直至今日。


  这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发生在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期,是对人的价值,社会道德伦理和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叛。不同的是第一次信仰危机在春秋战国五百年的诸侯长期争霸战中,因为几乎不存在外来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由中国的先贤思想家们在原来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反思,过滤和发展,重新架构起了一统天下,集权专制的思想体系和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重新建立起了社会新秩序,缔造了中国农业社会的文明,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第二次和第三次信仰危机,则都是在对原体制和原文化采取断然自我否定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引进外来文化和外来思想取而代之。


  第二次信仰危机是对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体系,封建道德礼教和传统文化的否定。作为一种结果,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都未能得到实现,最终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照搬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也同时不由自主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精华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毛泽东思想应该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革命理论和社会实践的结晶,是指导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和农民革命走向胜利的保障,建国后更成为了全党,全国和中华民族的核心指导思想,有其水到渠成的必然性。中国经受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丧权辱国,人民忍屈受辱,终于通过千百万革命先驱的浴血奋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重新振作了起来,找回了自信心,并以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的胜利,和振兴中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成功,重新找回了中国的国魂。


  马克思在体弱多病的晚年,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走入低潮失望之余,他在《人类学笔记》中把希望转向了东方,认为非资本主义的俄国将有首先爆发革命的可能性,议论到东方社会有可能逾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而且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的这番议论显然违背了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违反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科学共产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共产主义更重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循续前进,而不能跳跃式地前进。封建社会的解体,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应用需要一个竞争的,开放的,流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和动力。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反应和提升,也离不开经济基础的现实。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进一步认为,资产阶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的经济便是革命国际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也使得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单独率先实现。


  然而,马克思的这段错误议论却被苏联共产党的军事强人斯大林所利用,引发了一场历时七十余年,席卷了苏联,中国和东欧,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空想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大实验。斯大林把“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封建专制的高压统治溶为了一体,以改造私有制,实现公有制为名,剥夺了私有财产,实现了对整个国家资本的控制,以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和统一思想的政治运动,实现了党,政,军大权独揽,以宣传和鼓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取代了人民民主议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成为了中国和东欧各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相继仿效的楷模,有其资本主义发展相当薄弱国家相应的社会基础,适合各国新统治者的理想追求和政治宣传的需要和统治管理国家,驾轻就熟,实用的可行性。


  智慧如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伟人,也没有能够摆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比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地位的诱惑,犯下了他在1940年所写《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左”倾空谈主义的大错。他忘记了他曾说过,“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一改过去深思熟虑,实事求是,善于理性分析的好习惯,轻易地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迫不及待地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一头栽进了这场斯大林设计的“空想共产主义”大实验。


  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的执著和狂热的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推向了神位,促使毛泽东在“空想共产主义”大实验中一意孤行,越来越偏激和固执,越来越自以为是永远正确,越来越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条件,同时逐步走向了亲手摧毁由自己和千百万烈士和战友,通过流血牺牲,浴血奋战,所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如果说建国后的“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针对的是阶级敌人,那么,在农村实行了合作化和在城市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则是把专政的利剑刺向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盟友和同路人。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批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及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更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昔日的亲密战友,已经担任着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原因是这些昔日的革命盟友和亲密战友,无法跟得上毛泽东天马行空的一意孤行,已经成为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阻力和斗争的对象。
第三次信仰危机,是对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解放后所犯下一系列重大错误的否定。1967年底,在炮打张春桥和炮打中央文革的过程中,一部分轻年学生认识到中央公布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国民党特务,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和“薄一波等61人自首叛变材料”是一个冤案,只是一种按照政治斗争需要网罗的罪名。这个事实被暴露,在这批学生中间造成了一场大地震,引起了一场怀疑一切,思想极度混乱的第一波信仰和诚信危机。1973年,毛泽东的第二任接班人,林彪的913事件,加重了这场信仰危机的蔓延。随着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被粉碎,文革被全面否定,更使这场信仰危机扩大到了全党,全国和全民。


  经过了文革的十年动乱,人民期待着安定团结,百废待兴,邓小平提出停止思想和路线争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注重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政策,迎合了人民的期望,开创了一个以加速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时期,并取得了成功。文革否定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而文革后复职的那些党,政官员,又同样以文革大批判的方式,反过来否定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基于必须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切身利益,这些文革后复职的党,政官员,不敢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发动了文革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不敢正视自己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不敢面对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严重错误,反而以文革中受害者的姿态,对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跟随着他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随后又服从了组织分配,学工学农,上山下乡,屯肯戍边,保卫边疆的一代青少年学生,展开了残酷的政治清算和迫害。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严格按照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思想道德要求,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学生,当年被毛泽东称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老三届,经历了文革的惊涛骇浪,亲身参与了,或者目睹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黑暗。在他们心目中,“绝对正确”的伟大领袖,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真诚追求的真理都出了问题,他们的信念动摇了,幻想破灭了,开始从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重新探索起中国的崛起之路。老三届这一代人吃尽了千辛万苦,饱尝了人间的冷暖,到头来却被文革后复职当了权的党,政官员当作叛逆,当作洪水猛兽。这些复职当了权的党,政官员把对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恶性报复和发泄,置于死地而后快,当作了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向上级表功,献媚的成果。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何况在建国后入党,参加革命的,非但不必抛头颅洒热血,只要无限忠于毛主席,紧跟党中央,做好驯服工具,站对了路线,攀上高枝,必然会官运横通,享尽了好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坚持阶级斗争,在文革中积极造反,紧跟中央文革,只要立场坚定,毫不留情,每次都是节节高升的大好机会。而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中,善于客观地分析问题,习惯于独立思考,能够不违背良知,独善其身的好干部,是很难存活下来和得到升迁的,这里涉及一个择优淘汰的逆向选择制度性问题。


  文革前,还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思想道德要求的约束,和老一代革命家以身作则的榜样,文革后可是连这一层的约束也不存在了。毁掉了充满了理想,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填平中国崛起之路的一代热血青年,更使这些大权在握的干部们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和贪得无厌的私欲,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促使了干部队伍比文革前更加速走向腐败和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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