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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趙燕案中的“華人立場”
送交者: 冼岩 2005年09月26日13:00:3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萬維讀者冼岩來稿:趙燕案中的“華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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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萬維讀者網 2005年09月26日 01:22 PM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冼岩來稿:於2004年在美國紐約上州美加邊界毆傷中國籍女遊客趙燕而被控的美國聯邦邊界調查員洛德斯,經紐約州府水牛城聯邦法庭長達三周的審訊後,9月8日獲一個以白人為主的12人陪審團裁決罪名不成立,使這宗曾轟動一時的案件再次受到全球華人關注。此案件發生後,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曾聯絡當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表示關切,駐紐約的中領館曾在案件開審時派員到法庭聽審,8日判決宣布後,駐紐約總領館對此感到震驚與遺憾。
法庭上洛德斯免罪的主要理由是:趙燕被打時,正值美國大選期間,美國國土安全的警告線已達黃色指標;當時美國邊界的巡防人員,面對極大壓力,必須假設任何人都有威脅;而當執法人員假設某人具有威脅時,他可依法施用武力。

如果上述理由成立,意味着美國執法人員在“國土安全警告線達到黃色指標”時,可憑主觀判斷對任何人施用武力;即使錯了,也能免責--這意味着執法人員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可隨意傷害他人、侵害他人基本權利。 但事實上,類似事件很少發生。這說明即使在特殊時期,執法人員對武力的運用仍然受到限制。既然這種限制不是法定程序上的(程序已賦予執法人員“假設任何人都有威脅”、“可以依法施用武力”的權力),它就只可能是內在觀念上的--正是一種尊重與保護他人基本權利的觀念意識,對執法人員的行為構成約束。

但是,這種觀念約束並沒有出現在趙燕被打案中。僅僅是路過、觀望,趙燕即被美國執法人員毆至重傷。其間趙燕的表現雖有驚慌失措,但均屬普通人正常反應;如果趙燕的反應足以導致被攻擊,那麼類似打人事件應該層出不窮。可見,此罕見事件的發生並非因為某一方當時的特殊表現,而是由於當事人雙方固有的某種特殊性。迄今為止,經媒體持續追蹤及庭審後,並未發現當事人之一的洛德斯比之美國其他執法人員有何特殊,但另一當事人趙燕的特殊性是明顯的:從外觀即可判斷出她是一個華人或亞裔。

依據已披露的資料,可合符邏輯的推測:正是趙燕的華人外觀使白人洛德斯“擔心她是恐怖分子或毒犯”,於是決定“施用武力”儘快將其制服。正是這種心理導致了洛德斯的打人行為,導致這一罕見案件發生。人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是一個白人作出相同反應,事情不會循此邏輯發生。

設計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需要人來執行,在程序規定之外,執行者的觀念決定着法律制度會被怎樣執行。作為人際劃分的重要標準,族群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執法者對不同人的不同態度,尤其是在只能憑外觀判斷的特殊情境下。在以白人為主流的美國社會,華人或亞裔在族群序列中處於末端,處於黑人、拉美人之後;僅比9.11後的阿拉伯人好一點。他們不但在觀念上遭主流社會無形歧視,更易在特殊情境下被白人天然假設為 “具有威脅”的潛在罪犯,這就是趙燕案發生的深層社會文化心理背景。

同樣的事不同人會面臨不同結局,同樣的行為可導致不同後果,這當然不公平。更不公平的是,這種“不公平”已被美國主流社會視為正當。在9月8日的判決中,法庭與陪審團對白人洛德斯行為的認同,實質是對主導其行為的族群觀念的認同。法律既是對社會行為的事前規範,也是對社會關係的事後調整,但法律同樣需要人來執行。當主流社會普遍存在某種偏見時,法律的判決將無法擺脫這種偏見的左右。觀念既然可影響人的行為,它也可影響法律的執行,而法律制度對觀念的影響卻有限。觀念是對現實客觀存在的反映,要改變觀念,關鍵在於改變社會現實。

為消除族群偏見,美國社會已作出許多努力,取得了不少進步,甚至因此形成新的“政治正確”,即以關顧弱勢群體的新觀念來抵消、抗衡原有偏見。但是,這些還不夠,尤其是在9.11後,偏見又得到加強。對於消除族群偏見與歧視,關注社會公平的人當然有興趣,但最強的驅動力只可能來自於受歧視的人群本身。只有加強這一群體的力量、擴大他們的聲音,才能改變偏見賴以形成的現實土壤。

被偏見覆蓋的人群其數量與掌握的資源在短期內不可能發生明顯變化,要強化他們的博弈能力、亮化他們的聲音,唯有加強他們之間的聯繫即自組織程度,使越來越多人凝聚成一個聲音、越來越多資源作用於同一方向。具體到華人,關鍵是要加強彼此間的觀念認同與行動協調,自覺在華人的整體利益方向上使力,這就是趙燕一案中的“華人立場 ”。歷史上美國黑人境遇的改善,也是通過這種共同努力實現的。

與美國黑人不同,在美華人在全球範圍內可獲得更多同胞的聲援,尤其是可得到中國政府的關注與支持。此次中國外交部長與駐紐約中領館對趙燕案的關切、中國國內輿論對趙燕的聲援,都構成這種消除偏見努力的一部分。這種建立在某一認同基礎上的自組織行為,與中國國內民間維權的進路是一致的。但是,一些致力於民間組織化維權的人士卻聲稱“趙燕只是趙燕一個人”,似乎其遭遇與其他華人無涉,不值得其他華人感同身受予以聲援。這種雙重標準的出現,實質是反對一切“對中國現行體制有利、對美國可能有害”的認同,將對待中國與美國的態度作為衡量其它一切事物的“基要”標準。這種將萬千複雜的社會矛盾簡化為一種基要矛盾,不容許其它內容沖淡、干擾此一主要矛盾的做法,與文革時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並無二致,其結果同樣只會消耗社會的資源與活力,只會帶來破壞與衰退,不會帶來建設與進步。

在9月8日的判決後,中國國內媒體開始分析趙燕在事件中因中美風俗習慣及法律制度的不同而出現的反應不當。這種分析當然是有益的,但其中也蘊涵了另一種不平等:作為開放社會與移民國家,美國法律的制訂與實施怎麼能夠僅僅依據自己的風俗習慣而不顧及其它民族的風俗習慣?美國人在中國涉及法律糾紛時,中方在執法時往往會顧及美國的風俗習慣,為什麼中國人在美國得不到同等待遇?

趙燕一案的民事訴訟將於9月下旬在美國進行,善良的人們只能希望:這一次法律程序再不要被族群偏見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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