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機與中國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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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機。第一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是出現在大約兩千年前，周朝的沒落和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禮崩樂壞”的社會轉型期。那一次的信仰危機在五百年間的諸侯逐鹿中原，爭霸混戰中，產生了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個諸子百家學說，百花爭艷的思想活躍和文化復興時期。

　　另外兩次則都是發生在近代。第二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即在封建皇朝面臨崩潰時期出現的一次反帝愛國運動，進而引發的打倒孔家店，否定傳統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對封建帝制和傳統文化的否定，使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和西方各種主義和理論包容兼收地乘虛而入，填補了在這次信仰危機時期的思想和文化的空缺。中國從此進入了反帝，反封建，國內革命戰爭的大革命時期。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最終打垮了國民黨的八百萬大軍，建立了新中國。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成為了中國壓倒一切的核心指導思想。文化，教育和藝術一切都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第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是發生在建國以後的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它起因於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革，對中國共產黨的大批重要領袖和幹部，以及各級黨，政領導機關職能的自我否定，偉大領袖在選拔接班人問題上的連續三次重大失誤，和在毛主席去世後, “四人幫”隨即倒台和文革被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撕開了蒙在社會主義中國外表的美麗面紗，就像開啟了潘多拉魔盒，使參與其中的千百萬小人物，尤其是年輕學子看到了事物的本來面目，動搖了偉大革命舵手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對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革命理論和社會主義制度，在認識上產生了懷疑，彷徨，甚至否定。西方的各種思想和主義再次乘虛而入，填補和占領了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主要陣地。這一次嚴重的信仰危機，同時引發了更為深層的中國社會的道德危機和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危機，影響直至今日。

　　這三次重大的信仰危機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發生在社會大變革的轉型期，是對人的價值，社會道德倫理和傳統文化的一種反叛。不同的是第一次信仰危機在春秋戰國五百年的諸侯長期爭霸戰中，因為幾乎不存在外來思想和文化的影響，由中國的先賢思想家們在原來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經過認真反思，過濾和發展，重新架構起了一統天下，集權專制的思想體系和君臣，父子，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重新建立起了社會新秩序，締造了中國農業社會的文明，奠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第二次和第三次信仰危機，則都是在對原體制和原文化採取斷然自我否定的基礎上，試圖通過引進外來文化和外來思想取而代之。

　　第二次信仰危機是對延續了兩千餘年的封建專制體系，封建道德禮教和傳統文化的否定。作為一種結果，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和毛澤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都未能得到實現，最終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戰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照搬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告終。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也同時不由自主地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部分精華有機地結合了起來。毛澤東思想應該可以被認為是中國近代革命理論和社會實踐的結晶，是指導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和農民革命走向勝利的保障，建國後更成為了全黨，全國和中華民族的核心指導思想，有其水到渠成的必然性。中國經受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喪權辱國，人民忍屈受辱，終於通過千百萬革命先驅的浴血奮戰，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重新振作了起來，找回了自信心，並以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的勝利，和振興中華，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成功，重新找回了中國的國魂。

　　馬克思在體弱多病的晚年，在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走入低潮失望之餘，他在《人類學筆記》中把希望轉向了東方，認為非資本主義的俄國將有首先爆發革命的可能性，議論到東方社會有可能逾越資本主義階段進入共產主義，而且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他的這番議論顯然違背了他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也違反了人類社會演進的基本規律。科學共產主義與空想共產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科學共產主義更重視人類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隨着經濟的發展循續前進，而不能跳躍式地前進。封建社會的解體，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的應用需要一個競爭的，開放的，流通的社會環境作為基礎和動力。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是社會存在的客觀反應和提升，也離不開經濟基礎的現實。科學共產主義理論進一步認為，資產階級為了擴大產品銷路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這種世界性的經濟便是革命國際主義的經濟基礎，這也使得共產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或局部地區單獨率先實現。

　　然而，馬克思的這段錯誤議論卻被蘇聯共產黨的軍事強人斯大林所利用，引發了一場歷時七十餘年，席捲了蘇聯，中國和東歐，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空想共產主義”烏托邦式的大實驗。斯大林把“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封建專制的高壓統治溶為了一體，以改造私有制，實現公有制為名，剝奪了私有財產，實現了對整個國家資本的控制，以統購統銷，計劃經濟和統一思想的政治運動，實現了黨，政，軍大權獨攬，以宣傳和鼓吹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取代了人民民主議政。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成為了中國和東歐各國共產黨革命勝利後相繼仿效的楷模，有其資本主義發展相當薄弱國家相應的社會基礎，適合各國新統治者的理想追求和政治宣傳的需要和統治管理國家，駕輕就熟，實用的可行性。

　　智慧如毛澤東這樣的一個偉人，也沒有能夠擺脫“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無比崇高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歷史地位的誘惑，犯下了他在１９４０年所寫《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的“左”傾空談主義的大錯。他忘記了他曾說過，“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就一改過去深思熟慮，實事求是，善於理性分析的好習慣，輕易地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張，迫不及待地率領全黨和全國人民，跑步進入了“社會主義”，一頭栽進了這場斯大林設計的“空想共產主義”大實驗。

　　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的執著和狂熱的個人崇拜，把毛澤東推向了神位，促使毛澤東在“空想共產主義”大實驗中一意孤行，越來越偏激和固執，越來越自以為是永遠正確，越來越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條件，同時逐步走向了親手摧毀由自己和千百萬烈士和戰友，通過流血犧牲，浴血奮戰，所建立起來的人民民主共和國。如果說建國後的“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針對的是階級敵人，那麼，在農村實行了合作化和在城市完成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後，１９５７年的“反右鬥爭”，則是把專政的利劍刺向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盟友和同路人。１９５９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批修，防修，以階級鬥爭為綱，及１９６６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則更是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昔日的親密戰友，已經擔任着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軍領導幹部。原因是這些昔日的革命盟友和親密戰友，無法跟得上毛澤東天馬行空的一意孤行，已經成為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阻力和鬥爭的對象。
第三次信仰危機，是對文革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在解放後所犯下一系列重大錯誤的否定。１９６７年底，在炮打張春橋和炮打中央文革的過程中，一部分輕年學生認識到中央公布的“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國民黨特務，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滔天罪行和“薄一波等６１人自首叛變材料”是一個冤案，只是一種按照政治鬥爭需要網羅的罪名。這個事實被暴露，在這批學生中間造成了一場大地震，引起了一場懷疑一切，思想極度混亂的第一波信仰和誠信危機。１９７３年，毛澤東的第二任接班人，林彪的９１３事件，加重了這場信仰危機的蔓延。隨着１９７６年毛澤東的逝世和“四人幫”的被粉碎，文革被全面否定，更使這場信仰危機擴大到了全黨，全國和全民。

　　經過了文革的十年動亂，人民期待着安定團結，百廢待興，鄧小平提出停止思想和路線爭論的四項基本原則和注重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的政策，迎合了人民的期望，開創了一個以加速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和平發展時期，並取得了成功。文革否定了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和各級黨和政府組織，而文革後復職的那些黨，政官員，又同樣以文革大批判的方式，反過來否定了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革。基於必須要堅持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切身利益，這些文革後復職的黨，政官員，不敢把鬥爭的矛頭對準發動了文革的黨中央和毛澤東，不敢正視自己暴露出來的問題，更不敢面對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嚴重錯誤，反而以文革中受害者的姿態，對響應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跟隨着他們參加了文化大革命，隨後又服從了組織分配，學工學農，上山下鄉，屯肯戍邊，保衛邊疆的一代青少年學生，展開了殘酷的政治清算和迫害。

　　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嚴格按照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思想道德要求，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少年學生，當年被毛澤東稱為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的老三屆，經歷了文革的驚濤駭浪，親身參與了，或者目睹了政治鬥爭的殘酷和黑暗。在他們心目中，“絕對正確”的偉大領袖，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真誠追求的真理都出了問題，他們的信念動搖了，幻想破滅了，開始從盲目崇拜中清醒過來，重新探索起中國的崛起之路。老三屆這一代人吃盡了千辛萬苦，飽嘗了人間的冷暖，到頭來卻被文革後復職當了權的黨，政官員當作叛逆，當作洪水猛獸。這些復職當了權的黨，政官員把對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惡性報復和發泄，置於死地而後快，當作了他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向上級表功，獻媚的成果。

　　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何況在建國後入黨，參加革命的，非但不必拋頭顱灑熱血，只要無限忠於毛主席，緊跟黨中央，做好馴服工具，站對了路線，攀上高枝，必然會官運橫通，享盡了好處。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鬥爭，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堅持階級鬥爭，在文革中積極造反，緊跟中央文革，只要立場堅定，毫不留情，每次都是節節高升的大好機會。而在這些沒完沒了的政治鬥爭中，善於客觀地分析問題，習慣於獨立思考，能夠不違背良知，獨善其身的好幹部，是很難存活下來和得到升遷的，這裡涉及一個擇優淘汰的逆向選擇制度性問題。

　　文革前，還有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思想道德要求的約束，和老一代革命家以身作則的榜樣，文革後可是連這一層的約束也不存在了。毀掉了充滿了理想，已經擺脫了盲目崇拜，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填平中國崛起之路的一代熱血青年，更使這些大權在握的幹部們可以無所顧忌，為所欲為了。不受制約的權力和貪得無厭的私慾，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機遇，促使了幹部隊伍比文革前更加速走向腐敗和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