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官司，趙燕同樣打不贏

中國女商人趙燕被被毆一案，其實我的同情心是在趙這一邊。一個無辜女人， 被一個五大三粗，訓練有素的男性執法人員所傷，無論怎麼說，總是令人噁心的。畢竟，人類同情弱者之心是與生俱存的。在美國的現實生活中，無端對女人的施暴男人， 往往不僅遭人痛恨，而且還會被視為懦夫。

但趙燕敗訴於刑事審判，卻是註定的。這不關乎我們我們的個人情感與好惡。刑事審判，第一是要證明被告的行為是“有罪”， 第二還要證明被告的行為是“蓄意”的。這裡面的難度非常之大。趙燕如何證明洛斯德警官的行為， 不是他“正在執法”的一個合理的延續，而是一種“犯罪行為”呢？其次，她如何證明對方的行為是“蓄意和有選擇性”的呢？假設洛斯德警官以往有暴力的傾向的歷史，或有選擇性執法的先例，則趙燕尚有獲勝的可能。問題是這樣的情況並不存在。她想獲勝，機率幾乎等於零。

現在考慮另外的一種可能性：即承認洛斯德警官的行為不構成“蓄意犯罪”。但他是否在執法的過程中有“玩忽職守”或 “大意疏失”的情形？換言之是否有“好人辦壞事”的事實存在？如果趙燕女士能證明這些情況，那麼她在下一輪的“民事審判”中， 當然就有獲勝的機會。

可非常遺憾的是，就我個人對這個案件的分析來看，她的獲勝的機會同樣微乎其微。

美國“民事訴訟”的重點，在於“疏忽確定”（Establish Negligence) 。也就是說，法庭和陪審員們必須確定被告的行為，的確存在一個非常明確的，因“疏忽”而產出的因果聯繫。如果趙女士可以證明洛斯德警官的確有“疏忽和過失”，導致她身心都受到的嚴重的傷害的話，那麼這個官司她就贏定了。

要確立洛斯德警官有否“過失”的第一種情形：是看一個警察是否做出了超過他“職業標準”（Professional Standard)所許可以外的動作。比如， 在洛斯德警官的警察行為守則規範中，如果明確規定對“女人”可使用的“辣椒槍”， 必須是某種特定的型號，但是他卻誤用了別的型號。那麼我們便可以相信被告的行為， 的確合乎“玩忽職守”的定義。

第二種情形，一個警察是否“該做不做，不該做的卻做了”。同樣也可以確定被告的“過失”。 打個比方：假如洛斯德警官的警察行為守則規範中明確規定：警察在動用武力前，口頭警告必須包括英語和另一種“外國語言”，而 洛斯德警官卻沒有這麼做。當他在對趙女士說“Freeze” 的時候，他忘了說中文“冷凍，立刻冷凍！”。或者，他的警察行為守則規範不允許對一個女嫌疑人有超過“二次以上”撞擊頭部的動作，但是洛斯德警官卻將趙女士的頭在地上撞擊超過三次以上。

但以上的這兩種情況， 如果都無法被證實的話，要取勝估計只有等待“奇蹟”出現了。

以和趙燕被毆類似黑人“羅德，金”一案為例。“羅德，金”輸掉的刑事審判， 但是卻在隨後的民事訴訟中大敗LAPD。其關鍵之處就在於有一盤錄影帶，證明三個警察在金被“制服之後”，仍然對他拳打腳踢（因為不解氣麼！）完全超出了“正常的，可以許可使用的武力的範圍”之外。金的律師團成功地使陪審員們相信：警員們其後所使用的那些武力, 完全是“過度的”（Excessive)和“不必要”的(Unnecessary). 換言之，律師證明那些警員們的確是做了他們“不該做”的事情。終於導致陪審團作出有利的判決，LAPD大獲全敗。

趙案中完全沒有這類有利的證據。我們解剖洛斯德警官執法的整個過程， 他起先喝令趙燕女士“Freeze”，然後他看到趙女士 “掏包”後，便使用了辣椒槍，進而將她撲倒在地。予以制服。 而這些基本動作，我想都沒有超出其職業訓練所允許的範圍，也是公權力所賦予他的正當執法手段。除非，趙燕的律師團能證明，洛斯德警官在她被制服之後，仍然在“過度”地使用這些執法手段。我想，這是趙女士唯一一個就機會獲勝的突破口。

其實，照我個人的看法，整個案件應該是一個不幸的誤會而已。趙女士不過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洛斯德警官正在辦案）， 到了一個錯誤的地點（訊問毒品走私犯的地方）做了一個錯誤的舉動 （掏手袋）。這裡面的悲劇因素就在於： 生活兩種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下的人，由於生活背景的差異，他們的情感，判斷，乃至於行為方式都是如此的不同。幾乎無法溝通。

有兩個例子是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是美國警察沖人喊“Freeze ”的時候。美國人都知道在這個時候，你最好不能有任何的“動作”。否則被打個鼻青臉腫還算幸運，搞不好送命都有可能。試想也是的：在辦案的高度緊張的過程當中， 作為一個警察，他怎麼能知道你“掏包”是為了拿護照，而不是掏槍呢？很多華人不拿警察的這個吆喝當一回事，動手動口的大有人在。結果就是吃啞巴虧。趙燕女士當然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第二個例子是趙燕女士在法庭上以“美國人民的朋友”這樣的個人情感陳述，說明自己被毆打之不當。也非常可笑，凸顯出中美文化的最大的不同點。中國文化的特徵，是以“關係”為是非判斷的出發點的。某件事情“可做”還是“不可做”，完全取決於這當事人的雙方，是否在這樣的“關係網內”－ 這包括了括親人，朋友，同學，老鄉，等等。 按邏輯推理，趙燕女士潛台詞意思是： 如果我不是你們的朋友的話，你們就可以這麼打我，可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這麼打我就不對了。－可這種試圖將個人感情關係來影響法律公正性的作法，中國人看來非常正常。可是在美國人那裡，這卻是一種非常不可思議的幼稚。朋友關係不可以凌駕於法律，秩序與道德規範之上，這在美國幾乎是常識。PETERSON 殺妻，“出賣”他的其最親密的女友。而多年前的“郵包炸彈客”，“出賣”他的盡然是自己的親兄弟和母親。對於美國人，尊重法律和秩序是流在他們血液和血緣里的。這是他們的文化。

因此，對於這麼一個悲劇事件，我除了對趙女士表示同情之外，並不認為她能在法律方面占有優勢。 法律關心正義和程序， 但並不一“保護弱者”。 我倒是希望大 家警惕，不要將這個孤立的法律案件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特別注意中國的下流媒體，會將其炒作成一個砸人的 “愛國主義”????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